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罪之侧写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犯罪心理学老师雷米写了系列犯罪小说《心理罪》。在心理罪里，有一个命犯“天煞孤星”的男主人公叫方木。方木也破案，但方法有点特别，是通过一种叫做“心理画像”的技术。
一般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的方法是通过对某个人心理特征的把握来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而在前期把握心理特征的环节，需要掌握大量此人的身份信息，比如童年经历、职业、爱好、家庭关系等。而方木所用的方法正好相反，是通过罪犯在犯罪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推断其行为模式，再推断出罪犯的心理状态和具有这种心理状态的人可能具备的外部特征。
在这个系列小说的第一本《心理罪之画像》中（《第七个读者》是前传，没有发行单行本），在J市发生了数起入室杀人案。
J市红园区台北大街83号明珠小区32号楼402号居民陈某（女性，汉族，31周岁）被杀死在家中。根据尸检的结果，死亡时间为下午14时至15时之间，死因为机械性窒息。在死者的脖子上发现了两处明显的掐痕，可以肯定死者是被凶手用手掐死的。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室内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财物也没有丢失，初步排除了入室抢劫杀人的可能。死者上身赤裸，下身衣物完整，没有性侵犯的痕迹。死者在死后被凶手开膛，所用刀具遗留在现场，经被害人丈夫辨认是家中的菜刀。警方在厨房里发现一个杯子，里面的物质经检验后认定为是死者的血液和牛奶的混合物。
之后不到两个月，J市又发生了两起手法类似的案件。方木同学傻呆呆地跟刑警一起去勘察了其中一处现场，并在现场留下来自己的液（ou）体（tu）。这处现场是这样的：
一间老式的一室一厅的住宅，大约有40多平方米。死者是女性，来不超过35岁。尸体头南脚北仰卧，上身赤裸，咽喉到胸腹部被利器剖开，能看见肋骨和脏器。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凶器是一尼龙绳。现场没有发现盛血液和牛奶混合物的杯子。在对面402室的地上发现一枚卡通图案纽扣。地上是一堆凌乱的衣服，床上有四个大号格子花纹整理袋。其中一个已经打开，几件叠好的女式衬衫摆在一旁。
方木根据现场推断凶手是：
一个年龄在25－30岁之间，身高在170cm左右，身材较瘦，头发长且脏乱，手提着一个格子花纹的大号整理袋，目光呆滞的男性。“也许他穿着一件较厚实的衣服。”家就住在附近，父母可能原为国有企业职工，已经去世或者不跟他住在一起。有严重的精神障碍，血液对他而言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最终警察通过对近几年来去医院没有必要输血却主动要求输血的案例进行排查抓到了这名罪犯。除了身高略有出入（罪犯身高172cm），其他全部吻合。
这种“心理画像”技术其实有一个专业名称叫做侧写（Offender profiling, also known as criminal profiling）。时间倒回到1956年。1940年至1956年间，一个自称F.P.，公众赐名疯蛋蛋（Mad Bomber）的炸弹客在纽约市多个公共场所（中央车站、无线电城音乐厅、电话亭、电影院……）安置炸弹，并多次给媒体和警察写信炫耀。警察对此束手无策，最终不得已求助于格林威治村的心理学家詹姆斯·布鲁塞尔（James A. Brussel）。布鲁塞尔调查了所有现场资料和炸弹客的信件，倒推出了TA的特征。他应该是一位中年人，肥胖，未婚，但可能与一名子女一起居住。他来自康乃狄克州，是熟练技工，很可能是天主教移民，极端热爱自己的母亲，对父亲恨之入骨。他还对纽约电力公司（Consolidated Edison Company）怀有偏见。因为第一枚炸弹就安置在该公司位于67大街的总部附近。布鲁塞尔还预测嫌疑人穿着“扣得很整齐的双排扣外套”（"chances are he will be wearing a double-breasted suit. Buttoned."）。
很显然，根据布鲁塞尔的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与纽约电力公司存在劳资纠纷的前雇员。很快，警方就锁定了来自康乃狄克州沃特伯里市的乔治·米特斯基（George Metesky）。他在30年代为纽约电力公司工作，肥胖，单身，信仰天主教，是第一代移民。当1957年1月，警方在他的处所宣布逮捕他，并要求他穿好外套跟警方走时，他转身去卧室穿了一件双排扣外套出来，扣子扣得非常整齐。
当然这次侧写也有一些推测没有印证，比如他跟父母的关系。所以也有人觉得布鲁塞尔的这次侧写的关键在于多说几条，增加猜中的几率，抓住罪犯后大家自然会把不准的部分忘了。但也并没有阻止布鲁塞尔的方法逐渐得到应用。他在1957——1972年，为纽约市警署侦破了不少案子。
调查科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十九世纪的苏格兰场开始发端的证据科学阶段；
*对犯罪行为本身的研究（频次和偏好研究）；
*对犯罪人心理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得益于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当然也得益于锲而不舍的罪犯们，大致发端于上世纪40年代。有趣的是，接受侧写的第一个人是开膛手杰克，最有名的一个，是阿道夫·希特勒。
少将威廉·J·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首席战略服务办公室主任（the 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在1943年要求波士顿的心理分析专家瓦尔特·朗格（Dr. Walter C. Langer）对希特勒进行侧写，以判断如果战争直接指向希特勒他会如何应对。朗格对希特勒本人的演讲，他的《我的奋斗》，他旧识的访谈，以及大约四百篇相关文献来撰写这份报告。OSS档案解密之后，朗格将报告汇集为一本书，《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智》（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在报告中，朗格基于有限的材料得出结论：希特勒一丝不苟，保守，对仪容极其讲究。他对保持领导人和时尚引领者身份极其注意。他躁狂，运动很少，但身体很健康，所以不太可能在战争中自然死亡，但是他的精神在逐渐衰退。他不可能逃亡中立国，也不会让自己落入盟军之手。他习惯从房间的一角沿对角线走向另一角，同时吹进行曲旋律的口哨。他对梅毒和细菌心怀恐惧。
朗格还指出，希特勒有恋母情结，所以热衷于向母亲证明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同时，他也有受虐狂，和莫扎特一样对排泄物有特殊爱好（masochistic coprolagnia and urolagnia）。他厌恶饱学之士，但喜好古典音乐，有危险性的杂耍和马戏团把戏，以及瓦格纳的歌剧。他外在表现出施虐狂的行为特征，并且乐于尝试危险的事。偏好长篇演讲，讨厌交谈。无法和任何人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因为他的妄想症，他可能会因为战败而精神崩溃。之后他可能会自杀，或者让亲信实施安乐死。
                
                
                
                
                
                
可以看出这种推断就像博尔赫斯伪造的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分类一样没什么逻辑。事实是，知道70年代，侧写才最终发展成一套完整的，不这么神棍的技术手段。这要归功于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1977年，道格拉斯加入FBI行为科学科时，该科还没有出外勤的机会，只是一群研究人员在档案中翻检资料。道格拉斯试着用在行为科学科掌握的资料对在押的几十名重刑犯，尤其是性罪犯进行了分析，并将研究报告汇报给决策层，才得以让自己的侧写技术在真实罪案中发挥作用。他和罗伯特·莱斯勒（Robert Ressler）用归纳法，将侧写的罪犯分为组织型和非组织型两种，这种二分法沿用至今。以二人的研究为基础，莱斯勒建立和参与建立了国家暴力犯罪分析中心（NCAVC）和暴力罪犯逮捕计划（VICAP），而道格拉斯写了一本书，《读心神探》（Mindhunter）。
心理神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推理游戏的代名词，任何以罪犯行为推断做梗的角色，都可以被称为Mindhunter，比如《八面埋伏》（Mindhunters）里那群在弗涅戈小岛被整得非常惨得FBI探员，90年代的剧集《法律与秩序:犯罪意图》中的侧写师，这一部的副标题就是侧写者（Law & Order: Criminal Intent, Profiler），以及《犯罪心理》（Criminal M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