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义与问题”的一些阅读心得

“主义”的真正目的在于致用，当一种以某某主义分子构成的思潮与问题存在的实际恰巧吻合，也就是说用它可以解决当下最实际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主义”才有价值。当年，胡适就尖锐地指出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政客利用，成为一个反自由、反民主的工具。自开国到现在，我们接触过很多“主义”，比如机会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修正主义，本本主义。最后，无一不是归结为“实践检验真理”这唯一的道路上去。这说明“解决实际问题”远比喊口号更接近于真理对实践的要求。
“主义”作为指导人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的主脑。“喜欢谈”与“不喜欢谈”单从个体来说并无多大的意义，但是，如果涉及到社会活动，社会革命与社会心理层面，“主义”的作用就会显示出难以估量的煽动作用。尤其在中国，明确敌我关系、明确斗争方向、明确主要矛盾、明确现阶段的任务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思维定式的，中国人是一群最喜欢写提纲、写计划、写小结的人，一篇文章拿到手先要划分段落，然后再要分析中心思想，总以为一切问题都要有一个按部就班的秩序去打理它，才能把事情办好。完全忽视了“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比如当年为了纠正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某些机械化头脑的影响，在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我们就费劲了周折。终于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理念。当然，我们又可以反过去讲，正因为我们没有放弃主义，而是发展了主义，才没有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可事实上，我们做的一切依然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
我想“主义”摆在那里的作用主要还是一个信仰，“信奉主义”会给现实的人送取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近乎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对于战胜强大的敌人是极其可贵的，尤其在战乱时期，但同时也会造成另一部分人的幼稚病，使得脚踏实地的人被淹没在形式主义的大海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会对另一些无辜个体造成伤害，甚至亵渎理性的存在。所以，我认为在我们回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时，不应该习惯性地总把目光聚焦在革命与改良的表面文章中，而应该看见同样是胡适的反驳下，李大钊也感受到了自己欠缺，自那以后，他越发地关注实践，越发地认识到“到群众中去”的必要性。这就是学术争论的优点，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之间并不存在谁战胜了谁的问题，一切有利于认识的交流都可以互相促进彼此的了解，进而升华自己的理论，还原一个不失真的，更符合实际的现场。
这个现场的背后反映了俩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这“锅”就是《新青年》。《新青年》对于这民主与科学的推崇我认为也是一个表面文章，它最有价值的意义正是在于“解放中国人的思想”，什么叫“解放思想”？不仅是要对抗旧文化，尤其是封建专制的思想，更重要是实现一种多元的思想形态共存的新新局面，一种既包容又争论的实验主张，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让人说话！不管你是推崇美国式的民主、法国式的民主，还是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夕的民主主义者圈子里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样的高级的学术氛围在中国今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再也没出现过，只有“新文化运动”在那个“救亡”迫在眉睫的特殊时刻提供了最广泛的语境。也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所有的矛盾才能比较集中地放在一起，促使更多的人去思考差异，思考更深刻的问题。那时的一部分学者能够应时势而起，不拘一格，而不是像今天的有一部分人只能就事论事，缺乏激情。尽管这样的“战斗”有时常陷入过激，或者极端，但没有这样的对立，思想的“真解放”又从何谈起呢？！
综观人类历史，无论身处于哪个时代，不满意现状是知识阶层一贯的主流，多数思潮皆因“不满”而起。不满产生“问题”，“问题”引出主义，主义真伪又是与实践的结果勾联的。因此，胡李二人的辩论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场相当无聊的“内战”，他俩的观点根本上是一致的，没有对错。之后的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一个“主义”无法反映实际问题时，实践者必然要再次回到“问题”中去，重新创造、或修改“主义”，赋予它新鲜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诞生的。相反，没有旗帜鲜明的主义也无法团结绝大多数人参与到社会的变革中，那些抽象的名词也不会产生改天换地的能量。在理想、信仰缺失的年代，我们要谈主义；在浮夸、空谈盛行的年代，我们也要谈实际的问题，这就是每一代知识分子该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