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文学史微观察》李洁非
李洁非《文学史微观察》笔记
2015.1.11-1.31
一、《自序》及《收入》
李洁非在自序中指出现代文学史之弊端：“放到对于作家作品给予何种评价上，似乎文学史是一部表彰册”，“对于帮助人们明‘一代之文学’难起作用”。即是说，我们看了市面上种种文学史，知道了某某的作品好评价高，却不明白现代文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学——时代赋予文学的特质是什么。说白了，李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呈现时代背景下的特质，而不是光荣榜。因此，本书宗旨是：
一、进入20世纪以来文学特有问题；
二、微观和实证地进入。
大学里中文系最主要的课程就是文学史，古代文学两册，现代文学两册，当代文学两册，厚度可观，课程贯穿了大学学习的始末。学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当时老师也没讲。不过四年学下来，我明白的不外乎两点：一是谁的作品好怎么好以及作者对当时及后世文学的影响；二是时代文学的整体特色，说白了就是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你除了知道“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还得知道宋诗也是极好的。我知道不同时期文学的主流是什么，但我确实不明白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变化。
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自然是白话文学的兴起，我知道在这时中国的写作换了种“语言”，受日本及西方文学的冲击大，很多作家是喝过“洋墨水”的。除此之外，没了。
所以，当在《文学史微观察》第一章读到“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我一拍大腿：“这书好看！”
01
写作是谋生的手段，这是古今之别。跟吃饭挂上钩，你就不能只想着自己写得开心了，读者开心才是最主要的。
02
古代诗文不换钱，也没有职业诗人文章家。诗言情，文达意，前者是伴随着情感宣泄出世，后者则是工作产物。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自掏腰包（收集故事的茶水钱和付梓费），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另外，润笔不是稿费，相当于今日的代言费广告费。
“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操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p2）
03
这小节以老舍为例，说明写作与吃饭的牵扯。
老舍说自己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可谓倒出了文学（至少是小说）之态度：下里巴人而已。
这里李洁非说古时写作无需市场需求，而现代文学动笔之初就是写给别人的，现代作家作家“非得是职业的”，前半句我懂，后半句怎么想都觉得这种观点的得出得没逻辑，太霸道了。
“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这句话我不喜欢，照这么看，作家职业化是文学进步发展的要求了——难不成有一种名叫“文学”的莽汉，手拿大棒，跟一位名叫“时代”的仁兄作威胁——“你得让他们专心专业于我，要不我就敲死你。”
李洁非试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探讨文学问题，但还是不免浪漫与非逻辑。
随着知识文化的普及，文学的门槛降低了（就像老舍说的），不是所有写作的人都有“厚禄”。写作的人变了，写作这件事不再是工作的富余，而成为一种职业，所以它的产出也变了。这种变化下，作家的压力变大，职业的进取心也得以释放。对于李的观点，我想应该是这么解释的。
04
原来鲁迅这么富！不是说腰杆子硬是因为有钱支撑，只是“精神自由与独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凭空而至”。我当然知道鲁迅没有奴颜和媚骨了。
1912-1927年，鲁迅在大学和政府任职，起初月薪是220元，后来是300元，另有稿费收入若干。高出一般职员十倍不止。老舍当时做大学老师，每月100多块，便觉得自己是“阔佬”了。当时十五个铜板可以吃顿饱饭，而一千个铜板才是一元钱。
《鲁迅日记》里，每以“泉”指“钱”。“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脱脱等《金史》）。这是说钱就得花吗？后来“工资”又叫“薪水”，也意指钱如流水，而花钱如水之东流乃是不可抗拒的？真有趣。
05
说到了左联。
前期左联其实是借文学之名将一些人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干的事也多是“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鼓动罢工、组织游行暴动”之类。很多人都不是作家的，而其中的地位比较高作家如茅盾、鲁迅，也只是占个名，还是写自己的。这里李洁非特别提到了蒋光慈，他是党员，对左联的活动逐渐显现抵制态度，递交退党书没被接受，最终却是被开除党籍的。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说蒋光慈是“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贪图几个办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
读罢不觉阴风阵阵，毛骨悚然。
06
这节说穷人郭沫若。连没读过一些书的人都知道，郭沫若在建国后是我党文学的“狗腿子”，“文革”中顺风顺水的。说真的，读过他写的一篇赞扬江青的文章，真是臊死我了。
“五四”后新诗成就最大者，首推郭沫若，1919年已诗名大振。林语堂在1939年出版的《京华烟云》中有这么一个片段：姚木兰的弟弟迪非，是个激动而激进的新学生，一天他向黛芬读郭沫若的诗，诗里面有一句什么“乳房”，羞死了黛芬。《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参着《红楼梦》写的，内容颇可信。以此可见郭之诗名。
可他在现实生活中又是那么穷困，不是自比屈原，就是孤竹君之子，“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我想这一时期的穷困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7
这节说延安的文学。
在延安，文学收入与独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有供给制，有级别观念。党对文艺队伍采取包养的办法，重在形成一支队伍，“将作家身份转变为服从党的领导的文艺干部”。被包养的作家们，旱涝保收，进而加强了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感，从党的管理角度，不可谓不成功。但是缺失了市场机制的协调，作家文学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是无法保证的。
你都吃软饭了，哪有自由可言。
08
革命义理对作家为稿费、版税而写作充满嫌恶。有作家跳出来把自己的巨额稿费捐给家乡以支持大跃进，有人在报上倡议减低稿费报酬。“文革”时彻底没有稿费一说了。
09
今日之不重视知识生产力，书籍怕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作家作者稿费低（今年年初《读书》杂志登刊说明要涨价，以提高作者稿酬，当时心里不免一阵悲哀，如此高质量的文字，换来的竟也只是象征性的稿酬），盗版多，每每排出作家富豪榜，社会难免一阵批判唏嘘……这是不是历史的幽灵在纠缠？
中国文坛有吃公家饭和吃自家饭两种。“吃公家饭的无后顾之忧，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沾得上，态度当然从容。吃自家饭、完全委身市场者，朝不虑夕，孤魂野鬼，饥不择食，岂能不搜奇媚俗以求一逞？”
作者李洁非最后还说道，这种“一文两制”的格局只是暂时的调和，不久将来或恐有变，到时候文学会有一番新面貌。对于此，我不理解。
【煦叨】读三十几页书，用掉一个多小时，写这篇笔记用了两三个小时——久违的真正读书的快乐。
下一章《宗派》，一定更有意思。有人的地方，便会抱团、有小团体，遑论文学史上的种种。
二、宗派
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理所当然，本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最后怀就坏在失去客观的排斥上，所谓“非我族类，必诛之”。
读后才知，本章不如我之前所想，文人相轻的八卦轶闻都算不得什么，政治力量的介入最后会叫人害怕。
01
抱团难抑。蔡元培整顿北大，期望学术自由，学生在学校即是求学，毋有政治组织，但最后并没有得到落实。北大变得激进，积极于参与政治、学运，盖因文科院长陈独秀。时院长拥有人事权，因此陈招来的教员都是同类人。
蔡是“兼容并包”的沉稳学术姿态，陈是“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的激进姿态。作者说，北大“这间学校陈氏烙印恐怕多于蔡氏气质”。
02
《新青年》的同人化，对异见取排他姿态，使其虽无宗派之名，而有其实。
03
“宗派”不贬。原本就是宗旨、意趣、理念上的抱团。“宗派”二字可不是泼污之辞，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标榜。相反，“党”没好意，《论语》有“君子不党”。但到了现代，两个词调转了。
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首提“宗派”一词，是受了佛教影响的，文学上学宗教模样言宗派。
所以，这里说《新青年》同人团体带宗派色彩，没啥贬义。
04
《新青年》的三阶段两转刊。
1915.9创刊——1917夏，陈独秀独立编著；1917夏——1920年年初，与主张改革中国的同志（北大同事）共同办；1921年年初，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原本是自由开放的刊物→同人刊物→政党刊物，去杂，到达一种“纯”的状态。
05
鲁迅的笔仗。可读《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年老”的鲁迅被后来的年轻人嫌弃。
06
批判鲁迅的“革命作家”（李初梨、成仿吾、钱杏邨<阿英>），创造社掌门郭沫若将鲁迅判为“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
以“革命”为名义便可以盖过一切，是万事定于一的逻辑。革命作家们仰仗的资本除了“年轻”，便是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当年反封建的斗士鲁迅，此时被年轻人视为封建的残余而批判，即“‘除掉’鲁迅的‘除掉’”——对于思想和文化问题，抱着“除掉”的心态，而不认为可以各取一席之地。不只是年轻人如此。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没有一种自由讨论的氛围，我甚至并不习惯于和反意见者做朋友……
这段话说得好，特摘录于下：
“思想纷争未足为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现代中国于其思想变革，却似乎不知道宜以自由竞争致之，把选择权留给实践。次而也不知道，思维方式的‘现代’，比思想内容的‘现代’更加重要。”p49
对于这种对鲁迅的攻击，在1929年有了改变，党中央责令创造、太阳两社的作家们改变态度，“与他在一起作战”。于是成立了左联，鲁迅为盟主。
07
左联内排鲁迅。左联不是一个文学团体，而是“有着很强集团一时、门禁思想、严内外之防的准地下组织”。鲁迅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左联党组织尤其职守与纪律，服从和执行上级指示，但以鲁迅为首的党外人士不欲如此行事，双方遂起冲突。鲁迅和周扬的恩怨其实是时代造成的，周扬并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过是照组织章程行事而已。但当时的鲁迅不太能看到这一根源，因此在当时写了很多谈论奴隶和奴隶主的话题，我们今天读之，当心里有所了然。
08
解散左联。这个消息是“党内一致”“党外传达”的，鲁迅等人算是传达对象。
09
1940年以前对鲁迅的批评——突出个人崇拜，凌驾乎组织之上，与党的利益相拂逆。周扬等人认为鲁迅不接受领导，自然以其为搞分裂、闹宗派。
13
左联宗派之争移师延安，“五四”及鲁迅批判模式V.S.延安新起的歌颂模式。亦即黑暗派V.S.光明派。
15
宗派问题在毛手中有了新的解释。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并称为党风的三大顽疾，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批判。宗派是“以‘局部’犯‘全体’、以‘个人’犯‘党’、以‘民主’犯‘集中’，罪状是“闹独立”“小集团”等，宗派问题在政治上通向反党。
17
摘录一句话：
“……亦请只急于坚定自己立场，而非急于禁绝他人思想——起码做到不因一己之见，当街掌掴相左人士，且无论自以为是如何的正确。”
【煦叨】这章的笔记比第一章少，涉及延安整风、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概念我近乎无知，本书说得也不透。我素不喜政治（即使我知道它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向来对其采取能躲就躲的战术。不过现在我心里有个大概，具体时间节点记不住，但它总体上的影响我是知道了。即使是今天，我们对于当时党的文艺政策也不能全盘否认，国家情况复杂多变，牵扯民族危亡，有些东西是注定要被牺牲的。只是到了今天，再拿与当年相似的理由，便不应为我们接受了。
三、口号
02
……
2015.1.11-1.31
一、《自序》及《收入》
李洁非在自序中指出现代文学史之弊端：“放到对于作家作品给予何种评价上，似乎文学史是一部表彰册”，“对于帮助人们明‘一代之文学’难起作用”。即是说，我们看了市面上种种文学史，知道了某某的作品好评价高，却不明白现代文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学——时代赋予文学的特质是什么。说白了，李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呈现时代背景下的特质，而不是光荣榜。因此，本书宗旨是：
一、进入20世纪以来文学特有问题；
二、微观和实证地进入。
大学里中文系最主要的课程就是文学史，古代文学两册，现代文学两册，当代文学两册，厚度可观，课程贯穿了大学学习的始末。学这个是为了什么呢？当时老师也没讲。不过四年学下来，我明白的不外乎两点：一是谁的作品好怎么好以及作者对当时及后世文学的影响；二是时代文学的整体特色，说白了就是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你除了知道“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还得知道宋诗也是极好的。我知道不同时期文学的主流是什么，但我确实不明白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变化。
对于现代文学的理解，自然是白话文学的兴起，我知道在这时中国的写作换了种“语言”，受日本及西方文学的冲击大，很多作家是喝过“洋墨水”的。除此之外，没了。
所以，当在《文学史微观察》第一章读到“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我一拍大腿：“这书好看！”
01
写作是谋生的手段，这是古今之别。跟吃饭挂上钩，你就不能只想着自己写得开心了，读者开心才是最主要的。
02
古代诗文不换钱，也没有职业诗人文章家。诗言情，文达意，前者是伴随着情感宣泄出世，后者则是工作产物。蒲松龄写《聊斋志异》自掏腰包（收集故事的茶水钱和付梓费），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另外，润笔不是稿费，相当于今日的代言费广告费。
“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操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p2）
03
这小节以老舍为例，说明写作与吃饭的牵扯。
老舍说自己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可谓倒出了文学（至少是小说）之态度：下里巴人而已。
这里李洁非说古时写作无需市场需求，而现代文学动笔之初就是写给别人的，现代作家作家“非得是职业的”，前半句我懂，后半句怎么想都觉得这种观点的得出得没逻辑，太霸道了。
“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这句话我不喜欢，照这么看，作家职业化是文学进步发展的要求了——难不成有一种名叫“文学”的莽汉，手拿大棒，跟一位名叫“时代”的仁兄作威胁——“你得让他们专心专业于我，要不我就敲死你。”
李洁非试图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探讨文学问题，但还是不免浪漫与非逻辑。
随着知识文化的普及，文学的门槛降低了（就像老舍说的），不是所有写作的人都有“厚禄”。写作的人变了，写作这件事不再是工作的富余，而成为一种职业，所以它的产出也变了。这种变化下，作家的压力变大，职业的进取心也得以释放。对于李的观点，我想应该是这么解释的。
04
原来鲁迅这么富！不是说腰杆子硬是因为有钱支撑，只是“精神自由与独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凭空而至”。我当然知道鲁迅没有奴颜和媚骨了。
1912-1927年，鲁迅在大学和政府任职，起初月薪是220元，后来是300元，另有稿费收入若干。高出一般职员十倍不止。老舍当时做大学老师，每月100多块，便觉得自己是“阔佬”了。当时十五个铜板可以吃顿饱饭，而一千个铜板才是一元钱。
《鲁迅日记》里，每以“泉”指“钱”。“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脱脱等《金史》）。这是说钱就得花吗？后来“工资”又叫“薪水”，也意指钱如流水，而花钱如水之东流乃是不可抗拒的？真有趣。
05
说到了左联。
前期左联其实是借文学之名将一些人从政治上组织起来，干的事也多是“飞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鼓动罢工、组织游行暴动”之类。很多人都不是作家的，而其中的地位比较高作家如茅盾、鲁迅，也只是占个名，还是写自己的。这里李洁非特别提到了蒋光慈，他是党员，对左联的活动逐渐显现抵制态度，递交退党书没被接受，最终却是被开除党籍的。时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说蒋光慈是“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贪图几个办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因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是资产阶级化的”。
读罢不觉阴风阵阵，毛骨悚然。
06
这节说穷人郭沫若。连没读过一些书的人都知道，郭沫若在建国后是我党文学的“狗腿子”，“文革”中顺风顺水的。说真的，读过他写的一篇赞扬江青的文章，真是臊死我了。
“五四”后新诗成就最大者，首推郭沫若，1919年已诗名大振。林语堂在1939年出版的《京华烟云》中有这么一个片段：姚木兰的弟弟迪非，是个激动而激进的新学生，一天他向黛芬读郭沫若的诗，诗里面有一句什么“乳房”，羞死了黛芬。《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参着《红楼梦》写的，内容颇可信。以此可见郭之诗名。
可他在现实生活中又是那么穷困，不是自比屈原，就是孤竹君之子，“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我想这一时期的穷困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7
这节说延安的文学。
在延安，文学收入与独特的政治制度相结合，有供给制，有级别观念。党对文艺队伍采取包养的办法，重在形成一支队伍，“将作家身份转变为服从党的领导的文艺干部”。被包养的作家们，旱涝保收，进而加强了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感，从党的管理角度，不可谓不成功。但是缺失了市场机制的协调，作家文学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是无法保证的。
你都吃软饭了，哪有自由可言。
08
革命义理对作家为稿费、版税而写作充满嫌恶。有作家跳出来把自己的巨额稿费捐给家乡以支持大跃进，有人在报上倡议减低稿费报酬。“文革”时彻底没有稿费一说了。
09
今日之不重视知识生产力，书籍怕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作家作者稿费低（今年年初《读书》杂志登刊说明要涨价，以提高作者稿酬，当时心里不免一阵悲哀，如此高质量的文字，换来的竟也只是象征性的稿酬），盗版多，每每排出作家富豪榜，社会难免一阵批判唏嘘……这是不是历史的幽灵在纠缠？
中国文坛有吃公家饭和吃自家饭两种。“吃公家饭的无后顾之忧，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沾得上，态度当然从容。吃自家饭、完全委身市场者，朝不虑夕，孤魂野鬼，饥不择食，岂能不搜奇媚俗以求一逞？”
作者李洁非最后还说道，这种“一文两制”的格局只是暂时的调和，不久将来或恐有变，到时候文学会有一番新面貌。对于此，我不理解。
【煦叨】读三十几页书，用掉一个多小时，写这篇笔记用了两三个小时——久违的真正读书的快乐。
下一章《宗派》，一定更有意思。有人的地方，便会抱团、有小团体，遑论文学史上的种种。
二、宗派
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理所当然，本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最后怀就坏在失去客观的排斥上，所谓“非我族类，必诛之”。
读后才知，本章不如我之前所想，文人相轻的八卦轶闻都算不得什么，政治力量的介入最后会叫人害怕。
01
抱团难抑。蔡元培整顿北大，期望学术自由，学生在学校即是求学，毋有政治组织，但最后并没有得到落实。北大变得激进，积极于参与政治、学运，盖因文科院长陈独秀。时院长拥有人事权，因此陈招来的教员都是同类人。
蔡是“兼容并包”的沉稳学术姿态，陈是“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的激进姿态。作者说，北大“这间学校陈氏烙印恐怕多于蔡氏气质”。
02
《新青年》的同人化，对异见取排他姿态，使其虽无宗派之名，而有其实。
03
“宗派”不贬。原本就是宗旨、意趣、理念上的抱团。“宗派”二字可不是泼污之辞，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标榜。相反，“党”没好意，《论语》有“君子不党”。但到了现代，两个词调转了。
宋吕居仁《江西宗派图》首提“宗派”一词，是受了佛教影响的，文学上学宗教模样言宗派。
所以，这里说《新青年》同人团体带宗派色彩，没啥贬义。
04
《新青年》的三阶段两转刊。
1915.9创刊——1917夏，陈独秀独立编著；1917夏——1920年年初，与主张改革中国的同志（北大同事）共同办；1921年年初，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原本是自由开放的刊物→同人刊物→政党刊物，去杂，到达一种“纯”的状态。
05
鲁迅的笔仗。可读《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年老”的鲁迅被后来的年轻人嫌弃。
06
批判鲁迅的“革命作家”（李初梨、成仿吾、钱杏邨<阿英>），创造社掌门郭沫若将鲁迅判为“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
以“革命”为名义便可以盖过一切，是万事定于一的逻辑。革命作家们仰仗的资本除了“年轻”，便是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当年反封建的斗士鲁迅，此时被年轻人视为封建的残余而批判，即“‘除掉’鲁迅的‘除掉’”——对于思想和文化问题，抱着“除掉”的心态，而不认为可以各取一席之地。不只是年轻人如此。我一直都觉得我们没有一种自由讨论的氛围，我甚至并不习惯于和反意见者做朋友……
这段话说得好，特摘录于下：
“思想纷争未足为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现代中国于其思想变革，却似乎不知道宜以自由竞争致之，把选择权留给实践。次而也不知道，思维方式的‘现代’，比思想内容的‘现代’更加重要。”p49
对于这种对鲁迅的攻击，在1929年有了改变，党中央责令创造、太阳两社的作家们改变态度，“与他在一起作战”。于是成立了左联，鲁迅为盟主。
07
左联内排鲁迅。左联不是一个文学团体，而是“有着很强集团一时、门禁思想、严内外之防的准地下组织”。鲁迅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左联党组织尤其职守与纪律，服从和执行上级指示，但以鲁迅为首的党外人士不欲如此行事，双方遂起冲突。鲁迅和周扬的恩怨其实是时代造成的，周扬并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过是照组织章程行事而已。但当时的鲁迅不太能看到这一根源，因此在当时写了很多谈论奴隶和奴隶主的话题，我们今天读之，当心里有所了然。
08
解散左联。这个消息是“党内一致”“党外传达”的，鲁迅等人算是传达对象。
09
1940年以前对鲁迅的批评——突出个人崇拜，凌驾乎组织之上，与党的利益相拂逆。周扬等人认为鲁迅不接受领导，自然以其为搞分裂、闹宗派。
13
左联宗派之争移师延安，“五四”及鲁迅批判模式V.S.延安新起的歌颂模式。亦即黑暗派V.S.光明派。
15
宗派问题在毛手中有了新的解释。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并称为党风的三大顽疾，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被批判。宗派是“以‘局部’犯‘全体’、以‘个人’犯‘党’、以‘民主’犯‘集中’，罪状是“闹独立”“小集团”等，宗派问题在政治上通向反党。
17
摘录一句话：
“……亦请只急于坚定自己立场，而非急于禁绝他人思想——起码做到不因一己之见，当街掌掴相左人士，且无论自以为是如何的正确。”
【煦叨】这章的笔记比第一章少，涉及延安整风、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概念我近乎无知，本书说得也不透。我素不喜政治（即使我知道它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向来对其采取能躲就躲的战术。不过现在我心里有个大概，具体时间节点记不住，但它总体上的影响我是知道了。即使是今天，我们对于当时党的文艺政策也不能全盘否认，国家情况复杂多变，牵扯民族危亡，有些东西是注定要被牺牲的。只是到了今天，再拿与当年相似的理由，便不应为我们接受了。
三、口号
02
……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