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打破的是什么

                
                
       在看电影前让我欣慰的一点是在这部电影排片量不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学附近的一家的影院居然上映了这部电影。
       《闯入者》被很多人认为剧情拖沓冗杂，铺叙太过，我在影院中也几近有要离去的想法，但整部影片结束后再去回想，其实每一帧都都是有故事的。影片前一个小时对老邓日常生活的细致刻画与展现都在向我们诉说现今社会空巢老人的凄惨。每次出门前拔掉家里所有的插头，用泡脚器前总会试试是否漏电，为子孙们做红烧狮子头，每顿饭都为去世的老伴摆副碗筷，这些细节日复一日的重复早已让她的儿子们不胜其烦，但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了。每当子女们试图改变她这种生活状态时，她总是会像死死的守护住什么一样，用力抱紧自己的生活，或者说他们在怕这样的生活被打断从而逼迫他们去面对一些不愿面对的东西。
      影片中带小红帽的年轻人无疑是一个“闯入者”，他在爷爷去世后只身从贵州山区来到了北京。影片中将他划分为了两种状态，一个是闯入别人家里的外表成熟的人，一个是找到老邓并一直跟随她的戴红帽子的少年。这样剥离开的处理方式也是在影片结束后才体会到其妙处的。这位“闯入者”为了给爷爷报仇便来到北京，以各种方式打乱老邓的生活。他趁空巢老人们不在时闯入他们整洁的家，用热水浇花，看他们的电视，在他们的浴室洗澡，体验着他认为自己本该享有的一切，在走后又将他们的家弄得满地狼藉。而每一次他都会在不同的家中拨通老邓家的电话，接通后又什么都不说，就那样沉默着。最后他终于有了机会近距离接触老邓，陪她一起去北京郊区，住进了她的房子，影片中有多个他本可以结束老邓生命的瞬间，但最后都没能发生。是因为他已经原谅老邓了吗？我想不是的，他也许根本就不理解当初祖父辈的恨，只是被告知如果不是老邓，他们家本可以回到北京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最后他到了北京，却不知什么是好的生活。影片中还有很有趣的一点，老邓在片尾回到贵州时，原来的老工友（上海人）说“我告诉自己的儿子，将来我死了，不要把我埋在上海，也不要埋在贵州，就把我的骨灰向空中那么一洒就行了”。他和那位年轻人实际是一样的，从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也不知道能属于哪里，他们用了很长时间去寻找，仍旧没能找到。
      整部影片想探讨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赎罪”这个问题。文革后老邓为了争一个仅有的回北京的名额，把竞争者老张在文革中犯下的各种行为写成材料汇报给北京，最后拿到了这个机会，但老张听到消息后却中了风，从此在床上瘫了四十多年，由他的妻子旭芳一直照料。可以说从老邓决定往北京递交材料的那一刻起，她身上就背负着罪恶，而她的赎罪却是在四十年后老张去世后他的孙子闯入其生活才开始的。影片的英文名是Red Amnesia，即红色失意者，红色象征着那个躁动的文革年代，而老邓四十余年一直在试图忘掉那个年代。她在文革中也是积极分子，斗死过人，但这份罪是时代和政策加给她的，可以说她很难有选择的余地。但文革结束后选择以检举揭发老赵的方式回到北京，却是她在有充分选择权的情况下犯的罪。影片中没有说明老赵一家是否也检举过老邓，而这就给老邓的罪一个模糊的定性，如果老赵也这么做的，是否老邓的罪就轻了些？……老赵的孙子带着那顶红帽子，打着无数通沉默的电话，都在一步步刺激着老邓的神经。这名闯入者最终没有直接杀掉老邓，而是撕毁了她珍藏的老照片，回了贵阳。老邓也由此返回贵阳开始自己的赎罪之旅，她开始直面那些仍住在贵州的工友，去拜访了老邓的家，知道了那名“闯入者”的真实身份，但没有选择报警。因为内疚，因为后悔。最后，得知警察来抓捕老赵的孙子时，她跑到了老赵的家里通风报信想做最后的救赎，但仍没能成功。
      导演王小帅在处理老赵一家时真是做绝了。他让老赵瘫了大半辈子，让老赵的妻子明明可以住进条件好的城镇里时选择了继续留在原来的家，就好像这四十多年他们的怨念在那栋房子里从未消散，这样便有理由永远不原谅老邓。但王小帅知道，这样的处理远远是不够的，只要旭芳和她的孙子好好活着，加之老邓已经开始赎罪，这样的恨终有一天是会消散的。所以，他选择了在影片结尾处让旭芳的唯一希望、老赵的孙子在警察的追捕下不小心失手与老房子的窗户一起坠落死亡，这样，老赵一家唯一存活的人旭芳便怎么也不会原谅老邓了。这种处理方式，真是把希望毁灭给人看。
      老邓是因为当时怀了二儿子小兵所以才决定回北京的，因而小兵身上自然被赋予了一种“原罪”，而这个罪孽他却一直不知道。同时，王小帅还给他设置了一个同性恋的身份，这在基督教中又是一层罪。他把这么多罪往小兵身上一堆，再把他抛进现代化观念急速转变，人们极度迷失焦虑的大环境中，就自然而然的割裂了小兵与老邓的关系。小兵身上一直背负着罪和沉重的回忆，他却从来都不知道。
      正如王小帅自己所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和文革没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