16 英雄（Helden） （上）
很明显这里曾是战区，现在又是国际边界，真的很诡异。我们在距离铁丝网500尺①的地方录音，在那儿你可以看到一座高高的炮塔楼，还有一些双眼盯着我们的外国士兵。仿佛一切都在说，‘我们不应该在这儿录制唱片’。 ———托尼⋅维斯康提（Tony Visconti）
查理检查哨②，是来往东西柏林之间的著名门户。坐在大卫·鲍伊、伊基·波普和可可·施瓦布（Coco Schwab）边上的托尼·维斯康提，紧张地看着警卫对他们的护照进行仔细检查，他的同事们则面色阴沉，紧握着冲锋枪，一座低矮的瞭望塔透过正面的玻璃向下监视着这一切。“弗里德里希，你快过来！”正在检查的警卫突然呼叫道。车里的人都僵住了，只见第二名警卫快速地翻阅了护照—蓦地—两位身着灰色制服的普鲁士人手撑着腰大笑起来。
维斯康提跨出那辆梅赛德斯车，警卫们指着护照上的照片。“伊基银白色的头发下，露出一对小鹿斑比式的眼睛，”制作人如此说道，“鲍伊的照片大约是《太空怪事》（Space Oddity）时期的，留着那一头可怕的烫卷发。”这两位重新做人、洗心革面并且理了平头的明星背井离乡，在被迫沉默地接受这嘲笑后，终于驱车驶入东部，并将那破败荒废的建筑、被废弃的铁道线、顶着五十年代蜂窝发型的女人们和这荒郊野地统统抛诸车后。
假使警卫们略知一二的话，有些事情兴许会更令他们目瞪口呆，即这两位摇滚明星正在摒弃那些享乐与纵欲并存的西方生活，以及愚蠢的发型—确切说来，正是查理检查哨的枪口将这些价值观拒之于外—用大卫·鲍伊的话说，这给他和伊基·波普带来了崭新的“生活乐趣”。“这是接受教育，”伊基·波普说，“我们在这儿总想尝试去学习一些东西，并为之进行严格的训练。” ① 本文凡无另外说明的，皆默认为英制单位。 ② Checkpoint Charlie，位于柏林市中心的弗里德里希街（Friedrichstraße）和西莫街（Zimmerstraße）交界处，在冷战期间是非德国人在东西柏林之间通行的关口；从这个检查哨往北去即进入东柏林，往南则是进入西柏林。
在柏林，玩乐与所谓的工作总是互补的。完全不进行录音或者管理事务的工作周相当稀有，但的确也有不少日子任他们随意度过。也许大卫和伊基会将这样的一天用在温特菲尔德广场的古玩市场闲逛，或是徜徉在圣马蒂亚斯教堂旁的书店和咖啡馆。伊基通常都会早起，然后步行上5到8里路，所以他自称已经探察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缝隙。他们有时会在冬季搭乘快速列车前往万湖—哈弗尔河畔的一块湖区，并在玻璃屋顶下享受悠长的午餐。纳粹高官便是在不远处的庄园里谋画出了那“最终解决方案”③。在绘画方面两人也花了不少功夫，大卫向伊基展示如何准备画布或涂抹丙烯酸颜料。大卫作了一幅伊基的肖像画，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表现主义风格，使人联想到他们曾在桥社④—在格鲁内瓦尔德（Grunerwald）森林的松树荫下，一座小小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欣赏过的作品。在许多时候，他们常常会走着走着便突然上门拜访友人们，却只是为了打个招呼，仿佛回到了大多数人还没用上电话的六十年代。
与以前相比，他们如今的生活好似僧侣那般节制。两人对待自己的身体状况都非常理性：偶尔的放纵可以容忍，但海洛因—伊基昔日的苦主，是绝对禁止的。有天晚上大卫坐计程车回主街上（Hauptstrasse）的家时，司机说已经为他的朋友准备了一些“礼物”（the dooj）。大卫冷冷地警告司机仔说，如果他朋友得到任何“礼物”—海洛因的话，就会发生可怕的后果。但他没有对伊基提起这件事——小心翼翼地，避免显得控制欲过盛。他们尝试了能够找到的各种德国牌啤酒，但都是在柏林城里，而不是在那些泛滥的美国毒品圈——“那儿有种附庸风雅的周末药文化，”伊基说，“所以一到周末我们就会去见一些热衷于艺术的怪咖，结交些别的人，然后你有可能就会来一点可卡因，喝个烂醉，到凌晨四点才离开，再去三四个夜店这样子。”
许多本地人都知道鲍伊和波普是谁，但举止仍旧自然有礼。在一些鲍伊经常光顾的地方，比如在城里两家芝普（Zip）唱片店看见他时，人们会假装没有认出他。然而当大卫拎着装满唱片的纸袋离开后，粉丝们便会偷偷地去问收银员，“鲍伊都买了些什么？”('Was hat Bowie gekauft?') ③ “Final Solution”，德语为Die Endlösung，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的种族灭绝的计划及其实施，并导致最后的、最致命的最终解决方案（Shoah）阶段。阿道夫·希特勒把它称作：“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④ Die Brücke，德国表现主义美术社团。1905年成立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1913年宣告解散。发起者和代表人物有基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施米特-罗特卢夫（Karl Schmidt-Rottluff）和海克尔（Erich Heckel）等。Brücke-Museum，位于格吕纳瓦尔德的森林中，以展示桥社等德国表现主义画作为主，1964年由罗特卢夫捐建，1967年对外开放。
期间经常来来往往的访客们大都住在格胡斯城堡酒店（Schlosshotel Gerhus）。安琪（Angie）在1976年11月《低》（Low）完工之际来到柏林，属于最早的那拨人。从安琪的角度来看，很难断定她在那一刻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婚姻是无可挽回地破灭了。但是对其丈夫和他朋友想要改过自新的努力，安琪的蔑视态度多少表明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正在被漠不关心与不屑一顾荼毒。“不少人都爱上了这样一种想法，好好对待被你打败的人，然后你就可以把他们当成奴隶来使唤。‘我陪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怕你还藏着一些我未曾偷师过的东西。’这就是大卫远走柏林的内幕——真可悲。”安琪对其丈夫的反感也衍伸到了《低》和《白痴》（The Idiot）；她的看法则得到了其曾经的支持者兼老对头托尼·迪弗里斯（Tony Defries）的附和。鲍伊家当年在瑞士度过了圣诞，不足为奇的是这也将成为他们阖家共度的最后一个圣诞节。1977年1月8日鲍伊回到柏林，同伊基和若米·哈格（Romy Haag）一起庆祝他自己的三十岁生日。一周后的1月14日，《低》正式发行。
媒体和鲍伊的唱片公司对《低》的态度在这张唱片封面的映照下显得颇为怪异—唱片名和大卫的侧面照，构成了一个可视化的双关词：低调（Low profile）。而RCA对这张专辑的反应就是单纯的茫然无语。据RCA的新闻官罗宾·艾加（Robin Eggar）回忆，公司“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低》和《“英雄”》（“Heroes”）这两张专辑。发行它们只因为那是鲍伊的专辑，大家的态度全部都是—我们要对它们做些什么呢？”同样的，大卫对这张专辑的消极推销也使新闻媒体的报道相当有限。然而神奇的是，尽管《低》受到了如此普遍性的轻视，大部分的评论家却都意识到了这是鲍伊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大事件。未来的惠特布莱德奖（Whitbread-prize）得主，小说家蒂姆·洛特（Tim Lott）曾为《低》说过不少辩护的话—“鲍伊名下最为深奥的音乐作品”。在为《乐声》（Sounds）杂志写的导评中，这位作家在结尾时使用了一连串斩钉截铁的形容词。其结尾如下： “那么。这张专辑可能是 鲍伊的最佳。 伊诺（Brian Eno）的最佳。 机械音乐的经典之作。”
洛特将“声与影”（Sound and Vision）誉为专辑的“顶峰”；正如他的判断所料，作为一首成功的单曲“声与影”攀到了英国榜第三位（在美国榜上却停滞在第69名）。这就更令RCA感到困惑了，艾加说，鲍伊的胁迫竟让RCA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他对巡演专辑的拒绝，甚而听信了他的游说，同意发行伊基的《白痴》，并在1977年3月21日上市。大卫宣称他将为伊基而非其自己的专辑进行巡演推销，这种行为在RCA看来是其一贯藐视商业逻辑的完美延续。大卫接管了所有的巡演筹备事宜，他召集来《低》的吉他手里基·嘉迪纳（Ricky Gardiner），和一对兄弟—1972年10月大卫的第一次美国巡演期间，他们曾给过他一份录音样带。
亨特和托尼兄弟是喜剧演员索比·赛尔斯（Soupy Sales）的儿子。鼓手亨特和贝斯手托尼分别在12岁和13岁时就已经成为了音乐家联盟的会员；他们随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萨克斯管的传奇人物金·柯蒂斯（King Curtis）和其他爵士乐手四处表演；同托德·朗德格伦（Todd Rundgren）录制了他们的处女专辑，当时亨特年仅16岁。尽管吵吵嚷嚷、喧闹翻天，但一来到柏林，天赋烁人的兄弟俩便让大卫和伊基安心地将周末小放纵变成了一周七天乐。他们的日常行程一般是这样的：先在城堡酒店吃一顿晚晚的早餐，再从11点排练到下午5点，匈牙利红烩牛肉当晚饭，再小睡一会儿，然后跑到若米·哈格那里，或者是某个党卫军们常去的老酒吧，拨打桌子上的电话找人聊天或者睡觉，或是去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夜店，用托尼·赛尔斯的话说，那些地方让“我见到了大门乐队那张专辑⑤封面的现实生活版——一个侏儒手握一柄伞，站在酒吧边。”
简而言之，在乌发老厂（UFA⑥）内，排练紧张地进行着；满屋子老旧的档案柜及塞满其间的胶卷筒和古老的魏玛、纳粹时代的文件，被所有的乐队成员都给翻了个遍。赛尔斯兄弟俩看着这两位显得莫名互补的歌手闲聊、工作和休息。“就像两个校园男生在一块儿玩，好哥们儿，”赛尔斯说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很有爱的感情。大卫处于一种需要休整的境地，在背后支持伊基——这反过来也帮助了他自己卸下扮演大卫·鲍伊的压力。”
赛尔斯兄弟俩属于最先看着两位歌手躲入他们新的隐蔽所的那批人。当大卫与傀儡乐队前领队蛰居起来的消息在秋季不胫而走时，谣言就开始传开了。在那1976年，连像伊基的粉丝杂志编辑哈拉尔德·英豪森（Harald Inhülsen）这样的支持者也给歌迷们写信，猜测说伊基已经被大卫绑架并“受其摆布”。伊基被大卫利用为性奴的暗示已经广泛流传、娱乐众人，并被印刷成文。伊基本人对此付诸一笑，并否认了这些暧昧流言。甚至连安琪·鲍伊这种总是视其丈夫为剥削者的人也不这么认为，她眼尖地问到了实际的细节问题，“谁的体位会在下面？” ⑤ 意指大门乐队（The Doors）发行于1967年的唱片“Strange Days”。 ⑥ UFA，为德国全球电影股份公司Universum Film AG的简称，通称为乌发电影公司。1917年为反击外国电影公司在一战期间对德国的诋毁宣传而成立，先后经历了威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存续至今，是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制片公司之一。
对于怀疑者来说一个更为可信的说辞是，伊基不想失信于大卫：这极有可能和伊基在“大人物”（MainMan）的角色有关。但在《白痴》时期，大卫的行为是无私的，用亨特·赛尔斯的话说，这在令人厌烦的摇滚乐世界中是弥足珍贵的。“大卫的确是朋友般地爱着他。给予他人并非为了求得回报，你给予了就是给予了而已。”
就在1977年3月1日伊基的巡演开始之际，大卫从公众视线里的消失已成为普遍性的困扰，追随鲍伊事业的粉丝们怀着热忱对此讨论不休。对于伊基破天荒第一次个人巡演的首秀，大卫选择了曾在四年多前举办吉基（Ziggy）首秀的城镇——艾尔斯伯里（Aylesbury）。他愉快地问候了一些老熟人，比如承办方大卫·斯道普斯（David Stopps），并逗趣地问道，“像你这般好看的孩子还待在这个小镇干嘛？”当功放设备在海关被耽搁时，他坚持让观众入场等候。 曾在1971年为弗莱尔（Friar）演出设计过传单的克里斯·尼兹（Kris Needs）几乎见识过鲍伊所有的伪装，但这次所带来的震惊却是最巨大的。“差不多一年前这还是个可卡因吸得理应疯了的家伙，结果就在这儿穿着质朴的鞋子和夹克衫，也许还戴着伊基那样的平顶帽，完全坦诚地和每个人聊着天。” 场地开放后，观众们花了好几首歌的时间才注意到坐在舞台一边、弹奏着鲍德温电子琴的大卫·鲍伊。很快观众们就像分离的红海那样划成了两拨，因为市政厅里的一些粉丝们都伸长了脖子去看那键盘手，而他却故意地视而不见。另一些伊基的铁杆粉丝，像强尼·桑德斯（Johnny Thunders），还有性手枪（Sex Pistols）的贝斯手格伦·马特洛克（Glen Matlock）和诅咒（Damned）的吉他手布莱恩·詹姆斯（Brian James）这些特意赶来看伊基复出演出的伦敦朋克族，其注意力仍然停留在舞台中心。对伊基所展现出的新姿态，大家的反应是复杂的。强尼·桑德斯轻蔑地嘀咕：“伊基走卡巴莱⑦风格了。” ⑦ Cabaret，是一种具有喜剧、歌曲、舞蹈及话剧等元素的娱乐表演，起源于1880年代的法国，其后又有同类表演在德国柏林进行，盛行于欧洲。表演场地主要为设有舞台的餐厅或夜店，观众围绕着餐台进食着观看表演。此类表演场地本身也称为 Cabaret，较为著名的有巴黎的红磨坊。
随着去年12月性手枪在比尔·格伦迪（BillGrundy）的“今日秀”节目（Today Show）上的登台亮相，朋克运动终于迸发跃入了主流视野。对于以同年5月份鲍伊在温布利的“站到站”（Station to Station）演出为典型的体育馆摇滚，许多朋克族都装出鄙夷的样子；甚至他对伊基和卢——这一对朋克名誉教父的帮助也被认为是图谋私利。但对于他们曾从吉基时期的鲍伊那里学到不少东西的这一事实，几乎没有英国朋克族会去费心掩饰。纵然性手枪在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的告别演出上偷了鲍伊的话筒，但就像吉他手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宣称的那样，这种偷窃行为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钟爱之情。而对于那些正在尝试打破朋克传统，尤其是身处伦敦以外的人来说，鲍伊将会成为一束引路之光。曼城的快乐分队（Joy Division）会把《白痴》视作声音与情绪层面的模板，而鲍伊不久也会被回声与兔人（Echo and the Bunnymen）、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传声头（Talking Heads）等等乐队反复钻研。 与此同时，鲍伊那站在伊基侧面的低调而边缘的角色，就成了另一堂关于“如何定位”的活生生的教学课。像雷·戴维斯（Ray Davies）和皮特·汤森（Pete Townshend）这样的同侪很快将会迎向朋克风潮、系上窄领带，难免略失尊严。大卫这有些疏远的立场，倒让他显得更像一个内行人，而非一名追随者；何况他也是个相当不错的键盘手。但是大卫对伊基巡演的艰难程度估计不足，因为要不停地跟上伊基和势不可挡的赛尔斯兄弟俩很费力。尤其后二人都是现象级的音乐家——他们在音乐上几乎能心灵感应，也就是说他们甚至都不需要听到彼此的音乐便能保持同步——但他们却依存于酒精的烈焰、原始的能量和可卡因。贝斯手托尼回忆起“赤身裸体、晕乎乎飘飘然地穿过酒店过道……极度疲惫，然后为了遮掩这疲惫你就去吸食更多的可卡因。” 在这次巡演过程中，飞行恐惧症的消失蒸发标志着这是一个全新的、放轻松了的大卫。大卫和安迪·肯特（Andy Kent）搭乘一架波音747飞往纽约，并且感觉“非常好”——摄影师这么说。然而从乐队登陆美国那刻起，毒品吸食和狂躁行为的现象却在加剧。共同出现在“萧丹娜剧场”（The Dinah Shore Show）节目上的两人看着非常严肃拘谨，让伊基占据焦点的大卫则显得从容不迫，仿佛这两人已经变得不同以往的成熟，但在后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巡演成员们还记得在底特律的飞向房椽的满瓶伏特加；在加州指向舞台的那把枪；还有一只会走路会说话的洋娃娃，挥着一面纳粹旗帜行进穿过赛尔斯兄弟的更衣室。不久伊基就被某种新的狂大妄想症所占据，事情开始变得“非常黑暗”，贝斯手托尼·赛尔斯说，“那会儿我的身体状况相当糟糕，但我总能挺得住。” 大卫婉言退出了随后的伊基巡演，并相当合理地解释道，“药物滥用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我明白这是在要我的命。”第一轮巡演在4月16日结束于圣地亚哥，然而就在这几周后，他让自己再次置身事内，着手开始制作伊基的第二张专辑。这些录音将在位于克滕纳街（Köthenerstrasse）的汉莎（Hansa）进行，毗邻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和柏林墙。当录音工作开始时，伊基还说道，“我觉得大卫对我的摇滚表演讨厌极了，然后我对他的这种感觉也肯定讨厌极了，所以就发生了很多争执——但换句话说，我们真的是很投入。”
简单概括，鲍伊对于这张最终脱胎为《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的专辑制作是充满驾驭力的。当听见吉他手里基·嘉迪纳胡乱奏出一段悦耳的即兴乐段时，他就建议伊基在它的基础上创作成“乘客”（The Passenger）一曲。在“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和“古怪的罪恶”（Some Weird Sin）这两首中，他自己的曲调则显得强力而雄壮。在录制期间，鲍伊还展现出了难得的灵活性，时刻准备着调整计划，譬如当伊基想敲定另一种人声概念时。伊基形容自己在这段时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那时我靠红酒、可卡因和德国香肠活着，睡在一张小床上，只有冷水的淋浴器。”（他还说其他乐手都嫌弃他，因为他只有冷水淋浴器，还从来没洗过。） 此时，伊基已经和女友艾斯特·弗里德曼（Esther Friedmann）搬进了他自己在后院的公寓——位于主街155号后部的仆人住房，以维护其自身的独立性。歌曲“成功”（Succes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对大卫创作的旋律感到不满意——他称其为“那讨厌的低吟玩意儿”，伊基早早地来到录音室，在赛尔斯兄弟那轻快的中速节奏上，用更为简单而精简的调子灌录了这首歌——被卡洛斯·阿洛玛（Carlos Alomar）喻为“受控的驰骋”。正如其歌名所及，它宣称成功正在到来；伊基那意识流的歌词——汽车、中国地毯云云——是最为辛酸的，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将串通起来，与他在歌里所描述的极尽奢华背道而驰。 16（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