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与意义疗法

维克多•弗兰克尔（1905—1997）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做一个幸福的人，或是帮助他人找到幸福？还是实现你真正的潜能？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这是一个让存在主义哲学家饶有兴趣的问题，而且实证研究表明许多来访者也十分关心他们生活的意义（Yalom, 1980）。意义疗法（Logotherapy）是这样一种治疗取向，旨在帮助来访者发现他们生活中的目标和方向——“Logos”在希腊语中是“意义”的意思（Frankl, 1984）¬——以及为了征服他们的空虚和绝望的感觉。 意义疗法是维也纳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1905—1997）在1929年前后发展起来的（Klingberg, 1995）。今天它继续活跃在舞台上，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大陆（有趣的是，但不包括英国）都有意义疗法的培训学院。意义疗法的理念和实践还扩展到广泛的非治疗性人际实践范围，尤其是牧师和生涯咨询（Wong, 1998），还包括护理（(Starck, 1993）、社工（Guttman, 1996），甚至牙医学（Jepsen, 1979）。或许，意义疗法已经进一步抵达了公共意识领域，而不仅是一种存在主义治疗。弗兰克尔的重要著作《寻求意义的人》（Man’s Search for Meaning，1984）已经销售超过2百万册，并被翻译成19种不同的语言。

事实上，已经卖了900万册

它的来源 虽然意义疗法围绕着一些重要的存在主义关怀，它很少明确地引起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注意。弗兰克尔表现出对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萨特）著作的熟悉（Tengan, 1999），但他的存在主义视野似乎独立于广阔的哲学领域而发展。然而，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弗兰克尔得到现象学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著作的恩惠。事实上，弗兰克尔也明确地陈述过虽然“宾斯旺格的著作可归结为将海德格尔的概念应用于精神病学……（但是）意义治疗是将马克斯•舍勒的概念应用于心理治疗的结果”（Frankl, 1988: 10）。舍勒著作的两个方面对弗兰克尔来说特别重要（Tengan, 1999）。第一个是，价值观是被直接体验到的事物的品质，以便人们能够发现一种处境的真正意义。第二个是，人类现实可以被分为身体、心理和灵性（spirit），后者可以远离甚至对抗身体和心理的层面。 正如大多数存在主义治疗一样，意义疗法也受到精神分析思想的重要影响。弗兰克尔生长在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家乡，而且他在青少年时便与弗洛伊德通信。后来，他加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维也纳心理治疗第二学派”——“个体心理学”——一直待到因批评阿德勒而被开除（Frankl, 2000）。与此在分析方法不同，弗兰克尔并不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技术。然而，他从精神分析学与个体心理学中学到的假设是，在所有的人类思想、情感和行为背后都有一种驱动力。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个驱力是快乐原则；对阿德勒来说，是权力意志；而对弗兰克尔来说——他正在发展“维也纳心理治疗第三学派”（Frankl, 2000: 64）——是追求意义。从阿德勒那里，弗兰克尔还发展了这一观点，即个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他们的人格提供统一感和方向（Tengan, 1999）。 意义疗法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建立者的宗教背景。弗兰克尔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尽管弗兰克尔自己不承认是宗教徒——他担心别人这样说：“哦，好吧，他是一位宗教心理学家。把这书拿开！”（Scully, 1995: 43）——但他的方法很明显有宗教信仰的支持（Tengan, 1999）。尤其是，在意义疗法中有犹太教、犹太法典思想的回音：人类应该依据外部指定的价值观来生活；每一个人在其生活中都被赋予了特定的使命；痛苦、内疚和焦虑在生活中都有着积极的角色（Bulka, 1982; Gould, 1993）。弗兰克尔断言“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性核心”，也有着明显的宗教内涵。事实上，在他的后半生，弗兰克尔说道“他被认为更贴近马塞尔的思想，而非其他的当代哲学家”（Gould, 1993），或许，把弗兰克尔放在灵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一列是最合适的。 最后，对意义疗法产生影响的是弗兰克尔自己的、个人的历史。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弗兰克尔被拘禁在一系列的集中营内两年半，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他的父母、兄弟、发妻和未出生的孩子都在纳粹的种族清洗中被杀害了。然而，若认为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取向主要源于这些经历，这是不对的。 在4岁的时候，弗兰克就开始问他自己，生活是否有任何意义；他在集中营的拘留，发生在他建立自己的方法十多年后。那么，在意义疗法的发展中更显著的个人因素可能是，他作为一个年轻人所经历的强烈的“绝望地狱”——一种显然毫无意义的生活。在经历一场“完全和彻底的虚无主义”之后（Frankl, 1988: 166），弗兰克尔找到了一种让自己抵抗“灾难”的方法。很可能是他想要帮助他人——特别是他一生工作中遇到的自我伤害和自杀的来访者——克服相同绝望的愿望，极大地鼓舞了他去发展自己特定的治疗实践品牌（Frankl, 2000）。 但是，毫不怀疑，集中营为弗兰克尔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试验场地。他写道“在集中营的生活撕开了人类心灵并将其最深处暴露在外”（Frankl, 2000: 108）。在那里，他观察到那些能够超越自己即时处境并能坚持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关注与爱人的重聚——的人，比那些只看到他们的绝望和无效处境的人，更可能生存下去（Frankl, 2000）。在集中营里，弗兰克尔还发现了一些对存在主义信念的支持，即人类总是能够选择如何回应他们的处境，无论这些处境如何限制他们。“在这一生存实验室里，”他写道，“我们看到和目击了，我们的一些同伴行为非常卑贱，而另一些人举止则像圣人。人在其内部都有两种潜能：实现哪一种潜能，取决于他如何决定”（Frankl, 1984）。同样重要的是，弗兰克尔看到了作为虚无主义世界观逻辑终点的大屠杀，并且它强化了他每时每刻都要同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灾祸”（scourge）做斗争的信念。 译自Mick Cooper，Existential Therap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