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智慧——人類自由的自我解放

哲学是什么？最朴素的回答，寻找其词源Φιλοσοφία，希腊文，意思是“爱智慧”。斯宾诺莎说“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亡；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伦理学》第四部分，命题67）。人的生存并不像动物那样被动的适应环境，而是主动的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改变环境更好的适合自己。人的行动与人的推理有同样的来源。行动和理性是趋同的、同质的；他们甚至可以被称为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这里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管称其为什么，“沉思、推理、理性、思（Denken）、观念”还是什么其他的指称，你会怎么行动，取决于你有怎样的观念、知识。休谟指出了观念的力量：“没有什么比下列事实更为令人惊讶了：多数人居然轻易的为少数人所治理，而且人们竟能抑压自己的情绪和爱好，顺从统治者的喜爱。我们如果探究这种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就会发现：由于力量总是在被统治者的一边，统治者除了公众信念的支持，别无依靠。因此政府是完全建基在公众的信念之上的。这一箴言也适用于最专制和军事化的政府。”不懂哲学的人常问“哲学是什么？哲学有什么用？”懂哲学的人该如何回答呢，我想了想自己投身哲学的缘由，就是在生存中反思生存本身，哲学的领域不仅是观念、思（Denken），通俗的说“会怎么想”，因为知行合一也是行动、实践，通俗的说“会怎么做”。不懂哲学的人也是人，也具有人的本质会有想法有做法，区别在哪？塞涅卡说“命运引导着愿者，驱遣着不愿者”，哲学的作用大概就是面对“一个人该怎样度过这一生”的选择时，其观念与实践，是被引导的而不是被驱遣的。这里的引导，我想《圣经》中的这句话解释的最为精确：“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

对于民哲对哲学的民粹化、庸俗化理解，舍勒在《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中写道：那种在任何时代都有的来去匆匆的通俗哲学的文学，这种文学也想把哲学“运用”到“生命”或“实践生活”上去，它们一半是聪明论（可以理解为心灵鸡汤），一半为开化“心和意”，时而是对诸如“我怎样变得精力充沛”、“我怎样发财”、“我怎样受女人喜爱”、“我怎样保持健康”之类问题答疑的顾问身份，时而制造宗教代用品，以图巴结不蒙昧的精神。

这种民哲与哲学毫不相干。“它们把哲学与生活中的‘运动’割裂开来，然后才要从这种‘运用’中去获得哲学，这表明，即使人们由此在生命上首先想到的并非‘生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也仍然与一种生命的哲学了不相干。”（舍勒《一种生命哲学的尝试》）“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在通常提出它的语境下之所以难以回答，就在于其思路“把哲学与生活中的‘运动’割裂开来，然后才要从这种‘运用’中去获得哲学”决定了它跟哲学无关。

我选择从人格同一性切入展开文章，为了让读者能把握“人格”（Person）这个概念。忒修斯之船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只要一块木板腐烂了，它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了。问题是，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这个思想实验反思的问题是“你是谁？”如同忒修斯之船一样，3岁的你与6岁的你是同一个你吗？在法庭上你可以为自己辩护说犯罪的是昨日的你，今天的你并没有犯罪所以应该无罪释放吗？这里不断变化的3岁、6岁、昨日、今日哲学上称为质料，而变化的质料中不变的、同一的你哲学上称为人格。萨特说“不应把这种对自我的意识（我思）看成一种新的意识，而应看成使对某物的意识成为可能的唯一存在方式。因为它（我思）与它意识到的那个意识（反思前的我思）是同一个东西。它同时规定自己是对知觉的意识和知觉。一切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作为存在着的意识存在的。”（《存在与虚无》）人格返观自照（reflexive）人格自身仍然是同一人格。忒修斯之船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推理出人格不是质料也没有质料，因此它是绝对的虚无。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质料与人格是合一的，人格就是质料、质料就是人格，这种还原或者说混淆的结果是人格的绝对虚无把质料虚无化，这是休谟、贝克莱哲学最终会不可避免的倒向极端怀疑论的虚无主义的根源。质料与人格结合在一起是不可分的整体并不意味着质料就是人格。笛卡尔二元论把人格实体化，但人格不是质料也没有质料，它不可能是实体。

人格跟质料结合在一起在质料得以为自身定位的同时人格得以存在。柏格森注意到这一点，称为绵延。人格不是维持，而是自身高涨的倾向，其“生成”根本就是“生长”，是在这一生长中才发生的对质料的吸纳。生命（其本质就是人格）不是因为吸取营养而生长，而是因为生长而吸取营养。宁愿不在，走向毁灭，也不停止高涨倾向而满足单纯的“此在”和“适应”。只有两条路：越出自身、奔向更为强力的生命。或者实在的于自我毁灭中倒下而死；就是说，只会是“上升”或“没落”——永远不可能是一种只“自我维持”的倾向。人格只能以这种永恒的变化、动态存在，意味着它不能被对象化，因为一旦对象化，就是静态不是动态，绵延停止，人格就消失了。这同样意味着自由是永久革命，是左派。阿克顿勋爵，在其影响力的暮年，天才地感悟到，真正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激进和革命的（他是思想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趣人物之一，越老越激进）。阿克顿写道：“自由主义渴求应该怎么样，而不顾现状是什么”。顺便说一句，阿克顿在得出这一观点时，第一个达到了“永久革命”的境界，比托洛茨基还早。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在其杰出的阿克顿研究专著中写道：“他的哲学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公开把未来视为过去的敌人，除非碰巧符合道德，否则不允许为过去保留任何权力。他承认，认真看待这种自由的历史理论，将‘应该如何’优先于‘现状如何’；实际上就是在构筑‘永久革命’”。（罗斯巴德《左与右——自由的前景》）罗斯巴德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本来是左翼立场。他无疑是正确的。伟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巴斯夏坐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左侧，与无政府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同坐。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反军国主义，保护劳工与消费者反对大企业等等，许多我们现在当成典型的左派目标，原先都由激进自由市场主义者信奉和推崇。（罗德里克·朗《左与右：40年后》）早期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把这最左的一极对于法律与秩序的态度总结成一句话：“秩序是自由之女，而非自由之母”。“给人们绝对的自由”，这位极左中的极左（左到常常被共产主义者抨击说太左；列宁称之为‘幼稚左’）如是说……（卡尔·赫斯《亲爱的美国》）这些志愿主义（Voluntaryism）政治哲学家之所以认为追求自由是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其哲学根源就在于人格只能以这种永恒的变化、动态存在。

人们今后永远也看不到它的实现。但是，尽管如此，这一理想却是某些经验的指路明灯。犹如海员追随北极星，并不是想到北极星上去，而是力图为航海寻求正确的方向。

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说空间与时间作为先验观念是强加给质料的形式，姑且把它称为内空间、内时间。《先验感性论》中说“空间是作为一切外部直观的基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表象。人们虽然能够完全设想在空间中找不到任何对象，但却绝对不能形成一个没有空间存在的表象。”萨特《存在于虚无》中说“所有对对象的位置性意识同时又是对自身的非位置性意识。”人格是绝对的虚无，是非存在，因此自身不可能有空间，所以对自身是非位置性意识。人格只有与质料相联系才具有存在的意义，是“借来的存在”，所以人格同时又是对质料的位置性意识，是内空间先验观念。同理，人格就是绵延，是内时间。但将“先验之物”等同于“形式之物”的做法是康德学说的基本错误。与此基本错误密切相关的是另一个错误。将“质料之物”等同于“感性”内涵，并将“先验之物”等同于“观念之物”或通过“理性”而以某种方式强加给这些“感性内涵”的东西。（舍勒《先验与形式》）康德“哥白尼革命”把知识与对象的关系颠倒过来，让对象符合知识。但知识不是一个先天的把形式强加给对象的“构形活动”的结果和目的，知识本身就是人格的唯一存在方式，其结构上的统一是由对象的本质所反映的，即是由人格与质料的联合所要达到的目标反映的，而不是人格构造的。人格的存在就是领会理解质料。

巴利·史密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先验主义、本质主义》中说：先验强加论（impositionist）认为知识的内容仅仅反映由认知主体强加于或铸刻于世界之上的形态或结构。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对实在本身的反映，相反，它所反映的是“心智的逻辑结构”，只有通过某个心智或理论的构造、塑造或模型化，才能洞悉实在。……我们可以在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研究）、康德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著作中找到强加论观点的经典表述。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可以找到反映论的经典表述（即真理符合论），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经院哲学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延伸到现代，由布伦塔诺和他的继承人，尤其是阿道夫·赖纳赫（Adolf Reinach）等20世纪初期的实在论的现象学家予以完善。布伦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强调被认识的对象不依赖于认知者的行动而存在。他的学生迈农、胡塞尔显然在此基础上发展实在论。舍勒《先验与形式》对康德先验强加论的批判表明他也是“20世纪初期的实在论的现象学家”中的一员。罗斯巴德在《人类行为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中说：康德认识论者认为行动的概念先于所有经验，因为它像因果律那样，是“人类大脑的逻辑结构的基本和必然性质”的一部分。我不想过于深入认识论这滩泥水，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新托马斯主义者，我拒斥所谓人的大脑必然的赋予混乱的现实世界以“逻辑结构规律”。我宁愿把此类规律称为“现实世界的规律”，人通过研究和对照现实世界的事实而理解它们。我赞成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观点，其学说是极端经验的，远比现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后休谟经验主义更经验主义。显然，罗斯巴德跟舍勒一样，也是先验反映论者，思辨实在论者。

康德调和古典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百年混战（17世纪~18世纪），其先验强加论保留了经验主义对质料的虚无化，认为人格是对质料的构形能力、功能则保留了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现代哲学的反主体主义趋向是对古典哲学主体性形而上学错误的超越。米塞斯说：关于“理解和理想类型”（Verstehen and ideal types）的理论（即主体性形而上学），揭示出了历史方法的特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一些声名狼藉的形而上学家在这些新的理论的屋檐下寻求庇护，借以苟延残喘，这一事实却并不损害他们的发现的价值。建筑师并不为那些居住在他们设计的建筑之中的人们的行为负责。更加危险的倒是在于，甚至连马克斯·韦伯一流的人物，也试图按照理想类型的模式解释经济原理。 科学精神在蜕变为哲学领域的“实证”精神，其“实证”的并不是存在（das Sein，海德格尔术语）或自在的存在（être，萨特术语），而是数学和符号逻辑模型。门格尔说：对自然现象进行精确理论解释，必须将该现象还原至“原子”和“力”这样的终极因素。这两者都不具有经验的性质。我们不可能想象“原子”，我们只能借助某种描述来想象力，而我们却要借助这些来理解现实的运动的绝对未知的原因。我们赋予了哲学一项严肃的积极任务。哲学成了数理科学的一个分支。萨伊说：依靠简化和随意压制，未能把这些问题系统的和清楚的变成分析语言，没有去除其本质上的复杂性，而是从本质上改变了问题的条件，结果适得其反。实证-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把哲学看成是数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分析的是清晰的、精确的，但正如胡塞尔所一贯坚持的，一门“严格的”科学，未必非得是“清晰的、精确的”。实证主义所没有看到的是，从它论述形而上学问题的那一刻起，它本身也必然陷入形而上学。正因为它没有看到这一点，它自己的形而上学就是极端幼稚的，尽管它声称蔑视每一种形而上学。（米塞斯）认为分析语言比普通语言更清晰、精确的迷信是完全错误的。以如下陈述为例：（1）一种物品价格越高，与之相对应的需求越小（或至少不会更大）。（1’）如果用p记这种物品的价格，用q记对它的需求，那么，q=f(p)，dq/dp=f’(p)＜0.认为公式（1’）比语句（1）更为精确或“更为数学化”的人完全误解了，（1）和（1’）之间的唯一区别是：（1’）仅限于可微分的函数，从而使其曲线有切线；陈述（1）更一般，但它同样精确：它和（1’）具有同样的数学精确性。在我们对人的研究过程中对科学主义进行恰当的谴责时，我们不应该犯一并摒弃科学的错误。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就太看得起科学主义了，按其字面自诩的接受它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如果科学主义、如我们所认为的是不恰当的方法，那么它就不会是真正的科学。科学归根到底意味着scientia，即正确的知识；它比实证-实用主义者垄断这个术语的企图更加悠久和智慧。（罗斯巴德《科学的外衣》）

胡塞尔在《回忆布伦塔诺》一文中说：“当我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犹豫不定的是：我应该继续选择数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呢，还是应该把一生贡献给哲学。……从布伦塔诺的讲座中，我首先汲取到了一种信念，这信念给了我选择哲学作为终身职业的勇气，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的工作领域，哲学也可以并且也必须以严格科学的精神来加以探讨。”在这里需要澄清科学的语义，物理学等科学（science）是间接的科学（scientia），形而上学哲学是直接的科学（scientia），它们都是严格的科学（scientia）。将哲学变成科学（science）的分支，取消形而上学的分析迷信，则是一种谬误。 爱因斯坦、庞加莱的约定主义立场应该被理解为对知识的形而上学地位持中立态度的立场，其意图是保持物理学等科学（science）可以独立于形而上学而得到研究、发展，物理学家、纯粹数学家可以不懂任何形而上学而照样研究物理学、数学。用他们来支持取消形而上学的分析迷信观念是对他们约定主义立场的错误理解。

迈克尔·弗里德曼在《分道而行》中说：在此在自身对本真生存和非本真生存的自由选择中，人作为一个其“本质”就是“生存”的东西的特征最终完全得到揭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真正的任务也就明朗了，那就是“人类自由的自我解放”。从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问题和纯粹逻辑传统开始，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人格主义”冲动被严格的与胡塞尔“科学的”现象学整合在一起，两者又都与历史主义和生命哲学整合在一起。结果是对20世纪初精神和哲学困境的极为原创的探索。

对于科学实在论的最好证据是：我们能够从头开始制造运转相当可靠的机器，以利用这种或那种因果效应，所以，工程技术而非理论活动是关于实体的科学实在论的最好证明。哲学既然跟科学一样是严格的科学，那么同理，对思辨实在论的最好证据是人类自由的自我解放的社会实践活动而非理论上的辩论。 守夜人必须被清除，他的权力分散到所有人，让给我们创造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的那些力量来管理。 最后，这是我们面临的选择：极权国家还是全部自由。我们将如何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了政府，我们将继续进一步下沉，并进一步和最终失去作为文明的一切。如果我们选择自由，我们可以利用人类合作的巨大力量，将使我们能够继续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要点并不在于草率把自由主义的修正案写进宪法，而是要让非自由主义的法律无法执行，要把公民社会打造得桀骜不驯。

他们的世界是基于破产意识形态。我们是植根于自由和现实的真理。

他们的世界只能回忆过去的辉煌岁月。我们期待着我们自己正在建设的未来。

他们的世界是植根于民族国家的尸体。我们的世界靠世界上所有人的能量和创造力，联合起来通过和平的人类合作建设一个繁荣文明的伟大而崇高的工程。

是的，他们拥有大规模武器。但是大规模武器不能保证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或地球上任何地方永久的胜利。

我们拥有的唯一的武器是真正永生的：正确的想法。这将带来胜利。

正如米塞斯所说：“从长远来看即使是最野蛮和残酷的专制政府也无法战胜思想。最终赢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思想会推翻暴君。最后被压迫者会起义，推翻他们的主人。”

20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