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从未尘埃落定

 “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不会明白灾难。”这是第一节人类学课上教授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全班六个人目光交错，觉得尴尬，我们这群都没经历过灾难的人，却要在这节课上研究灾难以及它带给人的影响。教授继续说：“作为人类学家，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去得知一些片面的真相，这些片面的真想并不能解释历史和人性，但能为解释历史和人性提供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角度。这就是人类学家存在的意义。”
 很多时候，没有经历过灾难的我们只能一些数据尝试理解灾难本身，我认为这是不够的。玉树大地震，死亡人数在三千以下，相比汶川或更久前的唐山，会有人说：“还好，没想象中死的人多。”这种对数字的看重使我们将受难者非人化（dehumanization），长期通过阅读数字去理解灾难的人多多少少会有数字崇拜（number fetishism）的习惯，而电视上滚动的死伤人数数字和惨绝人寰的死伤画面只会更加隔绝我们和灾难本身。它太惨烈了，我们觉得无法触碰，无法想象，而且人大脑本身就有回避让自己感觉不舒服的画面的本能（我指的是大部分人），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当媒体停止播报有关讯息，我们就不那么想提及了，甚至会忘却。但这样，我们忽略的往往是幸存者。每场灾难中产生的不仅是死伤，还会有幸存者，这些幸存者的生活追求，不是成就一番伟业，而是尝试回归到正常生活。不是一系列壮丽伟大的举动，而是潜回平凡的肉身，试图将自己被灾难拉扯变形的心里和身体恢复正常。在灾难里有人死，有人伤，但更多的那部分人，会努力在物理环境和心里上的那一片废墟上重建期自己正常生活的信心。我们要想去了解灾难本身，需要再耐心一点，关注点不应只在发生那刻和之后的一段短期时间内，这条线应该被拉长，延生，最后落在幸存者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在灾难的受难者，也是灾难的产物，同样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要和灾难作各种各样的心理斗争。
                
                
 半年前我做的讲座里，我穿插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是去年七月份我带进山里给孩子们看病的医学院大学生拍的。这张照片里的藏式建筑本有三层楼，在玉树大地震中，三楼把二楼压扁了。可想而知如果地震时房子里有人，会是怎样一副惨状。现在这栋房子被圈起来当作玉树大地震的纪念建筑物。它在好几条崭新的马路之间孤零零地站着，好像时间顺序搞错了，是先有那些马路，再有的它。所以可能再过十几年，人们渐渐忘记了玉树大地震，再经过这栋风格和周遭环境极不相符的建筑，会觉得莫名其妙，会误会它，觉得它的存在很矛盾。
 前年，也就是2013年我经过玉树，那已经是地震三年后了，市中心尚还是一片废墟，每座房子几乎都跟这座被圈起来留作纪念的建筑看起来一样糟糕。满地突兀的钢筋瓦砾，空气中到处都是沉重的灰尘。我在车里刚睡醒，还以为到了哪个为了响应西部大开发大肆兴建房地产的城市，随行车队的人转过来对我说：“玉树到了。”我记得市中心的有座寺庙，佛像度母依旧安详，旁边都是满身灰尘的人在搬东西，我知道，每个人都在尝试让生活恢复正常。
 而今年在玉树停留，我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它一点伤痛的痕迹都没有，玉树城中心有一条碧水凌冽穿城而过。整座玉树城，在阳光曝晒下，各色的藏族屋子显得有点像地中海的阳光大别墅，家家都多多少少种了点格桑花和大丽花。除了这些房子太新了一点，除了屋前还有各种舞动的明亮颜色经幡，我真的不相信这就是一年前满目废墟的玉树。但随即我看到了那栋楼，它站在新建好的马路上，显得格格不入，又很尴尬。
 我住进当地的人家里，招待我的是索朗错和她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儿子昂王成林。他们是我教书的寺庙住持的朋友。成林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大我两岁，在玉树读的高中，然后出家做僧人。（在藏区这是很正常的事，首先孩子自己要是愿意的，其次是家中有个僧人和阿尼是有福报的证明）成林出家后进入五明佛学院学习，后来在成都和香港都学习了一些汉文化。他是个极度聪明的人，很有自信，说话引经据典，自称离不开WiFi，爱打在线足球游戏，在寺庙的时候没WiFi就跑到河边的草地上听声音打坐想家。无论是藏族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成林都信手拈来。我万万没想到在玉树能碰到一个这么投缘的人，于是每天从八点吃完晚饭，就开始和成林聊天，有时到深夜两点，还觉得有话没说完。
                
                
 我问成林最爱看谁的书，他趁他父母不在的时候悄悄告诉我：“列夫托尔斯泰和艾默生，我最爱看他们的书。”他说虽然现在新佛教倡导与时俱进，但很多人还是持保守态度，包括他的父母，觉得他读佛教经典外的书是不对的，“但我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对这世界了解多点。”他眨了眨眼睛对我说，而后我们干了一杯青海牧民自制老酸奶。
 有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成林的父亲突然对我说明天早上要早点起来。我说为什么，成林说我带你去看玉树赛马节。玉树赛马节的隆重和精彩我早有耳闻，没想到居然能赶上，我问索朗措（成林的母亲）：阿姨你去吗？索朗措说阿姨去啊，阿姨连最好看的藏袍都准备好了。我问成林，那你去吗？成林笑着摇头说，我不去了，我送你们去看，接你们回来就是了。我又问成林父亲去不去，这个大眼睛黝黑皮肤的康巴汉子居然对我露出我从未见过的脆弱表情，说不去了，叔叔在家做饭。你好好玩。
 那天晚上我和成林依旧在客厅聊天。我问起成林为什么不去，他说，不想去，太晒了，在电视上也能看直播。我又问为什么叔叔不去，看上去还是很不开心的样子？成林说，这真的很难解释，我慢慢和你说。
 成林说的话，大概就是以前每年的玉树赛马节，提前好几个星期，各个地区的康巴人都会来玉树，虽然同是康巴，文化也是很多样化的。比如称多有称多的衣服样式，杂多县的帽子也和阿坝的大有出入，囊谦人有囊谦人会拉的弦子，昌都姑娘头上的蜜蜡，足够我好吃好喝过好几辈子。这些从四川甘孜、阿坝，云南迪庆，玉树地区以及西藏昌都地区来的康巴人，都穿着他们传统的服饰，带着他们的民族歌舞，自发来到玉树，他们会在草原上搭起帐篷，绵延好几十公里。不一样的身份和地区的帐篷也是很不同的，僧人用僧帐，牧民用牦牛毛帐篷，上面绘制的花纹也不同，整个偌大的玉树巴塘草原，会开满帐篷的花。玉树赛马节是当地最盛大的节日，成林和他的家人作为东道主当然不会错过，他们会拿出他们自己的帐篷，占个看比赛的好位置早早搭上帐篷，生火做饭，往后直到比赛结束，吃喝睡都会在帐篷解决。成林说不仅是他们一家，他们所有的家族成员都会住在在一个和房子一样大的帐篷里，孩子们会在一块玩闹，长辈们则会吃肉喝酸奶聊天，人声鼎沸，好不热闹。成林说，当时一起住在帐篷里的亲人，在玉树大地震里，失去了五名，而且是一家五口，成林父亲的哥哥一家。
 听完成林的叙述，我开始明白了叔叔为什么不去看玉树赛马节了。
 后来成林和我说，自从2010年玉树大地震后，玉树赛马节就停办了四年，直到今年才重新开办，一切都不一样了。赛马场地被铁丝网圈了起来，因为多次歌舞排练，那片草原已被踏成黄土；自家帐篷再不能被随意搭建，当年几万顶各色帐篷在草原上盛开的盛况，我再不能看到了。
 那天看完玉树赛马节后我心情非常不好，因为我看到很多从各地盛装而来的康巴人被铁丝网拦在场外，他们双手搭在铁丝网上，我觉得迷惘。而坐在场内的我，一直在幻想几年前的盛况，那该是怎样的酣畅淋漓，怎样的自由奔放。下午回到家后，我看到成林的父亲坐在电视机旁，看到我和索朗措回来了，他和我打了个招呼，用藏语指责了索朗措几句。索朗措和我抱怨说，你叔叔说我打扮得太郑重了，不就是看个赛马节吗。成林父亲说：不是的，我只是想起以前和哥哥他们一家一起看的场景，现在你去看，他们却不在了，人被烧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眼里竟有泪光。
 那天晚上，索朗措说想看那几顶出于观赏需要被允许存在的帐篷，成林素来疼爱他阿妈，就带着我们开车又回了赛马节场地。我看见天际边有好几座高山拔地而起，山顶印着残阳如血，我惊觉人世间竟有如此苍凉的景色，心里觉得惶惶。看完帐篷后，发现场地里有篝火。我们走进场地后，发现各地来的康巴歌舞表演的人在没有灯的情况下，自发给所有早上没能看成开幕式的所有康巴人表演。
 我听见一个老人，戴着帽子穿着靴子和康巴长袍，站在离篝火很近的地方拉起囊谦地区的弦子，那声音极度像二胡，苍劲里透着悲凉，悲凉里刻着嘶哑，像高原呜咽的风。旁边跳舞的男女随着节奏跳舞，在某个节拍里会同时跳起，我听见他们身上的银饰和藏刀声响，我抱着成林五岁的妹妹，坐在早上坐满领导的最前台上，闭着眼，感觉活过了很长一段岁月，长得不想回眸。而后康巴观众加入到篝火舞蹈里，于是所有康巴人都唱起了歌，跳起玉树锅庄，一声又一声，掷地又如哀叹。这是一个民族自我疗伤的方式。我想。
 成林最后告诉我，玉树大地震以后，很多玉树人迁居西宁，虽然重建的玉树焕然一新，但他们没办法在心灵上的废墟生存，而玉树，在藏语里意为“遗址”，更是一种冥冥的契合。
 走前，车子又经过市中心那栋房子。这次我不再觉得它突兀了，成林父亲的寥寥几言，我在玉树的所见，已经让我从心里接受它了，它是玉树最后一道疤痕，它是这个民族最痛的盲点，上面飘浮着从未尘埃落定的忧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