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中国之行：这个国家可以“给你一切”

（摘自《毛姆传》）
对毛姆来说，中国是个令人陶醉的地方，后来他公开表示这个国家可以“给你一切”。
他来访的那段时间，中国正处于动荡之中。1912年推翻帝制后，大部分国土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一种近乎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和一心想要现代化和改革的学生运动之间产生了深层分裂。风雨飘摇中，名不副实的北京政府虽然在国外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各大强国也在此设立了大使馆，但在国内却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这是毛姆第一次到一个不会说当地语言的国家，离开大城市基本上要靠翻译，但他并不在乎这种束缚，因为他的兴趣在英国侨民身上，他关注的是背井离乡生活在中国社会环境下的西方人。和以前在波利尼西亚一样，毛姆遇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医生、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和他们太太的生活是他观察的对象。他的笔记本里写满了他们的故事：领事、大班、恨嫁的老处女、讨厌本职工作的传教士、想家想疯了的英美烟草公司代理商，还有来自法国南部生活在白墙修道院内思念家人的圣洁女院长。
当然也有例外，但为数不多，他跟一个中国人见面聊过，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的儒家学者，退隐多年，梳着一条灰白的辫子，有一口变了色的牙。他曾是皇太后的某个大总督的秘书，在牛津大学和柏林大学读过书，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为人还算随和。一番恭维后，他开始大谈历史和哲学，还热情地谈起中西关系。“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他大声训斥这个稍显惊愕的客人，“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天赋的民族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剩下什么优势呢？”（毛姆把这位老学者的慷慨陈词记在本子上，并原封不动地用在1922年的戏剧《苏伊士之东》里的李泰成身上。）
尽管在中国旅行很麻烦，也很缓慢，但毛姆和哈克斯顿还是走了很远的路，他们身后有一队戴着大草帽、穿着蓝衣衫的苦力们用扁担挑着他们的行李。他们体验了各种交通工具，坐过轿子，骑过小马。有一次他们连续走了几天，晚上住在乡下破陋的客栈里，有时甚至睡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他们乘坐的舢板沿长江行了一千五百英里到达成都，日落时分，从带雉堞的城墙上甚至可以望见西藏的雪山。乡下的美景，翡翠绿的稻田，路边优雅的竹林都令毛姆着迷。还有宽阔的平原，狭隘的山道，窄窄的运河，宝塔和寺庙，带飞檐的农舍和村落。脑子里一有新想法，毛姆就立刻写在纸上，经常是在移动过程中匆匆记下，比如坐在滑竿上或在一条顺流而下的舢板上。
一路上，他们参观过圣祠和庙宇，去茶室和大烟馆坐过，见过农夫拉着行动迟缓的水牛犁地，见过小脚女人在路上摇摇晃晃地走。夜晚他们看见好几条舢板，帆在月光下如幽灵一般。一次，他们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看到一群蒙古部落的男人穿着黑色的绸衣绸裤，脚上登着翘头的靴子。他们也不是总能看到那么如画的风景。有一次，他们来到山坡上的墓地，看到一座可怕的小塔，那是中国人丢弃女婴的风俗证明。毛姆写道：
塔边胡乱丢弃了许多只破篮筐。我绕了一圈，看到一边有十八乘八英寸那么大一个长方形的洞，洞口垂下一条粗绳子，洞里散发出一股奇怪的恶心气味……这是一座婴儿塔，那些篮筐是装婴儿用的，拽着那条绳子就能轻轻地放下去，那个气味就是来自腐烂的尸体。我站在那里，一个活泼的小男孩向我走过来，告诉我那天上午就送来了四个婴儿。
中国的农村和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大都市之间有天壤之别。毛姆和哈克斯顿停靠的第一站是香港，这里明显具有英国风格，干净、高效，让人想家。这里有俱乐部、赛马场、网球场，铺着印花棉布的舒服的客厅。六点整，穿白衣的仆人会端上鸡尾酒和橄榄。上海则是一个商业气息浓重的大都市，别有一番风味。大银行和商铺设在外滩，街上车水马龙，繁忙的夜生活围绕着餐馆和夜总会展开，经营者大多是从近来发生革命的俄国逃出来的白俄。这里和其他大都市一样，各种性趣味都可以得到满足，著名的男妓院尤其受欧洲人的欢迎。
古城墙围绕着的北京则是另一个世界。“真是一次丰富灵魂的经历，”毛姆作证，“（北京是）世界上安度余生最惬意的城市之一。”这里城中有城，紫禁城、皇城、中国城都被厚实的城墙围绕，城里有庙、宫殿、湖、花园、塔和兔窝式的居民区。每条宽阔的林荫道都被一大片小胡同围绕，一个门洞会通向一系列芬芳别致的庭院，或者散发着垃圾臭味的拥挤大杂院。在这里，下水道是稀有的奢侈品，街上到处是明沟，每天早上会有人把粪便运到城外做肥料。正如毛姆所言，“令人作呕的恶臭”扑面而来。和喧闹的上海不一样，这里的机动车很少，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黄包车，充气轮胎很安静，车夫脚上穿的也是软布鞋。大部分外国人住在公使馆里，那里有俱乐部和一两个欧式风格的宾馆。侨民有丰富的社交生活：骑马，在西山野餐，舞会、午餐会，还有外交晚宴。作为贵客，毛姆自然接到了邀请，他们的浮华和礼节都被毛姆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更合他口味的是在城里畅通无阻地漫步，逛市场，看玉器和金器，观察人群——女人，孩子，还有提笼架鸟的老人。
回家前不久，毛姆给他的经纪人戈尔丁•布莱特写信道：“不管怎么说，我搜集了很多资料（除了玩儿得很开心之外）。”他用他提到的这些资料写出了三部作品：一部戏，《苏伊士之东》；一本小说，《面纱》；还有一本游记，《在中国屏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