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在当代中国
早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美诗人，是当属何塞·马蒂(JoseMartí)和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聂鲁达因为是当代诗人，又是智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两次应邀访华，所以在50年代，他不仅是作为诗人，而且也是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为中国人所知晓。
1948年的《世界知识》第15期上，曾经刊登柏园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公开信》，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聂鲁达文章的中译。公开信可能是聂鲁达于1947年在委内瑞拉的《国民报》上发表的《致千千万万人的谈心信》。1946年3月，聂鲁达出任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Videla)的智利总统竞选全国宣传负责人。因为魏地拉许诺，他一旦当选，就宣布智共为合法政党。在智共和聂鲁达富于成效的宣传下，人民以压倒多数选举魏地拉为总统。但是，魏地拉刚刚坐稳权力的宝座，就公然与右派合谋，背叛革命，宣布智共为非法，在全国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实行严酷的新闻检查。聂鲁达当时是议员，他利用这一受宪法保护的身份和国际声望，在委内瑞拉发表了这封著名的公开信，向世界揭露魏地拉政府的罪行。智共将该信印刷了30万份，在智利的城市、乡村散发。犀利尖锐的公开信激怒了魏地拉，向智利最高法院控告聂鲁达。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会发表最后一次讲演《我控诉》，之后被剥夺共和国议员身份，2月5日遭全国通缉。从此聂鲁达开始逃亡生涯，四处藏匿，直到1949年才翻越安第斯山逃出智利。1949年4月反法西斯的文化界、知识界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聂鲁达突然奇迹般出现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一直为聂鲁达生死未卜而难过的代表争先恐后拥抱他。这粉碎了魏地拉政府散播的关于聂鲁达仍在智利警察包围中的谣言。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在巴黎会见里尼鲁达》，1949年中国的《世界知识》杂志第21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的译文。
对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聂鲁达就是与左翼、进步、战斗、反法西斯等一系列政治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理解的传统，直接影响到整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对他的译介和接受。
一
聂鲁达曾经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第一次是1928年，他到仰光出任领事的时候途经香港和上海。但旧中国给他留下的记忆并不美好。他在自传中说，“当时中国是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机、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更令聂鲁达难忘的是他在上海遭到抢劫。他和朋友在转了六七家夜总会之后，各坐一辆人力车回旅馆。在夜雨之中，人力车夫们把他俩拉到郊区，剥去了他们的衣服，抢光了所有的钱，但是没有拿走他们的护照和文件。这样的经历使聂鲁达将旧上海比作“居心不良的女人”，或“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新中国之歌》)。
1949年12月聂鲁达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为斯大林和平奖评委会委员。郭沫若和聂鲁达的好友、法国作家阿拉贡都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当时评奖委员会内部也经常由于国家、个人的不同利益而意见不统一。聂鲁达和阿拉贡、爱伦堡就有过协商合谋，促成把这个奖陆续授予毕加索、布莱希特和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RafaelAlberti)。当然，他们都是反法西斯的进步人士，但同时也是聂鲁达的至交好友，尤其是毕加索和阿尔贝蒂。1951年宋庆龄获得该奖，那是郭沫若提议的。同年9月，受委员会之托，聂鲁达同苏联作家爱伦堡一道前来北京向宋庆龄颁发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和奖状。这一次聂鲁达的来华与1928年的狼狈大相径庭。由于他1950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所以那时就认识了同为理事的郭沫若、萧三。又因为是来为宋庆龄颁奖，所以对他们的接待十分隆重。9月15日下午，宋庆龄、郭沫若、茅盾亲自到机场迎接。16日，郭沫若又与彭真、茅盾等设宴招待两位作家及夫人。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于9月18日出席了受奖典礼。当晚，周恩来同朱德一道出席了宋庆龄为聂鲁达二人举办的晚宴，周恩来同聂鲁达亲切交谈，称赞他是“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聂鲁达向周恩来推荐了他的好友、智利版画家万徒勒里(Jose Venturelli)来华，并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的组织筹划工作，常驻北京。那次宴会中，聂鲁达结识艾青。他用“令人心醉”来形容艾青。“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这些都令聂鲁达感到无比欣悦。此次访华，艾青陪聂鲁达游览了颐和园、香山，还在颐和园的“听鹂馆”品尝了宫廷菜。由于萧三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所以聂鲁达同他也多次见面。在聂鲁达第一次访华期间，许多报纸杂志都刊登了介绍他生平和作品的文章，比如《人民文学》、《新华月报》、《中苏友好》、《世界知识》、《翻译月刊》等。
为了打破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封锁，争取和平环境，进行经济建设，1951年末，中国决定由民间和平人士发出倡议，联络国际和平运动领导人和知名的和平、民主人士，在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会议代表要涵盖亚洲、澳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国，期望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经聂鲁达推荐的万徒勒里，以及墨西哥社会活动家艾里·戈尔达利等的积极联络，争取到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萨尔瓦多等11个国家150多位拉美代表参加。其中有墨西哥著名政治家、世界和平运动副主席哈拉将军，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壁画家里维拉(Diego Rivera)。1952年大会召开之际，智利祖国阵线领导人达梅斯蒂(D´Amesti)带来了聂鲁达的亲笔介绍信，他作为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斯的私人代表，除了出席亚太和平会议之外，更重要的是前来探讨智利同中国建交及贸易往来的可能性。
1952年聂鲁达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祖国智利。一年之后他本人获得斯大林和平奖章，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指定的。1954年，聂鲁达50岁生日，他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好友前来庆祝，借此机会举行一次左翼文化界和知识界呼唤、保卫和平的聚会。应邀去贺寿的都是同聂鲁达关系最密切的文化界朋友，有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尔达(Jan Drda)、拉美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奥利韦里奥·希龙多(Oliverio Girondo)、诺拉·兰赫(Norah Lange)、埃尔维奥·罗梅罗(Elvio Romero)……。当时中国非常重视这次活动，派出以萧三、艾青为首的代表团，带了好几箱礼物。礼物包括象牙雕刻、景泰蓝瓶子、湘绣等贵重物品。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从中国到智利，要绕道欧洲、非洲，最后才能到达南美。而当时欧洲、非洲许多国家和中国都还没有外交关系，因此艾青这次旅行，总共飞行8天，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圣地亚哥。其间由于转机丢失了行李，有一箱礼物不翼而飞。艾青后来回忆，当时之所以带如此贵重的礼物去给聂鲁达贺寿，是希望“打通关系”，即通过他在拉美的巨大声誉和广泛影响，拓展民间外交的通道。艾青自己还送给聂鲁达两幅齐白石的画。后来聂鲁达也特意去街上买了几只牛角杯，除送给艾青外，还请他带一支回国送给聂鲁达诗的中译者袁水拍。
萧三、艾青一行在智利住了一个月，聂鲁达经常在黑岛的家里招待他们。他曾经向智利的朋友介绍艾青说，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是屈原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中国人。艾青曾问他，“你什么时候再到中国?”他眼里含着泪水说，“不知道，艾青，多困难，走起来不容易，得再过两三年”。和聂鲁达在一起的日子里，艾青享受着诚挚、慷慨的友情。艾青看到，聂鲁达是那么受智利人的喜爱，走到哪里都是朋友，都有问候和笑容。在艾青眼里，聂鲁达是一个高大的儿童，用真朴的眼睛看着世界。但是艾青也发现，聂鲁达经常面有忧色，好像有很大的心事。1954年8月13日，艾青一行告别圣地亚哥回国。在智利的日子里和归国之后，艾青写下了他50年代的最出色的诗篇，如《维也纳》、长诗《在智利的海岬上》，和组诗《南美洲的旅行》等。在《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中，他写到“你爱海，我也爱海/ 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惺惺相惜之情可见一斑。在机场告别了送行的聂鲁达之后，艾青在飞机上写下《告别》：“说了一声：‘再见。’/ 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字里行间有着留恋和分别的感伤。
1956年8月聂鲁达邀请中国艺术代表团到智利访问演出，他不仅亲自去圣地亚哥机场迎接，还邀请团长楚图南等人到在海边的家里做客，共进午餐。聂鲁达当着艺术团的面，站在大海边，向着大海呼唤：中国，萧三，艾青——一连喊了很多遍。
聂鲁达最后一次访华是1957年，同行的是玛蒂尔德和巴西左翼作家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夫妇。当时，艾青到云南昆明迎接的从缅甸飞来的聂鲁达一行。他陪同他们游览了滇池、石林。之后坐飞机到重庆，又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三峡、汉口，最后才到北京。艾青再次将自己珍爱的齐白石的一幅画送给聂鲁达。据说，聂鲁达还专程去拜望了白石老人。白石老人当场为他作画，两只活灵活现的小绒鸡争扯一条蚯蚓，并题字“他日相呼——聂鲁达先生雅教--白石老人题，年九十三矣”。白石老人放笔时，聂鲁达已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他。
当时正是反右派运动前后，北京文艺界高层情势微妙，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丁玲虽然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以作协名义宴请聂鲁达一行，但自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对她的批判已是酝酿之中的事情。1951年秋天，丁玲就曾接待过聂鲁达，还陪同他和爱伦堡访问了上海、杭州。丁玲对四处流亡的聂鲁达说，他在中国“能留多少时候就留多少时候”。聂鲁达将她视为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而对丁玲来说，老友重逢固然喜悦，但在她看来，此时派她做东接待聂鲁达，也许是暗示她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于是，丁玲特意梳妆打扮，换上雅致的银灰色连衣裙开心地赴宴。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对儿子描述宴会上的情况，席间与聂鲁达聊了些什么等等。但是据郭小川日记记载，他7月16日下午五点多在艾青家里见到聂鲁达一行，六点半艾青请大家到康乐吃饭，八点吃完，郭小川就到周扬处。周扬与他谈了三个问题：在电影界批钟惦棐;在《新观察》批戈扬;下周集中搞丁玲、陈企霞的问题。
这场运动事实上已经波及艾青，只是他并没有在聂鲁达面前表露出丝毫的紧张、焦虑和迷茫。聂鲁达回国前一天清晨，艾青和夫人高瑛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告别。艾青对聂鲁达说，“我参加了反右运动。可能不会叫我给你们送行了。”聂鲁达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用法语来说明这一事件的艾青，用脚跺跺地，又用手作了个刮风的手势。意思是说像地震、台风一样的灾难要来了。聂鲁达终于明白艾青正面临着很可怕的境遇。两个人正说着，电话打进来，说一位部长要来看聂鲁达。艾青立刻猜到是周扬，他不能让周扬看见他在这里。聂鲁达虽然不太能体察其中的微妙，但还是紧紧拥抱艾青，还对艾青说希望还能见到他。二人匆匆告别。来人果然是周扬，他把艾青将受到批判的消息告诉聂鲁达。聂鲁达非常愤怒，当场提出抗议。但最终，他在离开北京的送行人群中，还是没有见到艾青的身影。聂鲁达说，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去，那苦涩直到很多年以后还能感觉到。从此他们不仅没有再见面，艾青也没有再读过聂鲁达的诗。
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拉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边。1964年拉美九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先后到莫斯科和北京斡旋。中共表示不同意不论是非曲直就停止争论，毛泽东当时说要跟修正主义争论一万年。斡旋最终失败。拉美代表团返回之后，中国和拉美各国共产党关系日渐疏远。由于中苏论战，拉美共产党内部也出现分裂，不少党分裂为新党和老党。一般老党都支持苏联，而新党则支持中国。中国于是重点发展同新党的关系。此时，智共内部也产生严重分歧。聂鲁达是站在苏联一边的，而另一位左翼诗人、在智利诗坛同聂鲁达齐名的巴勃罗·德罗卡(Pablo de Rokha)则支持中国。于是聂鲁达作为苏联修正主义者，他的名字在中国被禁止提及。从1964年以后，聂鲁达及其作品就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介绍和翻译出版过。1964年的《世界文学》上，没有聂鲁达的作品和有关聂鲁达的讯息，却发表了德罗卡的一首诗，和有关德罗卡支持中国的消息。1964年7月德罗卡应邀来华访问，到了中国很多地方，写了五十几首歌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诗。1965年德罗卡生日的时候，中国还派驻智利的人员专程去贺寿。不久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民间对外交流受到严密控制。聂鲁达几乎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连艾青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知道聂鲁达已经去世。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队轰炸总统府，民选总统阿连德战斗到最后一刻，最终殉职总统府。这宣告智利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变革失败。聂鲁达由于悲痛过度、万念俱灰，23日黯然辞世。当时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智利军政府断交，而中国由于中苏分歧，不愿意同苏联持相同立场;而且认为智利政变属智利内政，最终决定同智利保持“冷而不断”的外交关系。事实上，除了1973年9月11日之后的短暂时间，中国媒体转载了拉美乃至美国、西欧左派，社会主义及人民民主国家对军事政变的强烈谴责之外，此后至“文革”结束前的几年间，大多数关于智利军政府方面的新闻，都不属批评性的负面报道。艾青在1980年说了一段读来很伤感的话，“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
智利是拉美国家中和新中国开展民间交往最早的国家之一，来华访问的各界人士最多。后来它也是南美诸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应该说，这些同最早来新中国访问的聂鲁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聂鲁达作品，是袁水拍从英文转译的聂鲁达名诗《让那伐木者醒来吧》，由上海新群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属“新群诗丛”之一;1951年第2次印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文学小丛书第2辑”再版，半年之后第2次印刷。1951年聂鲁达访华，掀起了译介聂鲁达的热潮。聂鲁达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拉美诗人，而且他当时正受智利反共政府迫害流亡海外。他一贯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更重要的是，他是智利共产党员，而且是智共领导人之一。在当时，共产党员文艺家的创作，不仅从思想倾向上受到肯定，艺术成就也往往得到高度评价。上述的种种因素，使得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愿意大力宣传和介绍这位诗人。而那个时候对聂鲁达的介绍也基本上是强调这些方面：他被视为“拉丁美洲的良心”，“斗士”，“和平战士”，“人民诗人”……
在当代中国，较早刊登的有关聂鲁达生平和创作的文章，出自其好友、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之手。他的《巴勃罗·聂鲁达》的中译，刊于《翻译月刊》1950年2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在这篇文章中，爱伦堡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批评聂鲁达的作品的。他认为聂鲁达之所以能成为拉美诗歌艺术的代表，是因为他的诗歌既承袭卡斯蒂利亚诗歌和智利民歌的伟大传统，又吸收欧洲(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技巧与精神遗产，同时带有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爱伦堡认为，聂鲁达恰好于拉美“现代主义”穷途末路之时登上诗坛，他的清新质朴的诗风、和大自然的萦系、想象的新鲜、音调的丰满使人们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谈到聂鲁达热爱马雅可夫斯基的原因时，爱伦堡指出，感动青年聂鲁达的，并不是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诗歌，而是他较早时期的那些作品：它们的明朗、创造力、雷鸣似的音调、敏感和愤激的诗歌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聂鲁达说过惠特曼一定会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话。即便是在评论聂鲁达的政治抒情诗(《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时，爱伦堡也注重其在诗歌语言、诗歌艺术方面的贡献，强调其诗歌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悲剧力量。当然，爱伦堡能和聂鲁达成为挚交，不仅仅出于诗歌艺术上的原因。在对人民、自由、革命的歌颂，在斗争的激情等方面，爱伦堡的推崇与当代中国评论界分享着共同的立场。但不同的是，他将这一点放在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中来叙述。虽然爱伦堡的这篇论文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研究聂鲁达的重要文献，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观点和批评方式与当代中国主流批评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也不够通俗易懂，难于为更多人——尤其是那些不熟悉外国诗歌历史脉络的人——所理解。不过，由于爱伦堡当时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而且他是同聂鲁达一起访华的，他的文章虽然很长，在中国还是被再次翻译、转载，当时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翻译版本。
与之相比，伏罗第亚·特托尔鲍姆(Volodia Teitelboim)以及库杰西科娃的介绍就带有更加鲜明的时代和意识形态印记。前者也是作家，也是智利人民阵线的总书记，同聂鲁达的关系非同一般。聂鲁达逝世后，他写了传记《聂鲁达》，是聂鲁达传记中十分权威的一部。1952年他来中国出席亚太和平会议，期间应《新观察》杂志之约撰写了《聂鲁达的战斗道路》。在文章中，特托尔鲍姆说聂鲁达从出身来讲就是属于人民的;他将聂鲁达早期的情诗也归入“反抗诗歌”中。特托尔鲍姆认为西班牙内战、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促使聂鲁达完成从一个反抗者向革命者的转变，他的诗歌变成了武器，开始为人民呐喊。虽然他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害，但他却因此成为智利人民最爱戴的诗人，成为“人民的诗人，热情的革命家，和平使者，歌颂苏联、中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伟大歌手”;“他引导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他们真正的道路”，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比拉丁美洲任何作家都大”。库杰西科娃的《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道路》原发表在1949年5月苏联的《星》杂志上，被中译者看作是除爱伦堡文章之外，当时苏联介绍聂鲁达生平创作最全面的一篇。该文也将聂鲁达的文学创作同政治生活对应，强调聂鲁达的斗争性、人民性，突出他的反法西斯、反美帝国主义，还强调了他是苏联的朋友。后来国内人士撰写的介绍文章，沿续的基本是这一脉络，而不是爱伦堡的脉络。50年代中国报刊杂志另外几次集中介绍聂鲁达，则由于他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章(1953年)，萧三、艾青赴智利为他贺寿(1954年)、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智利(1956年)、他和亚马多再次访华(1957年)等事件有关。1957年为了迎接聂鲁达再次来华，作家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库杰西科娃与施契因合著的《巴勃罗·聂鲁达传》。1957年2月的《译文》还发表了陈用仪从智利《黎明》杂志翻译的《谈谈我的诗和生活》，这是1954年聂鲁达在智利大学的演讲。聂鲁达这样说明自己诗歌的政治性——他的诗歌的任务是“以它全部的力量和热情，来争取相隔最远的人和差别最大的民族能和平共处，交流彼此的智慧，相敬相爱。”这样的说法，似乎与爱伦堡对他的理解较为相近。
在作品翻译方面，50-70年代重要的中译者有袁水拍、邹绛、王央乐、孙纬以及陈用仪。大概袁水拍主要从英文转译，邹绛从英文或俄文转译，孙纬主要从俄文转译，王央乐和陈用仪直接译自西班牙文。袁水拍是最早也最富盛名的聂鲁达的中译者之一。据袁水拍说，他最初接触聂鲁达的诗，是在1944年。当时他读到了一本《联合国诗选》，其中有一首聂鲁达的《亚尔美里亚》，说那是最使他感动的几首短诗之一;他立刻就把这首诗译成了中文，但对作者却是一无所知的。1947年他读到了《广场上的死者》，1949年又读到《让那伐木者醒来吧》。由于聂鲁达的诗，他注意搜集相关生平材料，了解到他的性格和战斗的生活道路。政治立场的相近，加深了袁水拍对聂鲁达的认同。1950年1月，他翻译的《让那伐木者醒来》出版，这是聂鲁达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同年他在华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期间见到了聂鲁达，还出席了给聂鲁达颁发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国际和平奖金的仪式。回国后，袁水拍写了《和平战士——诗人聂鲁达》一文。后来他又翻译了《逃亡者》，同《广场上的死者》和《让那伐木者醒来》一样，都是聂鲁达政治抒情诗集大成之作《漫歌》中的篇章。1951年为迎接聂鲁达来华访问，袁水拍选译、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当时印刷了12,100本，其中线装精装本100本，25开的10,000本，18开的2000本。有郭沫若题写的书名，和时任捷克驻华大使的捷克作家魏斯柯普夫的序，还配有万徒勒里提供的聂鲁达的照片，及万徒勒里及其他拉美艺术家绘制的插图。1951年-1954年间，《聂鲁达诗文集》印刷四次。
袁水拍翻译的基本都是聂鲁达的政治诗，大多数是从美国的《群众与主流》杂志上刊登的英文转译的。除他之外，其他的译者也只是翻译政治诗，如《逃亡者》、《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以及《西班牙在我心中》等集子里面的部分篇章。《逃亡者》是聂鲁达遭受政治迫害的逃亡生活的写照;《葡萄园和风》中收入了聂鲁达歌颂苏联和中国的诗;《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献给古巴革命的，出版不到一年就发行了中译本。所有这些作品中，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让那伐木者醒来吧》。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这首长诗中预言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必然失败，因此受到新中国的格外的重视、厚爱。但这首诗的确是聂鲁达政治抒情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我不过是一个诗人。我爱你们大家，
我在我所爱着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国，他们逮捕矿工，
军人发命令给法官。
但是我还是爱我那寒冷的小国家，
即使是祖国的一支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愿意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愿意生在那儿，
靠近在那高高的野松树边，
听那狂暴的南冰洋的风，
听那教堂里新购的钟的声音。(袁水拍译)
当时译者对聂鲁达作品的选择、翻译以及解读，都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所以很容易就在彼时的中国读者中建立起认同。不过，政治抒情史诗《漫歌》中的《玛丘· 碧丘》等名篇，却没有过译介，而恰恰是这样的诗篇最终奠定了聂鲁达在诗坛的不可撼动的地位。聂鲁达的名言是，“义务和爱情是我的两只翅膀”。他来中国访问时，跟中国作家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爱情对于诗的重要。他说，不写爱情的诗人是很奇怪的。聂鲁达是以情诗登上文坛的，即使是50-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他的情诗都和他的政治抒情诗一样被广为传诵。而且在聂鲁达抗议之声最响亮的时候，他仍然写作出版了充满柔情蜜意的《船长的歌》和《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后者与献给古巴革命的《英雄事业的颂歌》同年出版。尽管如此，他的爱情诗绝少为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所知晓。1954年，袁水拍为聂鲁达的《解释一些事情》写的译后记中可以看出当时译者对聂鲁达诗歌的认识。《解释一些事情》是聂鲁达为西班牙内战创作的第一首诗，完全不同于以往诗风，充满愤怒，剑拔弩张。袁水拍在译后记中写到，“这首诗写于1937年，标志了作者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前，聂鲁达所写的诗歌的题材多半是一些个人的事情。他曾经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不少作品中流露着悲观的情绪。但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炮声惊醒了诗人的良心，他的世界观起了根本的变化。那时候，他正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任外交官，他目睹了国际法西斯主义者扼杀西班牙民主政府、屠杀西班牙人民的罪行。诗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卖国贼的愤怒谴责。在这首诗以后，作者创作了一系列歌唱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战斗的诗篇。”在这里，译者显然认为，聂鲁达前期的爱情诗和超现实主义作品是有缺陷的，不成功的，只是经历了这一“转折”之后才开始成为伟大的诗人。这一叙述造成的另一效果是，读者会以为聂鲁达自1937年之后再没有写过“个人的诗”和“超现实主义的诗”。袁水拍还曾经翻译聂鲁达1953年4月在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上讲话中的一部分，译者以《诗与晦涩》为题发表。在这次讲话中，聂鲁达说要同晦涩作自我斗争，因为晦涩是文学阶层的特权，是封建主义的残余;而要为广大的人民写作，就要清楚明了。不过，在事实上，苏共20大之后，聂鲁达对社会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迷茫，30年代前期《大地上的居所》中的晦涩、阴郁的风格再次回到他的创作中，1958年出版的《狂歌集》就是一个明证。
而且，聂鲁达本人是明确地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他说，“在创作上我厌恶现实主义”。有一次他在文章中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章在智利发表时被编辑擅自删去批评的话，他为此大发雷霆。他不是形式主义者，反对纯粹的技巧和雕饰，反对泛滥的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他说，“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是相当可悲的”;但他同样认为诗歌不能是纯粹理性的，“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连驴子也懂得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因此，他虽然主张诗歌应该言之有物，但他同时主张这种表达绝不是平淡直白、毫无诗味的公式。他说，虽然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保持着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当然，他的这些言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并未被介绍;在翻译聂鲁达的文学观点时，经常选择的是他强调为人民写作，强调以诗为斗争武器的篇章。更有意思的是，1951年至1964年之间，报刊杂志上除了翻译、评介他的作品之外，很大一部分他的新闻，是与政治活动相关。也就是说，在文学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里，聂鲁达的政治身份是同诗人身份一样重要的，如果不说更重要的话。
由于翻译的“归化”策略，聂鲁达与中国“当代文学”一致的方面被译介，而异质性的则不予引入。于是，聂鲁达诗歌中情欲、晦涩、绝望、冷漠、超现实的诸种面目被遮蔽，只剩下那些或欢快明瞭或斗志昂扬或义愤填膺的部分。比如1951年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集》中选译的篇目，全部都是西班牙内战之后的政治诗以及政治性演讲。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那个时期译介的艾吕雅等20世纪优秀的现代派诗人身上。《译文》第一次翻译的艾吕雅诗选中有《约瑟夫·斯大林》、《苏联——唯一的希望》、《路易斯·卡尔洛司·普列斯梯斯》、《布拉格的春夜》、《一篇该算的帐》等作品，中间还插有墨西哥人民木刻家利奥波多·孟德斯的木刻，再加上苏联雅洪托娃撰写的论文《保罗·艾吕雅》，读者得到的关于艾吕雅的知识和印象是，艾吕雅是一个革命诗人，是共产党员。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不会想到这并非艾吕雅的代表作，更不会想到他的许多诗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貌。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经过了翻译这种媒介的改写、置换与挪用，但总有一些“聂鲁达”得以再现。从这些段落或碎片之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聂鲁达相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某种异质性。比如当时从俄文转译的《海岸上的仙人掌的颂歌》中，有这样的诗句：
这时，春天
还在睡眠，
寒冷
禁锢了整个海岸，
岸上的一切
仿佛都是黑的;
波浪打着拍子，
天空
仿佛是一条
穿着丧服的大船;
整个世界
都遇了险。
……
海上，地上，
天上，
到处都是春天。
一切生存的东西，
一切发出香气的东西，
一切异常轻盈的东西，
一切颤抖在柠檬树上，
隐藏在壮丽的木兰中的
沉睡的馨香的东西，——
都在等待着
春天的出现。(孙玮译)
再比如《逃亡者》的结尾——
虽则在黑夜，虽则在大地的隐蔽的地方，
我并不感到孤独。
我是人民，不可记数的人民。
我的声音里有着无可怀疑的力量，
它能够超越沉默，
在黑暗中孳生。
死亡，受难，阴影，冰霜，
突然降落在种子上，
人民好像已经被封闭进坟墓。
然而麦子回到了地面上。
它红色的，永不妥协的手
穿透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获得新生。(袁水拍译)
在描写政府屠杀罢工的工人时，聂鲁达有这样的诗句“人民的死亡和过去一样无声无息，/好像只是石子落在石子地上，/ 水泼在水面上”。即使是在政治抗争的诗篇里，也有现代主义风味的比喻、象征、想像，这使他的诗歌——即使经过了几次翻译——呈现出与现实主义不同的面貌。
聂鲁达的作品在50-60年代的中国共印刷83,770册，是此时期的拉美文学翻译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
三
“文革”结束后，聂鲁达又重新回到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江志方较早重提聂鲁达，翻译了他自传中关于中国和苏联的部分段落。1980年9月号《诗刊》发表《聂鲁达诗选》，其中第一次选译了聂鲁达的情诗——《你的微笑》。聂鲁达在80年代能够很快就被重新提起，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自然是聂鲁达在当代50-70年代中国传播的基础，和他在“文革”期间受到的“禁锢”。其次，聂鲁达被介绍到中国的政治性“史诗”，为当时“新诗潮”的革新者，提供了这方面的艺术经验。所以在八十年代，他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另一重要原因，则是80年代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它被许多人想像为文学的盛宴。在这样的光环之下，聂鲁达得以保持其经典的地位。但是，80年代以来对聂鲁达的译介、接受，爱情诗的地位突出。出版的各种聂鲁达诗选中，情诗明显多于政治诗;现代派风格的诗也开始引起关注。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船长的歌》以及《爱情十四行一百首》等很多以前从未翻译过的作品，陆续被译成中文。但还是有意舍弃了那些描写情欲、死亡的诗篇，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而且有批评家认为聂鲁达晚年“养尊处优，内心空虚”，“脱离现实，疏远人民”，丧失了创作力。于是，他在苏共20大之后创作的、以《狂歌集》为代表的作品在中国仍然鲜为人知。
1996年，由于一部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邮差》，聂鲁达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电影讲述了聂鲁达流亡时期暂居意大利卡普里岛的生活。他教岛上为他送信的邮差写情诗，帮他追求爱情。这之后聂鲁达的情诗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小热点，尤其是最负盛名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出了不同的全译本。中国读者突然发现，聂鲁达居然如此细致动情地描写了性。在2003年出版的又一本名为《聂鲁达诗选》的选本中，居然没有一首政治抒情诗入选，全部是情诗。在聂鲁达被全面情欲化的同时，他政治化的一面被遗忘。但正是聂鲁达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鼓舞着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保卫共和国，同佛朗哥战斗。二战期间，在拉美广为传诵的反法西斯诗篇是他的《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切·格瓦拉是带着聂鲁达的《漫歌》在马埃斯特拉山中战斗的。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人民是朗诵着他的《英雄事业的赞歌》支持古巴，反抗美国封锁的。
同20世纪50-70年代对聂鲁达的译介相比，80年代之后并未呈现想像之中的多元。翻译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比如说对“革命”的告别，比如说市场，等等。
1948年的《世界知识》第15期上，曾经刊登柏园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的公开信》，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聂鲁达文章的中译。公开信可能是聂鲁达于1947年在委内瑞拉的《国民报》上发表的《致千千万万人的谈心信》。1946年3月，聂鲁达出任魏地拉(Gabriel GonzálezVidela)的智利总统竞选全国宣传负责人。因为魏地拉许诺，他一旦当选，就宣布智共为合法政党。在智共和聂鲁达富于成效的宣传下，人民以压倒多数选举魏地拉为总统。但是，魏地拉刚刚坐稳权力的宝座，就公然与右派合谋，背叛革命，宣布智共为非法，在全国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实行严酷的新闻检查。聂鲁达当时是议员，他利用这一受宪法保护的身份和国际声望，在委内瑞拉发表了这封著名的公开信，向世界揭露魏地拉政府的罪行。智共将该信印刷了30万份，在智利的城市、乡村散发。犀利尖锐的公开信激怒了魏地拉，向智利最高法院控告聂鲁达。1948年1月6日聂鲁达在议会发表最后一次讲演《我控诉》，之后被剥夺共和国议员身份，2月5日遭全国通缉。从此聂鲁达开始逃亡生涯，四处藏匿，直到1949年才翻越安第斯山逃出智利。1949年4月反法西斯的文化界、知识界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聂鲁达突然奇迹般出现在最后一天的闭幕式上。一直为聂鲁达生死未卜而难过的代表争先恐后拥抱他。这粉碎了魏地拉政府散播的关于聂鲁达仍在智利警察包围中的谣言。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我在巴黎会见里尼鲁达》，1949年中国的《世界知识》杂志第21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的译文。
对于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聂鲁达就是与左翼、进步、战斗、反法西斯等一系列政治符号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理解的传统，直接影响到整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对他的译介和接受。
一
聂鲁达曾经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第一次是1928年，他到仰光出任领事的时候途经香港和上海。但旧中国给他留下的记忆并不美好。他在自传中说，“当时中国是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机、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更令聂鲁达难忘的是他在上海遭到抢劫。他和朋友在转了六七家夜总会之后，各坐一辆人力车回旅馆。在夜雨之中，人力车夫们把他俩拉到郊区，剥去了他们的衣服，抢光了所有的钱，但是没有拿走他们的护照和文件。这样的经历使聂鲁达将旧上海比作“居心不良的女人”，或“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 穷得一无所有，/ 端着一只空空的饭碗，/站在一座庙宇的大门口”(《新中国之歌》)。
1949年12月聂鲁达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为斯大林和平奖评委会委员。郭沫若和聂鲁达的好友、法国作家阿拉贡都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当时评奖委员会内部也经常由于国家、个人的不同利益而意见不统一。聂鲁达和阿拉贡、爱伦堡就有过协商合谋，促成把这个奖陆续授予毕加索、布莱希特和西班牙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RafaelAlberti)。当然，他们都是反法西斯的进步人士，但同时也是聂鲁达的至交好友，尤其是毕加索和阿尔贝蒂。1951年宋庆龄获得该奖，那是郭沫若提议的。同年9月，受委员会之托，聂鲁达同苏联作家爱伦堡一道前来北京向宋庆龄颁发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和奖状。这一次聂鲁达的来华与1928年的狼狈大相径庭。由于他1950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所以那时就认识了同为理事的郭沫若、萧三。又因为是来为宋庆龄颁奖，所以对他们的接待十分隆重。9月15日下午，宋庆龄、郭沫若、茅盾亲自到机场迎接。16日，郭沫若又与彭真、茅盾等设宴招待两位作家及夫人。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董必武等国家领导人于9月18日出席了受奖典礼。当晚，周恩来同朱德一道出席了宋庆龄为聂鲁达二人举办的晚宴，周恩来同聂鲁达亲切交谈，称赞他是“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聂鲁达向周恩来推荐了他的好友、智利版画家万徒勒里(Jose Venturelli)来华，并参加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的组织筹划工作，常驻北京。那次宴会中，聂鲁达结识艾青。他用“令人心醉”来形容艾青。“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这些都令聂鲁达感到无比欣悦。此次访华，艾青陪聂鲁达游览了颐和园、香山，还在颐和园的“听鹂馆”品尝了宫廷菜。由于萧三也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所以聂鲁达同他也多次见面。在聂鲁达第一次访华期间，许多报纸杂志都刊登了介绍他生平和作品的文章，比如《人民文学》、《新华月报》、《中苏友好》、《世界知识》、《翻译月刊》等。
为了打破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封锁，争取和平环境，进行经济建设，1951年末，中国决定由民间和平人士发出倡议，联络国际和平运动领导人和知名的和平、民主人士，在北京举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会议代表要涵盖亚洲、澳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国，期望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经聂鲁达推荐的万徒勒里，以及墨西哥社会活动家艾里·戈尔达利等的积极联络，争取到了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萨尔瓦多等11个国家150多位拉美代表参加。其中有墨西哥著名政治家、世界和平运动副主席哈拉将军，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壁画家里维拉(Diego Rivera)。1952年大会召开之际，智利祖国阵线领导人达梅斯蒂(D´Amesti)带来了聂鲁达的亲笔介绍信，他作为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斯的私人代表，除了出席亚太和平会议之外，更重要的是前来探讨智利同中国建交及贸易往来的可能性。
1952年聂鲁达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祖国智利。一年之后他本人获得斯大林和平奖章，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指定的。1954年，聂鲁达50岁生日，他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好友前来庆祝，借此机会举行一次左翼文化界和知识界呼唤、保卫和平的聚会。应邀去贺寿的都是同聂鲁达关系最密切的文化界朋友，有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尔达(Jan Drda)、拉美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奥利韦里奥·希龙多(Oliverio Girondo)、诺拉·兰赫(Norah Lange)、埃尔维奥·罗梅罗(Elvio Romero)……。当时中国非常重视这次活动，派出以萧三、艾青为首的代表团，带了好几箱礼物。礼物包括象牙雕刻、景泰蓝瓶子、湘绣等贵重物品。当时太平洋还没有通航，从中国到智利，要绕道欧洲、非洲，最后才能到达南美。而当时欧洲、非洲许多国家和中国都还没有外交关系，因此艾青这次旅行，总共飞行8天，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圣地亚哥。其间由于转机丢失了行李，有一箱礼物不翼而飞。艾青后来回忆，当时之所以带如此贵重的礼物去给聂鲁达贺寿，是希望“打通关系”，即通过他在拉美的巨大声誉和广泛影响，拓展民间外交的通道。艾青自己还送给聂鲁达两幅齐白石的画。后来聂鲁达也特意去街上买了几只牛角杯，除送给艾青外，还请他带一支回国送给聂鲁达诗的中译者袁水拍。
萧三、艾青一行在智利住了一个月，聂鲁达经常在黑岛的家里招待他们。他曾经向智利的朋友介绍艾青说，他是我多年的朋友，是屈原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中国人。艾青曾问他，“你什么时候再到中国?”他眼里含着泪水说，“不知道，艾青，多困难，走起来不容易，得再过两三年”。和聂鲁达在一起的日子里，艾青享受着诚挚、慷慨的友情。艾青看到，聂鲁达是那么受智利人的喜爱，走到哪里都是朋友，都有问候和笑容。在艾青眼里，聂鲁达是一个高大的儿童，用真朴的眼睛看着世界。但是艾青也发现，聂鲁达经常面有忧色，好像有很大的心事。1954年8月13日，艾青一行告别圣地亚哥回国。在智利的日子里和归国之后，艾青写下了他50年代的最出色的诗篇，如《维也纳》、长诗《在智利的海岬上》，和组诗《南美洲的旅行》等。在《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中，他写到“你爱海，我也爱海/ 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惺惺相惜之情可见一斑。在机场告别了送行的聂鲁达之后，艾青在飞机上写下《告别》：“说了一声：‘再见。’/ 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字里行间有着留恋和分别的感伤。
1956年8月聂鲁达邀请中国艺术代表团到智利访问演出，他不仅亲自去圣地亚哥机场迎接，还邀请团长楚图南等人到在海边的家里做客，共进午餐。聂鲁达当着艺术团的面，站在大海边，向着大海呼唤：中国，萧三，艾青——一连喊了很多遍。
聂鲁达最后一次访华是1957年，同行的是玛蒂尔德和巴西左翼作家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夫妇。当时，艾青到云南昆明迎接的从缅甸飞来的聂鲁达一行。他陪同他们游览了滇池、石林。之后坐飞机到重庆，又沿长江顺流而下，经三峡、汉口，最后才到北京。艾青再次将自己珍爱的齐白石的一幅画送给聂鲁达。据说，聂鲁达还专程去拜望了白石老人。白石老人当场为他作画，两只活灵活现的小绒鸡争扯一条蚯蚓，并题字“他日相呼——聂鲁达先生雅教--白石老人题，年九十三矣”。白石老人放笔时，聂鲁达已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他。
当时正是反右派运动前后，北京文艺界高层情势微妙，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丁玲虽然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以作协名义宴请聂鲁达一行，但自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对她的批判已是酝酿之中的事情。1951年秋天，丁玲就曾接待过聂鲁达，还陪同他和爱伦堡访问了上海、杭州。丁玲对四处流亡的聂鲁达说，他在中国“能留多少时候就留多少时候”。聂鲁达将她视为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而对丁玲来说，老友重逢固然喜悦，但在她看来，此时派她做东接待聂鲁达，也许是暗示她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于是，丁玲特意梳妆打扮，换上雅致的银灰色连衣裙开心地赴宴。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对儿子描述宴会上的情况，席间与聂鲁达聊了些什么等等。但是据郭小川日记记载，他7月16日下午五点多在艾青家里见到聂鲁达一行，六点半艾青请大家到康乐吃饭，八点吃完，郭小川就到周扬处。周扬与他谈了三个问题：在电影界批钟惦棐;在《新观察》批戈扬;下周集中搞丁玲、陈企霞的问题。
这场运动事实上已经波及艾青，只是他并没有在聂鲁达面前表露出丝毫的紧张、焦虑和迷茫。聂鲁达回国前一天清晨，艾青和夫人高瑛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告别。艾青对聂鲁达说，“我参加了反右运动。可能不会叫我给你们送行了。”聂鲁达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怎么用法语来说明这一事件的艾青，用脚跺跺地，又用手作了个刮风的手势。意思是说像地震、台风一样的灾难要来了。聂鲁达终于明白艾青正面临着很可怕的境遇。两个人正说着，电话打进来，说一位部长要来看聂鲁达。艾青立刻猜到是周扬，他不能让周扬看见他在这里。聂鲁达虽然不太能体察其中的微妙，但还是紧紧拥抱艾青，还对艾青说希望还能见到他。二人匆匆告别。来人果然是周扬，他把艾青将受到批判的消息告诉聂鲁达。聂鲁达非常愤怒，当场提出抗议。但最终，他在离开北京的送行人群中，还是没有见到艾青的身影。聂鲁达说，他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去，那苦涩直到很多年以后还能感觉到。从此他们不仅没有再见面，艾青也没有再读过聂鲁达的诗。
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拉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边。1964年拉美九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先后到莫斯科和北京斡旋。中共表示不同意不论是非曲直就停止争论，毛泽东当时说要跟修正主义争论一万年。斡旋最终失败。拉美代表团返回之后，中国和拉美各国共产党关系日渐疏远。由于中苏论战，拉美共产党内部也出现分裂，不少党分裂为新党和老党。一般老党都支持苏联，而新党则支持中国。中国于是重点发展同新党的关系。此时，智共内部也产生严重分歧。聂鲁达是站在苏联一边的，而另一位左翼诗人、在智利诗坛同聂鲁达齐名的巴勃罗·德罗卡(Pablo de Rokha)则支持中国。于是聂鲁达作为苏联修正主义者，他的名字在中国被禁止提及。从1964年以后，聂鲁达及其作品就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介绍和翻译出版过。1964年的《世界文学》上，没有聂鲁达的作品和有关聂鲁达的讯息，却发表了德罗卡的一首诗，和有关德罗卡支持中国的消息。1964年7月德罗卡应邀来华访问，到了中国很多地方，写了五十几首歌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诗。1965年德罗卡生日的时候，中国还派驻智利的人员专程去贺寿。不久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民间对外交流受到严密控制。聂鲁达几乎从中国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连艾青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知道聂鲁达已经去世。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军事政变，美国支持的皮诺切特军队轰炸总统府，民选总统阿连德战斗到最后一刻，最终殉职总统府。这宣告智利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变革失败。聂鲁达由于悲痛过度、万念俱灰，23日黯然辞世。当时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智利军政府断交，而中国由于中苏分歧，不愿意同苏联持相同立场;而且认为智利政变属智利内政，最终决定同智利保持“冷而不断”的外交关系。事实上，除了1973年9月11日之后的短暂时间，中国媒体转载了拉美乃至美国、西欧左派，社会主义及人民民主国家对军事政变的强烈谴责之外，此后至“文革”结束前的几年间，大多数关于智利军政府方面的新闻，都不属批评性的负面报道。艾青在1980年说了一段读来很伤感的话，“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
智利是拉美国家中和新中国开展民间交往最早的国家之一，来华访问的各界人士最多。后来它也是南美诸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应该说，这些同最早来新中国访问的聂鲁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
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聂鲁达作品，是袁水拍从英文转译的聂鲁达名诗《让那伐木者醒来吧》，由上海新群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属“新群诗丛”之一;1951年第2次印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收入“文学小丛书第2辑”再版，半年之后第2次印刷。1951年聂鲁达访华，掀起了译介聂鲁达的热潮。聂鲁达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拉美诗人，而且他当时正受智利反共政府迫害流亡海外。他一贯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更重要的是，他是智利共产党员，而且是智共领导人之一。在当时，共产党员文艺家的创作，不仅从思想倾向上受到肯定，艺术成就也往往得到高度评价。上述的种种因素，使得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愿意大力宣传和介绍这位诗人。而那个时候对聂鲁达的介绍也基本上是强调这些方面：他被视为“拉丁美洲的良心”，“斗士”，“和平战士”，“人民诗人”……
在当代中国，较早刊登的有关聂鲁达生平和创作的文章，出自其好友、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之手。他的《巴勃罗·聂鲁达》的中译，刊于《翻译月刊》1950年2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上。在这篇文章中，爱伦堡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批评聂鲁达的作品的。他认为聂鲁达之所以能成为拉美诗歌艺术的代表，是因为他的诗歌既承袭卡斯蒂利亚诗歌和智利民歌的伟大传统，又吸收欧洲(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的技巧与精神遗产，同时带有惠特曼、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爱伦堡认为，聂鲁达恰好于拉美“现代主义”穷途末路之时登上诗坛，他的清新质朴的诗风、和大自然的萦系、想象的新鲜、音调的丰满使人们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谈到聂鲁达热爱马雅可夫斯基的原因时，爱伦堡指出，感动青年聂鲁达的，并不是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诗歌，而是他较早时期的那些作品：它们的明朗、创造力、雷鸣似的音调、敏感和愤激的诗歌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聂鲁达说过惠特曼一定会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话。即便是在评论聂鲁达的政治抒情诗(《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时，爱伦堡也注重其在诗歌语言、诗歌艺术方面的贡献，强调其诗歌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悲剧力量。当然，爱伦堡能和聂鲁达成为挚交，不仅仅出于诗歌艺术上的原因。在对人民、自由、革命的歌颂，在斗争的激情等方面，爱伦堡的推崇与当代中国评论界分享着共同的立场。但不同的是，他将这一点放在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中来叙述。虽然爱伦堡的这篇论文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研究聂鲁达的重要文献，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观点和批评方式与当代中国主流批评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也不够通俗易懂，难于为更多人——尤其是那些不熟悉外国诗歌历史脉络的人——所理解。不过，由于爱伦堡当时在苏联文学界的地位，而且他是同聂鲁达一起访华的，他的文章虽然很长，在中国还是被再次翻译、转载，当时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翻译版本。
与之相比，伏罗第亚·特托尔鲍姆(Volodia Teitelboim)以及库杰西科娃的介绍就带有更加鲜明的时代和意识形态印记。前者也是作家，也是智利人民阵线的总书记，同聂鲁达的关系非同一般。聂鲁达逝世后，他写了传记《聂鲁达》，是聂鲁达传记中十分权威的一部。1952年他来中国出席亚太和平会议，期间应《新观察》杂志之约撰写了《聂鲁达的战斗道路》。在文章中，特托尔鲍姆说聂鲁达从出身来讲就是属于人民的;他将聂鲁达早期的情诗也归入“反抗诗歌”中。特托尔鲍姆认为西班牙内战、法西斯主义的扩张促使聂鲁达完成从一个反抗者向革命者的转变，他的诗歌变成了武器，开始为人民呐喊。虽然他受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害，但他却因此成为智利人民最爱戴的诗人，成为“人民的诗人，热情的革命家，和平使者，歌颂苏联、中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伟大歌手”;“他引导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他们真正的道路”，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比拉丁美洲任何作家都大”。库杰西科娃的《巴勃罗·聂鲁达的生活道路》原发表在1949年5月苏联的《星》杂志上，被中译者看作是除爱伦堡文章之外，当时苏联介绍聂鲁达生平创作最全面的一篇。该文也将聂鲁达的文学创作同政治生活对应，强调聂鲁达的斗争性、人民性，突出他的反法西斯、反美帝国主义，还强调了他是苏联的朋友。后来国内人士撰写的介绍文章，沿续的基本是这一脉络，而不是爱伦堡的脉络。50年代中国报刊杂志另外几次集中介绍聂鲁达，则由于他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章(1953年)，萧三、艾青赴智利为他贺寿(1954年)、中国艺术代表团访问智利(1956年)、他和亚马多再次访华(1957年)等事件有关。1957年为了迎接聂鲁达再次来华，作家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库杰西科娃与施契因合著的《巴勃罗·聂鲁达传》。1957年2月的《译文》还发表了陈用仪从智利《黎明》杂志翻译的《谈谈我的诗和生活》，这是1954年聂鲁达在智利大学的演讲。聂鲁达这样说明自己诗歌的政治性——他的诗歌的任务是“以它全部的力量和热情，来争取相隔最远的人和差别最大的民族能和平共处，交流彼此的智慧，相敬相爱。”这样的说法，似乎与爱伦堡对他的理解较为相近。
在作品翻译方面，50-70年代重要的中译者有袁水拍、邹绛、王央乐、孙纬以及陈用仪。大概袁水拍主要从英文转译，邹绛从英文或俄文转译，孙纬主要从俄文转译，王央乐和陈用仪直接译自西班牙文。袁水拍是最早也最富盛名的聂鲁达的中译者之一。据袁水拍说，他最初接触聂鲁达的诗，是在1944年。当时他读到了一本《联合国诗选》，其中有一首聂鲁达的《亚尔美里亚》，说那是最使他感动的几首短诗之一;他立刻就把这首诗译成了中文，但对作者却是一无所知的。1947年他读到了《广场上的死者》，1949年又读到《让那伐木者醒来吧》。由于聂鲁达的诗，他注意搜集相关生平材料，了解到他的性格和战斗的生活道路。政治立场的相近，加深了袁水拍对聂鲁达的认同。1950年1月，他翻译的《让那伐木者醒来》出版，这是聂鲁达诗歌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同年他在华沙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期间见到了聂鲁达，还出席了给聂鲁达颁发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国际和平奖金的仪式。回国后，袁水拍写了《和平战士——诗人聂鲁达》一文。后来他又翻译了《逃亡者》，同《广场上的死者》和《让那伐木者醒来》一样，都是聂鲁达政治抒情诗集大成之作《漫歌》中的篇章。1951年为迎接聂鲁达来华访问，袁水拍选译、出版了《聂鲁达诗文集》。当时印刷了12,100本，其中线装精装本100本，25开的10,000本，18开的2000本。有郭沫若题写的书名，和时任捷克驻华大使的捷克作家魏斯柯普夫的序，还配有万徒勒里提供的聂鲁达的照片，及万徒勒里及其他拉美艺术家绘制的插图。1951年-1954年间，《聂鲁达诗文集》印刷四次。
袁水拍翻译的基本都是聂鲁达的政治诗，大多数是从美国的《群众与主流》杂志上刊登的英文转译的。除他之外，其他的译者也只是翻译政治诗，如《逃亡者》、《葡萄园和风》、《英雄事业的赞歌》以及《西班牙在我心中》等集子里面的部分篇章。《逃亡者》是聂鲁达遭受政治迫害的逃亡生活的写照;《葡萄园和风》中收入了聂鲁达歌颂苏联和中国的诗;《英雄事业的赞歌》是献给古巴革命的，出版不到一年就发行了中译本。所有这些作品中，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让那伐木者醒来吧》。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这首长诗中预言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必然失败，因此受到新中国的格外的重视、厚爱。但这首诗的确是聂鲁达政治抒情诗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其中有这样的段落：
我不过是一个诗人。我爱你们大家，
我在我所爱着的世界上漫游。
在我的祖国，他们逮捕矿工，
军人发命令给法官。
但是我还是爱我那寒冷的小国家，
即使是祖国的一支树根。
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
我也愿意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
我也愿意生在那儿，
靠近在那高高的野松树边，
听那狂暴的南冰洋的风，
听那教堂里新购的钟的声音。(袁水拍译)
当时译者对聂鲁达作品的选择、翻译以及解读，都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所以很容易就在彼时的中国读者中建立起认同。不过，政治抒情史诗《漫歌》中的《玛丘· 碧丘》等名篇，却没有过译介，而恰恰是这样的诗篇最终奠定了聂鲁达在诗坛的不可撼动的地位。聂鲁达的名言是，“义务和爱情是我的两只翅膀”。他来中国访问时，跟中国作家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爱情对于诗的重要。他说，不写爱情的诗人是很奇怪的。聂鲁达是以情诗登上文坛的，即使是50-7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他的情诗都和他的政治抒情诗一样被广为传诵。而且在聂鲁达抗议之声最响亮的时候，他仍然写作出版了充满柔情蜜意的《船长的歌》和《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后者与献给古巴革命的《英雄事业的颂歌》同年出版。尽管如此，他的爱情诗绝少为那个时代的中国读者所知晓。1954年，袁水拍为聂鲁达的《解释一些事情》写的译后记中可以看出当时译者对聂鲁达诗歌的认识。《解释一些事情》是聂鲁达为西班牙内战创作的第一首诗，完全不同于以往诗风，充满愤怒，剑拔弩张。袁水拍在译后记中写到，“这首诗写于1937年，标志了作者创作道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以前，聂鲁达所写的诗歌的题材多半是一些个人的事情。他曾经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不少作品中流露着悲观的情绪。但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炮声惊醒了诗人的良心，他的世界观起了根本的变化。那时候，他正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任外交官，他目睹了国际法西斯主义者扼杀西班牙民主政府、屠杀西班牙人民的罪行。诗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卖国贼的愤怒谴责。在这首诗以后，作者创作了一系列歌唱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战斗的诗篇。”在这里，译者显然认为，聂鲁达前期的爱情诗和超现实主义作品是有缺陷的，不成功的，只是经历了这一“转折”之后才开始成为伟大的诗人。这一叙述造成的另一效果是，读者会以为聂鲁达自1937年之后再没有写过“个人的诗”和“超现实主义的诗”。袁水拍还曾经翻译聂鲁达1953年4月在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上讲话中的一部分，译者以《诗与晦涩》为题发表。在这次讲话中，聂鲁达说要同晦涩作自我斗争，因为晦涩是文学阶层的特权，是封建主义的残余;而要为广大的人民写作，就要清楚明了。不过，在事实上，苏共20大之后，聂鲁达对社会主义理想产生了怀疑、迷茫，30年代前期《大地上的居所》中的晦涩、阴郁的风格再次回到他的创作中，1958年出版的《狂歌集》就是一个明证。
而且，聂鲁达本人是明确地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他说，“在创作上我厌恶现实主义”。有一次他在文章中批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章在智利发表时被编辑擅自删去批评的话，他为此大发雷霆。他不是形式主义者，反对纯粹的技巧和雕饰，反对泛滥的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他说，“如果诗人是个完全的非理性主义者，诗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读得懂，是相当可悲的”;但他同样认为诗歌不能是纯粹理性的，“如果诗人仅仅是个理性主义者，连驴子也懂得他的诗歌，这就更可悲了”。因此，他虽然主张诗歌应该言之有物，但他同时主张这种表达绝不是平淡直白、毫无诗味的公式。他说，虽然我比亚当还赤裸裸地去投入生活，但是我的诗却要保持着穿戴整齐，这种创作态度是一点也不能打折扣的。当然，他的这些言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并未被介绍;在翻译聂鲁达的文学观点时，经常选择的是他强调为人民写作，强调以诗为斗争武器的篇章。更有意思的是，1951年至1964年之间，报刊杂志上除了翻译、评介他的作品之外，很大一部分他的新闻，是与政治活动相关。也就是说，在文学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里，聂鲁达的政治身份是同诗人身份一样重要的，如果不说更重要的话。
由于翻译的“归化”策略，聂鲁达与中国“当代文学”一致的方面被译介，而异质性的则不予引入。于是，聂鲁达诗歌中情欲、晦涩、绝望、冷漠、超现实的诸种面目被遮蔽，只剩下那些或欢快明瞭或斗志昂扬或义愤填膺的部分。比如1951年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集》中选译的篇目，全部都是西班牙内战之后的政治诗以及政治性演讲。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那个时期译介的艾吕雅等20世纪优秀的现代派诗人身上。《译文》第一次翻译的艾吕雅诗选中有《约瑟夫·斯大林》、《苏联——唯一的希望》、《路易斯·卡尔洛司·普列斯梯斯》、《布拉格的春夜》、《一篇该算的帐》等作品，中间还插有墨西哥人民木刻家利奥波多·孟德斯的木刻，再加上苏联雅洪托娃撰写的论文《保罗·艾吕雅》，读者得到的关于艾吕雅的知识和印象是，艾吕雅是一个革命诗人，是共产党员。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不会想到这并非艾吕雅的代表作，更不会想到他的许多诗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貌。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经过了翻译这种媒介的改写、置换与挪用，但总有一些“聂鲁达”得以再现。从这些段落或碎片之中，仍然可以感受到聂鲁达相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某种异质性。比如当时从俄文转译的《海岸上的仙人掌的颂歌》中，有这样的诗句：
这时，春天
还在睡眠，
寒冷
禁锢了整个海岸，
岸上的一切
仿佛都是黑的;
波浪打着拍子，
天空
仿佛是一条
穿着丧服的大船;
整个世界
都遇了险。
……
海上，地上，
天上，
到处都是春天。
一切生存的东西，
一切发出香气的东西，
一切异常轻盈的东西，
一切颤抖在柠檬树上，
隐藏在壮丽的木兰中的
沉睡的馨香的东西，——
都在等待着
春天的出现。(孙玮译)
再比如《逃亡者》的结尾——
虽则在黑夜，虽则在大地的隐蔽的地方，
我并不感到孤独。
我是人民，不可记数的人民。
我的声音里有着无可怀疑的力量，
它能够超越沉默，
在黑暗中孳生。
死亡，受难，阴影，冰霜，
突然降落在种子上，
人民好像已经被封闭进坟墓。
然而麦子回到了地面上。
它红色的，永不妥协的手
穿透了沉默。
从死亡中我们获得新生。(袁水拍译)
在描写政府屠杀罢工的工人时，聂鲁达有这样的诗句“人民的死亡和过去一样无声无息，/好像只是石子落在石子地上，/ 水泼在水面上”。即使是在政治抗争的诗篇里，也有现代主义风味的比喻、象征、想像，这使他的诗歌——即使经过了几次翻译——呈现出与现实主义不同的面貌。
聂鲁达的作品在50-60年代的中国共印刷83,770册，是此时期的拉美文学翻译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
三
“文革”结束后，聂鲁达又重新回到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江志方较早重提聂鲁达，翻译了他自传中关于中国和苏联的部分段落。1980年9月号《诗刊》发表《聂鲁达诗选》，其中第一次选译了聂鲁达的情诗——《你的微笑》。聂鲁达在80年代能够很快就被重新提起，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自然是聂鲁达在当代50-70年代中国传播的基础，和他在“文革”期间受到的“禁锢”。其次，聂鲁达被介绍到中国的政治性“史诗”，为当时“新诗潮”的革新者，提供了这方面的艺术经验。所以在八十年代，他具有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另一重要原因，则是80年代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它被许多人想像为文学的盛宴。在这样的光环之下，聂鲁达得以保持其经典的地位。但是，80年代以来对聂鲁达的译介、接受，爱情诗的地位突出。出版的各种聂鲁达诗选中，情诗明显多于政治诗;现代派风格的诗也开始引起关注。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船长的歌》以及《爱情十四行一百首》等很多以前从未翻译过的作品，陆续被译成中文。但还是有意舍弃了那些描写情欲、死亡的诗篇，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而且有批评家认为聂鲁达晚年“养尊处优，内心空虚”，“脱离现实，疏远人民”，丧失了创作力。于是，他在苏共20大之后创作的、以《狂歌集》为代表的作品在中国仍然鲜为人知。
1996年，由于一部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邮差》，聂鲁达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电影讲述了聂鲁达流亡时期暂居意大利卡普里岛的生活。他教岛上为他送信的邮差写情诗，帮他追求爱情。这之后聂鲁达的情诗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小热点，尤其是最负盛名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出了不同的全译本。中国读者突然发现，聂鲁达居然如此细致动情地描写了性。在2003年出版的又一本名为《聂鲁达诗选》的选本中，居然没有一首政治抒情诗入选，全部是情诗。在聂鲁达被全面情欲化的同时，他政治化的一面被遗忘。但正是聂鲁达的《西班牙在我心中》鼓舞着国际纵队的战士们保卫共和国，同佛朗哥战斗。二战期间，在拉美广为传诵的反法西斯诗篇是他的《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切·格瓦拉是带着聂鲁达的《漫歌》在马埃斯特拉山中战斗的。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人民是朗诵着他的《英雄事业的赞歌》支持古巴，反抗美国封锁的。
同20世纪50-70年代对聂鲁达的译介相比，80年代之后并未呈现想像之中的多元。翻译仍然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比如说对“革命”的告别，比如说市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