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现在说再见？论拍照的意义(译）
和现在说再见？论拍照的意义
——THOMAS BELLER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新奥尔兰的太阳躲在云层后边，十一月的风用它特有的方式提醒你，虽然很暖和，但夏天早已经过去了。此刻我和家人走在通往“后来”图书馆的路上。图书馆是一栋改造过的大厦，坐落在圣查尔斯大街上，宽阔的草坪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我的两个孩子，五岁的伊万，一岁半的艾利克斯，慢慢地走向草坪。一辆小汽车疾驶而过，艾利克斯冲它挥了挥手。伊万则在给我讲完她新游戏复杂的规则后跑向了草坪的坡顶。
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我常把她抛起来，来回转她，和她打打闹闹。现在她不再小了，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却与日俱增。不用她说一句话，我就知道我被当成了一日马戏中的壮汉，我鼓励我自己。
我女儿现在腾在空中，像一只猴子冲我飞来，先是头，然后是稻子一样金黄的头发，蓝色的短裙，蓝色的意大利条带衬衫，苹果一样的脸颊，和被白白的牙齿，粉红的舌头弄脏的嘴唇。
停！就是现在，让我们定格这个画面。这个场景我再也无法看到，除了在我的记忆里：一个小女孩儿在半空中，身后是一片碧波，脸上闪耀着各种颜色——蓝的，粉的，黄的，白的，她飞起来的身后那个古老庄严的建筑，仿佛也充满了快乐。
就在那时，当她腾在空中的时候，我拍了下口袋，非常希望可以找到相机，拿出来，拍下这个片刻停留的瞬间。但是我口袋里没有相机，而且时间也来不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画面，虽然我的记忆可能已经对它进行了润色。而别人永远看不到它。你可以想象这幅画面，但它没有被记录下来。我感到有一些遗憾，因为这一刻毕竟发生了，而且那么得美，美到任何使我从那种感觉中分心的事都使我感到羞耻。
最近在苹果技术支持中心有人告诉我说：你不是一个一般的iphoto用户。
“不是吗？”我说。
“不，你比一般用户拍得照片要多。”
这个观点倾向明显，打破了苹果客服中心一向只解决问题的禅一样的平静。我比其他人拍的照片更多吗？怎么会，比其他有孩子的父母也拍得更多吗？
我常常拍照，但是自2004年买了第一部数码相机以来，拍得多了很多。几年后当我女儿出生时，拍照数量以指数方式疯狂增长，在我拿到第一台iphone后又以同样的速度猛增。只要一些事情吸引眼球，或者很美，哪怕仅仅是我家楼顶上的云彩开开合合，我都会拿起手机，按下快门，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
我喜欢抓拍，不用闪光灯。只要灯光有味道有氛围，一点点的模糊是可以容忍的。我不要求别人摆姿势，事实上我不喜欢摆拍。我仍旧记得我女儿三四岁的时候，第一次为了拍照而摆出的笑脸，糟糕透了。
新闻摄影记者蒂姆佩奇写过一本回忆录，“追击胡叔的胜利花园：重返越南和柬埔寨，”1996年我在金边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后这本书得以出版。他用一种快乐的令人沉醉的方式记录了他作为一个记者在那里的工作，仿佛以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穿越了所有的危险。是他报道越南战争时独特的画面和生动的场景吸引着我读下去，但是令我牢记的却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关于他如何写作这本书的采访。
他说：这本回忆录有一种电影式的独特。因为在每一次开始写作前，他都会检查在那个地方拍下的相册。他用放大镜盯着他们看，这些相片会帮助他唤起记忆。
这里有一个简单而有说服力的逻辑。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佩奇引用了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在柏林故事中著名的开场白——我是照相机——并把它变成了文字。把生命中所有的阶段都用相机记录下来，对我而言充满了吸引力。太多的记忆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了，但是某些时候拍下来的一些照片会使你想起整个的场景。由这些零星的瞬间，场景，插曲，你可以看到你的生命不断的发生并过去。它会提醒着你是谁，至少说你曾经是谁。
1996年，拍照还是专属于职业摄影师的奢侈品。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蒂姆佩奇了，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相册，至少对我们这些拍了很多照片的人是这样，就好像舀了一勺雷根糖抓到手里似的。但是雷根糖只在你吃它的时候有味道。你怎么看一个收集雷根糖的人，一个家里放满了一罐又一罐雷根糖的人呢？你或许可以这样问他：你打算拿着些雷根糖做什么呢？
对我来说，照相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把玩儿iPhone的借口，很奇怪的，它可以使人平静下来，好像一个护身符或者一只活着的小动物。事实上，智能手机使我有种罪恶感——本来应该关心生活的时候我却在关注手机。照片这件事充满着吸引力，可能是因为它使你可以同时干几件事——我可以触摸手机，看新闻，逃避现实，还可以看朋友圈发生了什么，又可以做我孩子生活中某些瞬间的见证者，尽管我只是在屏幕上看到他们。为了缓和这种情绪，我常常盲拍，好像一看到想拍的场景时就立刻开枪射击一样。
我是否在欺骗自己？当你给自己的孩子拍照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拿着相机（手机）按下快门的时候，那个瞬间，你在看着他们吗？或者你会期待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常常可能是十秒钟或者可能是十年——你会重看这个瞬间吗？
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当时看起来珍贵的几张随着时间改变了。那些当时觉得拍的最好的，在一年或更久之后，常常也不那么美好动人了。你像个侦探似的拍这些照片，在找寻一个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去找寻的模式。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的另一个时刻，它不在手机里，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当时在沙滩上。海湾和大海之间开了一道口，大潮涌来正撞上过来的大浪。一群大人和小孩儿站在沙坻上，在波涛中保持平衡，波涛漫过他们的小腿，膝盖，更小的小孩比如我的女儿的大腿。她离我有几尺远，面朝海平线，看着大浪冲过来，欢呼雀跃着，偷偷看别的小孩儿自己也假装不害怕，而我站在她身后，担心地看着海平线。
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对自己说。小小的浪花而已。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呢。虽然有点吓人但是并没有什么危险。而且，只要我靠近到她伸手可及的位置，她就大喊大叫，坚持自己一个人站那儿，尽管她已经被浪冲倒了一两次。小银鱼从我们的脚之间穿过，波涛轰隆作响。左边几步远，沙坻塌了，水的颜色也变深了。当我走到那里，冰凉的水一直淹到我的腰部。
我老婆伊丽莎白和小娃娃在沙滩上——我转过身去看到伊丽莎白扶着他，而他则低头看着白色的泡沫盖过他的脚。伊万跳来跳去，好像一个拳击手一样，等待着下一波浪花。小银鱼成群列队游来，在我们的膝盖间穿梭，好像一邦虔诚的修女和圣徒在做着最后的祷告。当然，我在海里，所以没拿手机。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我们的手机裹在毛巾里，而且没电了。
所有的这些都存在我的记忆里，也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海里的每一条银鱼，和男孩儿在伞下把薯条塞进嘴里时头部映着宝蓝色天空的轮廓，都是那么的清晰。对此我不得不问：这些场景如此生动是因为没有照片的缘故吗？拍照会使我分心并使这些场景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不那么深刻吗？
这是一个被控制的调制解调的时代，快速，清楚。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在每周一天没有记录的生活。在这一天里，让记忆力来做所有的工作，或者什么都忘掉，如果记忆这样选择，随它就好。没有手机，没有偏光镜来缓和在你眼前发生的一切。唯一的选择是喜好，经历，记忆，或者可以在之后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对照片的喜好和那些没有照片而清晰的记忆冲突着，好像大海中两股浪花彼此拍打。
我曾听说，两股浪互相拍打是洪流前来的征兆，这也是我和伊万一起站在大海里时最担心的，担心她被寒流冲得我再也够不到。那样她就被冲走了。她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所以想让我站得近点，但是又不要太近。重要的是我站在她后边，不能是前边甚至旁边，这样她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海平线。我们都在练习着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独立起来。
原文：http://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e-desk/saying-goodbye-to-now
——THOMAS BELLER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新奥尔兰的太阳躲在云层后边，十一月的风用它特有的方式提醒你，虽然很暖和，但夏天早已经过去了。此刻我和家人走在通往“后来”图书馆的路上。图书馆是一栋改造过的大厦，坐落在圣查尔斯大街上，宽阔的草坪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我的两个孩子，五岁的伊万，一岁半的艾利克斯，慢慢地走向草坪。一辆小汽车疾驶而过，艾利克斯冲它挥了挥手。伊万则在给我讲完她新游戏复杂的规则后跑向了草坪的坡顶。
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我常把她抛起来，来回转她，和她打打闹闹。现在她不再小了，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却与日俱增。不用她说一句话，我就知道我被当成了一日马戏中的壮汉，我鼓励我自己。
我女儿现在腾在空中，像一只猴子冲我飞来，先是头，然后是稻子一样金黄的头发，蓝色的短裙，蓝色的意大利条带衬衫，苹果一样的脸颊，和被白白的牙齿，粉红的舌头弄脏的嘴唇。
停！就是现在，让我们定格这个画面。这个场景我再也无法看到，除了在我的记忆里：一个小女孩儿在半空中，身后是一片碧波，脸上闪耀着各种颜色——蓝的，粉的，黄的，白的，她飞起来的身后那个古老庄严的建筑，仿佛也充满了快乐。
就在那时，当她腾在空中的时候，我拍了下口袋，非常希望可以找到相机，拿出来，拍下这个片刻停留的瞬间。但是我口袋里没有相机，而且时间也来不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画面，虽然我的记忆可能已经对它进行了润色。而别人永远看不到它。你可以想象这幅画面，但它没有被记录下来。我感到有一些遗憾，因为这一刻毕竟发生了，而且那么得美，美到任何使我从那种感觉中分心的事都使我感到羞耻。
最近在苹果技术支持中心有人告诉我说：你不是一个一般的iphoto用户。
“不是吗？”我说。
“不，你比一般用户拍得照片要多。”
这个观点倾向明显，打破了苹果客服中心一向只解决问题的禅一样的平静。我比其他人拍的照片更多吗？怎么会，比其他有孩子的父母也拍得更多吗？
我常常拍照，但是自2004年买了第一部数码相机以来，拍得多了很多。几年后当我女儿出生时，拍照数量以指数方式疯狂增长，在我拿到第一台iphone后又以同样的速度猛增。只要一些事情吸引眼球，或者很美，哪怕仅仅是我家楼顶上的云彩开开合合，我都会拿起手机，按下快门，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
我喜欢抓拍，不用闪光灯。只要灯光有味道有氛围，一点点的模糊是可以容忍的。我不要求别人摆姿势，事实上我不喜欢摆拍。我仍旧记得我女儿三四岁的时候，第一次为了拍照而摆出的笑脸，糟糕透了。
新闻摄影记者蒂姆佩奇写过一本回忆录，“追击胡叔的胜利花园：重返越南和柬埔寨，”1996年我在金边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年后这本书得以出版。他用一种快乐的令人沉醉的方式记录了他作为一个记者在那里的工作，仿佛以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穿越了所有的危险。是他报道越南战争时独特的画面和生动的场景吸引着我读下去，但是令我牢记的却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关于他如何写作这本书的采访。
他说：这本回忆录有一种电影式的独特。因为在每一次开始写作前，他都会检查在那个地方拍下的相册。他用放大镜盯着他们看，这些相片会帮助他唤起记忆。
这里有一个简单而有说服力的逻辑。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佩奇引用了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在柏林故事中著名的开场白——我是照相机——并把它变成了文字。把生命中所有的阶段都用相机记录下来，对我而言充满了吸引力。太多的记忆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了，但是某些时候拍下来的一些照片会使你想起整个的场景。由这些零星的瞬间，场景，插曲，你可以看到你的生命不断的发生并过去。它会提醒着你是谁，至少说你曾经是谁。
1996年，拍照还是专属于职业摄影师的奢侈品。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蒂姆佩奇了，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相册，至少对我们这些拍了很多照片的人是这样，就好像舀了一勺雷根糖抓到手里似的。但是雷根糖只在你吃它的时候有味道。你怎么看一个收集雷根糖的人，一个家里放满了一罐又一罐雷根糖的人呢？你或许可以这样问他：你打算拿着些雷根糖做什么呢？
对我来说，照相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把玩儿iPhone的借口，很奇怪的，它可以使人平静下来，好像一个护身符或者一只活着的小动物。事实上，智能手机使我有种罪恶感——本来应该关心生活的时候我却在关注手机。照片这件事充满着吸引力，可能是因为它使你可以同时干几件事——我可以触摸手机，看新闻，逃避现实，还可以看朋友圈发生了什么，又可以做我孩子生活中某些瞬间的见证者，尽管我只是在屏幕上看到他们。为了缓和这种情绪，我常常盲拍，好像一看到想拍的场景时就立刻开枪射击一样。
我是否在欺骗自己？当你给自己的孩子拍照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拿着相机（手机）按下快门的时候，那个瞬间，你在看着他们吗？或者你会期待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常常可能是十秒钟或者可能是十年——你会重看这个瞬间吗？
整理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发现有些当时看起来珍贵的几张随着时间改变了。那些当时觉得拍的最好的，在一年或更久之后，常常也不那么美好动人了。你像个侦探似的拍这些照片，在找寻一个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去找寻的模式。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了几个月前的另一个时刻，它不在手机里，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当时在沙滩上。海湾和大海之间开了一道口，大潮涌来正撞上过来的大浪。一群大人和小孩儿站在沙坻上，在波涛中保持平衡，波涛漫过他们的小腿，膝盖，更小的小孩比如我的女儿的大腿。她离我有几尺远，面朝海平线，看着大浪冲过来，欢呼雀跃着，偷偷看别的小孩儿自己也假装不害怕，而我站在她身后，担心地看着海平线。
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对自己说。小小的浪花而已。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呢。虽然有点吓人但是并没有什么危险。而且，只要我靠近到她伸手可及的位置，她就大喊大叫，坚持自己一个人站那儿，尽管她已经被浪冲倒了一两次。小银鱼从我们的脚之间穿过，波涛轰隆作响。左边几步远，沙坻塌了，水的颜色也变深了。当我走到那里，冰凉的水一直淹到我的腰部。
我老婆伊丽莎白和小娃娃在沙滩上——我转过身去看到伊丽莎白扶着他，而他则低头看着白色的泡沫盖过他的脚。伊万跳来跳去，好像一个拳击手一样，等待着下一波浪花。小银鱼成群列队游来，在我们的膝盖间穿梭，好像一邦虔诚的修女和圣徒在做着最后的祷告。当然，我在海里，所以没拿手机。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我们的手机裹在毛巾里，而且没电了。
所有的这些都存在我的记忆里，也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海里的每一条银鱼，和男孩儿在伞下把薯条塞进嘴里时头部映着宝蓝色天空的轮廓，都是那么的清晰。对此我不得不问：这些场景如此生动是因为没有照片的缘故吗？拍照会使我分心并使这些场景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不那么深刻吗？
这是一个被控制的调制解调的时代，快速，清楚。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在每周一天没有记录的生活。在这一天里，让记忆力来做所有的工作，或者什么都忘掉，如果记忆这样选择，随它就好。没有手机，没有偏光镜来缓和在你眼前发生的一切。唯一的选择是喜好，经历，记忆，或者可以在之后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对照片的喜好和那些没有照片而清晰的记忆冲突着，好像大海中两股浪花彼此拍打。
我曾听说，两股浪互相拍打是洪流前来的征兆，这也是我和伊万一起站在大海里时最担心的，担心她被寒流冲得我再也够不到。那样她就被冲走了。她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所以想让我站得近点，但是又不要太近。重要的是我站在她后边，不能是前边甚至旁边，这样她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海平线。我们都在练习着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独立起来。
原文：http://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e-desk/saying-goodbye-to-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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