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餐厅
我们在科伦坡找到一家华人餐厅——中国人有个古怪思维，总认为餐厅的口味好坏与其环境的整洁优美度成反比。屋子越破，桌子越脏，服务员态度越高傲冷艳，其菜品味道必然越卓尔不群。这也不难解释北京有一家开在胡同里的川菜馆，明目张胆地把餐桌架到了公共厕所门口，生意却常年好得造反。
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此家中餐馆的味道一定是只应天上有了。当看到他家老板时，更加坚定了我们心头的此种邪念。正是营业时间，黝黑瘦小的老板却趴在柜台上，眯着眼睛，半开半阖的眼皮外翻着鱼肚颜色的白眼球，活像一条被这屋子里的热气给蒸得半熟的鱼，出气多，进气少。
看到有人进来，老板勉强抬起一只手，像用尽了全身力气那么费劲——招呼我们坐下。简陋的菜单又黑又油，黏在手指上根本翻不开。趁双眼已经习惯了大堂内昏暗的灯光，我随意上下打量了这屋子一番。看得出来，这餐厅曾经不怎么好吃——换句话说，它也曾经整洁优美过。屋子四角都摆着枯死的大株绿植，吱呀呀不停打转的吊扇上挂着暗红的中国结，收银台后面的柜台上也放置着关公像，只是面前摆着的水果全都缩成了一团，电蜡烛上甚至结起了蜘蛛网。
“我们这儿有点乱，没什么吃的，”老板走过来，操着一口福建广东一带口音的普通话讲，“女服务员三个月前跑掉了。”
“我们随便吃点什么都行。”我们被老板一脸的理直气壮和阴郁的神色给吓到了，挺起胆子回道。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厨房，乒乒乓乓地鼓捣了一阵，端出一条鱼，一盆虾和一盆蟹，还有一盘蔬菜。果不其然，他的手艺不错，鱼是鱼，虾是虾，蟹是蟹，菜叶是菜叶，不同于本地流行的咖喱，黄糊糊的一团盛上来，看不出个轮廓来，说是屎我也信。
对于他家女服务员跑掉这件事，我们并不想盘根问底，逼着主人讲他不愿讲的私事；但也不好意思显得太过漠不关心，毕竟他乡遇国人，中华民族好管闲事的热情多少还是要拿点出来的。
斯里兰卡是个限酒的地方，老板悄悄地拿出威士忌和可乐，给我们一人兑了一杯，顺便给自己满上——他自己的那杯，明显威士忌要比可乐多出很多。
“那个女服务员，”老板喝了一杯威士忌兑可乐后，冲我们笑了笑，他笑得很甜，这让他显得温柔了许多，“是个很好的女人，她在这儿的时候，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你们知道，热带地方的人多少有点懒，可她不，瞧，这屋子里的花草都是她在的时候养的。这屋子她每天要打扫三次，有没有客人来都一样。”
老板现在显然颇有说话的欲望，我们不忍拂了他的兴致，便帮他打开话匣子：
“然后你把她给开了？”
“不不，我对她很好。说是服务员，她其实更像这儿的女主人，老板娘。呃，你们知道，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打拼，前前后后七八年了，赚些钱不容易，家人又都在国内，因此……”
我们很有默契地点点头——话说回来，所谓的“女服务员”，就是这个黝黑瘦小的中国老板在此地明里暗里的情人了。
“理解理解。”我们装作赞同的样子，争先恐后地点头示意。
“我要是讲给你们听，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闷？”
“不会不会。”
“好吧。我是在科伦坡的街上碰到她的，她是个可爱的姑娘，“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上是个年轻的女孩，梳着一头油光水滑的辫子，背着手，笑得有些羞涩，一双严肃的大眼睛里闪动着几分调皮的神色，跟我们在这边遇到的很多当地人一样，对着镜头就开始紧张，“她是北部人，为了躲避战乱才到科伦坡来的。她的父母都在内战里去世了，她来科伦坡时还是个小姑娘，只有自己一个人，我可怜她，于是收留了她。当然，我完全把她当作这儿的女主人，那时我手下还有几个帮佣的，我告诉他们，她要不满意谁，谁就得马上走人。”
老板深吸了一口气：“她要的我都给她了，可她还是不满意。或许我不该这么说，但女人都是不可捉摸的。”
“她在这儿做得非常好，我很满意。她把这家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你们知道的，这些斯里兰卡人，本性都不坏，还比较朴素，一开始她也开开心心的，总算能脱离战争，过上点安稳日子了。”
老板嘴里说着，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威士忌。
“但她……那姑娘，后来要我娶她。是的，娶她，她的意思是要正式结婚。我不晓得她脑子里怎么会有这种主意，我给她买了颗黄宝石戒指，让她闭嘴。不过女人一旦打定主意，可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都告诉她了，我做不到，因为我在中国已经有了个太太。”
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对这种明目张胆大搞婚外情的行为，自然要予以严厉的谴责。可吃人家的嘴短，此时无论如何也垮不下脸来对他说教，只好一边埋头吃菜，一边随意吱唔两声蒙混过关，老板好像从我们这儿得到了支持理解，继续滔滔不绝：“所以女人就是这么奇怪。我那在中国的老婆，只要跟我结了婚，便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要了，我一年到头不回家，从没送给她戒指首饰，她也不在乎。哎，你说，在女人眼中，结婚当真就这么重要？比宝石还重要？”
“但你要真喜欢她，为什么不真娶了她？你们会很幸福的。”
“我跟你们讲，我要娶了她，我就得在科伦坡待一辈子。但我迟早要回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儿，我想埋在老家的山里。她告诉我，她知道我迟早都要回去的，到时她怎么办？她现在还年轻，如果现在离开我，她可以找个本地男人嫁了。如果晚几年，就没人要她了。她从一年前开始偷偷攒钱，给自己打点行装，但我觉得她只是吓唬吓唬我——她没有家人，没有财产，孑然一身，她还能去哪儿？我不相信她打算走，但我还是很害怕，她太好了，她对人很热情，客人们喜欢她，帮佣们喜欢她，连旁边市场卖海鲜的小商贩也喜欢她——但我还是不能为了她，就决定留在这儿。”
老板说到这里，略微停了一下，看着我们的眼睛：“我特别想回国，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无论现在去了哪儿，最后都还是要回去的。我想回去盖个小房子，可以随便在屋子后头种点萝卜和番茄。每天早上起来泡点儿新采的茶叶，然后去跟街头卖豆腐的小姑娘拌嘴。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无趣，但我们这些人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我不能放弃。”
“然后，有天傍晚，她来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擦了桌子，给植物浇了水，然后把自己的两个箱子装上一辆小汽车，过来跟我说再见。她哭了起来，要是我同意娶她，她就会留下来。我当时应该也在哭，但还是摇了摇头。随后她大哭着跑了出去，当时我差一点就让步了——我得喝上大半瓶酒来定神。”
看到我们吃得差不多了，老板站起身来，看了看表说：“你们要准备走了吧。抱歉，我这些家长里短可能让你们闷得要死了。”
“哪里哪里。”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我们付了钱，戴上遮阳帽，走出门去。我们走远了，他挥手向我们道别。
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此家中餐馆的味道一定是只应天上有了。当看到他家老板时，更加坚定了我们心头的此种邪念。正是营业时间，黝黑瘦小的老板却趴在柜台上，眯着眼睛，半开半阖的眼皮外翻着鱼肚颜色的白眼球，活像一条被这屋子里的热气给蒸得半熟的鱼，出气多，进气少。
看到有人进来，老板勉强抬起一只手，像用尽了全身力气那么费劲——招呼我们坐下。简陋的菜单又黑又油，黏在手指上根本翻不开。趁双眼已经习惯了大堂内昏暗的灯光，我随意上下打量了这屋子一番。看得出来，这餐厅曾经不怎么好吃——换句话说，它也曾经整洁优美过。屋子四角都摆着枯死的大株绿植，吱呀呀不停打转的吊扇上挂着暗红的中国结，收银台后面的柜台上也放置着关公像，只是面前摆着的水果全都缩成了一团，电蜡烛上甚至结起了蜘蛛网。
“我们这儿有点乱，没什么吃的，”老板走过来，操着一口福建广东一带口音的普通话讲，“女服务员三个月前跑掉了。”
“我们随便吃点什么都行。”我们被老板一脸的理直气壮和阴郁的神色给吓到了，挺起胆子回道。
他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厨房，乒乒乓乓地鼓捣了一阵，端出一条鱼，一盆虾和一盆蟹，还有一盘蔬菜。果不其然，他的手艺不错，鱼是鱼，虾是虾，蟹是蟹，菜叶是菜叶，不同于本地流行的咖喱，黄糊糊的一团盛上来，看不出个轮廓来，说是屎我也信。
对于他家女服务员跑掉这件事，我们并不想盘根问底，逼着主人讲他不愿讲的私事；但也不好意思显得太过漠不关心，毕竟他乡遇国人，中华民族好管闲事的热情多少还是要拿点出来的。
斯里兰卡是个限酒的地方，老板悄悄地拿出威士忌和可乐，给我们一人兑了一杯，顺便给自己满上——他自己的那杯，明显威士忌要比可乐多出很多。
“那个女服务员，”老板喝了一杯威士忌兑可乐后，冲我们笑了笑，他笑得很甜，这让他显得温柔了许多，“是个很好的女人，她在这儿的时候，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你们知道，热带地方的人多少有点懒，可她不，瞧，这屋子里的花草都是她在的时候养的。这屋子她每天要打扫三次，有没有客人来都一样。”
老板现在显然颇有说话的欲望，我们不忍拂了他的兴致，便帮他打开话匣子：
“然后你把她给开了？”
“不不，我对她很好。说是服务员，她其实更像这儿的女主人，老板娘。呃，你们知道，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打拼，前前后后七八年了，赚些钱不容易，家人又都在国内，因此……”
我们很有默契地点点头——话说回来，所谓的“女服务员”，就是这个黝黑瘦小的中国老板在此地明里暗里的情人了。
“理解理解。”我们装作赞同的样子，争先恐后地点头示意。
“我要是讲给你们听，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闷？”
“不会不会。”
“好吧。我是在科伦坡的街上碰到她的，她是个可爱的姑娘，“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上是个年轻的女孩，梳着一头油光水滑的辫子，背着手，笑得有些羞涩，一双严肃的大眼睛里闪动着几分调皮的神色，跟我们在这边遇到的很多当地人一样，对着镜头就开始紧张，“她是北部人，为了躲避战乱才到科伦坡来的。她的父母都在内战里去世了，她来科伦坡时还是个小姑娘，只有自己一个人，我可怜她，于是收留了她。当然，我完全把她当作这儿的女主人，那时我手下还有几个帮佣的，我告诉他们，她要不满意谁，谁就得马上走人。”
老板深吸了一口气：“她要的我都给她了，可她还是不满意。或许我不该这么说，但女人都是不可捉摸的。”
“她在这儿做得非常好，我很满意。她把这家餐厅打理得井井有条。你们知道的，这些斯里兰卡人，本性都不坏，还比较朴素，一开始她也开开心心的，总算能脱离战争，过上点安稳日子了。”
老板嘴里说着，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威士忌。
“但她……那姑娘，后来要我娶她。是的，娶她，她的意思是要正式结婚。我不晓得她脑子里怎么会有这种主意，我给她买了颗黄宝石戒指，让她闭嘴。不过女人一旦打定主意，可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都告诉她了，我做不到，因为我在中国已经有了个太太。”
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对这种明目张胆大搞婚外情的行为，自然要予以严厉的谴责。可吃人家的嘴短，此时无论如何也垮不下脸来对他说教，只好一边埋头吃菜，一边随意吱唔两声蒙混过关，老板好像从我们这儿得到了支持理解，继续滔滔不绝：“所以女人就是这么奇怪。我那在中国的老婆，只要跟我结了婚，便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什么都不要了，我一年到头不回家，从没送给她戒指首饰，她也不在乎。哎，你说，在女人眼中，结婚当真就这么重要？比宝石还重要？”
“但你要真喜欢她，为什么不真娶了她？你们会很幸福的。”
“我跟你们讲，我要娶了她，我就得在科伦坡待一辈子。但我迟早要回去的，我不可能死在这儿，我想埋在老家的山里。她告诉我，她知道我迟早都要回去的，到时她怎么办？她现在还年轻，如果现在离开我，她可以找个本地男人嫁了。如果晚几年，就没人要她了。她从一年前开始偷偷攒钱，给自己打点行装，但我觉得她只是吓唬吓唬我——她没有家人，没有财产，孑然一身，她还能去哪儿？我不相信她打算走，但我还是很害怕，她太好了，她对人很热情，客人们喜欢她，帮佣们喜欢她，连旁边市场卖海鲜的小商贩也喜欢她——但我还是不能为了她，就决定留在这儿。”
老板说到这里，略微停了一下，看着我们的眼睛：“我特别想回国，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无论现在去了哪儿，最后都还是要回去的。我想回去盖个小房子，可以随便在屋子后头种点萝卜和番茄。每天早上起来泡点儿新采的茶叶，然后去跟街头卖豆腐的小姑娘拌嘴。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无趣，但我们这些人一直是这么过来的，我不能放弃。”
“然后，有天傍晚，她来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擦了桌子，给植物浇了水，然后把自己的两个箱子装上一辆小汽车，过来跟我说再见。她哭了起来，要是我同意娶她，她就会留下来。我当时应该也在哭，但还是摇了摇头。随后她大哭着跑了出去，当时我差一点就让步了——我得喝上大半瓶酒来定神。”
看到我们吃得差不多了，老板站起身来，看了看表说：“你们要准备走了吧。抱歉，我这些家长里短可能让你们闷得要死了。”
“哪里哪里。”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我们付了钱，戴上遮阳帽，走出门去。我们走远了，他挥手向我们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