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 | 从“日本学习”到自我反思

文/周功钊
笔者来自杭州。现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博士。自2006年本科进入美院建筑系起，就一直在美院的环境中长大。这样的个人学习经历看起来似乎有些枯燥，但是杭州这片土地和美院的开放环境还是让我一度选择了留下，似乎在这里有着我一直割舍不掉的情节。
和一般院校不同，美院作为艺术类学校十分看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创造，不会有太多的局限和要求。有时候我会沉醉于美院多元的教学课程，但同时也会对课程的设置等问题报以个人化的批判性，我相信这是为学校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的付出。
就如之前所说的，学院的环境使得个人空间的发展成为了可能。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的学院教学方向，开始了笔者对所谓的“传统”第一次反思，即“日本似乎沿袭了中国最为原初传统，如今的中国又有多少”。当然用现在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就另当别论了。那时候的笔者，出于这个冒失的质疑，在本科的时候开始学习日语。陆陆续续五六年，日语的能力也和对日本（建筑）文化的学习缓慢进步中。也正是那几年的时间，美院的建筑教学开始初成体系，其宽广的包容度也让作为学生的我们开始有机会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知识。以安藤忠雄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开始影响我们的建筑观。
                
                
当时（2007年左右）对于日本建筑文化的学习并没有现在成熟的理论系统，更多的资源是来自于少量的图片书籍，比如马卫东所编著的《安藤忠雄建筑之旅》（2005年）以及《国外建筑设计详图图集》（2005年），每当捧起那些书，看着书中略显粗糙的图片时，那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文化气质就让人感到兴奋。记得那个时候由安藤忠雄先生引起的空间热，使得许多的学生每每都会沉迷于光线与墙体那般的气质中。其纯粹的材料语言，也使得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白色模型材料（PVC板）就能够做出自己想象的空间。
                
                
                
                
当然隈研吾先生的作品也是在那个时候带入了我们的学习圈中。如果说安藤先生是空间派的话，隈先生就算是材料派。其多样的材料语言（特别是竹子）很好的诠释了东方建筑的神韵。对于当时初入日本文化的笔者来说，这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两个人同时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笔者发现这两位建筑师的情境变化也贯穿了如今建筑学方向发展，以及建筑观的形成。
                
                
两位日本建筑师分别指向了日本建筑精髓的两点：安藤先生之“間”（ma）和隈先生“物”（mono）。他们都矢志不渝的坚持着自己的建筑之道，并不断高产着。“間”和“物”也常常被学界认为是主流发展的方向，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是抽象的空间以及具象的物质。这两点发生在这两位建筑师身上有时会被认为是一组对立的特征。在笔者本科时候，身边的同学更多拥护的是安藤先生，认为空间才是建筑的本质，而隈先生更像是一个“室内建筑师”。不能说这样的判断过于偏激，这也和国内一直留存的“实用性”建筑学教育有着不小的关系（现在这种“实用性”慢慢正在淡去）。这样来看的话，空间被材料多样性所拆解的隈先生的作品就显得势单力薄了。在那股日本“正派”建筑学热潮下，对于隈研吾先生真正价值的反思也慢慢诞生了。
                
                
让笔者拨开一度以图媒为表象的日本建筑面纱的正是隈研吾先生。关键点在于其所著的《负建筑》（2008年），与当时流行的、印有他项目照片的画册有所不同，书中基本上很少出现图片，有着只是大段大段的理论文字。其中涉及《货币论》作者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辛德勒的民主主义思想等等，这使得前一刻还沉醉于模型空间光影下的我顿时迷茫、不知所云。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字字地坚持读下了这本书，那时候还并不能完全知晓隈先生所要表达的全部，但是他所引出的方向还是给予了一系列新的途径去讨论建筑学。
                
                
2011年开始，笔者跟随王澍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学习的重心开始从纯粹的理论学习转向了项目实践。王澍老师这边的学习中，笔者慢慢开始明白的是，过去教学下的所谓的设计构想是需要通过每一处材料的交接处理开始的。空间的语言固然重要，但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绝对。2012年，笔者在隈研吾先生设计的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项目基地上与隈先生的一次偶遇，愈发促使我感觉到这种建筑观的变化。
那一天，杭州刚入春，笔者已换上了长袖单衣。从日本过来的隈研吾先生还是厚大褂，除了体型比想象中更高大外，先生的语言能力也很强。随行的团队是来确认民艺博物馆项目的1:1基本构造单元。从日语到英语，隈先生直接从内部讨论到与施工方的确认和建议，其间只花了不到一刻钟就把事情解决了。从细部单元把握，类比到一个大项目的控制，如此高效和冷静的判断和处理，对于活跃在各个工地的建筑师来说是很重要的。
                
                
作为旁观者，或者是作为还在求学的学生，往往会觉得“高产”对于一位建筑师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甚至会觉得纷杂的作品会影响别人对他特征性的判断。与一直坚持着自己风格的建筑师（如安藤忠雄先生，作为清水混凝土建筑的代表建筑师）不同，隈研吾先生通过近几年来各色项目中尝试了各种材料、建构及空间的尝试。我们不禁会对隈先生如此丰富的思维想法感到惊讶。如果将隈先生放到这次讨论的背景——“日本”中我们也会发现，在强调师承关系的日本主流建筑圈（如最近讨论火热的东京工业大学建筑学系之传承脉络）中，隈研吾先生的环境却是十分具有个人色彩。
就在这般满腹狐疑的时候，笔者于2014年之秋有幸接到了来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关于隈研吾先生所著《我所在的地方》（原书名《僕の場所》）的翻译项目。对于笔者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机遇。对于只行于日语阅读水平的笔者来说，直接进入翻译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语言一关；但是从笔者之前积累下来，对隈研吾先生的兴趣与疑问来看，这次的翻译是一次寻找答案的契机。
                
                
《我所在的地方》一书，突破了隈研吾之前的写作习惯，精致的短文零敲碎打般的编织出了看似模糊的隈氏本人自己。笔者在此并不希望完全讲述书中所述之事（读者尽可阅读本书），或许就着讨论这次翻译的过程，更能回应本文之题。
笔者执笔写下此文之时，书目已然出版。被问及最多的问题还是，“译者所表述的和作者原书所表达的内容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当然是作为译文读者最为普遍的问题。对于也同样作为读者的我来说，捧着各种译文书籍都会不自觉的抛出这个疑问。翻译的精髓是“信、达、雅”毋庸置疑，严复此语一方面是纯粹的语言直接的转化，即表述内容本身；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中文行文用词的顺理、优美。但是作为同是从事建筑领域的笔者来说，文本的意义似乎超越了文字本身。
《我所在的地方》与其说是一本和建筑相关的书籍，更像是隈研吾先生专业生活发展的一段未完结自传。在书末后记中，隈先生提及了笔者一直萦绕的疑问，“……现如今有许许多多我在各地的项目作品，还有不同的媒体在进行我的访问，但是还是会有人会问，隈研吾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童年是怎么成长的。……”看到此处笔者发现，本书真是回应了这近十年间学习经历中种种的疑问，甚至这些疑问普遍存在于更多的读者中。
那一天，2015年农历正月初四，笔者花了近三个月时间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却体验到了作者60年间的生活经历。那些地方和经历就像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镜头一般，静静地记录了所发生的点点滴滴。次日初五，笔者只身前往日本，也是第一来到这个神秘岛国。与书中所记述的基调一样，此番的行迹并不是只是寻觅，而是更像是一种生活。日本多样化的环境和严谨、精致的生活品质，使得那些曾经在书籍和照片中看到的新奇、或者说所谓的“好”建筑变得不那么特殊。它们并不张扬，各自表达自己的特性，然后自然而然的存在着。这正如隈研吾先生之前所提到的“弱建筑”概念一样，它们更像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脱离观者的表现。隈研吾先生的作品，以及我们所熟知的妹岛和世、伊东丰雄等建筑大师，他们的作品就藏匿于高密度的街区之中，一不留神甚至就会错过。建筑师在日本是一个平实化的职业，所谓的平实，就是每一个人都能有展示自己想法和理念的机会。个人化被强调不受约束，但又不是张扬。彼此不存在攀比和逐利，因为所展示自我的机会是平等的。如此经历让我重新对之前的认识进行判断，甚至发现了自身潜藏着的自我世界的意识。
                
                
                
                
回国后，笔者重新审读之前的译稿并做了修改，发现书中短文之间其实有着那般紧密联系。作为一个建筑师，或者说一个活着的人来说，自我的世界原来是那么的重要。它不但承载了过去的记忆，它同样给予使得自己自身个体得以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动力。这也应和了隈研吾先生对本书写作的定义，即一篇“碎片性的写作”（罗兰•巴特语），碎片就意味着没有完结，它仍然可以被继续。相信对于笔者来说，对于专业的学习以及个人生活也是在这些丰富的碎片中阅读和编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