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雨梧桐梦故园
晴好的日子,适合整装待发,去远行,去追逐。而落雨的阴天呢,却仿佛是专为回忆而安排的,一盏粗茶,一张摇椅,任窗外雨打梧桐,声如老琴,往事的旧电影,就这样拉拉杂杂、人事混沌地徐徐上映……
务过农的人都知道,在乡下,人们干活和歇息的时间是由老天爷来安排的。老天爷不会忍心让农民们终日劳作于山间田地,于是时不时地就会下一场雨。雨丝像水晶帘子,垂在乡下家家户户的大门口,让门里的耕夫与农妇,只好放下沾满泥巴的锄头与镰刀,回身来安闲地整理一下屋子,拾掇拾掇家什。
所以,小时候,我是喜欢下雨的,仿佛一整个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在陪我度假呢。
小山村周围,万壑千峰,林木参差,雨落下来,像千万只手指拨弄着千万根琴弦,四下里响起风吹雨打枝叶摇落的音乐。云层低下来,天光暗下来,水气一层层从山间林地浮上来,村居的人们,就在这水气烟幕中,悠悠地享受起老天爷安排的假期来。
公社时期,村里有几间公房,后来辟作小学。小学停办后,最西边一间屋子做了磨坊,最东边的两间屋子拨给村里的一位五保户汤爷爷居住使用。汤爷爷大约比外公年轻几岁,没有娶过亲,在他老母亲去世以后,他成为村子里比较孤单的人,当然也是非常自由的人。由于汤爷爷没有家累,更没有老婆的唠叨,于是,村中男人雨天里的娱乐节目,就常常以他为主角,围绕公社里的那两间老房子,热闹展开了。
通常是公房背后坎上的张伯伯最先出动,端一盅老茶,或者一海碗边走边吃的饭,从他家的坎上走下来,站在汤爷爷的房后低声而坚定地喊:“老汤——老汤——汤大爷——汤老表……”他也不提高嗓门,也不改变语气,不管汤爷爷是在收拾屋子还是已经在床上睡起了回笼觉,总之要笃定地喊到耳朵有些背的汤爷爷扯起嗓子答道:“做啥子?”
能做什么呢?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高皇帝远的小山村,男人们在农闲时的保留节目当然就是打纸牌啰。至于张伯伯为什么不敢在汤爷爷房后高声招呼呢?因为打牌终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作为活动的发起者,还是低调一些较为妥当。否则,无论到时候谁成了输家,又或者谁因为打牌耽误了正事被婆娘训斥,难免发起者都有成为出气筒之虞。
汤爷爷徐徐地从屋子里应了声,这懒洋洋的一声可是至关重要的,它提示着当日的牌局基本确定。这时,胸有成竹的张伯伯就继续撺掇伙计,早些年,隔壁他的亲大哥大张伯伯,或者我的爸爸,我的外公,都是此项活动的十佳搭档。不出半个小时,汤爷爷那间昏暗杂乱但暖烘烘的屋子里,就摆好了桌凳,洗好了长牌。
我一直不懂得长牌的游戏规则,什么“臭九”、“长三”。但是,当雨天里的村落大半家庭的顶梁柱都去摆弄长牌了,村子才显得更进一步地进入到休闲状态,所以我觉得长牌也是个好东西。这时候,无论年长或者年轻的主妇,都轻松下来。在汤爷爷还身强力壮的那些年里,村子里的妇人还没有学会麻将。不会打麻将的山村主妇,在她们的男人都聚精会神地加入了牌局后,也就理所当然的,关好了鸡猪牛狗,打一把旧伞或是戴一顶草帽,像多年以后风靡中国的美剧《绝望主妇》里的Susan和bree那般,拎着什么篮子或者布包,走进了对门或者贴隔壁的邻居家里,拉开了胡琴一样咿咿呀呀、断断续续的家常。
喜欢来我们家的妇人,有隔壁的周婆婆和张伯伯的老婆李孃。我是这样欢喜雨天呵,外婆难得放下她那繁杂的活儿,靠着堂屋里的八仙桌坐下,喝一口草药茶。我紧紧挨她坐着,仿佛为了压住长板凳,生怕她一时想起了什么没有干完的活儿,又要起身。外婆边喝茶,边习惯性地从雨声中辨认着什么声音。李孃说话的声音很大,像“凤辣子”一样,经常是人还没到,动静就来了。周婆婆就在我们隔壁,两户人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路。所以,每次都是李孃先到,周婆婆听到声音,才忙不迭地放下手头活计,打开她家后门冒雨来到我家里。外婆让我搬板凳请她们坐。板凳是一直摆在那里的,为什么客来了非得搬一下呢?山野人家,乡邻串门不兴奉茶,搬一下板凳,以示殷勤欢迎。
我靠在外婆身上,听她们聊天。谁家地里的庄稼长成什么样了,草薅了几次,肥上了几次,今年跟往年比有什么不同;谁家的猪不吃伙食了,是不是该请兽医看看或者干脆宰了吃肉;谁家昨天焖了什么饭,今早吃起来味道仍然不错;谁家前两天去了山外的场镇,发现猪肉涨了多少,米价菜价又跌了多少;谁家昨天两夫妻为什么事呕了气斗了嘴,晚上谁也没理谁……一年之中,有多少个雨天,她们就会把这些话题重复梳理多少遍,倒极似后来公司里的月度例会,主题不变,内容翻新。可不是,那时我就主动司起了会议记录的职责,支起耳朵专注地倾听会场一切声音,谁发言我的眼睛就落在谁的脸上,脑海里不断分析处理这些信息。我不会忘记,那些晴天里热汗淋漓忙碌焦虑的面庞,在绵密优美的雨声中,都恢复了本来的宁静柔和,连皱纹弯曲的弧度都是细腻美丽的。
外婆的话要少一些,年纪大了,经历多了,对一些话题已经提不起热烈讨论的兴致了吧。她微笑地倾听着客人们的发言,不时回应以中肯的点评,并任由我坐在她的腿上,爬在她的背上,又或者吊在她的脖子上,像一只在老树上嬉戏的顽皮猴子。窗外的雨声依然,院坝里溅起一尺多高的雨脚,房檐上挂起一溜儿珠帘,老黄狗躺在门槛外豆架下干燥的窝里,用前爪一下又一下地挠着脖子上的虱子……
二十多年后,我读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看她写母亲弃她姐弟留了洋,父亲抛家与小妾单住,她只好与保姆何干相依为命,在每个盛夏的傍晚跟在何干的身畔去佣人居住的后院听大家聊天,我脑海里一刹那想起到了幼时家园里雨天的场景,外婆的堂屋里坐着三五邻居,湿漉漉的日子漫长得像永远不会结束的文艺电影……无父无母无所依傍,一样不妨碍张爱玲又或者我,好奇地睁大双眼洗净双耳观察世界,所以她说,“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童年的痛是钝痛,但欢喜却是贴心贴肝、透心入肺的真欢喜。
谈天说地,是干坐着,只动嘴不动手的娱乐,这样的活动对于习惯操劳的村妇来说,多少有些觉得对不起光阴。所以,有时她们的竹篮布袋里就带着活计,或者聊着聊着,像想起了什么,回家去取了活计再来继续。她们的活计是什么呢?织毛线。给男人织件毛衣,给老人织条毛裤,给孩子织件小背心。织平针,织麻花针,织菱花针,织各种说不出来名字的针……总之在她们热切交流近来所见所历所感时,得同时翻来覆去在丝丝缕缕中有节律地运动着手指。按照这些婶婶婆婆们的纺织速度,一个雨天就能轻松织完半斤八两的毛线。然而,那时候的毛线是很高档的商品,山村里的乡亲们在田地里劳动,刨出一年的吃喝没有问题,但要拿农产品去交换昂贵的工业产品,就显然不胜其难了。因此,一来为了全家老小穿得暖和舒适,二来大约为了在农闲时分给自己的生活增加点情趣,村妇们总是想方设法要寻觅棒针编织的材料。最简单的,把家人穿不了或者穿烂了的旧毛衣旧毛裤悉心拆开来,还原成毛线。由于经过编织的毛线拆开是弯曲的,像被烫成小卷的头发,所以,它们需要用开水煮一煮,挂起来晾干,才会重新变直。人们把晾干变直的旧毛线再卷成小卷收集起来,等到要给家人编织衣物时,把这些旧毛线根据粗细分类,再配色,最后选定一件衣物的用料,开始编织。
外婆并不会织毛衣。她说,年轻时,整天忙着赶工分,没有心思学这些手艺。等包产到户,十几年的生儿育女沧海桑田,早已不再有兴趣去学习新东西了。不过,外婆数次向我强调,母亲是长于棒针编织的,且她心思细腻,手法灵巧,织出的花样常常被四邻拿去当样板研究学习。外婆曾翻出她身上的毛衣给我看,哪件是母亲练手织的,哪件是织得最好的。我依稀记得,十几岁时,父亲都还有件菱形格子的旧毛衣说是母亲当年织的。外婆有一只百宝箱,里面用纸包着几个苹果大的线团,线是新的,有鹅黄,有苹果绿,有晚霞紫,芬芳扑鼻。外婆说,那是母亲当年织毛衣剩下的。六七岁时我跟李孃学着用棒针织袜子织围巾,曾向外婆提出想用母亲留下的毛线来编织。外婆不允许,说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纪念,要好好珍藏。
不会织毛衣,但外婆并不会闲着双手。乡下人家,每家每户都有一样藏在房里不起眼但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什——片兜儿。那是一只竹篮子,竹篮子里放着剪刀、针线、顶针、软尺,纽扣、拉链以及大量新旧布片。谁家过日子还没个衣服破了,纽扣掉了的问题呢?而这套设备,正是专为解决此类麻烦应运而生的。乡下人本身俭朴,自家种的黄瓜豆角,都不舍得图个鲜嫩过早采食,硬是要等到黄瓜的刺儿掉光了长大了,豆角的籽儿圆满了豆荚饱满了,才算修成正果,变成桌上安心的一道菜。且衣帽鞋袜是工业产品,无论用玉米土豆或者芍药杜仲去交换,都是“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心酸买卖,所以更需爱惜省俭,缝缝补补。
一件衣物在服役过程中,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破线缝了,两片布之间的连接处走了线。这是最简单的缝补活儿,穿一根针,照着原来的针脚几下连缀,衣服就又严丝合缝了,我从小就会。不过,随着服役时间的加长,衣服的肩头处和肘弯处,裤子的后臀处和膝盖处,就都渐渐被磨破了。磨破肩头的问题在当今看来似乎已不太能够理解,其实,是因为农人经常用肩挑扛各种重物,肩头自然是最易磨损的部位。缝补这样的衣物,就不单单是穿针引线的工作了。衣物破损的部位需要重新垫一块布,再将这块布用相对整齐的针脚缝补好,使它穿起来起码不能出现局部变形缩小的效果,也不能皱皱巴巴,这是需要一定手艺的。此时,主妇的好手艺和一只蕴藏丰富的片兜儿,便都派上用场了。
片兜儿里的“片”字,就是“布片”的简称。布片是哪里来的呢?那个年代成衣商店很少,人们一年四季的穿戴都习惯去布店里买布,再拿到裁缝店去量体裁衣。新衣服做好了,剩下的边角料,裁缝会还给顾客,为日后顾客缝补衣服所用。当然,谁家的片兜儿里都不会全是这样的新布片,因为大家做新衣服的次数毕竟极其有限。那旧布片又是怎么回事儿呢?一些无法再缝补的衣物被主妇们拆开,剪去破烂磨损的部分后,悉心留存下来。同时,破衣物上的纽扣和拉链都会被保留下来。有了这些材料,雨天的缝缝补补,才得以顺利实现。为了穿戴体面,主妇们修补衣物时精益求精,每一块补丁都要从颜色、厚薄方面仔细考虑到与衣服本身的搭配,努力做到浑然一体。在这方面,据说母亲依然是好手。多年以后,父亲有一次无意说起,他和母亲定亲以后,曾故意落下一件破衣服在外婆家。不久,母亲托人把衣服捎给他,他拿起衣服的破损处一看,满意地笑了。而外婆和姨妈常对我说的是,母亲对穿戴非常讲究,外婆帮她缝补的衣服,她嫌补丁不美观,会连夜拆了重新补。那时候的熨斗比较贵,母亲买不起,但是,她每天晚上都会用一只搪瓷盅里装满烧红的木炭,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熨烫平整。
很多很多年以后,即便经济相对宽裕,我对衣服的用弃标准,都是不穿破不舍得放弃,以至于好几条牛仔裤真的是快要洗破磨破才被我收进了衣柜的角落。因为我还总是习惯性地想着,有些部位的布还这么新,裁下来留着,说不定将来用得着……好在,现在已经不是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了,只要愿意,人人都能把自己穿戴整齐。但是,我却很清楚,自己是跋涉过了多少心路的千山万水,才在三十岁以后,懂得母亲夜烫布衣的高贵。去年我在网上看人讨论“‘气质’究竟是指什么”,回答众说纷纭,但最后大家都认同这样一个答案——气质,是一个人对美好永不放弃的追求,这种追求将不自觉地体现于他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言行举止、穿衣戴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爱美一辈子,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之下都爱美,其实非常不易。若能做到,高贵当之无愧了。
因之,在三十岁以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从此要美好的生活。故乡故园俭朴洁净、细腻美丽的风旨,难道不应该由我来好好地传承发扬吗?对逝去的家园最好的敬爱与怀念,大约就是平凡而美丽的行走在苍茫人世间了。山村的女儿,我一生的灵魂,愿她以白云为裳,山花为黻。
山里的降雨,比平原地区频繁许多。所以,并不是每一位农人都愿意在每一场细雨中休闲娱乐。隔壁周婆婆的丈夫周爷爷,以及我的大姨夫,就都是这样永动陀螺一般的全能人物。晴天里他们在山里采药采漆打猎,去田里种树种瓜种豆,雨雪天里,他们被雨帘锁在家里,一样干出无数把戏。大姨夫离家有些远,对于他的勤劳能干,我是在长大以后才有体会。而周爷爷的丰富人生,我则耳濡目染了整个童年。
周爷爷除了能像所有农民一样对付山里田间的各种农活,还会养牛、养蜂,会木匠手艺、竹匠手艺。养牛和养猪不一样,猪是家家户户都养,不到一年肥了就宰。牛可不是用来吃肉的,一头小牛价格不菲,买回来照料长大,就是家里农活的好帮手,顶一两个壮年劳力,且能服役好多年的,市价高昂。试想,若是不懂得牛的生活习性,一不小心让牛生病死亡了,岂不是让家里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所以,村里谁也不敢养牛,除了周爷爷。记忆中的每个清晨,周爷爷家里的大牛小牛,都会打着喷嚏由太周爷爷牵着经过我家门口,一路去田地里散散步,活动筋骨,呼吸氧气,再饱餐一顿粘满露水的青草。
那么养蜂呢?山村里的多数人家都有养蜂的经历,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摆着几只微波炉大小的木质蜂箱,有的蜂箱是长方体,有的是圆柱体。无论哪种形状,蜂箱的正面都有三两个宽约一寸高约五毫米的蜂门,蜜蜂每天就是从这里进进出出。——后来念书学到《晏子使楚》,楚国的矮门总让我想起蜂门。
多数人家对于养蜂都像是闹着玩儿,有蜂就养,没有就让蜂箱空几年也无所谓。但是,周爷爷的家里,却常年保持七八箱蜜蜂。多的时候,有十几箱,绕着小四合院的屋檐摆成一圈。蜜蜂是从哪里来的呢?孵卵来的还是购买幼虫来的?说来谁也不信,蜜蜂其实是野生被圈养来的。
大山里野生的蜜蜂有时会成群结队的迁徙,如果谁在山野间干活,听到不远处传来密集的嗡嗡声,再循着声音看见低空中有一团缠绕移动的黑影,就知道那是蜜蜂了。这时候,他一定立即放下农具,一溜烟儿奔回家中穿上防护服,并带上蜂招儿——一只类似孩子们捕蜻蜓的工具,来到蜜蜂群旁边,口中念念有词。具体他念的什么,时过境迁我还真的忘记了。也不知道是过了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大约蜜蜂被招蜂人的演说打动了,只要蜂群的蜂王肯进那个网罩,其它成员立即就会乖乖跟随。然后,招蜂人就会举着那个网罩小心翼翼欢天喜地地回到自家的小院里。而此时家中的主妇已经兑好了白糖水,只等男人一回家,她就把白糖水和白糖涂抹在空蜂箱的蜂门和里面的片状蜂巢上。男人把蜂招儿靠近蜂门处,闻到白糖气味的蜜蜂,纷纷飞出网罩,密密麻麻爬满蜂箱。到此为止,招蜂工作离圆满完成就只差关键一步了——得看尊贵的蜂王对这未来的新居是否满意,肯不肯钻进蜂箱的蜂门。只要它老人家高抬贵脚风度翩翩地从蜂箱的正门钻了进去,那么,毫无差池,这群蜜蜂将立即秩序井然地涌进新居,并且从此安居乐业为养蜂人效劳。可是,如果蜂王考察再三,最终不肯进入蜂箱,那无论养蜂人浇多少白糖水出来吸引它们,最终,它们还是会离养蜂人而去,重新盘旋上天空,去远方寻找梦想中的家园……
按照我的理解,招蜂成功的几率至少在五成以上吧!周爷爷胆大心细,又富于招蜂经验,所以,他家的蜜蜂就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蜂群自己到他的小院里来寻求安家。
安家后的蜜蜂接下来的日常生活就没什么悬念了,每天辛勤地外出漫山遍野地采花粉,再急急忙忙回到家中把花粉酿成蜜。一般间隔三五个月,主人就可以取一次蜜。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太阳能热水器那么大的圆柱形摇糖桶,取蜂蜜时,需要把蜂箱打开,把几块长方形片状的蜂巢用什么方法固定在摇糖桶里的支架上,人们就使劲地旋转桶里支架上的一个手柄,利用离心力的原理,把六边形蜂巢里的每一滴蜂蜜,全部都摇出来贮藏在桶里。蜂巢空了以后,为了安慰蜜蜂,也为了让它们最近几天有吃食,主人得给那些六角形里装一些浓稠的白糖水,再放回蜂箱。
因为跟周爷爷家是近邻,所以,每次他们家取糖,我都会好奇地去围观。并且,身兼数职的周爷爷为了统筹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通常都会选择在雨天取糖。这样的雨天,李孃和周婆婆就不会到我家来了,她们都在给周爷爷当帮手呢!而我呢,则拉着扯着要外婆带我去周爷爷家里。外婆其实并不愿意我去围观取糖,因为那样显然有被蜂蜇的危险。可是她又被我纠缠不过,只得好劝歹劝,估摸着周爷爷把所有的蜂巢都从蜂箱里取出来了,蜜蜂都飞散出去采花粉了,才允许我走进周爷爷的小院。但是,整个取糖过程中,大人小孩都得注意全身上下不能粘有白糖或者蜂蜜,否则,蜜蜂会围过来攻击你的哦。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雨天里遇到周爷爷家取糖,主妇和小孩们好似在昏昏欲睡之际得到了一张杂技表演的入场券,争先恐后就挤进了周爷爷家的大院。按照村里的惯例,谁家养蜂取了糖,就应该用容器分装一些小份,挨家挨户送给邻居品尝。琥珀色亮晶晶的浓稠礼物,无论谁家的蜂蜜都甜腻得噬心蚀骨,可能小时候喝得太多了,以至于我现在都不太爱喝蜂蜜。
除了取糖,从不打牌的周爷爷在下雨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编竹篓、做扁担、做木桶、做各种木器家具,或者趁雨天检查维修屋瓦的漏雨处……他干活的声音啊,就叮叮当当铿铿锵锵地混合着雨声,欢快地传到隔壁我的耳朵里来。如今回想,他老人家真是我见过的最勤劳最热爱生活的人。从小到大,周爷爷和周婆婆对我照顾疼爱有加,愿他们福寿延年!
雨天的牌局,雨天的座谈会,雨天一圈一圈诞生出来的毛线衣,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褪色外套。雨声中的摇糖桶啊,吱吱呀呀,雨雾中的小蜜蜂啊,嘤嘤嗡嗡。雨季里的蜂蜜瓶子,挨家挨户喜气洋洋地传送,晶莹剔透,甜蜜绵长……
童年如梦如幻,故园人情深重。
如果把人生视为一场无法揭晓目的地的流浪,那么,成长的每一站,站里的每位过客,若彼此无法相濡以沫,都得在匆忙之间相忘于江湖。可是,走得越久,走得越远,心里其实越明白,这一路的千难万险,舟车劳顿,都全赖故园故人之爱的永久滋养。无论何时何地,遭遇各种委屈与幸运,只要想一想儿时白云缭绕、千峰万壑中的家园,想一想屋外的风声雨声鸟虫啁啾声,想一想外婆和乡亲,物喜与己悲,就真的云淡风轻相处安然。
记忆的水气雨雾中,三十年蹉跎岁月,前后叠错交映。风雨无情,山川依旧,一任似当年。然而呵,就算是同一株雨中的梧桐,一万多个风吹雨打日日夜夜苦苦扎根道旁的生长,无言历经路人的歌哭、别离与仓皇,它的面容也难免沧桑斑驳。好在斑驳不是憔悴,沧桑更不是枯萎。一株梧桐的树心,总要历练得坚定、强悍,才能与风雨共歌舞,不倾折于世事的洪流。树犹如此。宋人作词言“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何消去僧庐,勿庸到暮年,生如大梦,无情却是深情。
2014-8-09
务过农的人都知道,在乡下,人们干活和歇息的时间是由老天爷来安排的。老天爷不会忍心让农民们终日劳作于山间田地,于是时不时地就会下一场雨。雨丝像水晶帘子,垂在乡下家家户户的大门口,让门里的耕夫与农妇,只好放下沾满泥巴的锄头与镰刀,回身来安闲地整理一下屋子,拾掇拾掇家什。
所以,小时候,我是喜欢下雨的,仿佛一整个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在陪我度假呢。
小山村周围,万壑千峰,林木参差,雨落下来,像千万只手指拨弄着千万根琴弦,四下里响起风吹雨打枝叶摇落的音乐。云层低下来,天光暗下来,水气一层层从山间林地浮上来,村居的人们,就在这水气烟幕中,悠悠地享受起老天爷安排的假期来。
公社时期,村里有几间公房,后来辟作小学。小学停办后,最西边一间屋子做了磨坊,最东边的两间屋子拨给村里的一位五保户汤爷爷居住使用。汤爷爷大约比外公年轻几岁,没有娶过亲,在他老母亲去世以后,他成为村子里比较孤单的人,当然也是非常自由的人。由于汤爷爷没有家累,更没有老婆的唠叨,于是,村中男人雨天里的娱乐节目,就常常以他为主角,围绕公社里的那两间老房子,热闹展开了。
通常是公房背后坎上的张伯伯最先出动,端一盅老茶,或者一海碗边走边吃的饭,从他家的坎上走下来,站在汤爷爷的房后低声而坚定地喊:“老汤——老汤——汤大爷——汤老表……”他也不提高嗓门,也不改变语气,不管汤爷爷是在收拾屋子还是已经在床上睡起了回笼觉,总之要笃定地喊到耳朵有些背的汤爷爷扯起嗓子答道:“做啥子?”
能做什么呢?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天高皇帝远的小山村,男人们在农闲时的保留节目当然就是打纸牌啰。至于张伯伯为什么不敢在汤爷爷房后高声招呼呢?因为打牌终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作为活动的发起者,还是低调一些较为妥当。否则,无论到时候谁成了输家,又或者谁因为打牌耽误了正事被婆娘训斥,难免发起者都有成为出气筒之虞。
汤爷爷徐徐地从屋子里应了声,这懒洋洋的一声可是至关重要的,它提示着当日的牌局基本确定。这时,胸有成竹的张伯伯就继续撺掇伙计,早些年,隔壁他的亲大哥大张伯伯,或者我的爸爸,我的外公,都是此项活动的十佳搭档。不出半个小时,汤爷爷那间昏暗杂乱但暖烘烘的屋子里,就摆好了桌凳,洗好了长牌。
我一直不懂得长牌的游戏规则,什么“臭九”、“长三”。但是,当雨天里的村落大半家庭的顶梁柱都去摆弄长牌了,村子才显得更进一步地进入到休闲状态,所以我觉得长牌也是个好东西。这时候,无论年长或者年轻的主妇,都轻松下来。在汤爷爷还身强力壮的那些年里,村子里的妇人还没有学会麻将。不会打麻将的山村主妇,在她们的男人都聚精会神地加入了牌局后,也就理所当然的,关好了鸡猪牛狗,打一把旧伞或是戴一顶草帽,像多年以后风靡中国的美剧《绝望主妇》里的Susan和bree那般,拎着什么篮子或者布包,走进了对门或者贴隔壁的邻居家里,拉开了胡琴一样咿咿呀呀、断断续续的家常。
喜欢来我们家的妇人,有隔壁的周婆婆和张伯伯的老婆李孃。我是这样欢喜雨天呵,外婆难得放下她那繁杂的活儿,靠着堂屋里的八仙桌坐下,喝一口草药茶。我紧紧挨她坐着,仿佛为了压住长板凳,生怕她一时想起了什么没有干完的活儿,又要起身。外婆边喝茶,边习惯性地从雨声中辨认着什么声音。李孃说话的声音很大,像“凤辣子”一样,经常是人还没到,动静就来了。周婆婆就在我们隔壁,两户人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路。所以,每次都是李孃先到,周婆婆听到声音,才忙不迭地放下手头活计,打开她家后门冒雨来到我家里。外婆让我搬板凳请她们坐。板凳是一直摆在那里的,为什么客来了非得搬一下呢?山野人家,乡邻串门不兴奉茶,搬一下板凳,以示殷勤欢迎。
我靠在外婆身上,听她们聊天。谁家地里的庄稼长成什么样了,草薅了几次,肥上了几次,今年跟往年比有什么不同;谁家的猪不吃伙食了,是不是该请兽医看看或者干脆宰了吃肉;谁家昨天焖了什么饭,今早吃起来味道仍然不错;谁家前两天去了山外的场镇,发现猪肉涨了多少,米价菜价又跌了多少;谁家昨天两夫妻为什么事呕了气斗了嘴,晚上谁也没理谁……一年之中,有多少个雨天,她们就会把这些话题重复梳理多少遍,倒极似后来公司里的月度例会,主题不变,内容翻新。可不是,那时我就主动司起了会议记录的职责,支起耳朵专注地倾听会场一切声音,谁发言我的眼睛就落在谁的脸上,脑海里不断分析处理这些信息。我不会忘记,那些晴天里热汗淋漓忙碌焦虑的面庞,在绵密优美的雨声中,都恢复了本来的宁静柔和,连皱纹弯曲的弧度都是细腻美丽的。
外婆的话要少一些,年纪大了,经历多了,对一些话题已经提不起热烈讨论的兴致了吧。她微笑地倾听着客人们的发言,不时回应以中肯的点评,并任由我坐在她的腿上,爬在她的背上,又或者吊在她的脖子上,像一只在老树上嬉戏的顽皮猴子。窗外的雨声依然,院坝里溅起一尺多高的雨脚,房檐上挂起一溜儿珠帘,老黄狗躺在门槛外豆架下干燥的窝里,用前爪一下又一下地挠着脖子上的虱子……
二十多年后,我读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看她写母亲弃她姐弟留了洋,父亲抛家与小妾单住,她只好与保姆何干相依为命,在每个盛夏的傍晚跟在何干的身畔去佣人居住的后院听大家聊天,我脑海里一刹那想起到了幼时家园里雨天的场景,外婆的堂屋里坐着三五邻居,湿漉漉的日子漫长得像永远不会结束的文艺电影……无父无母无所依傍,一样不妨碍张爱玲又或者我,好奇地睁大双眼洗净双耳观察世界,所以她说,“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童年的痛是钝痛,但欢喜却是贴心贴肝、透心入肺的真欢喜。
谈天说地,是干坐着,只动嘴不动手的娱乐,这样的活动对于习惯操劳的村妇来说,多少有些觉得对不起光阴。所以,有时她们的竹篮布袋里就带着活计,或者聊着聊着,像想起了什么,回家去取了活计再来继续。她们的活计是什么呢?织毛线。给男人织件毛衣,给老人织条毛裤,给孩子织件小背心。织平针,织麻花针,织菱花针,织各种说不出来名字的针……总之在她们热切交流近来所见所历所感时,得同时翻来覆去在丝丝缕缕中有节律地运动着手指。按照这些婶婶婆婆们的纺织速度,一个雨天就能轻松织完半斤八两的毛线。然而,那时候的毛线是很高档的商品,山村里的乡亲们在田地里劳动,刨出一年的吃喝没有问题,但要拿农产品去交换昂贵的工业产品,就显然不胜其难了。因此,一来为了全家老小穿得暖和舒适,二来大约为了在农闲时分给自己的生活增加点情趣,村妇们总是想方设法要寻觅棒针编织的材料。最简单的,把家人穿不了或者穿烂了的旧毛衣旧毛裤悉心拆开来,还原成毛线。由于经过编织的毛线拆开是弯曲的,像被烫成小卷的头发,所以,它们需要用开水煮一煮,挂起来晾干,才会重新变直。人们把晾干变直的旧毛线再卷成小卷收集起来,等到要给家人编织衣物时,把这些旧毛线根据粗细分类,再配色,最后选定一件衣物的用料,开始编织。
外婆并不会织毛衣。她说,年轻时,整天忙着赶工分,没有心思学这些手艺。等包产到户,十几年的生儿育女沧海桑田,早已不再有兴趣去学习新东西了。不过,外婆数次向我强调,母亲是长于棒针编织的,且她心思细腻,手法灵巧,织出的花样常常被四邻拿去当样板研究学习。外婆曾翻出她身上的毛衣给我看,哪件是母亲练手织的,哪件是织得最好的。我依稀记得,十几岁时,父亲都还有件菱形格子的旧毛衣说是母亲当年织的。外婆有一只百宝箱,里面用纸包着几个苹果大的线团,线是新的,有鹅黄,有苹果绿,有晚霞紫,芬芳扑鼻。外婆说,那是母亲当年织毛衣剩下的。六七岁时我跟李孃学着用棒针织袜子织围巾,曾向外婆提出想用母亲留下的毛线来编织。外婆不允许,说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纪念,要好好珍藏。
不会织毛衣,但外婆并不会闲着双手。乡下人家,每家每户都有一样藏在房里不起眼但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家什——片兜儿。那是一只竹篮子,竹篮子里放着剪刀、针线、顶针、软尺,纽扣、拉链以及大量新旧布片。谁家过日子还没个衣服破了,纽扣掉了的问题呢?而这套设备,正是专为解决此类麻烦应运而生的。乡下人本身俭朴,自家种的黄瓜豆角,都不舍得图个鲜嫩过早采食,硬是要等到黄瓜的刺儿掉光了长大了,豆角的籽儿圆满了豆荚饱满了,才算修成正果,变成桌上安心的一道菜。且衣帽鞋袜是工业产品,无论用玉米土豆或者芍药杜仲去交换,都是“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心酸买卖,所以更需爱惜省俭,缝缝补补。
一件衣物在服役过程中,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破线缝了,两片布之间的连接处走了线。这是最简单的缝补活儿,穿一根针,照着原来的针脚几下连缀,衣服就又严丝合缝了,我从小就会。不过,随着服役时间的加长,衣服的肩头处和肘弯处,裤子的后臀处和膝盖处,就都渐渐被磨破了。磨破肩头的问题在当今看来似乎已不太能够理解,其实,是因为农人经常用肩挑扛各种重物,肩头自然是最易磨损的部位。缝补这样的衣物,就不单单是穿针引线的工作了。衣物破损的部位需要重新垫一块布,再将这块布用相对整齐的针脚缝补好,使它穿起来起码不能出现局部变形缩小的效果,也不能皱皱巴巴,这是需要一定手艺的。此时,主妇的好手艺和一只蕴藏丰富的片兜儿,便都派上用场了。
片兜儿里的“片”字,就是“布片”的简称。布片是哪里来的呢?那个年代成衣商店很少,人们一年四季的穿戴都习惯去布店里买布,再拿到裁缝店去量体裁衣。新衣服做好了,剩下的边角料,裁缝会还给顾客,为日后顾客缝补衣服所用。当然,谁家的片兜儿里都不会全是这样的新布片,因为大家做新衣服的次数毕竟极其有限。那旧布片又是怎么回事儿呢?一些无法再缝补的衣物被主妇们拆开,剪去破烂磨损的部分后,悉心留存下来。同时,破衣物上的纽扣和拉链都会被保留下来。有了这些材料,雨天的缝缝补补,才得以顺利实现。为了穿戴体面,主妇们修补衣物时精益求精,每一块补丁都要从颜色、厚薄方面仔细考虑到与衣服本身的搭配,努力做到浑然一体。在这方面,据说母亲依然是好手。多年以后,父亲有一次无意说起,他和母亲定亲以后,曾故意落下一件破衣服在外婆家。不久,母亲托人把衣服捎给他,他拿起衣服的破损处一看,满意地笑了。而外婆和姨妈常对我说的是,母亲对穿戴非常讲究,外婆帮她缝补的衣服,她嫌补丁不美观,会连夜拆了重新补。那时候的熨斗比较贵,母亲买不起,但是,她每天晚上都会用一只搪瓷盅里装满烧红的木炭,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熨烫平整。
很多很多年以后,即便经济相对宽裕,我对衣服的用弃标准,都是不穿破不舍得放弃,以至于好几条牛仔裤真的是快要洗破磨破才被我收进了衣柜的角落。因为我还总是习惯性地想着,有些部位的布还这么新,裁下来留着,说不定将来用得着……好在,现在已经不是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了,只要愿意,人人都能把自己穿戴整齐。但是,我却很清楚,自己是跋涉过了多少心路的千山万水,才在三十岁以后,懂得母亲夜烫布衣的高贵。去年我在网上看人讨论“‘气质’究竟是指什么”,回答众说纷纭,但最后大家都认同这样一个答案——气质,是一个人对美好永不放弃的追求,这种追求将不自觉地体现于他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言行举止、穿衣戴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爱美一辈子,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之下都爱美,其实非常不易。若能做到,高贵当之无愧了。
因之,在三十岁以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从此要美好的生活。故乡故园俭朴洁净、细腻美丽的风旨,难道不应该由我来好好地传承发扬吗?对逝去的家园最好的敬爱与怀念,大约就是平凡而美丽的行走在苍茫人世间了。山村的女儿,我一生的灵魂,愿她以白云为裳,山花为黻。
山里的降雨,比平原地区频繁许多。所以,并不是每一位农人都愿意在每一场细雨中休闲娱乐。隔壁周婆婆的丈夫周爷爷,以及我的大姨夫,就都是这样永动陀螺一般的全能人物。晴天里他们在山里采药采漆打猎,去田里种树种瓜种豆,雨雪天里,他们被雨帘锁在家里,一样干出无数把戏。大姨夫离家有些远,对于他的勤劳能干,我是在长大以后才有体会。而周爷爷的丰富人生,我则耳濡目染了整个童年。
周爷爷除了能像所有农民一样对付山里田间的各种农活,还会养牛、养蜂,会木匠手艺、竹匠手艺。养牛和养猪不一样,猪是家家户户都养,不到一年肥了就宰。牛可不是用来吃肉的,一头小牛价格不菲,买回来照料长大,就是家里农活的好帮手,顶一两个壮年劳力,且能服役好多年的,市价高昂。试想,若是不懂得牛的生活习性,一不小心让牛生病死亡了,岂不是让家里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所以,村里谁也不敢养牛,除了周爷爷。记忆中的每个清晨,周爷爷家里的大牛小牛,都会打着喷嚏由太周爷爷牵着经过我家门口,一路去田地里散散步,活动筋骨,呼吸氧气,再饱餐一顿粘满露水的青草。
那么养蜂呢?山村里的多数人家都有养蜂的经历,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摆着几只微波炉大小的木质蜂箱,有的蜂箱是长方体,有的是圆柱体。无论哪种形状,蜂箱的正面都有三两个宽约一寸高约五毫米的蜂门,蜜蜂每天就是从这里进进出出。——后来念书学到《晏子使楚》,楚国的矮门总让我想起蜂门。
多数人家对于养蜂都像是闹着玩儿,有蜂就养,没有就让蜂箱空几年也无所谓。但是,周爷爷的家里,却常年保持七八箱蜜蜂。多的时候,有十几箱,绕着小四合院的屋檐摆成一圈。蜜蜂是从哪里来的呢?孵卵来的还是购买幼虫来的?说来谁也不信,蜜蜂其实是野生被圈养来的。
大山里野生的蜜蜂有时会成群结队的迁徙,如果谁在山野间干活,听到不远处传来密集的嗡嗡声,再循着声音看见低空中有一团缠绕移动的黑影,就知道那是蜜蜂了。这时候,他一定立即放下农具,一溜烟儿奔回家中穿上防护服,并带上蜂招儿——一只类似孩子们捕蜻蜓的工具,来到蜜蜂群旁边,口中念念有词。具体他念的什么,时过境迁我还真的忘记了。也不知道是过了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大约蜜蜂被招蜂人的演说打动了,只要蜂群的蜂王肯进那个网罩,其它成员立即就会乖乖跟随。然后,招蜂人就会举着那个网罩小心翼翼欢天喜地地回到自家的小院里。而此时家中的主妇已经兑好了白糖水,只等男人一回家,她就把白糖水和白糖涂抹在空蜂箱的蜂门和里面的片状蜂巢上。男人把蜂招儿靠近蜂门处,闻到白糖气味的蜜蜂,纷纷飞出网罩,密密麻麻爬满蜂箱。到此为止,招蜂工作离圆满完成就只差关键一步了——得看尊贵的蜂王对这未来的新居是否满意,肯不肯钻进蜂箱的蜂门。只要它老人家高抬贵脚风度翩翩地从蜂箱的正门钻了进去,那么,毫无差池,这群蜜蜂将立即秩序井然地涌进新居,并且从此安居乐业为养蜂人效劳。可是,如果蜂王考察再三,最终不肯进入蜂箱,那无论养蜂人浇多少白糖水出来吸引它们,最终,它们还是会离养蜂人而去,重新盘旋上天空,去远方寻找梦想中的家园……
按照我的理解,招蜂成功的几率至少在五成以上吧!周爷爷胆大心细,又富于招蜂经验,所以,他家的蜜蜂就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候会出现蜂群自己到他的小院里来寻求安家。
安家后的蜜蜂接下来的日常生活就没什么悬念了,每天辛勤地外出漫山遍野地采花粉,再急急忙忙回到家中把花粉酿成蜜。一般间隔三五个月,主人就可以取一次蜜。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太阳能热水器那么大的圆柱形摇糖桶,取蜂蜜时,需要把蜂箱打开,把几块长方形片状的蜂巢用什么方法固定在摇糖桶里的支架上,人们就使劲地旋转桶里支架上的一个手柄,利用离心力的原理,把六边形蜂巢里的每一滴蜂蜜,全部都摇出来贮藏在桶里。蜂巢空了以后,为了安慰蜜蜂,也为了让它们最近几天有吃食,主人得给那些六角形里装一些浓稠的白糖水,再放回蜂箱。
因为跟周爷爷家是近邻,所以,每次他们家取糖,我都会好奇地去围观。并且,身兼数职的周爷爷为了统筹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通常都会选择在雨天取糖。这样的雨天,李孃和周婆婆就不会到我家来了,她们都在给周爷爷当帮手呢!而我呢,则拉着扯着要外婆带我去周爷爷家里。外婆其实并不愿意我去围观取糖,因为那样显然有被蜂蜇的危险。可是她又被我纠缠不过,只得好劝歹劝,估摸着周爷爷把所有的蜂巢都从蜂箱里取出来了,蜜蜂都飞散出去采花粉了,才允许我走进周爷爷的小院。但是,整个取糖过程中,大人小孩都得注意全身上下不能粘有白糖或者蜂蜜,否则,蜜蜂会围过来攻击你的哦。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雨天里遇到周爷爷家取糖,主妇和小孩们好似在昏昏欲睡之际得到了一张杂技表演的入场券,争先恐后就挤进了周爷爷家的大院。按照村里的惯例,谁家养蜂取了糖,就应该用容器分装一些小份,挨家挨户送给邻居品尝。琥珀色亮晶晶的浓稠礼物,无论谁家的蜂蜜都甜腻得噬心蚀骨,可能小时候喝得太多了,以至于我现在都不太爱喝蜂蜜。
除了取糖,从不打牌的周爷爷在下雨天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编竹篓、做扁担、做木桶、做各种木器家具,或者趁雨天检查维修屋瓦的漏雨处……他干活的声音啊,就叮叮当当铿铿锵锵地混合着雨声,欢快地传到隔壁我的耳朵里来。如今回想,他老人家真是我见过的最勤劳最热爱生活的人。从小到大,周爷爷和周婆婆对我照顾疼爱有加,愿他们福寿延年!
雨天的牌局,雨天的座谈会,雨天一圈一圈诞生出来的毛线衣,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褪色外套。雨声中的摇糖桶啊,吱吱呀呀,雨雾中的小蜜蜂啊,嘤嘤嗡嗡。雨季里的蜂蜜瓶子,挨家挨户喜气洋洋地传送,晶莹剔透,甜蜜绵长……
童年如梦如幻,故园人情深重。
如果把人生视为一场无法揭晓目的地的流浪,那么,成长的每一站,站里的每位过客,若彼此无法相濡以沫,都得在匆忙之间相忘于江湖。可是,走得越久,走得越远,心里其实越明白,这一路的千难万险,舟车劳顿,都全赖故园故人之爱的永久滋养。无论何时何地,遭遇各种委屈与幸运,只要想一想儿时白云缭绕、千峰万壑中的家园,想一想屋外的风声雨声鸟虫啁啾声,想一想外婆和乡亲,物喜与己悲,就真的云淡风轻相处安然。
记忆的水气雨雾中,三十年蹉跎岁月,前后叠错交映。风雨无情,山川依旧,一任似当年。然而呵,就算是同一株雨中的梧桐,一万多个风吹雨打日日夜夜苦苦扎根道旁的生长,无言历经路人的歌哭、别离与仓皇,它的面容也难免沧桑斑驳。好在斑驳不是憔悴,沧桑更不是枯萎。一株梧桐的树心,总要历练得坚定、强悍,才能与风雨共歌舞,不倾折于世事的洪流。树犹如此。宋人作词言“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何消去僧庐,勿庸到暮年,生如大梦,无情却是深情。
201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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