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莱姆 1921.9.12----2006.3.27
吕蕤冰：波兰豪杰群话 第一话：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朋友推荐了牛博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政治幽默，在谈到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产生的条件时，作者总结说：
“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 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其实，并不只有政治幽默是这样。文化的繁荣也必须以自由和政治高压的减弱为前提。苏东坡事件之后，东欧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旧制度的时代，这说明坏制度也并不能完全扼杀人们的天赋，但是只有在坏的制度结束之后，他们的天赋才能够正常地（仅仅是正常而已）发挥出来。
波兰是最好的例子。这个国家很吸引我，它培养了很多我喜爱的文学家、艺术家，别具风味，并不能用东欧的地域特色加以通约。
一、世界的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斯塔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这位作家很特别，他在波兰的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享有世界性的声誉，虽然在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他并不知名。《科幻百科》说“莱姆是20世纪后期用英语以外的文字写作的最好的科幻小说家（当然也是最著名的）”，“他……对几乎所有的美国科幻小说都嗤之以鼻”。
身为作家的莱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
“地区差异有的时候很滑稽。德国的百科全书称我是“哲学家”，我在那儿比在波兰更流行。俄国出版了我的文集，感兴趣的主要是科学家。而在波兰我主要被人看成是一个儿童作家：《Pirx》和《机器人大师历险记》被选作初中读物了。”
这种不同认识，大概是莱姆本人的风格所致：他既写过《索拉里斯》（Solaris）这样晦涩的科幻小说，也写过充满喜剧色彩和童趣的《机器人大师历险记》（Cyberraid）；同时，他为了在当时社会主义波兰的文艺审查制度下顺利出版作品，还经常玩一些“微言大义”的游戏，据他自己说，
“我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成的，我得顾及审查制度。例如说，当我在《Edukacja Cyfrania》中写到第一个冷冻人的时候——那是一个管弦乐团，团员一个个地被野蛮的Goryllium吃掉，但是每个人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得不用插科打诨打掩护，并且加入了第二个冷冻人的故事，后者没有隐藏起来的政治含义。这样出版这个故事就会更容易些。我不得不经常使用这样的花招。”
“有些人用昵称化名伪装起来了。Malapucyus Pandemonius就是卡尔马克思，《Wizja lokalna》中的Gengenx是恩格斯。有趣的是他们很少被认出来。《主人的声音》完全不是一个幽默故事，书中有一位负责监督科学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Wilhelm Eeney，他其实是Janusz Wilhelmi，当时的波兰文化部长。没人认出他来。这就是作家的乐趣：他可以在书中留 下这样加了密的信息。”
这样做的结果，除了给他的作品增加了云山雾罩的魅力之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些国家的读者很容易领会他作品的意图，而另外一些国家的作者，很遗憾不是“被选中的人”，他们常常不知道莱姆在说些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外国读者可以非常好地读懂我的小说，因为他们来自铁幕的同一边。”当莱姆在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您的文章是可以翻译的”这一问题时，他说：
“比起译者的功力，翻译更依赖于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我不懂日语，我也不知道日本读者从我的书中读出了些什么。我的读者群是在移动的。以前有段时间我在东德非常流行，他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所有隐藏起来的政治信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制度。”
莱姆知道这种因为社会制度相同而造成的心心相印，他也害怕会因为这种环境的消失而减弱了自己作品的魅力。而当他发现其他国家也喜欢他的作品的时候，他非常满意：“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的作品没有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失去生命力。”
一直以来，莱姆是波兰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选，但是直到2006年3月他因为心脏疾病去世，他也没能得到这个奖项，没能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科幻作家。我手头有一本英译本《His Master’s Voice》，封底印着：”If he isn’t considered for a Nobel Prize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t will be because someone told the judges that he writes science fiction” 真是一语成谶。
二、莱姆在中国
目前，莱姆有三部完整作品被译成中文。
最早的一本是《The Cyberiad》，中文译名《机器人大师历险记》，是一部幽默作品。这个徐自立的中译本翻译有些偷工减料，在这个帖子里有人根据英文版译出了该书第一篇故事“世界是如何被拯救的”，经过对比发现徐自立的版本删去了很多内容，减弱了故事的趣味。
双峰驼科幻翻译小组的红猪翻译过一些Cyberiad里的故事，还有人转贴过其他故事的译文。
红猪译Cyberiad：
1、第一次远足或高康大的陷阱
2、第二次远足或酷鲁王的邀请
3、第三次远足或概率之龙
4、转贴《科幻之路》选登王之光译“特鲁尔的电子诗人”。王之光是浙江大学西语系教授，后来译出莱姆另一本“虚拟评论”文集《完美的真空》，另译有萨德小说《索多玛120天》。
5、转贴陈鲁明译“第七次远足或特鲁尔的徒然自我完善”，译文来自陈鲁明翻译的侯世达著作《心我论》
另一本被译成中文的莱姆作品是《完美的真空》，这是莱姆的一本“虚拟评论”文集，收入的是莱姆对于一些从来没有被写出来的书籍的评论。译者王之光，上面已经介绍过了。王之光译这本书很吃力，完全没有《索多玛120天》的挥洒自如。
最后一本是《索拉里斯星》。这本书知道的人相对多些，因为这部小说曾经两度被改编成电影，一次是塔可夫斯基，第二次是索德伯格。莱姆本人在谈到自己这部小说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时表示，对塔可夫斯基的改编并不满意，索德伯格的新版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去世了，很显然他肯定也不会满意。译者陈春文，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现代翻译史上哲学系教授翻译科幻小说的先例。《索拉里斯星》是一部充满思辨的小说，探讨了人类认识的边界，由哲学系教授翻译看起来确实很合适。
莱姆到底想说什么？
——关于小说《索拉里斯星》
□ 江晓原 ■ 刘 兵
□ 商务印书馆如今居然也出科幻小说了，而且已经出了两种。这部《索拉里斯星》（Solaris），1960年问世之后，就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中的经典作品。考虑到作者是在1960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波兰写成这部小说的，却能在“资本主义世界”被视为经典作品，这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老实说，这是一部很难看明白的小说。我第一次接触《索拉里斯星》是看2002年的美国版同名电影（索德伯格导演），完全没有看懂。一年后我又看了第二遍。不久我阅读了莱姆的小说，接着看了前苏联版的同名电影（塔尔柯夫斯基导演，1972），接着第三次看了美国版的电影。总的感觉，有点象梁启超谈李商隐无题诗：不理解，但只觉其美；看《索拉里斯星》也是不理解，但只觉其迷人。
■ 听你这样一说，我倒是非常想尽早找来那部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了。说实在的，我对科幻小说只看过有限的几部，通常是感觉一般。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甚至于第一次听说莱姆这位（按照该书中译本的介绍）“20世纪欧洲最优秀的作家”。
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发现我居然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觉得在到目前为止我曾读过的科幻作品中，是最为我所欣赏的一部。也许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科幻作品确实更属于文学的范畴，因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否，经常是与阅读者个人的口味密切相关的。
我也承认，我觉得即使在我曾阅读过的有限的科幻作品中，《索拉里斯星》也是非常独特的，它虽然也有着吸引人的情节和悬念，但更为突出的，却是作者超常的想像力，和写作中体现出来的哲学风格。比如说，这部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小说中，作为核心构想和叙述对象的“大洋”，就让我联想起克莱顿在小说《猎物》中构想的 “纳米集群”，你觉得呢？
□ 和《猎物》中的“纳米集群”相比，索拉里斯星上的大洋还要智能得多。这颗行星自身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智能生物——有点象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基地》中的盖娅星球。索拉里斯星表面那变幻莫测的大洋，似有超乎地球人类想象的能力，例如，它可以让空间站成员记忆中的景象化为真实——到底什么是真实，至此也说不清了。
按照索德伯格的说法，索拉里斯星“可以是一个关于上帝的隐喻”。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有点玄，却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故事情节看，这个隐喻意义上的“上帝”（大洋，或整个索拉里斯星），心肠是相当仁慈的，它从不主动攻击人类，即使受到人类攻击也不报复，而只是向人类显示它的极其强大的能力——比如可以让人类梦境中的情景变成真实。和这个安静、深沉、宽厚而无所不能的“上帝”相比，人类显得自私、偏狭、怯懦、急躁……。
■ 我们把它理解为是“关于上帝的隐喻”倒也并非不可以。我觉得，这部小说最重要的，是明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如果一切都以我们地球上的事为标准，都以地球人根据地球上的事物来衡量，比如说对于何为生命的理解，那么，会是视野极为狭窄而且问题多多的。
从表面上看，此书在情节上也许并不是很复杂，除了个别的地方，大多数情节甚至不算生动，书中充斥着大段大段独白、回忆、思考、评论、议论等，带有很浓的哲学味道，但我以为，与我们通常见到的那些科幻小说相比，此书作者的想像力要远为丰富得多，而且，是将这种想象力置于哲学的思考之中的。
在有关地球上的许多问题，有许多争议，我们中一些人也会相应地倡导像多元性这样的观点，但那还只是限于地球上的多样性，此书，实际上以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向我们提出，其实地球上的所谓多元性又是颇有局限的，当我们真正放开思路，对于何为生命、何为实在、何为智能、何为存在，以及相应地，何为意义等深的问题，提供了超出地球标准之外的更为不可思议的多元性的可能。这是我读此书的一个感触很深的感想。
□ 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比如，小说中在空间站出现的那些神秘的“访客”，人类如何看待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们？凯尔文博士一开始是恐惧——处在科学主义“缺省配置”中的人骤然面对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时往往如此，所以他将他的访客——他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芮雅——骗进一个小型火箭中，将她发射到太空中去了。这有点象不愿意杀生的人，见到虫子就设法将它赶到窗外，至于虫子在窗外会不会冻死饿死就不管了。
我有一个搞笑的想法：如果凯尔文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都不对这些访客感到恐惧，他们本来可以将这个空间站上的奇遇开发成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提供与已故亲人重新会面的收费服务。特别思念已故亲人的人，可以申请前往该空间站住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就能如同凯尔文博士与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芮雅重逢那样，与自己逝去的亲人相会。想想看，那一定会成为一项非常红火的业务！
■ 在我们的思维中，经常会有一种定势，即将自己所了解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外推到各种场合。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一元论的观念，它阻碍着人们对于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有所不同的东西予以接受、承认，更不用说珍视其价值了。在多元的立场上，则会对那种狭隘的、以自我（扩大者为人类，或者说地球上的人类）为中心的束缚有所突破，才能不仅承认其存在，并且能够认可其价值。你上面关于开发商业活动的奇想，倒是可以看作突破了这种思想束缚所产生的结果。
作者在《索拉里斯星》中提供了一个很极端的假想事例。我们地球上的科学主义本来是基础并不牢靠的，因为它所依据的“科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美。比如，关于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人类等等，本来就没有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更不用说像情感等超出科学之外的因素了。
凯尔文博士似乎代表着作者的立场，他既以“科学”的态度在分析着面对的问题（包括“存在”这一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问题），同时又具有着一种宽容的人文情怀，因此他才会做出他的最后选择。
是不是生在地球上，由不得你自己决定，但在思想的自由上，是否可以突破地球（其实这里地球也不妨被看作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的局限，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至少，《索拉里斯星》的作者在幻想中，达到了这种境地。
朋友推荐了牛博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政治幽默，在谈到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产生的条件时，作者总结说：
“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 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其实，并不只有政治幽默是这样。文化的繁荣也必须以自由和政治高压的减弱为前提。苏东坡事件之后，东欧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旧制度的时代，这说明坏制度也并不能完全扼杀人们的天赋，但是只有在坏的制度结束之后，他们的天赋才能够正常地（仅仅是正常而已）发挥出来。
波兰是最好的例子。这个国家很吸引我，它培养了很多我喜爱的文学家、艺术家，别具风味，并不能用东欧的地域特色加以通约。
一、世界的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斯塔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这位作家很特别，他在波兰的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享有世界性的声誉，虽然在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他并不知名。《科幻百科》说“莱姆是20世纪后期用英语以外的文字写作的最好的科幻小说家（当然也是最著名的）”，“他……对几乎所有的美国科幻小说都嗤之以鼻”。
身为作家的莱姆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身份：
“地区差异有的时候很滑稽。德国的百科全书称我是“哲学家”，我在那儿比在波兰更流行。俄国出版了我的文集，感兴趣的主要是科学家。而在波兰我主要被人看成是一个儿童作家：《Pirx》和《机器人大师历险记》被选作初中读物了。”
这种不同认识，大概是莱姆本人的风格所致：他既写过《索拉里斯》（Solaris）这样晦涩的科幻小说，也写过充满喜剧色彩和童趣的《机器人大师历险记》（Cyberraid）；同时，他为了在当时社会主义波兰的文艺审查制度下顺利出版作品，还经常玩一些“微言大义”的游戏，据他自己说，
“我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成的，我得顾及审查制度。例如说，当我在《Edukacja Cyfrania》中写到第一个冷冻人的时候——那是一个管弦乐团，团员一个个地被野蛮的Goryllium吃掉，但是每个人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得不用插科打诨打掩护，并且加入了第二个冷冻人的故事，后者没有隐藏起来的政治含义。这样出版这个故事就会更容易些。我不得不经常使用这样的花招。”
“有些人用昵称化名伪装起来了。Malapucyus Pandemonius就是卡尔马克思，《Wizja lokalna》中的Gengenx是恩格斯。有趣的是他们很少被认出来。《主人的声音》完全不是一个幽默故事，书中有一位负责监督科学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Wilhelm Eeney，他其实是Janusz Wilhelmi，当时的波兰文化部长。没人认出他来。这就是作家的乐趣：他可以在书中留 下这样加了密的信息。”
这样做的结果，除了给他的作品增加了云山雾罩的魅力之外，也造成了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些国家的读者很容易领会他作品的意图，而另外一些国家的作者，很遗憾不是“被选中的人”，他们常常不知道莱姆在说些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外国读者可以非常好地读懂我的小说，因为他们来自铁幕的同一边。”当莱姆在回答“在多大程度上您的文章是可以翻译的”这一问题时，他说：
“比起译者的功力，翻译更依赖于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我不懂日语，我也不知道日本读者从我的书中读出了些什么。我的读者群是在移动的。以前有段时间我在东德非常流行，他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所有隐藏起来的政治信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制度。”
莱姆知道这种因为社会制度相同而造成的心心相印，他也害怕会因为这种环境的消失而减弱了自己作品的魅力。而当他发现其他国家也喜欢他的作品的时候，他非常满意：“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的作品没有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失去生命力。”
一直以来，莱姆是波兰呼声最高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选，但是直到2006年3月他因为心脏疾病去世，他也没能得到这个奖项，没能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科幻作家。我手头有一本英译本《His Master’s Voice》，封底印着：”If he isn’t considered for a Nobel Prize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t will be because someone told the judges that he writes science fiction” 真是一语成谶。
二、莱姆在中国
目前，莱姆有三部完整作品被译成中文。
最早的一本是《The Cyberiad》，中文译名《机器人大师历险记》，是一部幽默作品。这个徐自立的中译本翻译有些偷工减料，在这个帖子里有人根据英文版译出了该书第一篇故事“世界是如何被拯救的”，经过对比发现徐自立的版本删去了很多内容，减弱了故事的趣味。
双峰驼科幻翻译小组的红猪翻译过一些Cyberiad里的故事，还有人转贴过其他故事的译文。
红猪译Cyberiad：
1、第一次远足或高康大的陷阱
2、第二次远足或酷鲁王的邀请
3、第三次远足或概率之龙
4、转贴《科幻之路》选登王之光译“特鲁尔的电子诗人”。王之光是浙江大学西语系教授，后来译出莱姆另一本“虚拟评论”文集《完美的真空》，另译有萨德小说《索多玛120天》。
5、转贴陈鲁明译“第七次远足或特鲁尔的徒然自我完善”，译文来自陈鲁明翻译的侯世达著作《心我论》
另一本被译成中文的莱姆作品是《完美的真空》，这是莱姆的一本“虚拟评论”文集，收入的是莱姆对于一些从来没有被写出来的书籍的评论。译者王之光，上面已经介绍过了。王之光译这本书很吃力，完全没有《索多玛120天》的挥洒自如。
最后一本是《索拉里斯星》。这本书知道的人相对多些，因为这部小说曾经两度被改编成电影，一次是塔可夫斯基，第二次是索德伯格。莱姆本人在谈到自己这部小说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时表示，对塔可夫斯基的改编并不满意，索德伯格的新版他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去世了，很显然他肯定也不会满意。译者陈春文，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现代翻译史上哲学系教授翻译科幻小说的先例。《索拉里斯星》是一部充满思辨的小说，探讨了人类认识的边界，由哲学系教授翻译看起来确实很合适。
莱姆到底想说什么？
——关于小说《索拉里斯星》
□ 江晓原 ■ 刘 兵
□ 商务印书馆如今居然也出科幻小说了，而且已经出了两种。这部《索拉里斯星》（Solaris），1960年问世之后，就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中的经典作品。考虑到作者是在1960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波兰写成这部小说的，却能在“资本主义世界”被视为经典作品，这还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不过老实说，这是一部很难看明白的小说。我第一次接触《索拉里斯星》是看2002年的美国版同名电影（索德伯格导演），完全没有看懂。一年后我又看了第二遍。不久我阅读了莱姆的小说，接着看了前苏联版的同名电影（塔尔柯夫斯基导演，1972），接着第三次看了美国版的电影。总的感觉，有点象梁启超谈李商隐无题诗：不理解，但只觉其美；看《索拉里斯星》也是不理解，但只觉其迷人。
■ 听你这样一说，我倒是非常想尽早找来那部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了。说实在的，我对科幻小说只看过有限的几部，通常是感觉一般。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甚至于第一次听说莱姆这位（按照该书中译本的介绍）“20世纪欧洲最优秀的作家”。
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发现我居然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觉得在到目前为止我曾读过的科幻作品中，是最为我所欣赏的一部。也许这从一个方面印证了科幻作品确实更属于文学的范畴，因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否，经常是与阅读者个人的口味密切相关的。
我也承认，我觉得即使在我曾阅读过的有限的科幻作品中，《索拉里斯星》也是非常独特的，它虽然也有着吸引人的情节和悬念，但更为突出的，却是作者超常的想像力，和写作中体现出来的哲学风格。比如说，这部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学小说中，作为核心构想和叙述对象的“大洋”，就让我联想起克莱顿在小说《猎物》中构想的 “纳米集群”，你觉得呢？
□ 和《猎物》中的“纳米集群”相比，索拉里斯星上的大洋还要智能得多。这颗行星自身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智能生物——有点象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基地》中的盖娅星球。索拉里斯星表面那变幻莫测的大洋，似有超乎地球人类想象的能力，例如，它可以让空间站成员记忆中的景象化为真实——到底什么是真实，至此也说不清了。
按照索德伯格的说法，索拉里斯星“可以是一个关于上帝的隐喻”。我觉得这个说法虽然有点玄，却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从故事情节看，这个隐喻意义上的“上帝”（大洋，或整个索拉里斯星），心肠是相当仁慈的，它从不主动攻击人类，即使受到人类攻击也不报复，而只是向人类显示它的极其强大的能力——比如可以让人类梦境中的情景变成真实。和这个安静、深沉、宽厚而无所不能的“上帝”相比，人类显得自私、偏狭、怯懦、急躁……。
■ 我们把它理解为是“关于上帝的隐喻”倒也并非不可以。我觉得，这部小说最重要的，是明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如果一切都以我们地球上的事为标准，都以地球人根据地球上的事物来衡量，比如说对于何为生命的理解，那么，会是视野极为狭窄而且问题多多的。
从表面上看，此书在情节上也许并不是很复杂，除了个别的地方，大多数情节甚至不算生动，书中充斥着大段大段独白、回忆、思考、评论、议论等，带有很浓的哲学味道，但我以为，与我们通常见到的那些科幻小说相比，此书作者的想像力要远为丰富得多，而且，是将这种想象力置于哲学的思考之中的。
在有关地球上的许多问题，有许多争议，我们中一些人也会相应地倡导像多元性这样的观点，但那还只是限于地球上的多样性，此书，实际上以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向我们提出，其实地球上的所谓多元性又是颇有局限的，当我们真正放开思路，对于何为生命、何为实在、何为智能、何为存在，以及相应地，何为意义等深的问题，提供了超出地球标准之外的更为不可思议的多元性的可能。这是我读此书的一个感触很深的感想。
□ 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比如，小说中在空间站出现的那些神秘的“访客”，人类如何看待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们？凯尔文博士一开始是恐惧——处在科学主义“缺省配置”中的人骤然面对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时往往如此，所以他将他的访客——他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芮雅——骗进一个小型火箭中，将她发射到太空中去了。这有点象不愿意杀生的人，见到虫子就设法将它赶到窗外，至于虫子在窗外会不会冻死饿死就不管了。
我有一个搞笑的想法：如果凯尔文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都不对这些访客感到恐惧，他们本来可以将这个空间站上的奇遇开发成一项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提供与已故亲人重新会面的收费服务。特别思念已故亲人的人，可以申请前往该空间站住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就能如同凯尔文博士与已经去世多年的妻子芮雅重逢那样，与自己逝去的亲人相会。想想看，那一定会成为一项非常红火的业务！
■ 在我们的思维中，经常会有一种定势，即将自己所了解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外推到各种场合。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一元论的观念，它阻碍着人们对于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有所不同的东西予以接受、承认，更不用说珍视其价值了。在多元的立场上，则会对那种狭隘的、以自我（扩大者为人类，或者说地球上的人类）为中心的束缚有所突破，才能不仅承认其存在，并且能够认可其价值。你上面关于开发商业活动的奇想，倒是可以看作突破了这种思想束缚所产生的结果。
作者在《索拉里斯星》中提供了一个很极端的假想事例。我们地球上的科学主义本来是基础并不牢靠的，因为它所依据的“科学”，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美。比如，关于什么是生命？什么是人类等等，本来就没有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回答，更不用说像情感等超出科学之外的因素了。
凯尔文博士似乎代表着作者的立场，他既以“科学”的态度在分析着面对的问题（包括“存在”这一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问题），同时又具有着一种宽容的人文情怀，因此他才会做出他的最后选择。
是不是生在地球上，由不得你自己决定，但在思想的自由上，是否可以突破地球（其实这里地球也不妨被看作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的局限，那就取决于你自己了。至少，《索拉里斯星》的作者在幻想中，达到了这种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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