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本美绪： “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
《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http://www.legal-history.net/articleshow.asp?id=1940
为探索二十一世纪明清史学的新方法，本文将对近来日本学界以东亚地区的角度而讨论明清交替及清朝国家性质的研究潮流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表明笔者一己之拙见。对于本文的题目“后十六世纪问题”，各位读者可能感到陌生,因为这是笔者自己造的用语。众所周知，十六世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亦即人或商品、货币流动迅速地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本时期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被称为“十六世纪问题”。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之中，欧洲、东亚及其他地区都出现了新兴政权。十七世纪以后，这些政权经过各种各样的摸索过程，进而确立了各自独立的国家体制。
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中国的清朝、日本的德川幕府等本时期所建立的诸国,可以称为“近世(early modern)国家”。这些近世国家超越了地区间的差异，面临着几个共同的课题。第一是民族、宗教问题。由于十六世纪国际商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新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从而形成了各种民族与宗教相混合的社会情况，近世国家以何种正当性论理来处理这样的多样性以实现国家统合?第二是社会编制问题。即近世国家怎样统制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集团，建立统一与稳定的政治制度?第三是市场经济与财政的问题。十六世纪以后迅速成长的市场经济成为可以支撑政权的财源,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或国外经济的影响也成为足以动摇政权的要素。近世国家如何控制市场经济来筹措越来越庞大的财政开支?
在此所谓的“后十六世纪问题”，则是新秩序在上述三个代表性问题下如何形成的一重要课题。十六世纪前后所出现的新兴政权，在其确立国家体制的过程中都面临这些问题，而且必须提出自己的因应方式。清朝也不例外。在本文中，笔者不仅是将清朝作为中国史上的一个王朝而加以分析，而且是以东亚乃至世界的近世国家这个角度来比较清朝与其他国家，并且考究明清交替的历史意义以及清朝国家的特征。诚然，如此大的课题不是仅仅依靠笔者个人的研究便可以完成的。在此，我主要依据的是十几年来日本历史学界所形成的一种研究潮流。这种研究潮流超越对中国、韩国、日本等各国历史个别进行的“一国史”研究，重视各国间的相互关联，不妨暂称作“东亚地区论”。这种潮流不限于日本，有关文献也相当丰富，但受限于时间与能力，本文主要就日本学界的动向进行讨论。不足之处，在此预先征求大家的谅解，并恳请各位不吝批评与指教。
一、东亚地区论的现况
在讨论清朝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对日本近年来的东亚地区论的动向做一简单整理。因为清朝研究的新潮流，与东亚地区的相关整体研究动向有着紧密的关系。
日本的东洋史学界中对“东亚地区”这个概念系统地加以讨论,以及以“东亚”为单位的研究方向的确立，无疑要源于中国史专家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西在1960-1970年代发表的有关“东亚世界”的主要论文，近年来由韩国史研究者李成市对此进行整理与出版[西 2000]。李成市在他本人的著作[李2000]中也对西的“东亚世界”论做了周到的介绍与批评,同时对当时西所怀有的问题意识加以分析。即当时西试图摆脱以西洋为中心的一元化的世界史观，来建立重视诸文化圈独自性的多元的世界史观。他认为1960年代东亚诸国的共同课题是对抗美帝国主义，在这种见解之下，他努力创造以日本人为主体的世界史观。
关于西“东亚世界论”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西所说的“东亚世界”即“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与西北回廊地带东部等诸地域”，是历史上形成的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为共同特点的比较封闭的文化圈。之所以不包括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是因为这些地区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的世界。第二，“东亚世界”的共同性不只是依据文化的传播而形成,而是由于中国王朝和周边诸国间的册封等政治关系所实现的。第三，从“东亚世界”的推移上来看，“东亚世界”的形成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分裂期，即中国诸王朝与东亚新兴国家之间频频缔结册封关系并进行文化传播的时期。虽然在隋唐统一王朝之下“东亚世界”的连结关系更加紧密，但在宋代,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关系业已解体，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东亚世界”趋于崩坏，而作为经济交易圈的“东亚世界”逐渐形成。在明朝积极进行册封政策之下，作为政治关系的“东亚世界”重新复活，但在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进入东亚以后，拥有独立性的“东亚世界”终告解体。
西的“东亚世界论”对此后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与此不同的新的“东亚世界论”，乃至于对西的批评也为数不少，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个动向是对西所讲的“东亚世界”偏重于汉字文化圈的这一点所提出的批判。正如李成市所言，西的理论是从“建立日本人的主体性历史观”的潮流当中产生的，由作为“日本人”的立场来分析时，有意义的“世界”不外于汉字文化圈，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将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等北方、西方的地区排除于“东亚世界”之外。但是客观地来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构造时，北亚或西域、西藏等非汉字文化圈所担当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Ｊ.Ｋ.Fairbank和Ｍ.Ｍancall等美国学者的“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的模型比西模式可说是更为完整，因为他们早已注意到非汉字文化圈在中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地位[Fairbank1968; Ｍ.Ｍancall1984]。在日本也有许多研究者以北亚、中亚的游牧、狩猎民族来描绘古代“东亚世界”的历史[堀1993,石见1998等]。清代史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在Ｍ.Ｍancall等研究基础上,试图提供包括蒙古、东土耳其斯坦、西藏等清朝支配西北地区结构的新模型[片冈1998等]。
第二个动向是对“东亚世界”的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特征进行批判。第二个动向与第一个动向同样批判“对汉字文化圈的过度重视”这一点，但是第一个动向仍然维持着金字塔式的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模型，与此相反，第二个动向认为这种模型本身可以说是对于中国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无意识的同化,而缺乏“立足于周边地区的观点”。这种批判在日本学界使用非汉字资料的北亚、中亚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活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界对北方民族的研究与非汉民族的中国支配这个时局性关心不无关系，并且往往赋予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含意。二次大战后日本学者对这种情况做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试图认真了解中国民族主义,因此这一接近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有意无意中接受了中国(汉族)中心的北方民族观，即将元或清等异民族的支配认为是非常态的情况，或轻视其对汉人社会的影响力。目前有些学者对此中国中心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比如蒙古史研究者杉山正明主张：往往被视为“边疆”的“中央欧亚大陆”的干燥地带才是十六世纪以前世界史动态的中心，因而提倡把“中央欧亚大陆”看作跨越诸文明圈的一个历史世界[杉山1997]。
就清代而言,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最为有趣的例子应该说是以石滨裕美子为代表的关于西藏佛教世界的研究[石滨2001]。根据石滨的观点,清朝皇帝用转轮圣王等名称而被定位于西藏的佛教世界,因此当时人用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佛教世界的原理来了解清朝与西藏、蒙古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用论文集或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尝试从“周边”的视点重新描写世界的面貌[沟口等编1994;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4]。用东土耳其斯坦或西藏等当地语言的史料而展开的新研究迫使我们改变从来的“东亚世界”观———“东亚世界”与其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倒不如认为是从不同角度上观察的多数世界观的重叠。在此,所谓的“中心”与“周缘”的对比本身,可以说是正在被相对化。
第三种是批判作为“国家”关系的“东亚世界”论，而在民众的交流中追求“跨越国境的历史学”的主张。在西的理论中，“东亚世界”的统合是藉由国家间的册封关系而维持的,即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来探讨“东亚世界”的结构。与此不同，不少日本史学者这十多年来试图摆脱“国家”的框架来讨论东亚海域世界的历史。村井章介提出“环中国海地域”、“环日本海地域”等概念，指出在十三世纪之后，以海洋为媒介形成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等地区的沿海居民互相交流的世界。生活于区域边缘的倭寇等“边境人”建立的“地域”统合，与以首都为中心的“国家”统合之间有某种紧张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决定历史动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村井1988;村井1993]。从网野善彦和田中健夫等先驱性研究开始,由村井章介和荒野泰典等日本史学者确立的这种观点，影响也及于日本的韩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因而形成了“从社会底层来看的东亚世界论”的潮流。
正如村井章介提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如何能从国家高于一切的思考方式中跳脱出来，怎样才能自觉地建立我们与亚洲诸民族、国内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观点，村井等人的研究带有对国家主义历史学的对抗意识，因此，“国家”与“边境人的世界”往往被认为是互相对立的存在。但正如岩井茂树等人的研究所指出[岩井1996]，多种民族相混合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边境社会才是清朝等新兴国家成长的摇篮，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多民族的接触与交流往往成为新的国家或民族意识形成的契机，所以村井等学者的“跨越国家框架”的研究，可能对近世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予以莫大的启发。
第四是以近代史为中心的“亚洲交易圈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滨下武志与村井章介一样，着眼于超越国家境界的移民或商人等在亚洲诸海域的活动。滨下以“朝贡体系”来形容这种东亚广域秩序的特征[滨下1990;滨下1997]。他所关注的交易并不只限于伴随国家礼仪的朝贡贸易,而是包括广泛的民间交易，所以他所使用的“朝贡体系”这一用语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但是笔者认为滨下采取这个用语与他对西洋中心史观的批判有关。滨下的“朝贡体系”指的是，没有明确的国境而多民族可以混杂活动的亚洲这一开放性的广域秩序，他用这一词语来强调不同于近代欧洲型主权国家体系的亚洲型秩序的独自意义，所以与西“册封体制”的着眼点不同。滨下“朝贡体系”的用意在于指出亚洲广域秩序的开放性、自由以及民间交易网络的灵活性等等，与西所讲的“东亚世界”在十九世纪解体的观点不同，滨下认为依据“朝贡体系”而维持的亚洲交易圈的活力，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势力进入东亚以后仍未衰退并且继续存在。对于滨下的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围绕着十九世纪东亚传统体系的断绝或存续而展开的论辩还没有结束[滨下等编2001]。无论如何，在“西洋的冲击”论的相对化的潮流中，滨下的观点十数年来对日本学界的影响相当大，同时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而追求新的全球化历史的欧美研究潮流中(其略为极端的例子是[Frank1998])受到颇高的评价。
以上是对至今“东亚世界论”的研究动向的简单介绍。他们的共同点是超越一国史的界限,以更大的或更有弹性的地域范围为单位来讨论历史,但其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着眼点和互相对立的观点。以下论述的关于清朝的研究动向，与上述东亚论的各种潮流也是无法分开的。
二、边境社会和清朝的兴起
中国东北边境上的女真族，是怎样急速地成长并支配整个中国而建立满洲王朝呢?应该如何把握清朝政权的特征与其成长的历史环境呢?满洲史研究者三田村泰助很早就重视女真与边境贸易之间的关系，指出十六世纪中叶女真领主们具有“作为商业资本家的性质”[三田村1965:156-157]。同时，他主张努尔哈赤势力兴起的背景为万历年间(1573-1620)辽东的人参、毛皮的贸易热潮。三田村说：“之后清朝没有继承明朝以农业为本的基本政策，而采用依靠商业资本的政策,这是由于他们经历入关以前东北的交换经济而受过白银的洗礼”[三田村1990:230]。过去的一般说法倾向于把女真(满洲)民族的地域边境性质与其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视为满洲人的“落后性”，三田村对女真族的上述评价可说是对这种常说的敏锐批判。但是三田村的观点在此后的满族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三田村指出明末东北人参、毛皮贸易热潮的背景为“明朝的奢侈风气与上流人士的不健康生活”，关于这点，其后的研究也没有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明末边疆的贸易热潮”之说重新受到热切的关注，可以说受到东南海域研究的影响。明末以来，海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点在数十年前已经为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全汉升等学者所研究[梁1939;百濑1935;彭1954;全1969]。但在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与中国大陆的研究一样，虽然十分关注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可是其研究重点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等实物分析，货币分析可说是冷门。以1980年前后为起点,受Ｗallwestein等的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在日本明清史学界的货币、物价、市场等研究与Atwell等欧美学者的研究同时趋于隆盛(此一动向参照[岸本1997:11-72])。与此同时，以世界或东亚规模的广域经济动态为背景的明清经济的研究潮流也逐渐明朗。
讨论海外白银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时，学者们很自然地关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这是新大陆与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在海外白银带来的贸易热潮之下，华人、日本人、欧洲人等混杂交错着进行走私贸易，荒野泰典把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这种情况称做“倭寇的状况”[荒野1987:185-190]。比起倭寇本身，倭寇活动的社会状况更受重视，这可说是近年研究动向的一个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中，“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村井章介称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这一群人为“边境人”。
那么,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上哪里去了呢?当时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与女真，派出大量的军队驻扎于北方边境，经由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每年军费，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从二百万两增至四百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额。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越不足，纳税越困难。即使进口的白银通过交易而迅速地流入全国各地,当时的政府大力地从全国各地吸收税银而投向北方边境，因此内地农村的白银不足难以解决。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如上所述，“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岸本1997:215-238]。
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与陷于银荒的中国内地相反,环绕着中国北部与东部、东南部的腰带似的周边地区呈现出国际贸易热潮，白银通过交易与财政管道集中于这个地带，不论“华人”与“夷人”，都为高额的国际贸易利益所吸引而投身于竞争剧烈的商场中。三田村泰助所讲的北方边境的人参、毛皮热潮与荒野泰典指出的“倭寇的状况”，都是这种情况的代表性例子。明末的“边境”不是落后的贫困地带，反而是财富集中的地方。从围绕这些财富而展开的军事抗争中产生了强有力的军阀，北方有李成梁、毛文龙和努尔哈赤等，南方有自王直到郑芝龙的大小海上军事势力。清朝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应该把清朝的兴起与东南沿海军阀的成长综合起来，从明末“边境”势力伸张的这个较广的视野中重新考察其历史意义[岩井1996]。
着眼于明末的“边境”，并非是新的问题意识。Owen Lattimore主张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相接触的边境才是新的国家权力成长的摇篮，而称这种边境地带为“reservooir”。清朝入关以前，多民族混合居住的辽东是他所谓的“reservooir”的一个典型例子[Lattimore1940]。另外，John Ewills Jr 强调明末清初“边境历史(peripheralhistory)”的意义，讨论明末清初从王直到施琅的许多海上势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活动。据他指出,这些海上势力虽然十分活跃，可是毕竟受到传统中国大陆体系的控制而被统合于清朝支配之下[Wills1979]。不过，Lattimore的“游牧社会相对于农耕社会”的构想与Ｗills的“海洋中国相对于大陆中国”的构想稍嫌片面，未能充分说明明末北方边境与东南沿海的两类新兴军事势力同时成长的历史意义。
笔者想强调在明末边境成长起来的新兴势力，不论南北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Ｗills指出明末清初海洋中国的领导者的共同特征是，集“商人、军事领导者、(与官僚或诸外国势力间的)中介者这三种身分于一身”，这个特征也同样适用于努尔哈赤和其他女真首领们。这三种身分的兼具，对于在多民族杂居的边境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以扩大势力的领导者们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放宽视野,这三种身分特征与东南亚史研究者Anthony Reid所指出的十六、十七世纪东南亚新兴国家的特点——商业性、军事性、多民族性———颇为一致。据Reid所言,该时期商业热潮中成长的国家(Reid称这些国家为“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states”)——岛屿部有Aceh、Banten、Maksasar等,大陆部有缅甸的Toungoo朝、泰国的Ayutthaya朝等——都有如下的性质:(1)以港口城市为首都,把领土内的特产品集中于首都，国王强制管理海外贸易,以贸易利益为政府的主要财源。(2)引进欧洲的新式军事技术,雇用外国人作为国王直属的佣兵或专门官僚。(3)把财源与军事力量集中于宫廷,国王进行绝对主义式的统治[Reid1993]。
日本也可以说是该时期丛生的新兴国家之一。十六世纪后半叶统一日本列岛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军事政权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政权内部的多民族性格等这些特征虽然不如东南亚“绝对主义国家”那么明显，但日本的军事政权也都重视海外贸易，积极接受新的军事技术，强力统制其他大名来促进中央集权化。当时的日本也置身于东亚海域的商业热潮之中，因此日本新兴政权与东南亚、中国边境诸势力具有共同特征，并不是一偶然现象。
从成立的环境来看，这些势力可以说是从十六、十七世纪东亚与东南亚商业热潮这同一个母体中所诞生的亲兄弟。但在十七世纪中叶，随着贸易热潮的衰退,这些势力的一部分被淘汰，另一部分克服危机而确立其支配。在中国大陆，入关的清朝占领了全国领土，1683年台湾的郑氏投降，清朝巩固了支配的根基。在日本，1603年成立的德川幕府成功地控制其他大名，透过1630年代的“锁国”与80年代的贸易限制的强化，建立了独自的支配体制。在东南亚岛屿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的新兴国家无法抵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攻势而被纳于其支配之下。在大陆部,越南、泰国、缅甸等当地政权却仍然强大，巩固了对内陆的支配。
综上所述，在十六世纪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势力中，过度依靠海外贸易的势力面临十七世纪的不景气而丧失了力量。与此相反,能够转换为以土地为基础的国家的势力才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从而构成了此后的东亚、东南亚世界。朝鲜王朝在十六、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情况与明朝相似，夹处于北方的女真(清朝)与南方的日本这两大新兴势力之间，只能维持守势，但由于朝鲜不依靠海外贸易，因此能在十七世纪的淘汰漩涡中生存下来，于十七世纪以后的东亚中占据重要位置。
以下以清朝为中心，探讨十七世纪以后独自体制确立的各个东亚国家如何解答“后十六世纪”的共同问题。
三、清朝国家的民族问题
在日本的清史学界，从“中国史”的角度以汉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与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一直存在着不易融合的两类研究潮流。但根据少壮派满洲史研究者杉山清彦的论述，现在渐渐出现了克服这种分离的动向[杉山2001ｂ]。在美国也出现了开展新的清朝国家论的动向，对清朝国家的“满洲性格(Ｍanchuness)”进行再评价[Rawski 1996]。
Ｍark Elliott指出，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满洲研究复兴，与二十世纪末风靡整个历史学界的方法上的反思这一潮流有关，亦即对过去被特权化的历史记述提出疑问，进行再思考[Elliott2001:32]。对于清朝为什么能够统治中国长达二百数十年之久这个问题，过去被学界共同承认的是：满洲人为先进的中国文化所同化的结果这一“汉化学派(Sinicization School)”的解答。为了“解构”这种基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国(汉族)中心的历史观，新的满洲史研究(所谓的“阿尔泰学派”)使用满文史料，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性格，主张没有完全被汉族同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种动向可以说与上述日本东亚地区论中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评一致。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在强调满洲性格的美国新研究潮流中，所谓的满洲民族并不被认为是客观的实体，而是作为被构成的论述的文本来加以探讨[Crossley 1999; Elliott2001:16-17]。
美国学界中所谓的“汉化学派”与“阿尔泰学派”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清朝国家性质的对立。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世界，“华夷”论与政权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可说是十七、十八世纪东亚近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被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成为中国的主人，这不仅是清朝内部的问题，也导致整个东亚华夷观的多元化。这里所谓的“多元化”有多重意义，第一、“华”已经不是汉人或中国的专有之物，东亚许多国家也产生了“华”的自我意识。第二、判别“华”、“夷”的理论呈现多样化，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理论互相对立。在这种多样化的潮流中，各个政权或各个集团按照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例如在朝鲜，大多数知识人蔑视夷狄支配下的清朝，为了成为“小中华”，认真学习正统儒学，凡事都严格遵守中华风俗礼仪[郑1998;山内2003]，因此儒教的正统教学和朱子家礼甚至普及到地方农村。在日本德川幕府也描绘了以日本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域的一种国际秩序(学者所谓的“日本型华夷秩序”[Toby 1984;荒野1987]),但支撑这个秩序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与朝鲜相同的儒教道德和学问，而是与中华的文、礼相反的“武威”与“神国”意识。
该时期的东亚华夷观念的新展开，一方面导致了华夷思考的“机能性概念”化，亦即所谓的“华”，并不是中国或汉人这样特定地域或民族所固有的性质，而是采取普遍主义的立场——任何地域、任何民族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就都可以成为“华”。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就是以这样的机能性的华夷意识为前提而成立的。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强调自己民族固有的独自特质，比如勇敢或朴素，来试图巩固国家认同。日本的“武威”、“神国”意识以及强调日本人纯洁朴素的心态的“国学”等，可说是这个面向的例子。
在清朝,上述两个面向结合在一起出现。关于清朝的民族认同，从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本书的目的在于反驳汉人下层知识人曾静视清朝为夷狄的反清观点，而宣传清朝支配的正统性。在本书里，雍正皇帝主张“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曾静书中有“夷狄异类,詈如禽兽”之语，但皇帝说，曾静才是蜂蚁不若之异类。那么，人与禽兽蜂蚁之间的不同到底在哪里?据皇帝说，人和禽兽之别在于是否能体会“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这种人类最普遍的基本道德，而不在于儒教的学问或衣食住行等具体的文化习惯之中。在这里，皇帝利用儒教的普遍主义理论来向汉人知识分子宣扬清朝的正当性。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是“机能性”华夷观的一种最极端的类型。但另一方面，正如Elliott所强调的，清朝决不放弃强调武艺和质朴生活的“满洲之道”[Elliott2001]。
在清朝的论理中，这两者不是互相抵触的。因为贯彻机能性华夷观的结果，满洲固有的武艺和风俗习惯，与“尊君亲上”等基本道德是在一致的范围内，不会被视为是应该否定的落后性或野蛮性，儒教的普遍主义和固有的民族认同两者，在这种论理框架中可以和平共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包含多样文化习惯的多民族国家的开放性理念。与此相反，朝鲜、日本等对抗清朝，强化单一民族的认同与自尊感，与清朝的方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清朝、朝鲜和日本所面临问题的共同性。即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东亚地区，中国周边的民族都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利用华夷思想，以寻求自己政权的正当化，清朝也在这个共同潮流之中。结合“华夷一家”、“中外不分”的普遍主义和强调“满洲之道”的民族认同的清朝的独特对应，也可以说是对“后十六世纪”共同问题提出的一个答案。对于近世东亚的中华意识或民族认同的问题，不仅是透过各个国家分别研究的一国史研究，而且要透过广阔范围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尝试幸而已经开始，希望将来东亚的比较研究能越趋发展,获得卓越的成就[暤1996;朴忠锡等编2001]。
四、清朝国家的社会编制
在清朝的支配体制中具有浓厚的“一君万民”色彩，即不允许特权集团的存在，要把全体人民都直接统合于皇帝的支配之下。雍正皇帝统治时期的各种政策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雍正皇帝极力批评满洲人、汉人双方的支配集团中特权主义与结党成私的习惯，明确地提出不论出身、只要有才干就可以晋升的理念。实行“豁除贱籍”，给予前代以来被歧视的贱民集团“改业为良”的机会，也是雍正皇帝这一系列政策之一[岸本2002]。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清代是打破固定身分、促进阶层间流动的一个时代。如果从特权集团的消灭和皇帝权力强化的角度来看上述动向的话，清代也可以说是自宋代以来一直发达的君主独裁制度达到顶点的时代。称雍正皇帝为“中国独裁政治的最后的完成者”[宫崎1950:3]，也不是无所根据的。
十七世纪日本透过丰臣秀吉的“刀狩(没收武器)”、“兵农分离”、“检地(丈量)”等政策，所形成的社会体制与此适成鲜明对比。各个“家”被认为是世袭的“家业”,大名的家、武士的家、农民的家、商人的家，都有固定的职业，原则上无法改变。当时日本人认为：与“郡县”特色鲜明的中国不同，日本是一种“封建”社会。福泽谕吉曾描写德川时代的故乡中津(现在的大分县中津市)的情况如下:“如同整整齐齐将东西装入箱中般地,秩序被建立起来，经过几百年一动也不动的样子(中略)，祖先代代之中，为家老(高级武士)者是家老，为足轻(下级武士)者是足轻，夹在其中者也是同样，经过几年连一点变化也没有”(《福翁自传》)。
该时期的朝鲜与日本不同，在法制上没有被固定化的世袭身分制度,但是朝鲜时代的身分制度与清朝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关于两班(士族)来说，一个人是否属于两班，不是依据通过科举等认定的个人能力来决定，而是出生于两班之家这个事实本身,成了社会认知其为特权阶层的资格。那么一个家是否属于两班,又如何决定?其实两班的标准十分暧昧,综合祖先曾任官僚或学者的地位、合族世居、儒教式生活方式(学问、礼仪等)等各种标识,在地方社会上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名望,就是两班的标准。这样的暧昧性本身,可以说孕育出了朝鲜两班以严格遵守儒教的规范来维持格调,试图取得社会认同的特有努力。
如上所述,清朝的社会编制与日本、朝鲜比较起来,可说是流动性颇高的竞争社会。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清朝支配体制的上层存在着八旗这一独特的世袭身分集团。清朝的“独裁政治”与八旗有甚么关系?有关初期八旗制度的最近的研究强调，八旗的金字塔式组织实际上以氏族关系、通婚关系等长期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而编制成的([杉山1998]等)。杉山清彦认为，“一族分封与以其进行分层支配的国家结构，以及约束其内部的主从关系的原则，与属人主义的编制原理”是中央欧亚大陆诸国家共有的原理，因而提倡从这样的角度来阐明八旗的性质[杉山2001ｃ]。
杉山基于严密的考证，把八旗的属人编制原理视为中央欧亚大陆的特征，说服力颇强。但另一方面来说，八旗的这种性质也可以作为明末边境新兴政权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做一番比较。李成梁等北边的军阀也好，郑芝龙等海上军阀也好，或者日本的织田、丰臣政权也好，这些军事政权本来没有井然有序的统治组织。任何势力在创立初期，杂乱地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战斗集团,比如自家培养的家兵、通过血缘或通婚而结合的诸集团、战争中联合或投降的其他集团等等。Wills指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上军阀的共同特征是，“经过正当化的持续性政治制度没有出现，反倒是在海上追求利益和权力的集团形成，其往往依靠领导者的个人力量，亦即能把海军的指导能力和商业上的结合关系，以及与官僚、外国人关系的中介才能集于一身的领导人物的力量”[Wills1979:210]。Wills认为，该时期海上势力之所以无法建立坚固国家的原因正在这里。换言之，这些势力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把个人的、非制度性的领导权转换为持续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上。
战斗中培养出的忠诚人格以及血缘、姻戚关系是支撑军事政权的十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些关系毕竟基于私人感情。伴随着政权规模的扩大，透过这种主从关系或血缘、姻戚关系而结合的集团，可能对君主权力加以牵制，也可能阻碍秩序井然的集权制度的成立，甚至导致政权的解体。这些军事政权一方面要维持直属于君主的近卫军，另一方面要强力地控制其他集团，并且对集团的内部组织加以重新整顿，这两方面的尝试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中也得到验证。
日本幕藩体制的国家秩序是继承战国时代国家制度的“复合国家秩序”(水林1987:279)。在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的统一过程中，各个大名维持着自己的家臣集团和军队来服从统一政权，所以统一国家成立以后的国家秩序也以诸大名统治的领地为单位而编成。但是幕府对诸大名具有颇强的控制力，有时甚至没收或变更大名的领地。同时，在幕府和各个大名的家臣集团中逐渐形成了官僚式支配组织。如此一来，日本德川时代的国家制度是以战国时代以来的军事集团为单位而编成的，同时，在这种复合式国家秩序中逐渐进行集权化和官僚制度化。
与此相比，清朝的国家制度在整体上呈现一种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形式，由于清朝入关以后继承了明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清朝在建国过程中拥有的作为复合性战斗集团的性质，在入关以后只不过作为统治机构的一部分而被保存，就是八旗和三藩。三藩覆灭以后，八旗一直保存到清末，而如何维持作为战斗集团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以及如何控制并整顿八旗的组织，这双重课题也一直持续到清末。八旗组织的复杂性对满洲史研究者是一个难题[柳泽2001;杉山2001ｂ]，但八旗的复杂性与清朝为政者所面临的难题——即怎样把非制度性的战斗集团整顿起来、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秩序之下这个课题有关。
清朝统治机构的以上特色，与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王朝的统治机构具有共通点，从这点来说，把辽、金等王朝和清朝进行比较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此同时，“东亚近世国家”之间的共时性比较也可能为我们开辟新的眼界。近世东亚诸国的独自统治体制，比如把科举官僚制度和八旗制度结合起来的清朝体制，以及诸大名在幕府控制下统治自己领地的日本幕藩体制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后十六世纪”共同问题的不同解答。因为，动乱中出现的战斗集团的统合与秩序化，正是当时东亚诸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五、清朝经济的特征
岩井茂树在关于明末北边社会的论文([岩井1996])结论中指出:“十六、十七世纪辽东的满洲国家的出现是，除非这个时代才能出现的边境人的政治性集结的结果。而由于代表边境人利益的这个国家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人，所以长城和边墙这些境界被废除,曾为时代焦点的边境的暴力问题也得以解决。这些事情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些情况，白银或人口、物品流动激烈的动荡时代才能够成功地步上稳定轨道。”与前面所引用的三田村泰助的“白银的洗礼”论相同，重视清朝从边境政权以来一直拥有的商业利润追求的合理性的看法，在现在的日本学界渐渐得到支持。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受异民族清朝的抑制而挫折的主张，在过去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是一个有力的观点(如[尚钺1956])，但是现在的中国学界中这种主张似乎很少。欧美学界也正在努力建立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新的世界史观，例如以Pomeranz为代表的所谓California School,强调清代经济的自由与先进性,得到了不少支持[Pomeranz2000]。
当然,这样的自由性并不是清朝独创的。比如明末的赋役改革(关于二次大战后日本学界对明代赋役政策的研究，参考[谷口1998:355-385]),明朝为了适应商业化，已经开始摸索更具弹性的经济制度。清朝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在它的延长线上。那么，我们应该从甚么角度来研究从明末到清初的经济发展呢?那是与王朝交替无关的“中国”经济的直线性发展吗?还是清朝与明代的经济体系有不同的基本性质吗?有趣的问题不仅仅是用“自由程度”、“开放程度”等直线式尺度来衡量清朝经济的发展程度，而是从近世国家共同面临的经济秩序的重建，这一课题的角度来仔细分析清朝所作出的独特解答。
十七世纪以后东亚、东南亚新兴国家所面临的经济课题不是单纯的自由化、开放化，而是解决十六—十七世纪经济动向所带来的难题，以重建稳定的经济秩序。那么，在这里所谓的难题又是什么呢?一方面，该时期的商业热潮透过边境的战争与军阀的成长威胁了国家的统合，另一方面，十七世纪中期国际商业趋于萧条的动向(有些学者称它为东亚、东南亚的“十七世纪全般危机”。有关的讨论参考[Atwell 1986;Reid1990])当中，过度依靠商业的国家走向没落的命运。因此，度过这个难关的国家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控制广域商业的盛衰起伏而把其利益与国内经济的稳定与繁荣顺利地结合。
各国对这个课题的回答有若干的共通之处。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可以说是东亚诸国断然实行重大赋役改革并努力进行财政整顿的时代。在中国,从明末张居正的全国土地丈量和一条鞭法为首的大规模改革，到雍正时期的摊丁入地等告一段落。在朝鲜，十六世纪末倭乱之后，重新实行量田，并实施大同法等赋役改革。在日本，以丰臣秀吉的“太合检地”为代表的土地调查和“石高”制度(以“石”为单位的全国性赋役制度)，为德川时代的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尽管有上述共通之处，各个国家的回答仍有独自的特征，特别是清代中国和德川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
清朝入关以后，为封锁东南的郑氏势力而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1683年郑氏投降之后，海禁解除，此后除了治安上的限制之外，对外贸易大致没有采取限制政策。结果，随着白银流入，十八世纪清朝经济显现出繁荣景象，贸易额和物价人口等各方面经济数值持续上升[岸本1997]。山田贤指出，清代经济体系的特点在于“藉由景气热络所带来的边境活跃化这个途径，来解决景气热络所形成的人口压力增大等不安定因素——这种循环性的膨胀”[山田1998]。在此山田所讲的“边境”，指的不是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明末型“边境”，而是以商业性农业为特色的新开发的“边境”，比如长江上游的山地或台湾。清朝不同于明朝，成功地控制了北边或东南沿海的贸易，而得以将贸易的利益与国内经济的发展相结合。但正因如此，经济膨胀所引起的生存竞争，这个不稳定因素不得不被转嫁于内部边境，导致了嘉庆白莲教乱等大规模叛乱。
与清朝的情况不同，该时期日本的贸易额、人口、物价等经济指针都呈现长期停滞。德川幕府透过1630年代的所谓“锁国令”和1680年代的“贞享令”等力图限制民间贸易，同时对于土地的买卖和人口流动也比清朝限制更严，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衰退和生活的艰难化。清朝的“膨胀型”经济体系暗藏着碰上破坏环境或资源不足等障壁，冒着导致社会不安的危险，与此相较，日本的体系以一国为单位，能够维持相当稳定的均衡，可以称为“稳定型”体系。最近一些经济史研究者指出，作为长期持续的经济循环系统的日本德川时代的经济体系，如从保持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看，就可说是相当优秀的体系[鬼头2002]。
在十八世纪的朝鲜，对土地买卖和身分流动的限制不如日本严格，因此人口也出现了持续性的增大，尽管其速度比清朝缓慢[宫1994]，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朝鲜的经济体系处于清朝和日本这两端的中间。但如贡人等特权商人的活动所示，该时期朝鲜经济中国家部门所占比率之高，可被认为是朝鲜独自的特色[须川1994;金2001]。
清代经济的开放与自由这个观点，在现在的日本学界得到广泛承认，但与其说这是结论，不如说是研究的出发点。早在1940年代,有些学者注意到传统中国商业经济中政府的限制颇少，民间经济活动相当自由，但他们同时也主张，这样的放任型经济往往带来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中国的民间经济为了克服这种不稳定起见，私人性的经济网络因而发达以保障个人的利益，这才是传统中国经济的特色[柏1947-8;村松1949]。足立启二的近著所强调的，也是中国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足立1998]。把“过度自由”视为清朝经济问题所在的研究者，在战后日本学界为数不少。从这一点来看，有趣的问题不仅仅是清朝经济的开放与自由，而应该是“清朝人如何试图克服经济的过度开放与过度自由?”这个问题。
例如，山本进指出清代前期至中期是地域市场圈成长的时代，分别以湖北、四川、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几个地域市场圈，以对抗全国性市场而获得其自立性[山本2002]。山本认为，这些地域市场圈在其内部包括手工业和粮食生产的分工关系，可以说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山本将清代的上述动向比拟为近世欧洲的历史趋势，亦即国民经济侵蚀着世界规模的商业关系而趋于成立的动向[山本2002:18-19]。
与此不同，黑田明伸认为地域市场与广域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分离的并存，而未必是对抗。黑田在他的研究开头提出的问题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展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为甚么在十六世纪以后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他把原因归于货币流通方式中所显现的市场结构的特征。在近世世界中，广域经济中使用的金、银等“地域间结算通货”，以及地方经济的范围内使用的铜货等“现地通货”并行流通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在欧洲，政府保障地域间结算通货与现地通货之间的互换性，因此地方经济顺利地被统合于全国性经济圈之中。与此相反，清朝政府为了减少广域经济的波动对地方经济引起的恶性影响起见，限制现地通货(铜钱)与地域间结算通货(银)之间的互换性，试图把广域经济与地方经济分开出来。结果，尽管开放性的广域经济十分活跃，地方经济无法与广域经济形成有机性的结合，因此中国国民经济的成立不得不落后于欧洲[黑田1994]。
黑田的观点可说尚未得到全学界的认同，但他的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市场结构的特征这个角度，来试图合理地解释清代商业经济的活跃和国民经济形成的落后这两个乍看矛盾的现象。我们讨论近世国家的经济体系性质时，不能用单纯的尺度——比如自由、开放等——来测量其先进性或落后性。清朝也好，朝鲜王朝也好，德川日本也好，基于其十六─十七世纪的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广域经济的优点与危险，从而决定自己的策略。这种经济方面的策略，也是“后十六世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结语
“后十六世纪问题”的三个内容，亦即怎样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的多样性问题?怎样统治动乱中形成的社会集团而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怎样控制国际商业而实现既稳定又繁荣的国内经济?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东亚范围内的共同问题，而可以说是全世界近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众所周知，清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予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很大的启发与冲击，之所以如此，不外是该时期东亚和欧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某种共通之处。
那么，到底清朝对“十六世纪问题”的解答是否正确?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与“近代是什么?”这个大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认为欧洲所经历的道路才是“近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的话，清朝的解答可说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但在十七─十八世纪,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解答。
直到如今，我们也未必知道正确的解答，因为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后十六世纪问题”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即是怎样处理国内族群来建设既安定又公平的国家?怎样调整国家与民间团体的关系?怎样应付全球化经济而实现繁荣的国家经济?从这些观点来回顾后十六世纪的世界，各个国家从试行错误中提炼出来的独自解答，仍然值得仔细玩味与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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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二十一世纪明清史学的新方法，本文将对近来日本学界以东亚地区的角度而讨论明清交替及清朝国家性质的研究潮流进行简单的介绍，同时表明笔者一己之拙见。对于本文的题目“后十六世纪问题”，各位读者可能感到陌生,因为这是笔者自己造的用语。众所周知，十六世纪是世界大变动的时期，亦即人或商品、货币流动迅速地活跃化，旧的体制趋于崩坏，新的体制尚未形成，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宗教、思想上都有重大的变化，本时期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被称为“十六世纪问题”。在十六世纪的大混乱之中，欧洲、东亚及其他地区都出现了新兴政权。十七世纪以后，这些政权经过各种各样的摸索过程，进而确立了各自独立的国家体制。
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中国的清朝、日本的德川幕府等本时期所建立的诸国,可以称为“近世(early modern)国家”。这些近世国家超越了地区间的差异，面临着几个共同的课题。第一是民族、宗教问题。由于十六世纪国际商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新兴宗教的兴起与传播，从而形成了各种民族与宗教相混合的社会情况，近世国家以何种正当性论理来处理这样的多样性以实现国家统合?第二是社会编制问题。即近世国家怎样统制自然而然发生的社会集团，建立统一与稳定的政治制度?第三是市场经济与财政的问题。十六世纪以后迅速成长的市场经济成为可以支撑政权的财源,同时,贫富差距的扩大或国外经济的影响也成为足以动摇政权的要素。近世国家如何控制市场经济来筹措越来越庞大的财政开支?
在此所谓的“后十六世纪问题”，则是新秩序在上述三个代表性问题下如何形成的一重要课题。十六世纪前后所出现的新兴政权，在其确立国家体制的过程中都面临这些问题，而且必须提出自己的因应方式。清朝也不例外。在本文中，笔者不仅是将清朝作为中国史上的一个王朝而加以分析，而且是以东亚乃至世界的近世国家这个角度来比较清朝与其他国家，并且考究明清交替的历史意义以及清朝国家的特征。诚然，如此大的课题不是仅仅依靠笔者个人的研究便可以完成的。在此，我主要依据的是十几年来日本历史学界所形成的一种研究潮流。这种研究潮流超越对中国、韩国、日本等各国历史个别进行的“一国史”研究，重视各国间的相互关联，不妨暂称作“东亚地区论”。这种潮流不限于日本，有关文献也相当丰富，但受限于时间与能力，本文主要就日本学界的动向进行讨论。不足之处，在此预先征求大家的谅解，并恳请各位不吝批评与指教。
一、东亚地区论的现况
在讨论清朝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对日本近年来的东亚地区论的动向做一简单整理。因为清朝研究的新潮流，与东亚地区的相关整体研究动向有着紧密的关系。
日本的东洋史学界中对“东亚地区”这个概念系统地加以讨论,以及以“东亚”为单位的研究方向的确立，无疑要源于中国史专家西岛定生的“东亚世界”论。西在1960-1970年代发表的有关“东亚世界”的主要论文，近年来由韩国史研究者李成市对此进行整理与出版[西 2000]。李成市在他本人的著作[李2000]中也对西的“东亚世界”论做了周到的介绍与批评,同时对当时西所怀有的问题意识加以分析。即当时西试图摆脱以西洋为中心的一元化的世界史观，来建立重视诸文化圈独自性的多元的世界史观。他认为1960年代东亚诸国的共同课题是对抗美帝国主义，在这种见解之下，他努力创造以日本人为主体的世界史观。
关于西“东亚世界论”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西所说的“东亚世界”即“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与西北回廊地带东部等诸地域”，是历史上形成的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为共同特点的比较封闭的文化圈。之所以不包括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是因为这些地区在文化上属于不同的世界。第二，“东亚世界”的共同性不只是依据文化的传播而形成,而是由于中国王朝和周边诸国间的册封等政治关系所实现的。第三，从“东亚世界”的推移上来看，“东亚世界”的形成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分裂期，即中国诸王朝与东亚新兴国家之间频频缔结册封关系并进行文化传播的时期。虽然在隋唐统一王朝之下“东亚世界”的连结关系更加紧密，但在宋代,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关系业已解体，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东亚世界”趋于崩坏，而作为经济交易圈的“东亚世界”逐渐形成。在明朝积极进行册封政策之下，作为政治关系的“东亚世界”重新复活，但在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进入东亚以后，拥有独立性的“东亚世界”终告解体。
西的“东亚世界论”对此后日本的东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与此不同的新的“东亚世界论”，乃至于对西的批评也为数不少，代表性的观点大致如下:
第一个动向是对西所讲的“东亚世界”偏重于汉字文化圈的这一点所提出的批判。正如李成市所言，西的理论是从“建立日本人的主体性历史观”的潮流当中产生的，由作为“日本人”的立场来分析时，有意义的“世界”不外于汉字文化圈，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将蒙古高原或西藏高原等北方、西方的地区排除于“东亚世界”之外。但是客观地来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构造时，北亚或西域、西藏等非汉字文化圈所担当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Ｊ.Ｋ.Fairbank和Ｍ.Ｍancall等美国学者的“中华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的模型比西模式可说是更为完整，因为他们早已注意到非汉字文化圈在中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地位[Fairbank1968; Ｍ.Ｍancall1984]。在日本也有许多研究者以北亚、中亚的游牧、狩猎民族来描绘古代“东亚世界”的历史[堀1993,石见1998等]。清代史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在Ｍ.Ｍancall等研究基础上,试图提供包括蒙古、东土耳其斯坦、西藏等清朝支配西北地区结构的新模型[片冈1998等]。
第二个动向是对“东亚世界”的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特征进行批判。第二个动向与第一个动向同样批判“对汉字文化圈的过度重视”这一点，但是第一个动向仍然维持着金字塔式的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模型，与此相反，第二个动向认为这种模型本身可以说是对于中国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无意识的同化,而缺乏“立足于周边地区的观点”。这种批判在日本学界使用非汉字资料的北亚、中亚的研究领域中特别活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学界对北方民族的研究与非汉民族的中国支配这个时局性关心不无关系，并且往往赋予对抗中国民族主义的含意。二次大战后日本学者对这种情况做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试图认真了解中国民族主义,因此这一接近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有意无意中接受了中国(汉族)中心的北方民族观，即将元或清等异民族的支配认为是非常态的情况，或轻视其对汉人社会的影响力。目前有些学者对此中国中心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比如蒙古史研究者杉山正明主张：往往被视为“边疆”的“中央欧亚大陆”的干燥地带才是十六世纪以前世界史动态的中心，因而提倡把“中央欧亚大陆”看作跨越诸文明圈的一个历史世界[杉山1997]。
就清代而言,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最为有趣的例子应该说是以石滨裕美子为代表的关于西藏佛教世界的研究[石滨2001]。根据石滨的观点,清朝皇帝用转轮圣王等名称而被定位于西藏的佛教世界,因此当时人用以达赖喇嘛为中心的佛教世界的原理来了解清朝与西藏、蒙古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用论文集或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尝试从“周边”的视点重新描写世界的面貌[沟口等编1994;中国社会文化学会1994]。用东土耳其斯坦或西藏等当地语言的史料而展开的新研究迫使我们改变从来的“东亚世界”观———“东亚世界”与其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元世界，倒不如认为是从不同角度上观察的多数世界观的重叠。在此,所谓的“中心”与“周缘”的对比本身,可以说是正在被相对化。
第三种是批判作为“国家”关系的“东亚世界”论，而在民众的交流中追求“跨越国境的历史学”的主张。在西的理论中，“东亚世界”的统合是藉由国家间的册封关系而维持的,即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来探讨“东亚世界”的结构。与此不同，不少日本史学者这十多年来试图摆脱“国家”的框架来讨论东亚海域世界的历史。村井章介提出“环中国海地域”、“环日本海地域”等概念，指出在十三世纪之后，以海洋为媒介形成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等地区的沿海居民互相交流的世界。生活于区域边缘的倭寇等“边境人”建立的“地域”统合，与以首都为中心的“国家”统合之间有某种紧张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决定历史动向的一个重要因素[村井1988;村井1993]。从网野善彦和田中健夫等先驱性研究开始,由村井章介和荒野泰典等日本史学者确立的这种观点，影响也及于日本的韩国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的领域,因而形成了“从社会底层来看的东亚世界论”的潮流。
正如村井章介提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如何能从国家高于一切的思考方式中跳脱出来，怎样才能自觉地建立我们与亚洲诸民族、国内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观点，村井等人的研究带有对国家主义历史学的对抗意识，因此，“国家”与“边境人的世界”往往被认为是互相对立的存在。但正如岩井茂树等人的研究所指出[岩井1996]，多种民族相混合的十六、十七世纪的边境社会才是清朝等新兴国家成长的摇篮，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多民族的接触与交流往往成为新的国家或民族意识形成的契机，所以村井等学者的“跨越国家框架”的研究，可能对近世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予以莫大的启发。
第四是以近代史为中心的“亚洲交易圈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者滨下武志与村井章介一样，着眼于超越国家境界的移民或商人等在亚洲诸海域的活动。滨下以“朝贡体系”来形容这种东亚广域秩序的特征[滨下1990;滨下1997]。他所关注的交易并不只限于伴随国家礼仪的朝贡贸易,而是包括广泛的民间交易，所以他所使用的“朝贡体系”这一用语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但是笔者认为滨下采取这个用语与他对西洋中心史观的批判有关。滨下的“朝贡体系”指的是，没有明确的国境而多民族可以混杂活动的亚洲这一开放性的广域秩序，他用这一词语来强调不同于近代欧洲型主权国家体系的亚洲型秩序的独自意义，所以与西“册封体制”的着眼点不同。滨下“朝贡体系”的用意在于指出亚洲广域秩序的开放性、自由以及民间交易网络的灵活性等等，与西所讲的“东亚世界”在十九世纪解体的观点不同，滨下认为依据“朝贡体系”而维持的亚洲交易圈的活力，直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洋势力进入东亚以后仍未衰退并且继续存在。对于滨下的这种看法也有反对意见，围绕着十九世纪东亚传统体系的断绝或存续而展开的论辩还没有结束[滨下等编2001]。无论如何，在“西洋的冲击”论的相对化的潮流中，滨下的观点十数年来对日本学界的影响相当大，同时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而追求新的全球化历史的欧美研究潮流中(其略为极端的例子是[Frank1998])受到颇高的评价。
以上是对至今“东亚世界论”的研究动向的简单介绍。他们的共同点是超越一国史的界限,以更大的或更有弹性的地域范围为单位来讨论历史,但其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着眼点和互相对立的观点。以下论述的关于清朝的研究动向，与上述东亚论的各种潮流也是无法分开的。
二、边境社会和清朝的兴起
中国东北边境上的女真族，是怎样急速地成长并支配整个中国而建立满洲王朝呢?应该如何把握清朝政权的特征与其成长的历史环境呢?满洲史研究者三田村泰助很早就重视女真与边境贸易之间的关系，指出十六世纪中叶女真领主们具有“作为商业资本家的性质”[三田村1965:156-157]。同时，他主张努尔哈赤势力兴起的背景为万历年间(1573-1620)辽东的人参、毛皮的贸易热潮。三田村说：“之后清朝没有继承明朝以农业为本的基本政策，而采用依靠商业资本的政策,这是由于他们经历入关以前东北的交换经济而受过白银的洗礼”[三田村1990:230]。过去的一般说法倾向于把女真(满洲)民族的地域边境性质与其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视为满洲人的“落后性”，三田村对女真族的上述评价可说是对这种常说的敏锐批判。但是三田村的观点在此后的满族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三田村指出明末东北人参、毛皮贸易热潮的背景为“明朝的奢侈风气与上流人士的不健康生活”，关于这点，其后的研究也没有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明末边疆的贸易热潮”之说重新受到热切的关注，可以说受到东南海域研究的影响。明末以来，海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点在数十年前已经为梁方仲、百濑弘、彭信威、全汉升等学者所研究[梁1939;百濑1935;彭1954;全1969]。但在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与中国大陆的研究一样，虽然十分关注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可是其研究重点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等实物分析，货币分析可说是冷门。以1980年前后为起点,受Ｗallwestein等的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在日本明清史学界的货币、物价、市场等研究与Atwell等欧美学者的研究同时趋于隆盛(此一动向参照[岸本1997:11-72])。与此同时，以世界或东亚规模的广域经济动态为背景的明清经济的研究潮流也逐渐明朗。
讨论海外白银和中国经济的关系时，学者们很自然地关注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这是新大陆与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在海外白银带来的贸易热潮之下，华人、日本人、欧洲人等混杂交错着进行走私贸易，荒野泰典把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这种情况称做“倭寇的状况”[荒野1987:185-190]。比起倭寇本身，倭寇活动的社会状况更受重视，这可说是近年研究动向的一个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中，“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村井章介称在东亚海域活动的这一群人为“边境人”。
那么,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上哪里去了呢?当时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与女真，派出大量的军队驻扎于北方边境，经由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每年军费，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从二百万两增至四百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额。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越不足，纳税越困难。即使进口的白银通过交易而迅速地流入全国各地,当时的政府大力地从全国各地吸收税银而投向北方边境，因此内地农村的白银不足难以解决。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如上所述，“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岸本1997:215-238]。
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与陷于银荒的中国内地相反,环绕着中国北部与东部、东南部的腰带似的周边地区呈现出国际贸易热潮，白银通过交易与财政管道集中于这个地带，不论“华人”与“夷人”，都为高额的国际贸易利益所吸引而投身于竞争剧烈的商场中。三田村泰助所讲的北方边境的人参、毛皮热潮与荒野泰典指出的“倭寇的状况”，都是这种情况的代表性例子。明末的“边境”不是落后的贫困地带，反而是财富集中的地方。从围绕这些财富而展开的军事抗争中产生了强有力的军阀，北方有李成梁、毛文龙和努尔哈赤等，南方有自王直到郑芝龙的大小海上军事势力。清朝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应该把清朝的兴起与东南沿海军阀的成长综合起来，从明末“边境”势力伸张的这个较广的视野中重新考察其历史意义[岩井1996]。
着眼于明末的“边境”，并非是新的问题意识。Owen Lattimore主张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相接触的边境才是新的国家权力成长的摇篮，而称这种边境地带为“reservooir”。清朝入关以前，多民族混合居住的辽东是他所谓的“reservooir”的一个典型例子[Lattimore1940]。另外，John Ewills Jr 强调明末清初“边境历史(peripheralhistory)”的意义，讨论明末清初从王直到施琅的许多海上势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活动。据他指出,这些海上势力虽然十分活跃，可是毕竟受到传统中国大陆体系的控制而被统合于清朝支配之下[Wills1979]。不过，Lattimore的“游牧社会相对于农耕社会”的构想与Ｗills的“海洋中国相对于大陆中国”的构想稍嫌片面，未能充分说明明末北方边境与东南沿海的两类新兴军事势力同时成长的历史意义。
笔者想强调在明末边境成长起来的新兴势力，不论南北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Ｗills指出明末清初海洋中国的领导者的共同特征是，集“商人、军事领导者、(与官僚或诸外国势力间的)中介者这三种身分于一身”，这个特征也同样适用于努尔哈赤和其他女真首领们。这三种身分的兼具，对于在多民族杂居的边境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以扩大势力的领导者们是缺一不可的。如果我们放宽视野,这三种身分特征与东南亚史研究者Anthony Reid所指出的十六、十七世纪东南亚新兴国家的特点——商业性、军事性、多民族性———颇为一致。据Reid所言,该时期商业热潮中成长的国家(Reid称这些国家为“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states”)——岛屿部有Aceh、Banten、Maksasar等,大陆部有缅甸的Toungoo朝、泰国的Ayutthaya朝等——都有如下的性质:(1)以港口城市为首都,把领土内的特产品集中于首都，国王强制管理海外贸易,以贸易利益为政府的主要财源。(2)引进欧洲的新式军事技术,雇用外国人作为国王直属的佣兵或专门官僚。(3)把财源与军事力量集中于宫廷,国王进行绝对主义式的统治[Reid1993]。
日本也可以说是该时期丛生的新兴国家之一。十六世纪后半叶统一日本列岛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军事政权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对海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和政权内部的多民族性格等这些特征虽然不如东南亚“绝对主义国家”那么明显，但日本的军事政权也都重视海外贸易，积极接受新的军事技术，强力统制其他大名来促进中央集权化。当时的日本也置身于东亚海域的商业热潮之中，因此日本新兴政权与东南亚、中国边境诸势力具有共同特征，并不是一偶然现象。
从成立的环境来看，这些势力可以说是从十六、十七世纪东亚与东南亚商业热潮这同一个母体中所诞生的亲兄弟。但在十七世纪中叶，随着贸易热潮的衰退,这些势力的一部分被淘汰，另一部分克服危机而确立其支配。在中国大陆，入关的清朝占领了全国领土，1683年台湾的郑氏投降，清朝巩固了支配的根基。在日本，1603年成立的德川幕府成功地控制其他大名，透过1630年代的“锁国”与80年代的贸易限制的强化，建立了独自的支配体制。在东南亚岛屿部，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的新兴国家无法抵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攻势而被纳于其支配之下。在大陆部,越南、泰国、缅甸等当地政权却仍然强大，巩固了对内陆的支配。
综上所述，在十六世纪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势力中，过度依靠海外贸易的势力面临十七世纪的不景气而丧失了力量。与此相反,能够转换为以土地为基础的国家的势力才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从而构成了此后的东亚、东南亚世界。朝鲜王朝在十六、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情况与明朝相似，夹处于北方的女真(清朝)与南方的日本这两大新兴势力之间，只能维持守势，但由于朝鲜不依靠海外贸易，因此能在十七世纪的淘汰漩涡中生存下来，于十七世纪以后的东亚中占据重要位置。
以下以清朝为中心，探讨十七世纪以后独自体制确立的各个东亚国家如何解答“后十六世纪”的共同问题。
三、清朝国家的民族问题
在日本的清史学界，从“中国史”的角度以汉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与从“满洲史”的角度用满文史料来研究的学者群，一直存在着不易融合的两类研究潮流。但根据少壮派满洲史研究者杉山清彦的论述，现在渐渐出现了克服这种分离的动向[杉山2001ｂ]。在美国也出现了开展新的清朝国家论的动向，对清朝国家的“满洲性格(Ｍanchuness)”进行再评价[Rawski 1996]。
Ｍark Elliott指出，19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满洲研究复兴，与二十世纪末风靡整个历史学界的方法上的反思这一潮流有关，亦即对过去被特权化的历史记述提出疑问，进行再思考[Elliott2001:32]。对于清朝为什么能够统治中国长达二百数十年之久这个问题，过去被学界共同承认的是：满洲人为先进的中国文化所同化的结果这一“汉化学派(Sinicization School)”的解答。为了“解构”这种基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国(汉族)中心的历史观，新的满洲史研究(所谓的“阿尔泰学派”)使用满文史料，强调清朝国家的满洲性格，主张没有完全被汉族同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清朝统治成功的关键。这种动向可以说与上述日本东亚地区论中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评一致。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在强调满洲性格的美国新研究潮流中，所谓的满洲民族并不被认为是客观的实体，而是作为被构成的论述的文本来加以探讨[Crossley 1999; Elliott2001:16-17]。
美国学界中所谓的“汉化学派”与“阿尔泰学派”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清朝国家性质的对立。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东亚世界，“华夷”论与政权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可说是十七、十八世纪东亚近世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被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成为中国的主人，这不仅是清朝内部的问题，也导致整个东亚华夷观的多元化。这里所谓的“多元化”有多重意义，第一、“华”已经不是汉人或中国的专有之物，东亚许多国家也产生了“华”的自我意识。第二、判别“华”、“夷”的理论呈现多样化，一个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理论互相对立。在这种多样化的潮流中，各个政权或各个集团按照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例如在朝鲜，大多数知识人蔑视夷狄支配下的清朝，为了成为“小中华”，认真学习正统儒学，凡事都严格遵守中华风俗礼仪[郑1998;山内2003]，因此儒教的正统教学和朱子家礼甚至普及到地方农村。在日本德川幕府也描绘了以日本为中心、包括周边地域的一种国际秩序(学者所谓的“日本型华夷秩序”[Toby 1984;荒野1987]),但支撑这个秩序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与朝鲜相同的儒教道德和学问，而是与中华的文、礼相反的“武威”与“神国”意识。
该时期的东亚华夷观念的新展开，一方面导致了华夷思考的“机能性概念”化，亦即所谓的“华”，并不是中国或汉人这样特定地域或民族所固有的性质，而是采取普遍主义的立场——任何地域、任何民族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就都可以成为“华”。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就是以这样的机能性的华夷意识为前提而成立的。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强调自己民族固有的独自特质，比如勇敢或朴素，来试图巩固国家认同。日本的“武威”、“神国”意识以及强调日本人纯洁朴素的心态的“国学”等，可说是这个面向的例子。
在清朝,上述两个面向结合在一起出现。关于清朝的民族认同，从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本书的目的在于反驳汉人下层知识人曾静视清朝为夷狄的反清观点，而宣传清朝支配的正统性。在本书里，雍正皇帝主张“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曾静书中有“夷狄异类,詈如禽兽”之语，但皇帝说，曾静才是蜂蚁不若之异类。那么，人与禽兽蜂蚁之间的不同到底在哪里?据皇帝说，人和禽兽之别在于是否能体会“尊君亲上，慎守法度，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宁静之风”这种人类最普遍的基本道德，而不在于儒教的学问或衣食住行等具体的文化习惯之中。在这里，皇帝利用儒教的普遍主义理论来向汉人知识分子宣扬清朝的正当性。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是“机能性”华夷观的一种最极端的类型。但另一方面，正如Elliott所强调的，清朝决不放弃强调武艺和质朴生活的“满洲之道”[Elliott2001]。
在清朝的论理中，这两者不是互相抵触的。因为贯彻机能性华夷观的结果，满洲固有的武艺和风俗习惯，与“尊君亲上”等基本道德是在一致的范围内，不会被视为是应该否定的落后性或野蛮性，儒教的普遍主义和固有的民族认同两者，在这种论理框架中可以和平共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包含多样文化习惯的多民族国家的开放性理念。与此相反，朝鲜、日本等对抗清朝，强化单一民族的认同与自尊感，与清朝的方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清朝、朝鲜和日本所面临问题的共同性。即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东亚地区，中国周边的民族都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利用华夷思想，以寻求自己政权的正当化，清朝也在这个共同潮流之中。结合“华夷一家”、“中外不分”的普遍主义和强调“满洲之道”的民族认同的清朝的独特对应，也可以说是对“后十六世纪”共同问题提出的一个答案。对于近世东亚的中华意识或民族认同的问题，不仅是透过各个国家分别研究的一国史研究，而且要透过广阔范围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尝试幸而已经开始，希望将来东亚的比较研究能越趋发展,获得卓越的成就[暤1996;朴忠锡等编2001]。
四、清朝国家的社会编制
在清朝的支配体制中具有浓厚的“一君万民”色彩，即不允许特权集团的存在，要把全体人民都直接统合于皇帝的支配之下。雍正皇帝统治时期的各种政策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雍正皇帝极力批评满洲人、汉人双方的支配集团中特权主义与结党成私的习惯，明确地提出不论出身、只要有才干就可以晋升的理念。实行“豁除贱籍”，给予前代以来被歧视的贱民集团“改业为良”的机会，也是雍正皇帝这一系列政策之一[岸本2002]。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说清代是打破固定身分、促进阶层间流动的一个时代。如果从特权集团的消灭和皇帝权力强化的角度来看上述动向的话，清代也可以说是自宋代以来一直发达的君主独裁制度达到顶点的时代。称雍正皇帝为“中国独裁政治的最后的完成者”[宫崎1950:3]，也不是无所根据的。
十七世纪日本透过丰臣秀吉的“刀狩(没收武器)”、“兵农分离”、“检地(丈量)”等政策，所形成的社会体制与此适成鲜明对比。各个“家”被认为是世袭的“家业”,大名的家、武士的家、农民的家、商人的家，都有固定的职业，原则上无法改变。当时日本人认为：与“郡县”特色鲜明的中国不同，日本是一种“封建”社会。福泽谕吉曾描写德川时代的故乡中津(现在的大分县中津市)的情况如下:“如同整整齐齐将东西装入箱中般地,秩序被建立起来，经过几百年一动也不动的样子(中略)，祖先代代之中，为家老(高级武士)者是家老，为足轻(下级武士)者是足轻，夹在其中者也是同样，经过几年连一点变化也没有”(《福翁自传》)。
该时期的朝鲜与日本不同，在法制上没有被固定化的世袭身分制度,但是朝鲜时代的身分制度与清朝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关于两班(士族)来说，一个人是否属于两班，不是依据通过科举等认定的个人能力来决定，而是出生于两班之家这个事实本身,成了社会认知其为特权阶层的资格。那么一个家是否属于两班,又如何决定?其实两班的标准十分暧昧,综合祖先曾任官僚或学者的地位、合族世居、儒教式生活方式(学问、礼仪等)等各种标识,在地方社会上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名望,就是两班的标准。这样的暧昧性本身,可以说孕育出了朝鲜两班以严格遵守儒教的规范来维持格调,试图取得社会认同的特有努力。
如上所述,清朝的社会编制与日本、朝鲜比较起来,可说是流动性颇高的竞争社会。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清朝支配体制的上层存在着八旗这一独特的世袭身分集团。清朝的“独裁政治”与八旗有甚么关系?有关初期八旗制度的最近的研究强调，八旗的金字塔式组织实际上以氏族关系、通婚关系等长期的人际关系为基础而编制成的([杉山1998]等)。杉山清彦认为，“一族分封与以其进行分层支配的国家结构，以及约束其内部的主从关系的原则，与属人主义的编制原理”是中央欧亚大陆诸国家共有的原理，因而提倡从这样的角度来阐明八旗的性质[杉山2001ｃ]。
杉山基于严密的考证，把八旗的属人编制原理视为中央欧亚大陆的特征，说服力颇强。但另一方面来说，八旗的这种性质也可以作为明末边境新兴政权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做一番比较。李成梁等北边的军阀也好，郑芝龙等海上军阀也好，或者日本的织田、丰臣政权也好，这些军事政权本来没有井然有序的统治组织。任何势力在创立初期，杂乱地包含着各式各样的战斗集团,比如自家培养的家兵、通过血缘或通婚而结合的诸集团、战争中联合或投降的其他集团等等。Wills指出，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上军阀的共同特征是，“经过正当化的持续性政治制度没有出现，反倒是在海上追求利益和权力的集团形成，其往往依靠领导者的个人力量，亦即能把海军的指导能力和商业上的结合关系，以及与官僚、外国人关系的中介才能集于一身的领导人物的力量”[Wills1979:210]。Wills认为，该时期海上势力之所以无法建立坚固国家的原因正在这里。换言之，这些势力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把个人的、非制度性的领导权转换为持续的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上。
战斗中培养出的忠诚人格以及血缘、姻戚关系是支撑军事政权的十分重要的基础，但是这些关系毕竟基于私人感情。伴随着政权规模的扩大，透过这种主从关系或血缘、姻戚关系而结合的集团，可能对君主权力加以牵制，也可能阻碍秩序井然的集权制度的成立，甚至导致政权的解体。这些军事政权一方面要维持直属于君主的近卫军，另一方面要强力地控制其他集团，并且对集团的内部组织加以重新整顿，这两方面的尝试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中也得到验证。
日本幕藩体制的国家秩序是继承战国时代国家制度的“复合国家秩序”(水林1987:279)。在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的统一过程中，各个大名维持着自己的家臣集团和军队来服从统一政权，所以统一国家成立以后的国家秩序也以诸大名统治的领地为单位而编成。但是幕府对诸大名具有颇强的控制力，有时甚至没收或变更大名的领地。同时，在幕府和各个大名的家臣集团中逐渐形成了官僚式支配组织。如此一来，日本德川时代的国家制度是以战国时代以来的军事集团为单位而编成的，同时，在这种复合式国家秩序中逐渐进行集权化和官僚制度化。
与此相比，清朝的国家制度在整体上呈现一种集权的官僚制国家的形式，由于清朝入关以后继承了明朝庞大的官僚机构。因此清朝在建国过程中拥有的作为复合性战斗集团的性质，在入关以后只不过作为统治机构的一部分而被保存，就是八旗和三藩。三藩覆灭以后，八旗一直保存到清末，而如何维持作为战斗集团的八旗的结合力和忠诚心，以及如何控制并整顿八旗的组织，这双重课题也一直持续到清末。八旗组织的复杂性对满洲史研究者是一个难题[柳泽2001;杉山2001ｂ]，但八旗的复杂性与清朝为政者所面临的难题——即怎样把非制度性的战斗集团整顿起来、统合于以皇帝为中心的帝国秩序之下这个课题有关。
清朝统治机构的以上特色，与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王朝的统治机构具有共通点，从这点来说，把辽、金等王朝和清朝进行比较是十分重要的。但在此同时，“东亚近世国家”之间的共时性比较也可能为我们开辟新的眼界。近世东亚诸国的独自统治体制，比如把科举官僚制度和八旗制度结合起来的清朝体制，以及诸大名在幕府控制下统治自己领地的日本幕藩体制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后十六世纪”共同问题的不同解答。因为，动乱中出现的战斗集团的统合与秩序化，正是当时东亚诸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五、清朝经济的特征
岩井茂树在关于明末北边社会的论文([岩井1996])结论中指出:“十六、十七世纪辽东的满洲国家的出现是，除非这个时代才能出现的边境人的政治性集结的结果。而由于代表边境人利益的这个国家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人，所以长城和边墙这些境界被废除,曾为时代焦点的边境的暴力问题也得以解决。这些事情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由于这些情况，白银或人口、物品流动激烈的动荡时代才能够成功地步上稳定轨道。”与前面所引用的三田村泰助的“白银的洗礼”论相同，重视清朝从边境政权以来一直拥有的商业利润追求的合理性的看法，在现在的日本学界渐渐得到支持。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受异民族清朝的抑制而挫折的主张，在过去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是一个有力的观点(如[尚钺1956])，但是现在的中国学界中这种主张似乎很少。欧美学界也正在努力建立取代欧洲中心主义的新的世界史观，例如以Pomeranz为代表的所谓California School,强调清代经济的自由与先进性,得到了不少支持[Pomeranz2000]。
当然,这样的自由性并不是清朝独创的。比如明末的赋役改革(关于二次大战后日本学界对明代赋役政策的研究，参考[谷口1998:355-385]),明朝为了适应商业化，已经开始摸索更具弹性的经济制度。清朝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在它的延长线上。那么，我们应该从甚么角度来研究从明末到清初的经济发展呢?那是与王朝交替无关的“中国”经济的直线性发展吗?还是清朝与明代的经济体系有不同的基本性质吗?有趣的问题不仅仅是用“自由程度”、“开放程度”等直线式尺度来衡量清朝经济的发展程度，而是从近世国家共同面临的经济秩序的重建，这一课题的角度来仔细分析清朝所作出的独特解答。
十七世纪以后东亚、东南亚新兴国家所面临的经济课题不是单纯的自由化、开放化，而是解决十六—十七世纪经济动向所带来的难题，以重建稳定的经济秩序。那么，在这里所谓的难题又是什么呢?一方面，该时期的商业热潮透过边境的战争与军阀的成长威胁了国家的统合，另一方面，十七世纪中期国际商业趋于萧条的动向(有些学者称它为东亚、东南亚的“十七世纪全般危机”。有关的讨论参考[Atwell 1986;Reid1990])当中，过度依靠商业的国家走向没落的命运。因此，度过这个难关的国家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控制广域商业的盛衰起伏而把其利益与国内经济的稳定与繁荣顺利地结合。
各国对这个课题的回答有若干的共通之处。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可以说是东亚诸国断然实行重大赋役改革并努力进行财政整顿的时代。在中国,从明末张居正的全国土地丈量和一条鞭法为首的大规模改革，到雍正时期的摊丁入地等告一段落。在朝鲜，十六世纪末倭乱之后，重新实行量田，并实施大同法等赋役改革。在日本，以丰臣秀吉的“太合检地”为代表的土地调查和“石高”制度(以“石”为单位的全国性赋役制度)，为德川时代的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尽管有上述共通之处，各个国家的回答仍有独自的特征，特别是清代中国和德川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
清朝入关以后，为封锁东南的郑氏势力而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但1683年郑氏投降之后，海禁解除，此后除了治安上的限制之外，对外贸易大致没有采取限制政策。结果，随着白银流入，十八世纪清朝经济显现出繁荣景象，贸易额和物价人口等各方面经济数值持续上升[岸本1997]。山田贤指出，清代经济体系的特点在于“藉由景气热络所带来的边境活跃化这个途径，来解决景气热络所形成的人口压力增大等不安定因素——这种循环性的膨胀”[山田1998]。在此山田所讲的“边境”，指的不是以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明末型“边境”，而是以商业性农业为特色的新开发的“边境”，比如长江上游的山地或台湾。清朝不同于明朝，成功地控制了北边或东南沿海的贸易，而得以将贸易的利益与国内经济的发展相结合。但正因如此，经济膨胀所引起的生存竞争，这个不稳定因素不得不被转嫁于内部边境，导致了嘉庆白莲教乱等大规模叛乱。
与清朝的情况不同，该时期日本的贸易额、人口、物价等经济指针都呈现长期停滞。德川幕府透过1630年代的所谓“锁国令”和1680年代的“贞享令”等力图限制民间贸易，同时对于土地的买卖和人口流动也比清朝限制更严，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的衰退和生活的艰难化。清朝的“膨胀型”经济体系暗藏着碰上破坏环境或资源不足等障壁，冒着导致社会不安的危险，与此相较，日本的体系以一国为单位，能够维持相当稳定的均衡，可以称为“稳定型”体系。最近一些经济史研究者指出，作为长期持续的经济循环系统的日本德川时代的经济体系，如从保持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看，就可说是相当优秀的体系[鬼头2002]。
在十八世纪的朝鲜，对土地买卖和身分流动的限制不如日本严格，因此人口也出现了持续性的增大，尽管其速度比清朝缓慢[宫1994]，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朝鲜的经济体系处于清朝和日本这两端的中间。但如贡人等特权商人的活动所示，该时期朝鲜经济中国家部门所占比率之高，可被认为是朝鲜独自的特色[须川1994;金2001]。
清代经济的开放与自由这个观点，在现在的日本学界得到广泛承认，但与其说这是结论，不如说是研究的出发点。早在1940年代,有些学者注意到传统中国商业经济中政府的限制颇少，民间经济活动相当自由，但他们同时也主张，这样的放任型经济往往带来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中国的民间经济为了克服这种不稳定起见，私人性的经济网络因而发达以保障个人的利益，这才是传统中国经济的特色[柏1947-8;村松1949]。足立启二的近著所强调的，也是中国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足立1998]。把“过度自由”视为清朝经济问题所在的研究者，在战后日本学界为数不少。从这一点来看，有趣的问题不仅仅是清朝经济的开放与自由，而应该是“清朝人如何试图克服经济的过度开放与过度自由?”这个问题。
例如，山本进指出清代前期至中期是地域市场圈成长的时代，分别以湖北、四川、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几个地域市场圈，以对抗全国性市场而获得其自立性[山本2002]。山本认为，这些地域市场圈在其内部包括手工业和粮食生产的分工关系，可以说是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山本将清代的上述动向比拟为近世欧洲的历史趋势，亦即国民经济侵蚀着世界规模的商业关系而趋于成立的动向[山本2002:18-19]。
与此不同，黑田明伸认为地域市场与广域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分离的并存，而未必是对抗。黑田在他的研究开头提出的问题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展开自由的市场经济，但为甚么在十六世纪以后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他把原因归于货币流通方式中所显现的市场结构的特征。在近世世界中，广域经济中使用的金、银等“地域间结算通货”，以及地方经济的范围内使用的铜货等“现地通货”并行流通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在欧洲，政府保障地域间结算通货与现地通货之间的互换性，因此地方经济顺利地被统合于全国性经济圈之中。与此相反，清朝政府为了减少广域经济的波动对地方经济引起的恶性影响起见，限制现地通货(铜钱)与地域间结算通货(银)之间的互换性，试图把广域经济与地方经济分开出来。结果，尽管开放性的广域经济十分活跃，地方经济无法与广域经济形成有机性的结合，因此中国国民经济的成立不得不落后于欧洲[黑田1994]。
黑田的观点可说尚未得到全学界的认同，但他的研究的意义在于从市场结构的特征这个角度，来试图合理地解释清代商业经济的活跃和国民经济形成的落后这两个乍看矛盾的现象。我们讨论近世国家的经济体系性质时，不能用单纯的尺度——比如自由、开放等——来测量其先进性或落后性。清朝也好，朝鲜王朝也好，德川日本也好，基于其十六─十七世纪的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广域经济的优点与危险，从而决定自己的策略。这种经济方面的策略，也是“后十六世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结语
“后十六世纪问题”的三个内容，亦即怎样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的多样性问题?怎样统治动乱中形成的社会集团而建立统一的政治制度?怎样控制国际商业而实现既稳定又繁荣的国内经济?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东亚范围内的共同问题，而可以说是全世界近世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众所周知，清朝的政治、经济制度予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以很大的启发与冲击，之所以如此，不外是该时期东亚和欧洲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某种共通之处。
那么，到底清朝对“十六世纪问题”的解答是否正确?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是与“近代是什么?”这个大问题密切相关。如果我们认为欧洲所经历的道路才是“近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的话，清朝的解答可说是一半正确、一半错误。但在十七─十八世纪,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解答。
直到如今，我们也未必知道正确的解答，因为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后十六世纪问题”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即是怎样处理国内族群来建设既安定又公平的国家?怎样调整国家与民间团体的关系?怎样应付全球化经济而实现繁荣的国家经济?从这些观点来回顾后十六世纪的世界，各个国家从试行错误中提炼出来的独自解答，仍然值得仔细玩味与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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