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里斯人的到来
公元前7世纪中期, 斯巴达著名诗人提尔泰俄斯采用极富抒情性与传奇色彩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古老的移民传说:
正是宙斯本人，克罗诺斯之子，佩戴美丽冠冕的赫拉之夫，将此城（斯巴达）赐予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我们和他们一道离开多风的厄林纽斯，来到广袤的派罗普斯之岛。
诗人在残篇中自豪的追溯了一个说希腊语的群体-多里斯的民族起源，而关于这一民族入侵的学术讨论仍在继续。多数学者甚至倾向于将多里斯人的到来与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文明中心的巨大毁灭相联系，使他们与最早的希腊人等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说希腊语的多里斯人究竟是什么人？来自何处？他们为何要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其民族祖先？多里斯人是最初的“希腊人”吗？这一移民传说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记忆还是后人的文学附会？如果他们真的是古希腊的外来征服者，究竟为何以及何时来到希腊呢？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还得从历史时期的多利斯人说起。
（一）历史时期的多利斯人
我们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希腊人并不是希腊大陆的本地居民，他们在朦胧的史前时代以部落迁徙的方式陆续抵达希腊半岛和爱琴地区，而抵达时间已难以考察。其中，一些部落早已淡忘其外来者身份，而以希腊半岛的土著自居，譬如雅典人和阿卡狄亚人；而多利斯人却是公认的外来者。历史时期的多利斯人分布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美塞尼亚、拉哥尼亚、阿哥利斯和科林斯地峡，像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米洛斯、铁拉（Thera）岛，以及多迪卡奈斯(the Dodecanese)群岛、小亚细亚西南部海岸、北非、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也认为它们拥有一个共享的多利斯血统。按照古制，每个多利斯人城邦把居民分为三个部落，即潘菲罗斯（Pamphylos）、狄玛斯（Damas）与许罗斯（Hyllus）部落 ，后者据说是根据赫拉克勒斯之子许罗斯而命名的。
多利斯人各邦的王族都以赫拉克勒斯的后裔自居，虽然历史时期的希腊人有将传说当作真实历史的偏好，但一些重大的神话事件中均未提到多利斯人的姓名。即便如此，根据传说，多利斯人的先祖起初定居于北希腊、中希腊地区，但由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子孙率领，南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标志着古希腊“英雄时代”的落幕。而斯巴达在古希腊人眼中，是多利斯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早期传说的核心便是“赫拉克勒斯子孙回归的故事”，这被视为“斯巴达编年史上的第一事件，构成斯巴达国家建立基础的历史事件。”那么，多里斯人为何要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其民族祖先？这一“回归”故事是如何为斯巴达人利用，而为自身统治服务呢?在探讨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尚需考察“回归“故事的文本内容与演变。
（二）回归故事的文本内容与演变
关于多里斯移民传说的文本描述经历了九个世纪的发展。这一故事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已具雏形，并出现于斯巴达教谕诗人提尔泰俄斯的残篇记载中。（Tytaeus,fr.2.12-15）公元前五世纪，“回归”故事基本成型。现如今，我们能查找到的详细证据包括公元前五世纪的诗人品达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伊索克拉底、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阿波罗多罗斯以及保桑尼阿斯的文本记载。他们分别于自己的作品中追溯了“回归”故事的早期起因与曲折历程，并为这一本来单一的情节增添了许多新的神话元素。综合上述诸多作家的记述，较为完整的文本内容如下；
赫拉克勒斯是迈锡尼王国创建者帕尔修斯的后裔，宙斯与迈锡尼公主阿尔克墨涅所生之子，因赫拉的嫉妒与迫害，他不仅丧失了王位继承权，也被逼疯，并杀死妻儿，犯下大罪，为赎罪不得不为当时的国王欧瑞斯透斯服苦役。
赫拉克勒斯死后，其后裔继续受到欧瑞斯透斯的迫害，被迫逃往雅典避难。雅典人收留了他们，并答应协助他们击败迈锡尼军队，杀死欧瑞斯透斯及其诸子，导致迈锡尼王位虚悬。迈锡尼人遂拥戴派罗普斯之子阿特柔斯为王。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在各路盟友的支持下乘胜进军，在地峡处与阿特柔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联军相遇，赫拉克勒斯的长子许罗斯表示愿与对方单独决斗，如果失败，赫氏子孙承诺在50年内不再侵扰伯罗奔尼撒。阿特柔斯方面同意此条件，遂选派忒革亚国王厄刻墨斯参加决斗。结果许罗斯被杀，赫氏子孙被迫撤走，50年后方才重返故土。
阿波罗多罗斯与波桑尼阿斯提供了一个更为“曲折”的回归版本：欧瑞斯透斯被杀后，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成功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全境。次年瘟疫流行，神谕认为这是赫氏子孙回归过早所致。于是他们离开伯罗奔尼撒返回马拉松居住。许罗斯赴德尔菲征求神谕，阿波罗告知他们在“第三次谷物成熟”时返回伯罗奔尼撒。三年后，许罗斯尝试回归，结果在决斗中丧命。当阿迦门农之孙、俄瑞斯忒斯之子提萨墨诺斯统治阿哥利斯与拉哥尼亚时，许罗斯之孙阿里斯托马克斯再次试图回归，结果兵败被杀。赫氏后裔于是领悟，神谕所谓的“第三次谷物成熟”是指许罗斯的第三代后裔。当许罗斯的三个重孙特墨诺斯、阿里斯托徳墨斯与克利斯丰忒斯成年后，“回归”时机成熟了。他们于是在科林斯海湾北岸的瑙帕克托斯集结舰队，欲从海路进攻伯罗奔尼撒。但舰队未待启航即遭风暴之难，军队也因饥馑被迫解散。阿里斯托徳摩墨斯先遭雷击而亡，赫拉克勒斯子孙只好再次推延远征日期。最后，他们选择埃托利亚人奥克斯罗斯为向导，成功征服伯罗奔尼撒。提萨墨诺斯被杀，多利亚人两部落的首领潘菲洛斯与狄玛斯也在战场殒命。赫拉克勒斯的子孙遂抽签瓜分领土：特墨诺斯分得阿哥利斯、阿里斯托徳墨斯的双生子欧瑞斯忒尼斯与普罗克利斯分得拉哥尼亚；克里斯丰忒斯则凭借欺诈手段获得丰饶的美塞尼亚。埃托利亚人奥克斯罗斯则分得许诺给他的伊利斯地区。
根据公元前二世纪的古典作家波桑尼阿斯的记载，提萨墨诺斯并非为多利斯人所杀，而是率领其阿凯亚人臣民逃往伯罗奔尼撒北部的埃吉亚罗斯，在同当地爱奥尼亚人的战斗中阵亡。但埃吉亚罗斯被阿凯亚人占领，后更名为阿凯亚。爱奥尼亚人则被迫迁至雅典，后向东移民至基克拉迪群岛和小亚细亚的中部港口带。而此次移民使一批新的定居点于爱琴海和中地中海地区建立。多利斯人还征服美塞尼亚，迫使派罗斯的涅琉斯王族逃往阿提卡，美塞尼亚人则同意接受赫拉克勒斯子孙后裔的统治，愿与他们分享土地。这就是阿凯亚人与爱奥尼亚人移民运动的历史由来。
那么，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家族究竟是何种联系呢？狄奥多罗斯与阿波罗多罗斯提供了某些解释：多利斯人是希腊民族名祖希伦之子多罗斯的后裔，原住多利斯，其国王是埃吉米乌斯（Aegimius），因与色萨利部落拉庀泰人有边界之争，埃吉米乌斯被逐出国门，他求助于赫拉克勒斯，许诺以部分国土作为酬答。赫拉克勒斯打败了拉庀泰人，并协助埃吉米乌斯复国，但拒绝接受馈赠。后来赫拉克勒斯子孙前来投靠，埃吉米乌斯践行诺言，将三分之一的国土赠给许罗斯，多利斯人的一个部落也以许罗斯的名字命名。另外两个部落则以埃吉米乌斯的两个儿子潘菲罗斯（Pamphylos）和狄玛斯（Damas）命名。他们都在“回归”中战死。 据说，多利斯人曾与赫拉克勒斯家族订立了分享伯罗奔尼撒领土的誓约。 因此，多利斯人征服的历史记忆就演变成了赫拉克勒斯子孙率领多利斯人联军“回归”的故事。
（三）最初的希腊人？-多利斯移民传说的真实性考察
以上内容表明,“回归”故事由最初单一而零碎的叙述不断累积综合而成。已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似乎能作为“多利斯人到来”较为充分的文本依据。然而，我们细细推敲发现，学者们的假设与最早的文本证据所提供的多利斯移民可能发生的时间至少存在将近四个世纪的年代断裂。对传说内部逻辑结构的详细考察表明，移民的文本叙述在其最初的前文字阶段并不具有一致性。霍尔在《古风时期希腊世界的历史》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他看来，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并不能完全等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文本描述中，这次远征被认为由多利斯武士组成，但却由与之毫无联系的赫拉克勒斯领导。两大群体拥有着从最初开始便各自独立发展的传说，而古希腊人出于某种目的，冒然将二者联系起来。多利斯人的国王埃吉米乌斯（Aegimius）收养了赫拉克勒斯的儿子许罗斯（Hyllus），他还有其余两个儿子：潘菲罗斯（Pamphylos）与狄玛斯（Damas），这些名祖（部落祖先，eponym）的名字证实了许多城邦中存在着三个多利斯部落。 然而，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三个同父异母兄弟似乎从一开始便非同代人：许罗斯在更早的”回归”计划流产后被杀，而这次事件距离与潘菲罗斯（Pamphylos）与狄玛斯（Damas）成功回归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为此丧生已经历三代。
其二，文本资料显示出对于多利斯人原始家园地理位置的不确定性。斯巴达的著名诗人提尔泰俄斯用其生动的描绘告诉我们，多利斯人是如何从“多风的厄林纽斯（Erineos）”地区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而厄林纽斯（Erineos）是位于多利斯地区的一个城镇，位于弗西斯北部。而多利斯临近地区也被欧弗罗斯命名为多利斯人的家园，这也可从斯特拉波、波桑尼阿斯的记载中体现出来。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人派遣了1500名战士到多利斯地区抵抗弗西斯人的侵袭 。但狄奥多罗斯认为，多利斯人最初居住于赫斯提埃奥提斯地区（Hestiaeotis），它构成了色萨利的西部区域，并处于埃吉米乌斯（Aegimius）的统治之下，上述居住地位于多利斯北部100公里处。古代作家对于这一差异并不惊讶：希罗多德假设多利斯人在他们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前处于不断行进过程，而斯特拉波证实，赫斯提埃奥提斯已被正式称为多里斯。但根据《历史文库》（bibliotheka,被拜占廷文本考订者误认为由雅典的阿波罗多罗斯所作）的记载，埃吉米乌斯的形象经常与赫斯提埃奥提斯人而不是多利斯人相联系。根据传说记载，埃吉米乌斯为多罗斯之子，而多利斯人便以后者命名，埃吉米乌斯是许罗斯、潘菲罗斯与狄玛斯这些部落名祖之父，但他却从未用自己的名字给其中的任一群体命名。这事实上证明了部落名谱系的混乱。拿爱奥尼亚人的例子而言，名祖伊翁的儿子们-Geleon、Hopletes、Argades以及Aigikores是部落名祖，因此，伊奥尼亚人被划分为四个族群。相类似的，许罗斯、潘菲罗斯与狄玛斯也应该为多罗斯的养子与儿子，而不是埃吉米乌斯的。这种差异是由多罗斯的后裔-多利斯人自身的传说与埃吉米乌斯所代表的赫斯提埃奥提斯地区的传说相混合所导致的结果。
1786年，来自英国的东方学学者、驻印度法官威廉•琼斯爵士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第三届孟加拉皇家学会上发表学术论文，提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简称PIE）假说，上述事件被学术界公认为印欧语系确立的标志。1813年，托马斯•扬首创“印欧语系”的名词，因该语系分布于印度和欧洲而得名。后来德国学者又参照同一模式，将其易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系”。 印欧语系包含有140多种语言，可划分为西部和东部语群。 而希腊语构成印欧语系中单独的一个语族。
历史时期的希腊流行五大方言，包括多利斯方言（在古典时代，埃吉那、麦加拉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地区使用多利斯方言：由于后来斯巴达人对美塞尼亚的占领，那里的多利斯方言分布广泛，爱琴海群岛南部及邻近的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也是多利斯方言的使用区，但哈利卡纳苏斯除外，那里的人种比较复杂，流行爱奥尼亚方言。)爱奥尼亚方言、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以及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这三者称为东希腊方言）和西北希腊方言。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方言的分布区域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多利斯人是外来者的说法。然而，霍尔认为，语言学证据并不能完全与文本记载重合，根据传说记载，阿凯亚人在多利斯人到来之前已定居于拉科尼亚与阿哥利斯，我们从而可以推断，阿凯亚方言应与线形文字B泥板上所呈现的迈锡尼方言具有相似性。但语言学研究表明，与迈锡尼方言最为接近的却是阿卡狄亚方言，因而，有理由认为，阿卡狄亚人是迈锡尼人的后裔。而阿凯亚方言属于西希腊方言，这与处于拉科尼亚与阿哥利斯的多里斯方言并无太大联系。方言的分布状况与拥有同一族群承继系统的群体分布具有一致性。 语言学假设推测，这些方言经由新的移民人口传播，且同一群体方言间所引发的差异是由每一区域来自外来移民方言的引入与前定居者本土方言混合所造成的。按照该理论分析，曾为青铜晚期伯罗奔尼撒主导语言的迈锡尼语在历史时期为多利斯方言取代的原因是入侵的多利斯人改变了那里的方言分布，迫使迈锡尼人幸存者逃至阿卡狄亚，形成“语言孤岛”。然而，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尤其当外来人口在一个群体中占据统治地位之时，并不存在将一种新的方言带进一个区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城邦的社会结构特征似乎也为移民传说的最终历史真实性提供佐证。在古典时代，大多数城邦公民按“部落”（phylai）这一政治、军事管理组织加以划分，在斯巴达，公元前七世纪的著名诗人提尔泰俄斯已于其作品中提到了类似于许罗斯（Hylleis）、潘菲罗斯（Pamphyloi）、狄玛斯（Dymanes）这些多利斯的部落名。它们同样出现于麦加拉、科斯、卡里姆诺斯、并与其余部落名称一道出现于西巨昂（Sicyon）、阿哥斯、以萨、德罗伊曾、铁拉及奥罗斯（Olous）的克里特城邦中。据推测，这种重复出现代表了陈腐僵化的前殖民时代部落组织于多利斯人中的运作。但人们对这一观点存在质疑。第一，这些部落名称并非每一处都能找到。到古典时代为止，科林斯城邦多利斯人的公民被八个部落划分，且关于这一现象是由于一个取代先前由三方组成结构的改革而造成的结论仅仅只是猜测，前提是一个多利斯群体原始部落性质的存在；其二，关于部落名称存在的证据总体而言不会早于公元前五世纪。这也许是由于关于内部组织的铭文原始材料于古典时代前相对较少，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名称是被借用而非承继的可能；三，部落之所以能作为军事与政治单元的基础，是以其规模大致相等作为前提的。这种假设证明，该部落系统仅仅只能于有组织的社会、政治群体框架内发展，而不大可能为一个入侵的原始群体取代。
我们若想证实多利斯人移民的历史真实性，其文本描述必须与考古学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吻合。然而，后者与我们的想象相比，不能对这一问题给出更多解释。公元前1200年前后，从色萨利的伊奥尔科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以及克里特半岛中部的大多数迈锡尼文明中心经历了巨大的毁灭，许多定居点被废弃，希腊大陆广大地区人口呈现递减趋势，并向诸如阿提卡东部、阿哥利斯南部、阿凯亚、塞巴利尼亚（cephallenia）的西部岛屿以及塞浦路斯的更安全地带迁移。多数学者将这次灾难与传说中多利斯人的移民相联系。考古发现似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古希腊青铜时代过渡阶段所出现的新的手工业和文化形式反映了来自北方新移民的到来。人工磨制陶器出现，以小提琴琴弓制成的扣衣针、被称为Naue二世的锋利匕首、火葬形式的引进、于史前石棺墓中所采用的单人葬形式、甚至铁器的采用都被认为标志着迈锡尼生活方式富有标志性意义的中断，并因此被归结于一次新的突如其来的入侵。然而在迈锡尼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以上所述前三种证据的出现年代早于公元前1200年；火葬似乎并未于多里斯人占统治地位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采用，但却于像阿提卡和优卑亚岛的伊奥尼亚地区流行；单人葬的石棺墓流行于阿提卡西部、阿哥利斯，、比奥提亚、科林西亚与伊利斯，曾被德斯伯鲁认为是北方移民引入的新文化特征。但著名考古学家斯诺徳哥拉斯则认为，石棺墓并非某种文化的标志，而是一种最简单的埋葬方式，在古希腊已被宫殿毁灭前的迈锡尼人所采用，不必从外部引进。石棺墓的分布也和历史上的多利斯人居住区不相符合：它出现于阿提卡，却不见于拉哥尼亚、美塞尼亚、克里特与铁拉岛； 在迈锡尼世界，人们已知晓铁器的使用，它于公元前11世纪才被完全用于武器制造。但铁器技术似乎从近东经由塞浦路斯而不是人们曾一度认为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欧传播。
根据“回归”故事记载，阿凯亚人与伊奥尼亚人由于多利斯人的入侵被分别驱赶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和小亚的中部港口带。晚期希腊底第三时期（Late Helladic III），在阿提卡东部的勒夫坎迪、开俄斯的音布洛斯岛、罗得岛的Ialysus、以及塞浦路斯的Enkomi和Kition所出现的一些定居点被认为是避难所，它们也许能支持阿凯亚人与爱奥尼亚人被驱赶出先前故乡的说法；然而，公元前12世纪阿凯亚的物质状况并未呈现出任何明显的变化，且少有证据表明，阿哥斯本身人口减少。在晚期希腊底三时期，围绕着提林斯的定居点面积约为二十五公顷，这与晚期希腊底二时期的八公顷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学者已将此解释为公元前1200年新人口的到来，由于物质文化形式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这不仅仅在提林斯，也于其定居点中得以体现，这一现象证明了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提林斯居民已放弃了周边村落，并想寻求强大的堡垒庇护。
大多数迈锡尼宫殿在晚期希腊底二末期遭到了巨大毁灭，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在文本传说里的诠释却是多样的。其声称，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赶走了阿伽门农的孙子—提萨墨诺斯（Tisamenus），但未提及任何城邦的物质毁灭。例如，在迈锡尼，对提林斯与阿哥斯的占领持续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也许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事实上，在南希腊，没有发现更多支持公元前十二世纪北方入侵者的元素。
然而，拉科尼亚与美塞尼亚-这两个在古典时代被认为是多利斯人的地区，却并不与这一假设吻合。无论在公元前十二还是十一世纪，这些地区见证了考古学可辨认出的遗址数量的急剧下降，这证明了定居点的广泛废弃。尽管一些迈锡尼陶器残片于斯巴达卫城中得以发现，但我们直到大约公元前十世纪后半叶才找到关于这些定居点的可信证据。人们在欧罗塔斯河西岸找到一座新城邦，建立在早期迈锡尼文明中心Therapne的基础之上，这也许暗示了新人口的到来。但拉科尼亚与美塞尼亚在公元前10-9世纪的陶器显示出与像伊大卡、阿凯亚、伊利斯以及埃托利亚等西希腊地区，而非北希腊与中希腊地区的形制相似性，它们与像阿戈斯或科林斯这样的多利斯城邦，在前几何陶与几何陶器的形制上无任何联系。
(四) 神话？历史？—多利斯人移民传说的工具性色彩
在 “回归”故事的文本叙述中，通过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家族订立分享伯罗奔尼撒领土誓约的情节，多利斯人征服的历史记忆便与赫拉克勒斯子孙建立了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将拥有纯粹的血缘与原初居住地作为判断一个族群群体的基本标准，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实际上却是两个族群性质并不相似的群体，两者拥有各自的传说与谱系。多利斯人将他们的祖先追溯至埃吉米乌斯、多罗斯与丢卡利翁，根据伪希罗多徳的《名媛录》记载,希伦、多罗斯与埃吉米乌斯是祖孙三代。 他们的原初居住地位于中希腊或北希腊；而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则将赫拉克勒斯、帕修斯与宙斯视为他们的族群祖先，其祖居地为阿哥利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阿戈斯平原），如果不是赫拉的阴谋轨迹，赫拉克勒斯将拥有该地区的继承权。严格说来，赫拉克勒斯子孙的世系是“家族谱系”而非“族群谱系”。根据以上的分析，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子孙的世系不存在任何明显联系。然而最终，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故事形成，并与多利斯人自己的传说相互融合，以至于他们的族群属性相互混淆。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两大群体各自的传说相互融合协调的过程是何时发生的。但多利斯人为何要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其民族祖先？它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将自己的传说与一个“构拟”出的回归故事相协调的呢？
依照《名媛录》所建构的希腊谱系看来，埃吉米乌斯是希伦之子多罗斯的儿子，多利斯人三部落中的两大名祖潘菲罗斯与狄玛斯最初应是其二子，而根据公元前四世纪历史学家欧弗罗斯（Ephorus）的记载，埃吉米乌斯（Aegimius）同时收养了赫拉克勒斯的儿子许罗斯（Hyllus），这一说法似乎暗示我们，许罗斯与赫拉克勒斯应属同一世系。而希腊宗教学家马丁•尼尔森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他相信，埃吉米乌斯是“多利斯人最古老的民族英雄”，而三部落的名祖许罗斯、潘菲罗斯、狄玛斯最初应是其三子，而许罗斯之所以被认定为赫拉克勒斯之子纯属多利斯人出于赫拉克勒斯这个迈锡尼英雄在希腊功绩卓著的考虑，但这一神话人物与多利斯人并无关联。因此编造神话的人只好虚构谱系，从而勉强地将两者联系起来。
学者马尔肯（Malkin）通过考察得出结论，虽然爱琴海南部与小亚细亚许多地区的城邦纷纷将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视为他们的建城始祖，而“回归”故事最明显的证据仅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出现。 但我们不能假设,不同地区同一神话的流行便是移民真正到来的体现。霍尔认为，回归故事的主题最初在阿哥利斯地区形成，并由这一中心向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余地区传播，阿哥斯而非斯巴达才是半岛上占统治地位的家族。提格尔斯特徳（Tigerstedt）指出，历史时期多利斯人的王族中，只有阿哥斯的王族以“回归”故事中的领袖之一-特墨诺斯（Temenids）为姓；而斯巴达两大王族的名祖并不是欧瑞斯忒尼斯（Eurysthenes）与普罗克利斯（Prokles），而是埃吉阿徳斯（Agiads）与欧瑞丰提徳斯（Eurypontids）；美塞尼亚王族的名祖也不是克里斯丰忒斯（Kresphontes）。显然，欧瑞斯忒尼斯（Eurysthenes）、普罗克利斯（Prokles）与克里斯丰忒斯（Kresphontes）都是故意编造出来而后添加进王族谱系中的。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故事发生于英雄时代，而那一时期的阿哥斯王族是帕修斯家族，因此，只有阿哥斯统治者最有可能虚构一个“回归”神话，从而将赫拉克勒斯与古老的帕修斯家族扯上联系。从而显示其地位的尊贵。而这一构拟的谱系便被随后的斯巴达人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
古希腊历史上，斯巴达是多利斯人的典型代表。提尔泰俄斯在他的残篇作品中将斯巴达人视为“永不言败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 而修昔底徳也在他的作品中将多利斯称为斯巴达人的“大城邦”（(metropolis)。即使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拥有其先祖所遗留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土地继承权，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也只拥有阿哥斯这一地区的合法统治权力。因此，“回归”神话便为斯巴达在历史上对拉哥尼亚与美塞尼亚的政治征服制造借口。斯巴达的王族成员一旦与帕修斯家族建立了联系，便可以自称为“阿凯亚人”，而根据传说记载，阿凯亚人原先定居于拉哥尼亚一带，那么，用武力占领原属于阿凯亚人领土的拉哥尼亚便是理所当然之事了。此外，在捍卫廷达瑞俄斯王权的斗争后，国王因赫拉克勒斯战斗有功，随即赠与一块已收复的土地作为报酬，而后者将这一礼物归还给国王，并嘱咐他为这一英雄的后裔好好看管； 赫拉克勒斯还杀死了美塞尼亚的国王涅琉斯，因为后者盗其牛群，但又将美塞尼亚赠给涅琉斯的幼子涅斯托尔，他曾许诺将土地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共享；克里斯丰忒斯凭借欺诈手段获得丰饶的美塞尼亚，应当把疆土归还给斯巴达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拉科尼亚与美塞尼亚这两块领土，赫拉克勒斯凭借的是征服而非继承手段获得，因而，斯巴达人也能采取同样伎俩。
（五）关于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争论
19世纪后半叶，“历史实证主义”兴起。这一史学理论的思想核心便是将族群起源神话视为晚期青铜时代末期人口迁徙运动的文本依据。 一些学者即而将多利斯人的存在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针对他们到来的具体时间提出种种假说。总体而言，学术界一共提出了五种观点，这些设想是由相关年代物质材料上呈现出的断裂而推断出的结论。历史学家们将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定于早期希腊底Ⅱ与Ⅲ之交（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早期与中期希腊底之交（公元前1900年）、中期与晚期希腊底之交（公元前1600年）以及晚期希腊底ⅢB与ⅢC之交（公元前1200年）。
语言学在对于多利斯人到来具体时间的考察上扮演了重要作用。著名学者保罗•克莱池默（Paul Kretschmer）在重构希腊方言史前史的过程中，得出结论：在青铜时代，存在着三次希腊人的入侵。最晚的一次发生于公元前1200年，一定是多利斯人的入侵。前两次推测分别是爱奥尼亚人与阿凯亚人的入侵。（阿凯亚人被认为是伊奥尼亚方言与阿卡迪亚-塞浦路斯方言的语言学祖先）根据她的推测，最早的一次入侵可能发生于公元前2000年。对于这一结论，德国古典学家贝洛赫（Beloch）与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印欧语系的分裂早于希腊人的到来。印欧种族扩散，并形成独立的印欧民族国家，发生于公元前2500年。迈耶将这一结论建立在三种推断上：（1）到达希腊的希腊人的第一批迁徙浪潮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2）由于梵语与希腊语于公元前2000纪早已发生分化，每一种语言到那时都应经历了至少半个千纪的变化。（3）对印欧语系同源词的考察表明，在上述两大语言分化时，印欧人处于早期铜器文化阶段。但关于这一结论尚存争议。希腊人自身缺乏他们到达居住大陆的传说；且相关史诗（saga）素材的缺乏证实了他们从欧亚草原的移民发生于英雄时代之前。贝洛赫认为，希腊语各种方言间的差异形成于青铜时代末期，需经历几个世纪，他与迈耶得出一致结论：公元前2000年是希腊人到来的最近年代。
学者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考伦夫（I﹒M﹒Diakonoff）等都于他们著作中描绘了古希腊人到来的生动图景。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次迁徙是一次巨大的“Völkerwanderung”（移民运动），它与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颇为类似。古希腊人拖家带口，驱赶着他们的牲畜，从北方草场跨过多瑙河（Danube）来到巴尔干半岛寻找新的定居地。如上所述如此巨大的迁徙过程，自然会留下考古依据。20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发现，跨越大陆的人口行进过程可通过陶器形制的多样化反映出来。19世纪20年代，英美考古学家根据发掘成果提出了多利斯人到来的一个重要年代，经过仔细研究与陶器分类，他们得出结论：多利斯人应于公元前1900年来到希腊。著名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Arthur Ewans）将辉煌的克里特史前史进一步划分为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三个阶段：早期、中期、晚期米诺，总体而言与埃及的古王国、中王国与新王国相吻合，对于每一史前阶段，伊文思都以极富特色的陶器形制为代表予以界定。1918年，著名历史学家阿伦•瓦斯（Alan Wace）与卡尔•布吕根（Carl Blegen）对希腊大陆历史作出了相类似的序列划分。他们以伊文思对于克里特的划分为借鉴，引入了后来成为青铜时代希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术语：早期、中期与晚期希腊底时期，瓦斯与布吕根将他们的结论建立在对史前几千纪中希腊大陆陶器的变化与演进考察上。 而后者对科林斯附近小的定居点（Korakou与Zygouries）的发掘呈现出了相对完整的陶器序列，并为公元前1900年的定年提供了证据。
瓦斯与布吕根将“米尼亚式陶器”（Minyan Ware）作为中期希腊底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陶器。（注：米尼亚人是神话中多利斯人的称号）这是一种灰色、轮制陶器，具有肥皂般的光滑感，与前期手制、粗糙的陶器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陶器最初被施里曼于奥尔科迈诺斯（Orchomenos）发掘，并为其定名。随后又于比奥提亚、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处被普遍发现。由于其强烈的独特性以及出现于遭破坏地层上的频繁程度，瓦斯与布吕根认为，它是将中期与早期希腊底时代加以区分的绝佳标志。这一断裂的准确发生年代最终由对特洛伊的发掘加以确定，米尼亚陶器开始出现于特洛伊第六层，两位学者便将考古学的相关年代定于公元前1900年。
然而，在1918年发表的论文中，布吕根与瓦斯并未将米尼亚陶器的出现与“多利斯人的到来”直接联系。他们注意到，中期希腊底初期米尼亚陶器的突然出现仅仅只是希腊大陆由新石器时代向迈锡尼时代转化进程里陶器形制革命的一次中断。另一次，则是晚期希腊底初期的米诺与米诺化陶器的引进。布吕根与瓦斯得出结论：米尼亚陶器象征着新的文化特征的出现，由于青铜时代希腊陶器序列仅出现两次中断，第二次与米诺人相联系，将多利斯人的到来与米尼亚陶器的出现相联系便成为了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们得出的确定结论。
上述观点于布吕根与语言学家哈雷（J﹒B﹒Haley）所撰写的论文中被进一步提出，基于学者保罗•克莱池默（Paul Kretschmer）与奥古斯特•费克（August Fick）所做的努力，哈雷列举出了中希腊东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以及爱琴海岛屿的非希腊语地名，他同样指出，许多以–thos、–ssos、–ndos结尾的地名于小亚西部再次出现。
如果说哈雷从语言学角度提出证据，那么，布吕根则通过对某一时期从小亚西部到克里特以及希腊大陆东南部陶器及其余手工艺品的同一性进行考察。陶器的发现证实，早期青铜时代初，居住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南部的人口向克里特扩张，并跨越爱琴海来到希腊大陆；公元前3000纪，在克里特、希腊大陆以及小亚西南部，人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及文化；而中期青铜时代初，希腊大陆与克里特及其余区域产生区分，灰色米尼亚式陶器覆盖了南希腊，与此同时，在克里特，传统陶器形制继续发展；许多以前希腊地名命名的遗址于早期青铜时代末期遭到毁灭。布吕根由此得出结论：一支说着许多含有以–thos、–ssos、–ndos为后缀的语言的非希腊民族，于早期青铜时代占据了希腊大陆大部、基克拉迪、克里特以及小亚西南；公元前1900年，一支新的人口到达希腊大陆，这一新的民族便是多利斯人。
值得注意的是，布吕根所提出的年代与其余印欧语族向东部迁徙以及“多利斯人到来”的其余证据相吻合。1915年，赫罗兹尼（Bedrich Hrozny）释读赫梯语成功，赫梯曾是印欧语族中的一个强大王国，巴比伦人的记录表明，哈穆拉比(Hammurabi)王朝的终结以及巴比伦的陷落，皆系赫梯国王穆西里斯（Mursilis）所为。据推测，巴比伦陷落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由此，我们可假设，赫梯人早已于公元前20世纪中，便在小亚建立政权；对于布吕根的结论所提供的另一个支持证据是，第三支印欧语族于公元前两千纪跨域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如上所述，我们可得出结论：印欧语族于公元前2000纪之交来到其历史上的定居地。尽管布吕根对于“多利斯人到来 ”的定年在如今的爱琴海史前史的学术争论中已逐渐失去优势，然而综合考察更为广阔的年代界定及“印欧语族大迁徙”的性质，这一结论于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海因里希•施里曼对于特洛伊、迈锡尼、提林斯与奥尔科迈诺斯的发掘表明，后三个定居点的突然毁灭可能是多里斯人最后一次移民所造成的结果。根据古代纪年法推测，这次移民发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历史学家们也将更早阶段的英雄时代的开创归因于早期多利斯人的移民。考古发掘也为这一观点的成立提供了佐证，在晚期希腊底ⅢB的许多遗址中发现了遭破坏的地层，且青铜时代的希腊与历史时期的希腊存在着不同。著名族群研究学者霍尔（Jonathan Hall）在《古希腊的族群认同》一书中试图通过追踪铁器技术从巴尔干北部向希腊的传播，以勾画多利斯人移民的图景。 而考古发掘进一步表明，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已建立起巨大而豪华的房屋，这可从恺克洛普斯人（Cyclopean）的城墙中得以体现。它也无形中预示着那时的迈锡尼人已建立了权威，并享受永久和平，因此，将希腊人到来的年代定于公元前1200年便实属应然。
然而，这一在学术界一度被公认的观点于今却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许多人对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与约翰•柴德维克（John Chadwick）所提出的线形文字B泥版上的语言是希腊语的说法存有争议。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将多利斯人到来的年代定于公元前1200年缺乏可靠依据。即使在线形文字B释读之前，这一观点便存在着缺陷。由于古希腊传说并不存在任何关于多利斯人移民的文本记载，因而人们便将从多利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斯人移民时间定于特洛伊战争之后，爱奥尼亚人与伊奥尼亚人来到小亚港口的移民几乎于同一时间发生，但传说中将这一事件定于英雄时代，在那时，希腊人已居住于希腊。尽管基于传说基础上建构历史的方法似乎不妥，但假定一个后几代人毫无记忆的历史事件是更为危险的；此外，对于公元前12世纪初或中期，无任何考古依据能证明多利斯人的移民。当今学术界，支持公元前1200年理论的学者寥寥无几。
学者们更具倾向性且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多利斯的到来”发生于早期希腊底Ⅱ与Ⅲ之交（公元前2100年）。对于这一近年来提出的假设，布吕根的结论是我们进一步考察的前提。然而，考古学家们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在为数不多的希腊大陆遗址中，仅仅出现少量的公元前三千纪末及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完整地层，在这些少量的重要遗址中，我们所发现的证据并不与前述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相合。考古学家们并不是于早期与中期希腊底时期的接合点，而是在早期希腊底Ⅱ与Ⅲ期的地层中观察到破坏现象；此外，考古学家约翰﹒凯斯奇（Caskey）于1952年对阿哥利斯莱尔那的发掘证实，人们已于早期希腊底三时期开始采用米尼亚陶器，莱尔那的发掘标志着，一个能制造巨大建筑的相对复杂的社会形态从公元前3000年到2100年间于阿哥利斯出现。然而，莱尔那被毁，早期希腊底三时期相对贫瘠。在莱尔那遭破坏后的地层上，凯斯奇（Caskey）挖掘出了灰色、轮制的“前米尼亚式”（Proto-Minyan）陶器。与此同时，位于阿哥利斯、阿提卡与拉科尼亚南部的遗址也于公元前2100年毁灭。尽管总体而言，关于早期希腊底三时期的证据不足，但我们还是得以推测，中期希腊底与早期希腊底三时期存在着密切联系。
对于这一新的理论所提出的另一项支持证据来自于学者詹姆斯•迈纳特（James Mellaart）的阐述。他认为，在爱琴海的另一端，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早期青铜时代以一场巨大灾难而告结束：在安纳托利亚，大多数早期希腊底B二期遗址于公元前2300年被毁，仅有一小部分于早期希腊底B第三期被重新占领。从公元前2300年到青铜时代末期，即公元前1200年，安纳托利亚的物质文化显示处极强的延续性。詹姆斯•迈纳特假设，安纳托利亚的毁灭是卢维人的杰作。公元前2100年毁灭的证据与早期希腊底三和中期希腊底的延续性使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们认为，第一批希腊人-多利斯人并不在中期希腊底初到达希腊，而应将其到来时间推迟到两个世纪前。在凯斯奇更为保守的历史重构中，古希腊存在着两次相似的入侵：第一批印欧人与像希腊人的新来者-多利斯人于早期希腊底二期末来到希腊，毁灭莱尔那与其余地区，并定居于阿哥利斯。公元前1900年，第二批更大规模的入侵浪潮席卷希腊，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希腊人。这一“二重入侵”理论，最近由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萨卡拉里奥（M﹒B﹒Sakellariou）进行着进一步研究。
学术界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将古希腊人的到来定于相对较晚的年代-公元前1600年，这也是中期与晚期希腊底的接合点。该理论最早由学者乔治•派若特（Georges Perrot）于1892年提出，随后，克里斯托斯•特桑塔斯（Christos Tsountas）于1897年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古希腊著名宗教学家马丁•尼尔森（Martin Nilsson）于其后第一个将这一理论系统化。近年来，它作为二级理论出现于学者帕莫（L﹒R﹒Palmer）富有争议的著作《米诺人与迈锡尼人》（Minoans and Myceneans）中，并作为主要理论被学者威廉•瓦特（William Wyatt ）与詹姆斯•穆赫利（James Muhly）采用，并于近年来得到了荷兰考古学家Jan﹒G﹒P﹒Best和其合作者-以色列考古学家Yigael Yadin的支持。
关于这一定年的最初证据仍然来自于考古学，麦加隆（注：megaron，意为大厅）这一建筑样式最早出现于晚期希腊底时期。根据尼尔森的分析，石棺墓于公元前十六到十五世纪的晚期希腊底遗址中普遍流行，但于更早的遗址中毫无踪迹；由于在希腊发现的石棺墓来自波罗的海，尼尔森由此得出推论，一支与北方相联系的人群已于晚期希腊底初到达希腊。他将另一关注焦点置于马的引进，在这位宗教学家看来，马是由印欧人引进地中海的，并于公元前十六世纪最早出现于希腊。学者们最近的争论集中于晚期希腊底初服饰与葬式、战车、以及毁灭地层与语言的证据上，然而，将“多利斯人的到来”归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证据主要来源于迈锡尼人的竖井墓。施里曼于五座竖井墓（传说中阿伽门农王都城的迈锡尼古堡内发掘出的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王室墓群）中发现了许多金首饰、杯子、镶有珠宝的环状头饰及面具，镶有银与乌银的青铜匕首、以及其余武器与随葬品。学者们将这五座竖井墓称为环形墓圈A，其年代处于公元前十六到十五世纪初。环形墓圈B（1952-1955年由约翰•帕帕德米特里欧发掘）共有24座竖井墓，其中的大多数修建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尽管最早的一座处于中期希腊底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前。埋葬于两大墓圈竖井墓中的富裕且好战的主人被认为是希腊人，在施里曼看来，他们是阿伽门农和其战友，他们的遗体由埃吉斯特斯（Aegistheus）埋葬。由于许多随葬品由克里特工匠制造，伊文思认为，埋葬于环形墓圈A中的群体是米诺人。自伊文思所处的时代起，学者们认为迈锡尼人起初便由希腊人统治。由于无证据表明，竖井墓王朝是由暴力终结，我们有理由相信，埋葬于竖井墓中的人群是希腊人。支持他们也许是从说前印欧语的居住地来到希腊的外来人-即多利斯人的证据是：考古学家们于竖井墓中发现了迈锡尼或希腊以往任何地区没有的堆积物。他们对中期希腊底时期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并没有什么革命或直接的变革导致了竖井墓王朝战争财富的积累。、如果人们将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定于晚期希腊底初，那么，我们便可将他们描绘成武士而非牧民，我们的脑海中对于这次巨大迁徙过程的想象将被相对小规模的入侵者对本地人口的占领过程所取代。
（六）其余原因解释
如上文所述，多利斯人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迈锡尼宫殿毁灭的始作佣者。然而，对于这一巨大灾难的原因解释却并非如此简单。青铜时代希腊文明的这一次毁灭事实上只是更大灾难的一部分。近乎同一时期，强大的赫梯帝国分裂，首都哈图沙以及安纳托利亚与小亚细亚的许多城邦和城镇被破坏。据学者考证，入侵者是来自于北方、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在埃及铭文中被称作“海上民族”（sea people）的群体。希腊宫殿致命性的毁灭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同一时期塞浦路斯、特洛伊及利凡特文明许多城邦的毁灭相联系。①
根据埃及卡尔纳克神庙的一则铭文记载，埃及法老孟涅普塔赫（Merneptah）庆祝自己于公元前1208年，即他统治的第50年，打败了来自三角洲西部的利比亚入侵者。我们知道，利比亚人由其首领Meryre率领，并伴随着以Ekwesh（来自于阿凯亚的希腊人？）、Teresh（伊特鲁斯坎人，又名伊达拉里亚人？）、鲁卡人（Luka，吕基亚人？）、Sherden（撒丁尼亚人？）、Shekelesh（西西里人？）Peleset、Tjeker、Denyen、Weshesh命名的北方入侵群体；此外，哈布（Medinet Habu）的一则铭文记载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Ⅲ）于公元前1179年赶走利凡特人的伟大胜利。然而，假设两则铭文反映了造成青铜时代希腊文明如此广泛灾难的破坏者的身份，尽管这场混乱的普遍性可由入侵者来源的广泛性加以证实，但学者们仅仅只从赫梯与埃及、希腊命名在语言的相似性上寻找考量依据。例如，人们将荷马史诗中的“阿凯亚人”与赫梯文献中所提到的阿黑亚瓦（Ahhiyawa）王国以及卡尔纳克铭文中所提到的Ekwesh相等同的观点并不被学界一致接受。如果我们姑且承认入侵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Ekwesh不仅仅是来自于希腊的阿凯亚人，还包括赫梯阿黑亚瓦的居住者，且他们皆应对更为巨大的灾难承担责任，那么，我们也应假设，迈锡尼宫殿群是被其建造者所毁灭的；此外，埃及学学者对于哈布铭文的内容表示怀疑。拉美西斯三世声称Carchemish是入侵受害者的说法已被考古学成果否认，我们从更早期的铭文得知，像Peleset和Shekelesh的群体，远在公元前1179年来到叙利亚之前，便已定居于该区域，并在埃及与赫梯军队中充当雇佣兵。有证据表明，拉美西斯三世从一系列微小的地方性灾难中试图构建他保卫埃及的英雄故事，甚至将早期孟涅普塔赫（Merneptah）的功劳归结于自身。
最近，学者们又提出了关于“海上民族”理论的又一项假设。公元前12世纪，像纳努（Naue）二世的锋利匕首、标枪的新式武器以及类似于齐腰盔甲、胫甲以及小圆盾的防护性武器出现。这表明，大众步兵战术的引进使入侵者与海盗-“蛮族山地民族”得以战胜后期青铜王国的战车武装。根据克诺索斯与派罗斯王国线形文字B泥板中的记载，战车是古希腊迈锡尼人的常用交通工具，但并不确定它是否最初用于军事目的；荷马史诗中将战车描绘为步兵的交通工具，但希腊更早时代的遗存中无一例外地将战车赋予更多的礼仪功用；此外，希腊地形也并不一定适合轮制战车的通行。例如，阿哥斯平原，被季节性河床所环绕，且在古代，它的大部分地带是一片沼泽。最近对于该地区迈锡尼人所建的道路研究表明，它们是为重轮交通工具所修建的，而并非用于军事目的。“海上民族”系统理论的成立，建立于人们将入侵者身份理解为海盗掠夺者而非移民的形象描绘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来自于对早期Peleset和Shekelesh雇佣军证据的考察-但卡尔纳克铭文中提到，入侵者带着他们的家属与牲畜占领定居地，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上述结论产生一定的思考。
一些学者认为，迈锡尼宫殿群的毁灭并非由外来入侵者所引发，而是内部因素导致。这一推测是由20世纪中期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发展所决定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试图回避外部因素的阐释，而更倾向于将变化归结于优越的技术因素与内部阶级的革命。19世纪4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当民众掌握使用铁器的知识后，赫梯帝国便走向灭亡。最先，这种铁器技术仅仅局限于贵族，随后便被下层民众采用而锻造武器以反对他们先前的主人。他们被起义的成功所鼓舞，最终将这种经验运用于海洋，并推翻了其余的后期青铜时代的国家。然而，有关证据表明。铁器直到古希腊的这次巨大毁灭后才得以广泛使用。因此，我们一旦关注到希腊层面，这种假设便不功自破。
自19世纪50年代起，环境因素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以解释文化变迁。根据一项理论，青铜时代末两极冰层的减少导致了北部秋、冬季溪流的改道，这一变化最终导致了干旱的环境，并伴随着饥荒的来临。宫殿中心被渴望获得储藏中心谷物的饥饿人口毁灭，更高的死亡率与饥荒一道，导致了希腊人口的最终下降，并使人们放弃了许多青铜时代中心。一些环境证据，譬如加利福尼亚州松林中的年轮形式、瑞士湖水的水平面下降以及喜马拉雅山冰期的提前到来与衰减都对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一些气候学家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青铜时代末期见证了一次小冰期的到来。卡尔纳克神庙孟涅普塔赫（Merneptah）的铭文中提到了食物的短缺，而派罗斯的泥板文书里却并未包含任何应对饥荒措施的信息。
另一项理论似乎将这次毁灭归结于经济因素与系统崩溃。迈锡尼宫殿中心鼓励人们过量使用谷物，其结果导致一系列坏的收成，使它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宫殿中心使用支出呈螺旋式的增长，迫使统治阶层向周边村落征收更高额的赋税，直到这一体系无法应对已到来的危机，资源枯竭的宫廷贵族也失去了他们的地位与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衰弱的宫廷中心，便极易吸引外来入侵者的注意。
也有证据表明，迈锡尼宫殿群的衰落是由突如其来的猛烈的地震活动而引起。这一假设最早由迈锡尼的发掘者Spyridon Iakovides提出，后又由提林斯的挖掘者克劳斯•卡里安（Klaus Killian）而进一步完善。然而，对这一理论，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城市很少会由地震完全摧毁，通常会很迅速地由存活者修复；灰烬与发黑的破坏地层证实，迈锡尼宫殿由一场大火毁灭，但在电、光发明之前，一次古代地震不大可能会伴随着一场大火的发生。如果宫殿群真由一场地震摧毁，我们也许渴望发现那些被倒下的石料困住，并试图逃跑的人的遗骸。然而，人体骨骼的缺乏，证明宫殿人口于杀戮者放火之前便已逃跑；在迈锡尼与提林斯，马是这场灾难的主要受害者，而巨大的防御城墙，似乎并未遭到多少侵害；地震经常会伴随着海啸的发生，基于这一情况，我们不禁对晚期希腊底ⅢC灾难中的幸存者会将他们的定居点建于海岸附近而倍感惊异。
在提林斯城堡下部的15间房屋中，只有一处显示出火灾毁灭所带来的影响。一些地区性火灾，也许是由灯的倾斜与火盆倾覆所引起，而并非来自于迈锡尼的巨大灾难影响。城堡里的房间是火灾的主要受害地点，而临近的祭祀中心的泥砖与灰泥墙似乎并未显示任何焚烧的痕迹；对于将新的定居点建于沿海区域的构想，我们不能否认青铜时代的希腊人显示出与当今居住于加利福尼亚海湾地区的居民相类似的宿命论与乐观主义。人们于晚期希腊底ⅢC第一阶段的提林斯下层城堡中找到了由巨大海啸所引发的两次洪水证据，而这一区域直到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有人居住。
如果提林斯的确遭受到了巨大的地震袭击，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公里以内的迈锡尼与米底亚也遭受到了类似的命运。然而，位于Therapne的房屋与派罗斯或沃罗斯（Volos）的宫殿也遭受到了相类似的毁灭似乎不大可能。事实上，这场灾难的发生拥有长达30年时间的跨度。我们需注意的是，许多后期青铜时代的中心会于一个单一的年代范围内遭受致命打击，但这一灾难的普遍性却并不仅仅由单一原因引发，爱琴海与近东的经济中心存在着很强的内部关联。换言之，一个体系涉及到的不仅仅只是宫廷中心与其乡村地域间的经济联系，还包括不同宫廷中心间的经济关联，这也许能对上述问题给出更为强有力的解释。毫无疑问，一个体系的崩溃，其原因由区域间多样的系列因素所造成，侵袭者与海盗割裂了各个王国间重要的经济网络，但由此并不能仅凭两篇埃及文献，便判定这些入侵者在南希腊的身份与在南利凡特地区是相同的。地震摧毁了宫廷储藏室，并对宫廷中心的经济功能造成了不利影响，使饥饿边缘的人口遭受到了外部打击。干旱与饥荒是无法支撑的再分配体系最终灭亡的提前征兆。然而，我们若要寻找隐藏于迈锡尼宫殿群毁灭背后的真正主因，便要从青铜时代希腊人与其临近的近东族群所构筑的世界的多样性上寻找答案。
小结
正如19世纪后半叶所兴起的“历史实证主义”一样，“回归”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利斯人的族群起源，那么人们便可以通过这一族群起源神话考察多利斯人的客观存在。因此，学者们针对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及原因所提出的种种假说也是这一史学思想方法的一次实践；而“多利斯人到来”理论的产生、变化以及被不断操纵、建构的过程应成为我们考察的另一重点。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故事由最初单一而零碎的叙述不断累积聚合而成，并由阿哥利斯地区向外传播。而出于政治动机的需要，多利斯人又将自身民族起源与赫拉克勒斯建立联系，并将他们的谱系整合、添加进“回归”故事的叙述内容，使两大截然不同的族群传说混同，这一族群神话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传播期间，与其余族群群体的神话融合、协调，最终产生了“多利斯人到来”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回归”故事便作为诠释多利斯人民族历史的工具而取代了人们原有的历史记忆，而多利斯人的历史也因“回归”神话的介入而被重构。伴随着古希腊历史的发展，“回归”故事于不同时代不同古典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一定的发展和变化。而文本记载的相异之处便成为了族群神话得以重构的起点。古希腊历史上，“回归”故事的某些片段被斯巴达统治者放大和强调，并取代故事的完整轮廓，而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细节，并被利用以作为证明斯巴达政治征服合法性的道德、历史支撑。
正是宙斯本人，克罗诺斯之子，佩戴美丽冠冕的赫拉之夫，将此城（斯巴达）赐予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我们和他们一道离开多风的厄林纽斯，来到广袤的派罗普斯之岛。
诗人在残篇中自豪的追溯了一个说希腊语的群体-多里斯的民族起源，而关于这一民族入侵的学术讨论仍在继续。多数学者甚至倾向于将多里斯人的到来与公元前1200年前后迈锡尼文明中心的巨大毁灭相联系，使他们与最早的希腊人等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说希腊语的多里斯人究竟是什么人？来自何处？他们为何要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其民族祖先？多里斯人是最初的“希腊人”吗？这一移民传说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记忆还是后人的文学附会？如果他们真的是古希腊的外来征服者，究竟为何以及何时来到希腊呢？要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还得从历史时期的多利斯人说起。
（一）历史时期的多利斯人
我们一般意义上所指的希腊人并不是希腊大陆的本地居民，他们在朦胧的史前时代以部落迁徙的方式陆续抵达希腊半岛和爱琴地区，而抵达时间已难以考察。其中，一些部落早已淡忘其外来者身份，而以希腊半岛的土著自居，譬如雅典人和阿卡狄亚人；而多利斯人却是公认的外来者。历史时期的多利斯人分布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美塞尼亚、拉哥尼亚、阿哥利斯和科林斯地峡，像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米洛斯、铁拉（Thera）岛，以及多迪卡奈斯(the Dodecanese)群岛、小亚细亚西南部海岸、北非、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也认为它们拥有一个共享的多利斯血统。按照古制，每个多利斯人城邦把居民分为三个部落，即潘菲罗斯（Pamphylos）、狄玛斯（Damas）与许罗斯（Hyllus）部落 ，后者据说是根据赫拉克勒斯之子许罗斯而命名的。
多利斯人各邦的王族都以赫拉克勒斯的后裔自居，虽然历史时期的希腊人有将传说当作真实历史的偏好，但一些重大的神话事件中均未提到多利斯人的姓名。即便如此，根据传说，多利斯人的先祖起初定居于北希腊、中希腊地区，但由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的子孙率领，南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标志着古希腊“英雄时代”的落幕。而斯巴达在古希腊人眼中，是多利斯人的典型代表，他们早期传说的核心便是“赫拉克勒斯子孙回归的故事”，这被视为“斯巴达编年史上的第一事件，构成斯巴达国家建立基础的历史事件。”那么，多里斯人为何要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其民族祖先？这一“回归”故事是如何为斯巴达人利用，而为自身统治服务呢?在探讨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尚需考察“回归“故事的文本内容与演变。
（二）回归故事的文本内容与演变
关于多里斯移民传说的文本描述经历了九个世纪的发展。这一故事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已具雏形，并出现于斯巴达教谕诗人提尔泰俄斯的残篇记载中。（Tytaeus,fr.2.12-15）公元前五世纪，“回归”故事基本成型。现如今，我们能查找到的详细证据包括公元前五世纪的诗人品达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伊索克拉底、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阿波罗多罗斯以及保桑尼阿斯的文本记载。他们分别于自己的作品中追溯了“回归”故事的早期起因与曲折历程，并为这一本来单一的情节增添了许多新的神话元素。综合上述诸多作家的记述，较为完整的文本内容如下；
赫拉克勒斯是迈锡尼王国创建者帕尔修斯的后裔，宙斯与迈锡尼公主阿尔克墨涅所生之子，因赫拉的嫉妒与迫害，他不仅丧失了王位继承权，也被逼疯，并杀死妻儿，犯下大罪，为赎罪不得不为当时的国王欧瑞斯透斯服苦役。
赫拉克勒斯死后，其后裔继续受到欧瑞斯透斯的迫害，被迫逃往雅典避难。雅典人收留了他们，并答应协助他们击败迈锡尼军队，杀死欧瑞斯透斯及其诸子，导致迈锡尼王位虚悬。迈锡尼人遂拥戴派罗普斯之子阿特柔斯为王。根据狄奥多罗斯的记载，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在各路盟友的支持下乘胜进军，在地峡处与阿特柔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联军相遇，赫拉克勒斯的长子许罗斯表示愿与对方单独决斗，如果失败，赫氏子孙承诺在50年内不再侵扰伯罗奔尼撒。阿特柔斯方面同意此条件，遂选派忒革亚国王厄刻墨斯参加决斗。结果许罗斯被杀，赫氏子孙被迫撤走，50年后方才重返故土。
阿波罗多罗斯与波桑尼阿斯提供了一个更为“曲折”的回归版本：欧瑞斯透斯被杀后，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成功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全境。次年瘟疫流行，神谕认为这是赫氏子孙回归过早所致。于是他们离开伯罗奔尼撒返回马拉松居住。许罗斯赴德尔菲征求神谕，阿波罗告知他们在“第三次谷物成熟”时返回伯罗奔尼撒。三年后，许罗斯尝试回归，结果在决斗中丧命。当阿迦门农之孙、俄瑞斯忒斯之子提萨墨诺斯统治阿哥利斯与拉哥尼亚时，许罗斯之孙阿里斯托马克斯再次试图回归，结果兵败被杀。赫氏后裔于是领悟，神谕所谓的“第三次谷物成熟”是指许罗斯的第三代后裔。当许罗斯的三个重孙特墨诺斯、阿里斯托徳墨斯与克利斯丰忒斯成年后，“回归”时机成熟了。他们于是在科林斯海湾北岸的瑙帕克托斯集结舰队，欲从海路进攻伯罗奔尼撒。但舰队未待启航即遭风暴之难，军队也因饥馑被迫解散。阿里斯托徳摩墨斯先遭雷击而亡，赫拉克勒斯子孙只好再次推延远征日期。最后，他们选择埃托利亚人奥克斯罗斯为向导，成功征服伯罗奔尼撒。提萨墨诺斯被杀，多利亚人两部落的首领潘菲洛斯与狄玛斯也在战场殒命。赫拉克勒斯的子孙遂抽签瓜分领土：特墨诺斯分得阿哥利斯、阿里斯托徳墨斯的双生子欧瑞斯忒尼斯与普罗克利斯分得拉哥尼亚；克里斯丰忒斯则凭借欺诈手段获得丰饶的美塞尼亚。埃托利亚人奥克斯罗斯则分得许诺给他的伊利斯地区。
根据公元前二世纪的古典作家波桑尼阿斯的记载，提萨墨诺斯并非为多利斯人所杀，而是率领其阿凯亚人臣民逃往伯罗奔尼撒北部的埃吉亚罗斯，在同当地爱奥尼亚人的战斗中阵亡。但埃吉亚罗斯被阿凯亚人占领，后更名为阿凯亚。爱奥尼亚人则被迫迁至雅典，后向东移民至基克拉迪群岛和小亚细亚的中部港口带。而此次移民使一批新的定居点于爱琴海和中地中海地区建立。多利斯人还征服美塞尼亚，迫使派罗斯的涅琉斯王族逃往阿提卡，美塞尼亚人则同意接受赫拉克勒斯子孙后裔的统治，愿与他们分享土地。这就是阿凯亚人与爱奥尼亚人移民运动的历史由来。
那么，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家族究竟是何种联系呢？狄奥多罗斯与阿波罗多罗斯提供了某些解释：多利斯人是希腊民族名祖希伦之子多罗斯的后裔，原住多利斯，其国王是埃吉米乌斯（Aegimius），因与色萨利部落拉庀泰人有边界之争，埃吉米乌斯被逐出国门，他求助于赫拉克勒斯，许诺以部分国土作为酬答。赫拉克勒斯打败了拉庀泰人，并协助埃吉米乌斯复国，但拒绝接受馈赠。后来赫拉克勒斯子孙前来投靠，埃吉米乌斯践行诺言，将三分之一的国土赠给许罗斯，多利斯人的一个部落也以许罗斯的名字命名。另外两个部落则以埃吉米乌斯的两个儿子潘菲罗斯（Pamphylos）和狄玛斯（Damas）命名。他们都在“回归”中战死。 据说，多利斯人曾与赫拉克勒斯家族订立了分享伯罗奔尼撒领土的誓约。 因此，多利斯人征服的历史记忆就演变成了赫拉克勒斯子孙率领多利斯人联军“回归”的故事。
（三）最初的希腊人？-多利斯移民传说的真实性考察
以上内容表明,“回归”故事由最初单一而零碎的叙述不断累积综合而成。已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似乎能作为“多利斯人到来”较为充分的文本依据。然而，我们细细推敲发现，学者们的假设与最早的文本证据所提供的多利斯移民可能发生的时间至少存在将近四个世纪的年代断裂。对传说内部逻辑结构的详细考察表明，移民的文本叙述在其最初的前文字阶段并不具有一致性。霍尔在《古风时期希腊世界的历史》一书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他看来，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并不能完全等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文本描述中，这次远征被认为由多利斯武士组成，但却由与之毫无联系的赫拉克勒斯领导。两大群体拥有着从最初开始便各自独立发展的传说，而古希腊人出于某种目的，冒然将二者联系起来。多利斯人的国王埃吉米乌斯（Aegimius）收养了赫拉克勒斯的儿子许罗斯（Hyllus），他还有其余两个儿子：潘菲罗斯（Pamphylos）与狄玛斯（Damas），这些名祖（部落祖先，eponym）的名字证实了许多城邦中存在着三个多利斯部落。 然而，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这三个同父异母兄弟似乎从一开始便非同代人：许罗斯在更早的”回归”计划流产后被杀，而这次事件距离与潘菲罗斯（Pamphylos）与狄玛斯（Damas）成功回归伯罗奔尼撒半岛，并为此丧生已经历三代。
其二，文本资料显示出对于多利斯人原始家园地理位置的不确定性。斯巴达的著名诗人提尔泰俄斯用其生动的描绘告诉我们，多利斯人是如何从“多风的厄林纽斯（Erineos）”地区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而厄林纽斯（Erineos）是位于多利斯地区的一个城镇，位于弗西斯北部。而多利斯临近地区也被欧弗罗斯命名为多利斯人的家园，这也可从斯特拉波、波桑尼阿斯的记载中体现出来。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人派遣了1500名战士到多利斯地区抵抗弗西斯人的侵袭 。但狄奥多罗斯认为，多利斯人最初居住于赫斯提埃奥提斯地区（Hestiaeotis），它构成了色萨利的西部区域，并处于埃吉米乌斯（Aegimius）的统治之下，上述居住地位于多利斯北部100公里处。古代作家对于这一差异并不惊讶：希罗多德假设多利斯人在他们到达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前处于不断行进过程，而斯特拉波证实，赫斯提埃奥提斯已被正式称为多里斯。但根据《历史文库》（bibliotheka,被拜占廷文本考订者误认为由雅典的阿波罗多罗斯所作）的记载，埃吉米乌斯的形象经常与赫斯提埃奥提斯人而不是多利斯人相联系。根据传说记载，埃吉米乌斯为多罗斯之子，而多利斯人便以后者命名，埃吉米乌斯是许罗斯、潘菲罗斯与狄玛斯这些部落名祖之父，但他却从未用自己的名字给其中的任一群体命名。这事实上证明了部落名谱系的混乱。拿爱奥尼亚人的例子而言，名祖伊翁的儿子们-Geleon、Hopletes、Argades以及Aigikores是部落名祖，因此，伊奥尼亚人被划分为四个族群。相类似的，许罗斯、潘菲罗斯与狄玛斯也应该为多罗斯的养子与儿子，而不是埃吉米乌斯的。这种差异是由多罗斯的后裔-多利斯人自身的传说与埃吉米乌斯所代表的赫斯提埃奥提斯地区的传说相混合所导致的结果。
1786年，来自英国的东方学学者、驻印度法官威廉•琼斯爵士在印度加尔各答的第三届孟加拉皇家学会上发表学术论文，提出“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简称PIE）假说，上述事件被学术界公认为印欧语系确立的标志。1813年，托马斯•扬首创“印欧语系”的名词，因该语系分布于印度和欧洲而得名。后来德国学者又参照同一模式，将其易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系”。 印欧语系包含有140多种语言，可划分为西部和东部语群。 而希腊语构成印欧语系中单独的一个语族。
历史时期的希腊流行五大方言，包括多利斯方言（在古典时代，埃吉那、麦加拉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地区使用多利斯方言：由于后来斯巴达人对美塞尼亚的占领，那里的多利斯方言分布广泛，爱琴海群岛南部及邻近的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也是多利斯方言的使用区，但哈利卡纳苏斯除外，那里的人种比较复杂，流行爱奥尼亚方言。)爱奥尼亚方言、阿提卡-伊奥尼亚方言以及阿卡狄亚-塞浦路斯方言。（这三者称为东希腊方言）和西北希腊方言。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方言的分布区域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多利斯人是外来者的说法。然而，霍尔认为，语言学证据并不能完全与文本记载重合，根据传说记载，阿凯亚人在多利斯人到来之前已定居于拉科尼亚与阿哥利斯，我们从而可以推断，阿凯亚方言应与线形文字B泥板上所呈现的迈锡尼方言具有相似性。但语言学研究表明，与迈锡尼方言最为接近的却是阿卡狄亚方言，因而，有理由认为，阿卡狄亚人是迈锡尼人的后裔。而阿凯亚方言属于西希腊方言，这与处于拉科尼亚与阿哥利斯的多里斯方言并无太大联系。方言的分布状况与拥有同一族群承继系统的群体分布具有一致性。 语言学假设推测，这些方言经由新的移民人口传播，且同一群体方言间所引发的差异是由每一区域来自外来移民方言的引入与前定居者本土方言混合所造成的。按照该理论分析，曾为青铜晚期伯罗奔尼撒主导语言的迈锡尼语在历史时期为多利斯方言取代的原因是入侵的多利斯人改变了那里的方言分布，迫使迈锡尼人幸存者逃至阿卡狄亚，形成“语言孤岛”。然而，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尤其当外来人口在一个群体中占据统治地位之时，并不存在将一种新的方言带进一个区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
城邦的社会结构特征似乎也为移民传说的最终历史真实性提供佐证。在古典时代，大多数城邦公民按“部落”（phylai）这一政治、军事管理组织加以划分，在斯巴达，公元前七世纪的著名诗人提尔泰俄斯已于其作品中提到了类似于许罗斯（Hylleis）、潘菲罗斯（Pamphyloi）、狄玛斯（Dymanes）这些多利斯的部落名。它们同样出现于麦加拉、科斯、卡里姆诺斯、并与其余部落名称一道出现于西巨昂（Sicyon）、阿哥斯、以萨、德罗伊曾、铁拉及奥罗斯（Olous）的克里特城邦中。据推测，这种重复出现代表了陈腐僵化的前殖民时代部落组织于多利斯人中的运作。但人们对这一观点存在质疑。第一，这些部落名称并非每一处都能找到。到古典时代为止，科林斯城邦多利斯人的公民被八个部落划分，且关于这一现象是由于一个取代先前由三方组成结构的改革而造成的结论仅仅只是猜测，前提是一个多利斯群体原始部落性质的存在；其二，关于部落名称存在的证据总体而言不会早于公元前五世纪。这也许是由于关于内部组织的铭文原始材料于古典时代前相对较少，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名称是被借用而非承继的可能；三，部落之所以能作为军事与政治单元的基础，是以其规模大致相等作为前提的。这种假设证明，该部落系统仅仅只能于有组织的社会、政治群体框架内发展，而不大可能为一个入侵的原始群体取代。
我们若想证实多利斯人移民的历史真实性，其文本描述必须与考古学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互相吻合。然而，后者与我们的想象相比，不能对这一问题给出更多解释。公元前1200年前后，从色萨利的伊奥尔科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以及克里特半岛中部的大多数迈锡尼文明中心经历了巨大的毁灭，许多定居点被废弃，希腊大陆广大地区人口呈现递减趋势，并向诸如阿提卡东部、阿哥利斯南部、阿凯亚、塞巴利尼亚（cephallenia）的西部岛屿以及塞浦路斯的更安全地带迁移。多数学者将这次灾难与传说中多利斯人的移民相联系。考古发现似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古希腊青铜时代过渡阶段所出现的新的手工业和文化形式反映了来自北方新移民的到来。人工磨制陶器出现，以小提琴琴弓制成的扣衣针、被称为Naue二世的锋利匕首、火葬形式的引进、于史前石棺墓中所采用的单人葬形式、甚至铁器的采用都被认为标志着迈锡尼生活方式富有标志性意义的中断，并因此被归结于一次新的突如其来的入侵。然而在迈锡尼世界的考古发现中，以上所述前三种证据的出现年代早于公元前1200年；火葬似乎并未于多里斯人占统治地位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采用，但却于像阿提卡和优卑亚岛的伊奥尼亚地区流行；单人葬的石棺墓流行于阿提卡西部、阿哥利斯，、比奥提亚、科林西亚与伊利斯，曾被德斯伯鲁认为是北方移民引入的新文化特征。但著名考古学家斯诺徳哥拉斯则认为，石棺墓并非某种文化的标志，而是一种最简单的埋葬方式，在古希腊已被宫殿毁灭前的迈锡尼人所采用，不必从外部引进。石棺墓的分布也和历史上的多利斯人居住区不相符合：它出现于阿提卡，却不见于拉哥尼亚、美塞尼亚、克里特与铁拉岛； 在迈锡尼世界，人们已知晓铁器的使用，它于公元前11世纪才被完全用于武器制造。但铁器技术似乎从近东经由塞浦路斯而不是人们曾一度认为的巴尔干半岛北部和中欧传播。
根据“回归”故事记载，阿凯亚人与伊奥尼亚人由于多利斯人的入侵被分别驱赶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和小亚的中部港口带。晚期希腊底第三时期（Late Helladic III），在阿提卡东部的勒夫坎迪、开俄斯的音布洛斯岛、罗得岛的Ialysus、以及塞浦路斯的Enkomi和Kition所出现的一些定居点被认为是避难所，它们也许能支持阿凯亚人与爱奥尼亚人被驱赶出先前故乡的说法；然而，公元前12世纪阿凯亚的物质状况并未呈现出任何明显的变化，且少有证据表明，阿哥斯本身人口减少。在晚期希腊底三时期，围绕着提林斯的定居点面积约为二十五公顷，这与晚期希腊底二时期的八公顷形成鲜明对比。一些学者已将此解释为公元前1200年新人口的到来，由于物质文化形式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这不仅仅在提林斯，也于其定居点中得以体现，这一现象证明了公元前十二世纪的提林斯居民已放弃了周边村落，并想寻求强大的堡垒庇护。
大多数迈锡尼宫殿在晚期希腊底二末期遭到了巨大毁灭，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在文本传说里的诠释却是多样的。其声称，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赶走了阿伽门农的孙子—提萨墨诺斯（Tisamenus），但未提及任何城邦的物质毁灭。例如，在迈锡尼，对提林斯与阿哥斯的占领持续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也许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事实上，在南希腊，没有发现更多支持公元前十二世纪北方入侵者的元素。
然而，拉科尼亚与美塞尼亚-这两个在古典时代被认为是多利斯人的地区，却并不与这一假设吻合。无论在公元前十二还是十一世纪，这些地区见证了考古学可辨认出的遗址数量的急剧下降，这证明了定居点的广泛废弃。尽管一些迈锡尼陶器残片于斯巴达卫城中得以发现，但我们直到大约公元前十世纪后半叶才找到关于这些定居点的可信证据。人们在欧罗塔斯河西岸找到一座新城邦，建立在早期迈锡尼文明中心Therapne的基础之上，这也许暗示了新人口的到来。但拉科尼亚与美塞尼亚在公元前10-9世纪的陶器显示出与像伊大卡、阿凯亚、伊利斯以及埃托利亚等西希腊地区，而非北希腊与中希腊地区的形制相似性，它们与像阿戈斯或科林斯这样的多利斯城邦，在前几何陶与几何陶器的形制上无任何联系。
(四) 神话？历史？—多利斯人移民传说的工具性色彩
在 “回归”故事的文本叙述中，通过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家族订立分享伯罗奔尼撒领土誓约的情节，多利斯人征服的历史记忆便与赫拉克勒斯子孙建立了联系。然而，如果我们将拥有纯粹的血缘与原初居住地作为判断一个族群群体的基本标准，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实际上却是两个族群性质并不相似的群体，两者拥有各自的传说与谱系。多利斯人将他们的祖先追溯至埃吉米乌斯、多罗斯与丢卡利翁，根据伪希罗多徳的《名媛录》记载,希伦、多罗斯与埃吉米乌斯是祖孙三代。 他们的原初居住地位于中希腊或北希腊；而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则将赫拉克勒斯、帕修斯与宙斯视为他们的族群祖先，其祖居地为阿哥利斯（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阿戈斯平原），如果不是赫拉的阴谋轨迹，赫拉克勒斯将拥有该地区的继承权。严格说来，赫拉克勒斯子孙的世系是“家族谱系”而非“族群谱系”。根据以上的分析，多利斯人与赫拉克勒斯子孙的世系不存在任何明显联系。然而最终，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故事形成，并与多利斯人自己的传说相互融合，以至于他们的族群属性相互混淆。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两大群体各自的传说相互融合协调的过程是何时发生的。但多利斯人为何要选择赫拉克勒斯作为其民族祖先？它们为什么以及怎样将自己的传说与一个“构拟”出的回归故事相协调的呢？
依照《名媛录》所建构的希腊谱系看来，埃吉米乌斯是希伦之子多罗斯的儿子，多利斯人三部落中的两大名祖潘菲罗斯与狄玛斯最初应是其二子，而根据公元前四世纪历史学家欧弗罗斯（Ephorus）的记载，埃吉米乌斯（Aegimius）同时收养了赫拉克勒斯的儿子许罗斯（Hyllus），这一说法似乎暗示我们，许罗斯与赫拉克勒斯应属同一世系。而希腊宗教学家马丁•尼尔森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他相信，埃吉米乌斯是“多利斯人最古老的民族英雄”，而三部落的名祖许罗斯、潘菲罗斯、狄玛斯最初应是其三子，而许罗斯之所以被认定为赫拉克勒斯之子纯属多利斯人出于赫拉克勒斯这个迈锡尼英雄在希腊功绩卓著的考虑，但这一神话人物与多利斯人并无关联。因此编造神话的人只好虚构谱系，从而勉强地将两者联系起来。
学者马尔肯（Malkin）通过考察得出结论，虽然爱琴海南部与小亚细亚许多地区的城邦纷纷将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视为他们的建城始祖，而“回归”故事最明显的证据仅仅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出现。 但我们不能假设,不同地区同一神话的流行便是移民真正到来的体现。霍尔认为，回归故事的主题最初在阿哥利斯地区形成，并由这一中心向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余地区传播，阿哥斯而非斯巴达才是半岛上占统治地位的家族。提格尔斯特徳（Tigerstedt）指出，历史时期多利斯人的王族中，只有阿哥斯的王族以“回归”故事中的领袖之一-特墨诺斯（Temenids）为姓；而斯巴达两大王族的名祖并不是欧瑞斯忒尼斯（Eurysthenes）与普罗克利斯（Prokles），而是埃吉阿徳斯（Agiads）与欧瑞丰提徳斯（Eurypontids）；美塞尼亚王族的名祖也不是克里斯丰忒斯（Kresphontes）。显然，欧瑞斯忒尼斯（Eurysthenes）、普罗克利斯（Prokles）与克里斯丰忒斯（Kresphontes）都是故意编造出来而后添加进王族谱系中的。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故事发生于英雄时代，而那一时期的阿哥斯王族是帕修斯家族，因此，只有阿哥斯统治者最有可能虚构一个“回归”神话，从而将赫拉克勒斯与古老的帕修斯家族扯上联系。从而显示其地位的尊贵。而这一构拟的谱系便被随后的斯巴达人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
古希腊历史上，斯巴达是多利斯人的典型代表。提尔泰俄斯在他的残篇作品中将斯巴达人视为“永不言败的赫拉克勒斯的后裔”， 而修昔底徳也在他的作品中将多利斯称为斯巴达人的“大城邦”（(metropolis)。即使赫拉克勒斯的子孙拥有其先祖所遗留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土地继承权，严格意义上说，他们也只拥有阿哥斯这一地区的合法统治权力。因此，“回归”神话便为斯巴达在历史上对拉哥尼亚与美塞尼亚的政治征服制造借口。斯巴达的王族成员一旦与帕修斯家族建立了联系，便可以自称为“阿凯亚人”，而根据传说记载，阿凯亚人原先定居于拉哥尼亚一带，那么，用武力占领原属于阿凯亚人领土的拉哥尼亚便是理所当然之事了。此外，在捍卫廷达瑞俄斯王权的斗争后，国王因赫拉克勒斯战斗有功，随即赠与一块已收复的土地作为报酬，而后者将这一礼物归还给国王，并嘱咐他为这一英雄的后裔好好看管； 赫拉克勒斯还杀死了美塞尼亚的国王涅琉斯，因为后者盗其牛群，但又将美塞尼亚赠给涅琉斯的幼子涅斯托尔，他曾许诺将土地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共享；克里斯丰忒斯凭借欺诈手段获得丰饶的美塞尼亚，应当把疆土归还给斯巴达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拉科尼亚与美塞尼亚这两块领土，赫拉克勒斯凭借的是征服而非继承手段获得，因而，斯巴达人也能采取同样伎俩。
（五）关于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争论
19世纪后半叶，“历史实证主义”兴起。这一史学理论的思想核心便是将族群起源神话视为晚期青铜时代末期人口迁徙运动的文本依据。 一些学者即而将多利斯人的存在视为客观的历史事实，并针对他们到来的具体时间提出种种假说。总体而言，学术界一共提出了五种观点，这些设想是由相关年代物质材料上呈现出的断裂而推断出的结论。历史学家们将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定于早期希腊底Ⅱ与Ⅲ之交（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早期与中期希腊底之交（公元前1900年）、中期与晚期希腊底之交（公元前1600年）以及晚期希腊底ⅢB与ⅢC之交（公元前1200年）。
语言学在对于多利斯人到来具体时间的考察上扮演了重要作用。著名学者保罗•克莱池默（Paul Kretschmer）在重构希腊方言史前史的过程中，得出结论：在青铜时代，存在着三次希腊人的入侵。最晚的一次发生于公元前1200年，一定是多利斯人的入侵。前两次推测分别是爱奥尼亚人与阿凯亚人的入侵。（阿凯亚人被认为是伊奥尼亚方言与阿卡迪亚-塞浦路斯方言的语言学祖先）根据她的推测，最早的一次入侵可能发生于公元前2000年。对于这一结论，德国古典学家贝洛赫（Beloch）与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印欧语系的分裂早于希腊人的到来。印欧种族扩散，并形成独立的印欧民族国家，发生于公元前2500年。迈耶将这一结论建立在三种推断上：（1）到达希腊的希腊人的第一批迁徙浪潮不会早于公元前2000年。（2）由于梵语与希腊语于公元前2000纪早已发生分化，每一种语言到那时都应经历了至少半个千纪的变化。（3）对印欧语系同源词的考察表明，在上述两大语言分化时，印欧人处于早期铜器文化阶段。但关于这一结论尚存争议。希腊人自身缺乏他们到达居住大陆的传说；且相关史诗（saga）素材的缺乏证实了他们从欧亚草原的移民发生于英雄时代之前。贝洛赫认为，希腊语各种方言间的差异形成于青铜时代末期，需经历几个世纪，他与迈耶得出一致结论：公元前2000年是希腊人到来的最近年代。
学者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考伦夫（I﹒M﹒Diakonoff）等都于他们著作中描绘了古希腊人到来的生动图景。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次迁徙是一次巨大的“Völkerwanderung”（移民运动），它与日耳曼人的民族大迁徙颇为类似。古希腊人拖家带口，驱赶着他们的牲畜，从北方草场跨过多瑙河（Danube）来到巴尔干半岛寻找新的定居地。如上所述如此巨大的迁徙过程，自然会留下考古依据。20世纪初，考古学家们发现，跨越大陆的人口行进过程可通过陶器形制的多样化反映出来。19世纪20年代，英美考古学家根据发掘成果提出了多利斯人到来的一个重要年代，经过仔细研究与陶器分类，他们得出结论：多利斯人应于公元前1900年来到希腊。著名考古学家亚瑟•伊文思（Arthur Ewans）将辉煌的克里特史前史进一步划分为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三个阶段：早期、中期、晚期米诺，总体而言与埃及的古王国、中王国与新王国相吻合，对于每一史前阶段，伊文思都以极富特色的陶器形制为代表予以界定。1918年，著名历史学家阿伦•瓦斯（Alan Wace）与卡尔•布吕根（Carl Blegen）对希腊大陆历史作出了相类似的序列划分。他们以伊文思对于克里特的划分为借鉴，引入了后来成为青铜时代希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术语：早期、中期与晚期希腊底时期，瓦斯与布吕根将他们的结论建立在对史前几千纪中希腊大陆陶器的变化与演进考察上。 而后者对科林斯附近小的定居点（Korakou与Zygouries）的发掘呈现出了相对完整的陶器序列，并为公元前1900年的定年提供了证据。
瓦斯与布吕根将“米尼亚式陶器”（Minyan Ware）作为中期希腊底时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陶器。（注：米尼亚人是神话中多利斯人的称号）这是一种灰色、轮制陶器，具有肥皂般的光滑感，与前期手制、粗糙的陶器形成鲜明对比。这一陶器最初被施里曼于奥尔科迈诺斯（Orchomenos）发掘，并为其定名。随后又于比奥提亚、阿提卡、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处被普遍发现。由于其强烈的独特性以及出现于遭破坏地层上的频繁程度，瓦斯与布吕根认为，它是将中期与早期希腊底时代加以区分的绝佳标志。这一断裂的准确发生年代最终由对特洛伊的发掘加以确定，米尼亚陶器开始出现于特洛伊第六层，两位学者便将考古学的相关年代定于公元前1900年。
然而，在1918年发表的论文中，布吕根与瓦斯并未将米尼亚陶器的出现与“多利斯人的到来”直接联系。他们注意到，中期希腊底初期米尼亚陶器的突然出现仅仅只是希腊大陆由新石器时代向迈锡尼时代转化进程里陶器形制革命的一次中断。另一次，则是晚期希腊底初期的米诺与米诺化陶器的引进。布吕根与瓦斯得出结论：米尼亚陶器象征着新的文化特征的出现，由于青铜时代希腊陶器序列仅出现两次中断，第二次与米诺人相联系，将多利斯人的到来与米尼亚陶器的出现相联系便成为了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们得出的确定结论。
上述观点于布吕根与语言学家哈雷（J﹒B﹒Haley）所撰写的论文中被进一步提出，基于学者保罗•克莱池默（Paul Kretschmer）与奥古斯特•费克（August Fick）所做的努力，哈雷列举出了中希腊东部、伯罗奔尼撒半岛、克里特以及爱琴海岛屿的非希腊语地名，他同样指出，许多以–thos、–ssos、–ndos结尾的地名于小亚西部再次出现。
如果说哈雷从语言学角度提出证据，那么，布吕根则通过对某一时期从小亚西部到克里特以及希腊大陆东南部陶器及其余手工艺品的同一性进行考察。陶器的发现证实，早期青铜时代初，居住于安纳托利亚高原西南部的人口向克里特扩张，并跨越爱琴海来到希腊大陆；公元前3000纪，在克里特、希腊大陆以及小亚西南部，人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及文化；而中期青铜时代初，希腊大陆与克里特及其余区域产生区分，灰色米尼亚式陶器覆盖了南希腊，与此同时，在克里特，传统陶器形制继续发展；许多以前希腊地名命名的遗址于早期青铜时代末期遭到毁灭。布吕根由此得出结论：一支说着许多含有以–thos、–ssos、–ndos为后缀的语言的非希腊民族，于早期青铜时代占据了希腊大陆大部、基克拉迪、克里特以及小亚西南；公元前1900年，一支新的人口到达希腊大陆，这一新的民族便是多利斯人。
值得注意的是，布吕根所提出的年代与其余印欧语族向东部迁徙以及“多利斯人到来”的其余证据相吻合。1915年，赫罗兹尼（Bedrich Hrozny）释读赫梯语成功，赫梯曾是印欧语族中的一个强大王国，巴比伦人的记录表明，哈穆拉比(Hammurabi)王朝的终结以及巴比伦的陷落，皆系赫梯国王穆西里斯（Mursilis）所为。据推测，巴比伦陷落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由此，我们可假设，赫梯人早已于公元前20世纪中，便在小亚建立政权；对于布吕根的结论所提供的另一个支持证据是，第三支印欧语族于公元前两千纪跨域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如上所述，我们可得出结论：印欧语族于公元前2000纪之交来到其历史上的定居地。尽管布吕根对于“多利斯人到来 ”的定年在如今的爱琴海史前史的学术争论中已逐渐失去优势，然而综合考察更为广阔的年代界定及“印欧语族大迁徙”的性质，这一结论于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海因里希•施里曼对于特洛伊、迈锡尼、提林斯与奥尔科迈诺斯的发掘表明，后三个定居点的突然毁灭可能是多里斯人最后一次移民所造成的结果。根据古代纪年法推测，这次移民发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历史学家们也将更早阶段的英雄时代的开创归因于早期多利斯人的移民。考古发掘也为这一观点的成立提供了佐证，在晚期希腊底ⅢB的许多遗址中发现了遭破坏的地层，且青铜时代的希腊与历史时期的希腊存在着不同。著名族群研究学者霍尔（Jonathan Hall）在《古希腊的族群认同》一书中试图通过追踪铁器技术从巴尔干北部向希腊的传播，以勾画多利斯人移民的图景。 而考古发掘进一步表明，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已建立起巨大而豪华的房屋，这可从恺克洛普斯人（Cyclopean）的城墙中得以体现。它也无形中预示着那时的迈锡尼人已建立了权威，并享受永久和平，因此，将希腊人到来的年代定于公元前1200年便实属应然。
然而，这一在学术界一度被公认的观点于今却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许多人对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与约翰•柴德维克（John Chadwick）所提出的线形文字B泥版上的语言是希腊语的说法存有争议。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将多利斯人到来的年代定于公元前1200年缺乏可靠依据。即使在线形文字B释读之前，这一观点便存在着缺陷。由于古希腊传说并不存在任何关于多利斯人移民的文本记载，因而人们便将从多利斯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多利斯人移民时间定于特洛伊战争之后，爱奥尼亚人与伊奥尼亚人来到小亚港口的移民几乎于同一时间发生，但传说中将这一事件定于英雄时代，在那时，希腊人已居住于希腊。尽管基于传说基础上建构历史的方法似乎不妥，但假定一个后几代人毫无记忆的历史事件是更为危险的；此外，对于公元前12世纪初或中期，无任何考古依据能证明多利斯人的移民。当今学术界，支持公元前1200年理论的学者寥寥无几。
学者们更具倾向性且更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多利斯的到来”发生于早期希腊底Ⅱ与Ⅲ之交（公元前2100年）。对于这一近年来提出的假设，布吕根的结论是我们进一步考察的前提。然而，考古学家们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在为数不多的希腊大陆遗址中，仅仅出现少量的公元前三千纪末及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完整地层，在这些少量的重要遗址中，我们所发现的证据并不与前述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相合。考古学家们并不是于早期与中期希腊底时期的接合点，而是在早期希腊底Ⅱ与Ⅲ期的地层中观察到破坏现象；此外，考古学家约翰﹒凯斯奇（Caskey）于1952年对阿哥利斯莱尔那的发掘证实，人们已于早期希腊底三时期开始采用米尼亚陶器，莱尔那的发掘标志着，一个能制造巨大建筑的相对复杂的社会形态从公元前3000年到2100年间于阿哥利斯出现。然而，莱尔那被毁，早期希腊底三时期相对贫瘠。在莱尔那遭破坏后的地层上，凯斯奇（Caskey）挖掘出了灰色、轮制的“前米尼亚式”（Proto-Minyan）陶器。与此同时，位于阿哥利斯、阿提卡与拉科尼亚南部的遗址也于公元前2100年毁灭。尽管总体而言，关于早期希腊底三时期的证据不足，但我们还是得以推测，中期希腊底与早期希腊底三时期存在着密切联系。
对于这一新的理论所提出的另一项支持证据来自于学者詹姆斯•迈纳特（James Mellaart）的阐述。他认为，在爱琴海的另一端，安纳托利亚高原的早期青铜时代以一场巨大灾难而告结束：在安纳托利亚，大多数早期希腊底B二期遗址于公元前2300年被毁，仅有一小部分于早期希腊底B第三期被重新占领。从公元前2300年到青铜时代末期，即公元前1200年，安纳托利亚的物质文化显示处极强的延续性。詹姆斯•迈纳特假设，安纳托利亚的毁灭是卢维人的杰作。公元前2100年毁灭的证据与早期希腊底三和中期希腊底的延续性使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们认为，第一批希腊人-多利斯人并不在中期希腊底初到达希腊，而应将其到来时间推迟到两个世纪前。在凯斯奇更为保守的历史重构中，古希腊存在着两次相似的入侵：第一批印欧人与像希腊人的新来者-多利斯人于早期希腊底二期末来到希腊，毁灭莱尔那与其余地区，并定居于阿哥利斯。公元前1900年，第二批更大规模的入侵浪潮席卷希腊，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希腊人。这一“二重入侵”理论，最近由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萨卡拉里奥（M﹒B﹒Sakellariou）进行着进一步研究。
学术界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将古希腊人的到来定于相对较晚的年代-公元前1600年，这也是中期与晚期希腊底的接合点。该理论最早由学者乔治•派若特（Georges Perrot）于1892年提出，随后，克里斯托斯•特桑塔斯（Christos Tsountas）于1897年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古希腊著名宗教学家马丁•尼尔森（Martin Nilsson）于其后第一个将这一理论系统化。近年来，它作为二级理论出现于学者帕莫（L﹒R﹒Palmer）富有争议的著作《米诺人与迈锡尼人》（Minoans and Myceneans）中，并作为主要理论被学者威廉•瓦特（William Wyatt ）与詹姆斯•穆赫利（James Muhly）采用，并于近年来得到了荷兰考古学家Jan﹒G﹒P﹒Best和其合作者-以色列考古学家Yigael Yadin的支持。
关于这一定年的最初证据仍然来自于考古学，麦加隆（注：megaron，意为大厅）这一建筑样式最早出现于晚期希腊底时期。根据尼尔森的分析，石棺墓于公元前十六到十五世纪的晚期希腊底遗址中普遍流行，但于更早的遗址中毫无踪迹；由于在希腊发现的石棺墓来自波罗的海，尼尔森由此得出推论，一支与北方相联系的人群已于晚期希腊底初到达希腊。他将另一关注焦点置于马的引进，在这位宗教学家看来，马是由印欧人引进地中海的，并于公元前十六世纪最早出现于希腊。学者们最近的争论集中于晚期希腊底初服饰与葬式、战车、以及毁灭地层与语言的证据上，然而，将“多利斯人的到来”归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证据主要来源于迈锡尼人的竖井墓。施里曼于五座竖井墓（传说中阿伽门农王都城的迈锡尼古堡内发掘出的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王室墓群）中发现了许多金首饰、杯子、镶有珠宝的环状头饰及面具，镶有银与乌银的青铜匕首、以及其余武器与随葬品。学者们将这五座竖井墓称为环形墓圈A，其年代处于公元前十六到十五世纪初。环形墓圈B（1952-1955年由约翰•帕帕德米特里欧发掘）共有24座竖井墓，其中的大多数修建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尽管最早的一座处于中期希腊底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前。埋葬于两大墓圈竖井墓中的富裕且好战的主人被认为是希腊人，在施里曼看来，他们是阿伽门农和其战友，他们的遗体由埃吉斯特斯（Aegistheus）埋葬。由于许多随葬品由克里特工匠制造，伊文思认为，埋葬于环形墓圈A中的群体是米诺人。自伊文思所处的时代起，学者们认为迈锡尼人起初便由希腊人统治。由于无证据表明，竖井墓王朝是由暴力终结，我们有理由相信，埋葬于竖井墓中的人群是希腊人。支持他们也许是从说前印欧语的居住地来到希腊的外来人-即多利斯人的证据是：考古学家们于竖井墓中发现了迈锡尼或希腊以往任何地区没有的堆积物。他们对中期希腊底时期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并没有什么革命或直接的变革导致了竖井墓王朝战争财富的积累。、如果人们将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定于晚期希腊底初，那么，我们便可将他们描绘成武士而非牧民，我们的脑海中对于这次巨大迁徙过程的想象将被相对小规模的入侵者对本地人口的占领过程所取代。
（六）其余原因解释
如上文所述，多利斯人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迈锡尼宫殿毁灭的始作佣者。然而，对于这一巨大灾难的原因解释却并非如此简单。青铜时代希腊文明的这一次毁灭事实上只是更大灾难的一部分。近乎同一时期，强大的赫梯帝国分裂，首都哈图沙以及安纳托利亚与小亚细亚的许多城邦和城镇被破坏。据学者考证，入侵者是来自于北方、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在埃及铭文中被称作“海上民族”（sea people）的群体。希腊宫殿致命性的毁灭从某种程度上也与同一时期塞浦路斯、特洛伊及利凡特文明许多城邦的毁灭相联系。①
根据埃及卡尔纳克神庙的一则铭文记载，埃及法老孟涅普塔赫（Merneptah）庆祝自己于公元前1208年，即他统治的第50年，打败了来自三角洲西部的利比亚入侵者。我们知道，利比亚人由其首领Meryre率领，并伴随着以Ekwesh（来自于阿凯亚的希腊人？）、Teresh（伊特鲁斯坎人，又名伊达拉里亚人？）、鲁卡人（Luka，吕基亚人？）、Sherden（撒丁尼亚人？）、Shekelesh（西西里人？）Peleset、Tjeker、Denyen、Weshesh命名的北方入侵群体；此外，哈布（Medinet Habu）的一则铭文记载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Ⅲ）于公元前1179年赶走利凡特人的伟大胜利。然而，假设两则铭文反映了造成青铜时代希腊文明如此广泛灾难的破坏者的身份，尽管这场混乱的普遍性可由入侵者来源的广泛性加以证实，但学者们仅仅只从赫梯与埃及、希腊命名在语言的相似性上寻找考量依据。例如，人们将荷马史诗中的“阿凯亚人”与赫梯文献中所提到的阿黑亚瓦（Ahhiyawa）王国以及卡尔纳克铭文中所提到的Ekwesh相等同的观点并不被学界一致接受。如果我们姑且承认入侵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Ekwesh不仅仅是来自于希腊的阿凯亚人，还包括赫梯阿黑亚瓦的居住者，且他们皆应对更为巨大的灾难承担责任，那么，我们也应假设，迈锡尼宫殿群是被其建造者所毁灭的；此外，埃及学学者对于哈布铭文的内容表示怀疑。拉美西斯三世声称Carchemish是入侵受害者的说法已被考古学成果否认，我们从更早期的铭文得知，像Peleset和Shekelesh的群体，远在公元前1179年来到叙利亚之前，便已定居于该区域，并在埃及与赫梯军队中充当雇佣兵。有证据表明，拉美西斯三世从一系列微小的地方性灾难中试图构建他保卫埃及的英雄故事，甚至将早期孟涅普塔赫（Merneptah）的功劳归结于自身。
最近，学者们又提出了关于“海上民族”理论的又一项假设。公元前12世纪，像纳努（Naue）二世的锋利匕首、标枪的新式武器以及类似于齐腰盔甲、胫甲以及小圆盾的防护性武器出现。这表明，大众步兵战术的引进使入侵者与海盗-“蛮族山地民族”得以战胜后期青铜王国的战车武装。根据克诺索斯与派罗斯王国线形文字B泥板中的记载，战车是古希腊迈锡尼人的常用交通工具，但并不确定它是否最初用于军事目的；荷马史诗中将战车描绘为步兵的交通工具，但希腊更早时代的遗存中无一例外地将战车赋予更多的礼仪功用；此外，希腊地形也并不一定适合轮制战车的通行。例如，阿哥斯平原，被季节性河床所环绕，且在古代，它的大部分地带是一片沼泽。最近对于该地区迈锡尼人所建的道路研究表明，它们是为重轮交通工具所修建的，而并非用于军事目的。“海上民族”系统理论的成立，建立于人们将入侵者身份理解为海盗掠夺者而非移民的形象描绘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来自于对早期Peleset和Shekelesh雇佣军证据的考察-但卡尔纳克铭文中提到，入侵者带着他们的家属与牲畜占领定居地，因此，我们不能不对上述结论产生一定的思考。
一些学者认为，迈锡尼宫殿群的毁灭并非由外来入侵者所引发，而是内部因素导致。这一推测是由20世纪中期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发展所决定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试图回避外部因素的阐释，而更倾向于将变化归结于优越的技术因素与内部阶级的革命。19世纪4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当民众掌握使用铁器的知识后，赫梯帝国便走向灭亡。最先，这种铁器技术仅仅局限于贵族，随后便被下层民众采用而锻造武器以反对他们先前的主人。他们被起义的成功所鼓舞，最终将这种经验运用于海洋，并推翻了其余的后期青铜时代的国家。然而，有关证据表明。铁器直到古希腊的这次巨大毁灭后才得以广泛使用。因此，我们一旦关注到希腊层面，这种假设便不功自破。
自19世纪50年代起，环境因素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以解释文化变迁。根据一项理论，青铜时代末两极冰层的减少导致了北部秋、冬季溪流的改道，这一变化最终导致了干旱的环境，并伴随着饥荒的来临。宫殿中心被渴望获得储藏中心谷物的饥饿人口毁灭，更高的死亡率与饥荒一道，导致了希腊人口的最终下降，并使人们放弃了许多青铜时代中心。一些环境证据，譬如加利福尼亚州松林中的年轮形式、瑞士湖水的水平面下降以及喜马拉雅山冰期的提前到来与衰减都对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一些气候学家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青铜时代末期见证了一次小冰期的到来。卡尔纳克神庙孟涅普塔赫（Merneptah）的铭文中提到了食物的短缺，而派罗斯的泥板文书里却并未包含任何应对饥荒措施的信息。
另一项理论似乎将这次毁灭归结于经济因素与系统崩溃。迈锡尼宫殿中心鼓励人们过量使用谷物，其结果导致一系列坏的收成，使它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宫殿中心使用支出呈螺旋式的增长，迫使统治阶层向周边村落征收更高额的赋税，直到这一体系无法应对已到来的危机，资源枯竭的宫廷贵族也失去了他们的地位与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衰弱的宫廷中心，便极易吸引外来入侵者的注意。
也有证据表明，迈锡尼宫殿群的衰落是由突如其来的猛烈的地震活动而引起。这一假设最早由迈锡尼的发掘者Spyridon Iakovides提出，后又由提林斯的挖掘者克劳斯•卡里安（Klaus Killian）而进一步完善。然而，对这一理论，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城市很少会由地震完全摧毁，通常会很迅速地由存活者修复；灰烬与发黑的破坏地层证实，迈锡尼宫殿由一场大火毁灭，但在电、光发明之前，一次古代地震不大可能会伴随着一场大火的发生。如果宫殿群真由一场地震摧毁，我们也许渴望发现那些被倒下的石料困住，并试图逃跑的人的遗骸。然而，人体骨骼的缺乏，证明宫殿人口于杀戮者放火之前便已逃跑；在迈锡尼与提林斯，马是这场灾难的主要受害者，而巨大的防御城墙，似乎并未遭到多少侵害；地震经常会伴随着海啸的发生，基于这一情况，我们不禁对晚期希腊底ⅢC灾难中的幸存者会将他们的定居点建于海岸附近而倍感惊异。
在提林斯城堡下部的15间房屋中，只有一处显示出火灾毁灭所带来的影响。一些地区性火灾，也许是由灯的倾斜与火盆倾覆所引起，而并非来自于迈锡尼的巨大灾难影响。城堡里的房间是火灾的主要受害地点，而临近的祭祀中心的泥砖与灰泥墙似乎并未显示任何焚烧的痕迹；对于将新的定居点建于沿海区域的构想，我们不能否认青铜时代的希腊人显示出与当今居住于加利福尼亚海湾地区的居民相类似的宿命论与乐观主义。人们于晚期希腊底ⅢC第一阶段的提林斯下层城堡中找到了由巨大海啸所引发的两次洪水证据，而这一区域直到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有人居住。
如果提林斯的确遭受到了巨大的地震袭击，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公里以内的迈锡尼与米底亚也遭受到了类似的命运。然而，位于Therapne的房屋与派罗斯或沃罗斯（Volos）的宫殿也遭受到了相类似的毁灭似乎不大可能。事实上，这场灾难的发生拥有长达30年时间的跨度。我们需注意的是，许多后期青铜时代的中心会于一个单一的年代范围内遭受致命打击，但这一灾难的普遍性却并不仅仅由单一原因引发，爱琴海与近东的经济中心存在着很强的内部关联。换言之，一个体系涉及到的不仅仅只是宫廷中心与其乡村地域间的经济联系，还包括不同宫廷中心间的经济关联，这也许能对上述问题给出更为强有力的解释。毫无疑问，一个体系的崩溃，其原因由区域间多样的系列因素所造成，侵袭者与海盗割裂了各个王国间重要的经济网络，但由此并不能仅凭两篇埃及文献，便判定这些入侵者在南希腊的身份与在南利凡特地区是相同的。地震摧毁了宫廷储藏室，并对宫廷中心的经济功能造成了不利影响，使饥饿边缘的人口遭受到了外部打击。干旱与饥荒是无法支撑的再分配体系最终灭亡的提前征兆。然而，我们若要寻找隐藏于迈锡尼宫殿群毁灭背后的真正主因，便要从青铜时代希腊人与其临近的近东族群所构筑的世界的多样性上寻找答案。
小结
正如19世纪后半叶所兴起的“历史实证主义”一样，“回归”故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利斯人的族群起源，那么人们便可以通过这一族群起源神话考察多利斯人的客观存在。因此，学者们针对多利斯人到来的时间及原因所提出的种种假说也是这一史学思想方法的一次实践；而“多利斯人到来”理论的产生、变化以及被不断操纵、建构的过程应成为我们考察的另一重点。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故事由最初单一而零碎的叙述不断累积聚合而成，并由阿哥利斯地区向外传播。而出于政治动机的需要，多利斯人又将自身民族起源与赫拉克勒斯建立联系，并将他们的谱系整合、添加进“回归”故事的叙述内容，使两大截然不同的族群传说混同，这一族群神话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传播期间，与其余族群群体的神话融合、协调，最终产生了“多利斯人到来”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回归”故事便作为诠释多利斯人民族历史的工具而取代了人们原有的历史记忆，而多利斯人的历史也因“回归”神话的介入而被重构。伴随着古希腊历史的发展，“回归”故事于不同时代不同古典作家的笔下呈现出一定的发展和变化。而文本记载的相异之处便成为了族群神话得以重构的起点。古希腊历史上，“回归”故事的某些片段被斯巴达统治者放大和强调，并取代故事的完整轮廓，而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细节，并被利用以作为证明斯巴达政治征服合法性的道德、历史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