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曲線救國』：歷史的折中嗎還是背叛的代名詞？
所谓曲线救国，就是采取直接的手段不能够解决，无力正面对抗伪善匪帮，就只好采取缓慢而间接的方式，尽可能发动各界人士和力量，或者采取从侧面迂回牵制干扰的策略，一点一滴地争取和唤醒人民的支持，有时甚至还要放弃一部分已经得手的东西，背负周遭人等的骂名。虽忍辱负重，但斗争的决心不会改变。
当时国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也诡称为“曲线救国”。
【汪精卫】身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选择“出走”与日本“合作”。汪精卫以“曲线救国”为号召，聚集了一批对中国抗战悲观失望的“人士”，在南京另立伪“国民政府”，与已迁都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相抗衡。在后来的战争中，汪精卫配合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政策，协助在华日军稳定和巩固“后方”的政治、经济秩序，积极“收编”地方武装、“策反”国民政府军队、“围剿”和镇压抗日力量。无论汪的政治“理想”为何，恐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难以洗脱“汉奸”的骂名。汪精卫的“出走”，曾受到了日本“和平条款”许诺的“撤军”引诱，遂发起“和平运动”乃至独自“和谈”，并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通缉和追杀。在与日本谈判“和平条款”、以及后来成立“政府”的“合作条件”时，汪也都作过无谓的“据理力争”－－虽深感“屈辱”与“失望”，但还是最终就范。日本政府在军方的压力下，也认定汪退路已绝而擅自取消“撤军”条款、不再让步。自日本回国后，汪以“曲线救国”为旗帜，号召中国人与日本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以图“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避免因“无谓抵抗”招致“亡国灭种”。抗战后期，汪忧患焦虑、原来被刺的旧枪伤复发，去日本就医不治，死在日本的医院中。（也曾有人质疑日本对汪的“治疗”，但终查无实据。）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一直是在坚持抵抗的同时，平衡内部派系、消灭异己，同时与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最大限度地争取“外援”。当日本的外部军事压力逼近时，蒋就会号召积极抵抗、顽强坚持；一旦外部压力减弱、内部异己力量耸动时，蒋又会祭起“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日本陆军学校受过专业训练、身为军人的蒋介石，虽也曾暗许亲信与日方私下接触“和谈”，但其在抗战中所显示出来的坚忍个性和持久、顽强的耐力，愈发衬托出汪精卫的脆弱、动摇与无奈，使得汪光辉尽失、相形见绌。
汪精卫所提出“曲线救国”论就是著名的投降理论之一。其后果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降兵如潮，降将如毛”的局面。所以那种“曲线救国”论已经完全违背了曲线救国的准则，全然不是救国，而是卖国！
投敌将领
1.1933年春东北军骑兵第17旅旅长李守信于绥远林西率部投靠日军。李守信原为热河土匪，东北易帜时投靠东北军，被委任为骑兵第17旅34团团长。1933年升任旅长不久后即投靠日军。被日方委任为经林留守司令。9月又改编为察东警备军，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作战，司令官李守信。下辖两个师又一个炮兵队。
2.1935年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投敌。王英为绥西土匪，长期盘踞绥远。后任东北军之师长、察北游击司令。
3.1938年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被俘投敌。刘夷为黄埔二期生、刘峙之侄。投敌后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4.1939年春第19军68师副师长蔡雄飞和团长汤家谟于山西离石被俘投敌。蔡雄飞为东北人，早年服务于东北军，长城抗战后随68师转入晋绥军。
5.1939年秋军统忠义救国军第8支队支队长丁锡山率部于淞沪地区投敌。
6.1940年初第1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率部投敌。刘昌义出身西北军，曾任东北抗联第3师师长，后赴河南组织游击队抗日。1941年5月第6集团军独立第3旅旅长谭松艇率部投敌。
7.1940年春东北挺进军高参白凤翔于绥西率所部千余人投敌。白凤翔原为东北军骑兵第6师师长，西安事变后拟升任军长，因张学良南京被扣调任马占山东北挺进军高参。
8.1941年2月13日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兼第一路游击总指挥李长江于苏北率领所部8个支队投敌。该部原为地方武装，抗战爆发后改编为游击纵队。
9.1941年春军统忠义救国军一部由蔡鑫元率领在江苏泰兴投敌。
10.1941年4月第33师副师长兼团长潘干丞、鲁苏战区独立团团长刘湘图于苏北率部投敌。
正面实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鲁迅先生开始从医后又从文而鼓励更多的人去抗日，并不是直接参加军队抗日，这也可以说是曲线救国。到后来抵制外货,教育人民不崇洋媚外,不是用军事手段达到救国目的的都算是曲线救国。
伪军（puppet army）即由侵略国家组织占领地人民组成的军队。多指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由被占领国家人民组成占领区军队，不同时期各地的伪军名号各不相同，较为著名的有“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等称呼。
1伪军由来
由于伪军大多参与了对同胞的战争，因而在有伪军的国家伪军士兵大多受到广泛地指责。 这些伪军穿戴和日本人不同，戴的是布帽子，可见日本人当他们是工具。老百姓称他们为“二鬼子”。另外，抗美援朝时期韩国军队、越南战争时期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也被我国称为“伪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
政治上的独裁，为伪军“曲线救国”找到了借口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压制民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
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曾这样描述蒋介石政府中汪精卫领导的行政院：“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
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早在“还都”之前，就曾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
在1938年，伪军的数量只有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增长了85%。
军事上的独裁，将许多“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的阵营。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设防，时时排挤，经常假借种种理由打击、削弱、吞并各地的军事实力。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我们可以看出，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军的军队，大多都是被蒋介石称为“杂牌”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如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七个伪军集团军司令，六个来自于湖南，云贵军阀和山东韩复榘等的军队，只有郝鹏举一人原来是胡宗南的部属（此人因在军中强奸他人之妻，畏罪潜逃投奔汪伪政府）。
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
许多老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
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这种情况令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侨民柯尔斯也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
日军的威逼利诱，直接导致了大量伪军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奸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
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8年日本和汪精卫一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时，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除了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造汉奸和伪军部队。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极力拉拢腐蚀部分中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投靠日寇，加入伪军部队，并积极参与、指使汉奸不断抓丁扩充伪军队伍。如当时汪伪政权伪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警卫部队三个师的兵员都是“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从“先遣军”到“正规军”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与伪军之间从未真正交过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抵抗、消灭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共毙伤、俘虏和迫其投诚118万余众。另外，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伪满军队全部和伪蒙军队一部共8个师又12个旅，约2万人。
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汪伪军及华北伪军，除略有逃散外，建制尚属完整。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尚有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2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55000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还有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14000余人。以上伪军共计351000余人。他们相当数量都被蒋介石收编，投入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中。
在战争结束之前，蒋介石就做好了利用各地伪军打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国民党政府就将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改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部”，并令其“固守现地，等待国军”。第二天，蒋介石对全国伪军发布命令：“……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紧接着，蒋介石又对汉奸和伪军高级将领大肆封官晋爵，委以重任。他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阻止共产党军队接收上海；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负责集结散驻各处的伪蒙、伪满残存军警部队，进攻八路军；孙殿英、庞炳勋也被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在河南汤阴，堵截八路军南下。庞炳勋部则纠集开封附近的伪军部队，与徐州郝鹏举、新乡孙殿英、商邱张岚峰等部互相呼应，到处阻击我军。
因对阻止八路军进入开封有功， 1946年春，蒋介石到新乡召集军事会议准备大打内战时，还特别召见了庞炳勋和孙殿英等，还要他们一个个侍立一旁，合影留念。
对于伪军的改编，国民党采用了纵队、总队的序列，是一个军，就给以纵队的编制，是一个师，就给以总队的编制，在纵队和总队之上还冠以“暂编”二字，以示与正规军的区别。各地伪军共编为六个纵队27个总队73个团，门致中、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张岚峰等都被任命为纵队司令。1946年初改编完毕，11月后，又陆续编为某军某师正式国军。
4中国伪军
最早伪军
1931年10月1日投敌的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及其所部 日本遂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国民革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调遣任意地区的伪军。
数量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并在1942—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推行“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后，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还有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一般认为这是指所有参加过伪军的人数。在内战正式爆发前，这些伪军很多被国共双方于1945年底之前收编。
伪军等级
国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但对当汉奸极为蔑视。伪组织分等级地，当汉奸也分三六九，伪政权那从中央到地方，层次很明显。按1945年“汉奸”的定论，分为三类；
1.“ 特高科”“宪兵”，能穿日本军服。这为一等汉奸。
2.沦陷地区投靠日本、并由日本组织的特务性质武装，所谓“便衣队”“特务队”“夜袭队”等，着杂色服装，统称特务情报人员，这为二等汉奸。
3.伪政府军以及地方部队，或者说皇协军，如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维新军、清乡军、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山西剿共军、绥蒙联军等等名目繁多的武装，听起来特别牛的部队，后因公开干的全是日本人想干的事，又自圆起说改为执行“曲线救国”政策。基本穿正规国军服，并打国民党旗号，但有区别—重庆与南京的国民党旗帜大同小异。此为三等汉奸。
伪军世系
伪军和伪政权大致上属于三个系统，汪精卫的中央军，25万以上，华北治安军10万，后来叫皇协军，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1.5万，地方团队25万。
正如伪政府的所有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那些汉奸省长、警备司令、警察厅长，听起来官名比日本参事、日本顾问大得多，实际上，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
基本类型
一流如“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伪“精英”一流武装部队。一般是独立驻防，或者虽然在据点内也设立内卫岗哨，他们一般不在小据点，起码也是在中心城镇，如中国宪兵队，这大多都是从东北和台湾过来的老资格汉奸，战斗经验丰富，多半会简单日语，熟悉日本部队，日本也另眼看待，在据点守备的时候能起督战作用，日军有多余的补给也给他们，穿的虽然便衣，却干净整齐，基本能服装同一，一色的棉裤棉袄，一色的礼帽或日军战斗帽，一色的胶皮棉靴头。佩带的手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
同样属于一等的“剿共队”一般是“受了招安”的保留绿林本色的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他们的服装就很杂乱，但都有一个特点--头戴日军战斗帽；装备也五花八门，自己以前使用什么武器就还什么家伙，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因为都是些亡命之徒，战斗敢拼，敢上，所以日本人还是很抬举这些败类的。
二流而特务队，便衣队、夜袭队等等，着杂色服装，由于资历问题，日本人并不特别信任，由于只有轻武器并且缺乏战斗经验，只能跟着上，欺负游击队和村干部可以，碰上正规军和坚强的游击队，还不如伪军呢。但鉴于多是地头蛇，熟悉乡土情况，想想，本来就是流氓无赖，能做什么好事，属于二流。
三流是伪军，正规伪军成系统，但战斗力比较差，只能在日军扫荡的时候站在日军队列前挡八路子弹，加上山头问题，伪军也存在这个问题，一旦队伍有老底子，尽管凝聚力和战斗力都高点，但人心隔肚皮，总要有点小情绪、小想法，日军总有怀疑，良心坏的，通八路大大地，伪军靠不住的干活。反而各县的地方警备队反倒装备和士气都高于伪政府正规军的大多数部队，因为他们一般都由当地日军部队直接控制，统一计划，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装备，他们的武器都在各兵团的增加装备用枪支里补充，也就是日本武器装备。都配备有日本指挥官，教官，完全由日本所指挥，因为没有派系和历史渊源，指挥也方便，在实际操作里，大多数时候都是由日军军曹带分队直接配属，等于在伪军里掺杂骨干，因为经常当炮灰，对待卖命的人，鬼子在藐视里多少要扔几个骨头地。伪军们，平素生活很苦，顿顿不是高粱面糊糊山药蛋，就是黑豆小米红薯面，抢粮经常挨八路和游击队的揍，就算弄点好的，鬼子和宪兵、特务优先，何况鬼子要往他们国内送，轮到伪军的时候通常连点牙缝的渣滓都没有。只有军官能来点特殊化。
四流为伪警察，通常穿黑色警察制服，一半人有枪，只能起吓唬人作用，主要维护内部治安。
伪军由于日军无力解决待遇，就靠就地征收，平日不是催粮草，就是催捐款，如地亩捐、特别费、爱路费、警备队菜金、建设费，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乱收费证明还是有历史传统的，今天要民工修炮楼据点，明天要牲口搞运输，到伪政权来的武装人员，不论官大官小，一来就得纸烟烧酒、猪肉白面待遇，经常还得酒席招待，八路就用枪炮手榴弹来回应，来从虎口夺食。
以上都属于伪正规武装体系，起码说属于吃皇粮得。
五流是基层伪政权的杂色武装的骨干，如爱护团，自卫团，维持会乡警，他们的战斗力很差，装备还不如民兵，大致起站岗放哨作用，不过基本没用，但这些伪政权的杂色武装的骨干多为反动地主的走狗家丁，起基层情报员和征收粮款作用。
末流就是些文职伪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躲难。
不少伪军据点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据点内修筑房屋出租。现钱交易，概不拖欠，带妓女进去另收钞票，日本人一般不允许伪机关躲，鬼子觉得，在“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的太平下，在所谓大日本帝国无敌皇军的刺刀下，都是安全大大地，这样丢人。
可八路惩治汉奸的刀也很利，当汉奸的都怕死，一般的伪职员既住不起，也没有什么血债，武工队也没必要去捉，武工队也分档次，小人物还不入武工队的法眼，一般的伪职员自然不会花钱被宰冤大头。可那些汉奸头头都是为发财给鬼子干，谁也不肯搭上命，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还是去住高价钱混个平安。
摸营、伏击、挖陷阱、打闷棍，反正只要是对着鬼子汉奸，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既然汉奸分等，八路收拾也区别对待，对铁杆汉奸绝不手软，就地镇压，用刀砍，用冷枪，动摇的就威逼利诱，反正不能给鬼子卖命。
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抗战时期，很多地方的汉奸被八路或游击队，甚至被群众自发处决后，不入家谱，不进祖坟，真是倒八辈子霉。
中国人历来讲究入土为安，人死为大，一旦死，以前的恩仇就一笔勾销，民兵由于自己的原因—隐蔽，不怎么剥死人衣服，可八路可不这么干，只要有时间打扫战场，什么都要，饥不择食，夏天多少还给敌人留点，在冬天的伏击战后，鬼子就不说了，扒光，他们有毛衣，八路最喜欢，就连汉奸的尸体上基本也只剩下一个裤头了。没想到，当汉奸也不容易啊，平时被戳脊梁骨不说，临死连件衣服都没有，只能光身子入土。
5抗战伪军
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90%（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仅在广东方面有约六万伪军任其自生自长，除共产党打了一部分外，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兹将伪军情况概述如次：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全国伪正规军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人，共计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人。计华北伪正规军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十七万八千人，华中伪正规军九万四千八百人，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华南伪正规军二万三千二百人，伪地方武装三万六千八百人。除华南伪军外，华北华中敌后全部伪军皆在敌寇之驱策下不断的配合敌寇对共产党“扫荡”与清乡。
数年来，伪军参加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队作战者，只有一次，即1943年夏季湘北鄂南之战，有伪武汉行营直属之一个师团（第二十九师）参加。华北华中伪军对正面战场一贯是和国民党军队和平相处，对共产党军队则配合敌寇积极进攻。因此，华北华中全部伪军共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为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占全部伪军（包括华南）90%强。而国民党方面所牵制（不是抗击）者，仅华南伪军六万人，不过占全部伪军10%弱而已。何况华南伪军中，亦有一部分为共产党之游击队所抗击，并非全部被国民党牵制。
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总兵力约六万人。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以上七个集团，均位于冀东之迁安、遵化、丰润、滦县地区。第四集团军陈志平，位于鲁西之东平、东阿、长清地区。第六集团军齐荣，位于保定地区。第八集团军徐贯一，位于胶东平度地区。第一百零二集团军高德林，位于冀南豫北之安阳、邯郸、武安地区。教导集团军田申，随总部住于北平。该部为华北伪军中战斗力较强者，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于1942年5月，在鲁西之定陶、荷泽地区率部投敌。现总司令部设开封，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兵力约三万人。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均位于濮阳、东明、考诚地区。该部投敌后，积极配合敌寇，向共产党进攻，其战斗力亦为华北伪军中之较强者，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1943年春季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率部投敌。现辖三个师，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全部仍在原地区活动。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该部原为国民党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1943年5月在豫北陵川地区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现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二万五千人。总部设于汤阴。所属各部，分布于滑县、淇县、林县地区。编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于1943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现兵力四千，位于鲁南临沂、郯城地区。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兵力四千三百人。该部为骑步兵混合，位于绥远固阳地区。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民党骑九旅之团长，于1933年率部投敌。现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总兵力三千人。位于绥远百灵庙地区。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风翔（后被敌杀害）。白逆原为国民党之师长，于1940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现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总兵力二千人。位于绥远之固阳、百灵庙地区。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杨诚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团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现第一师位于武乡，第二师位于崞县，军部位于太原。总兵力五千一百人。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民党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1938年率部投敌。现辖两个纵队，活动于山西属离石、中阳、太原地区。总兵力三千人。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总兵力三千人。活动于归绥，固阳地区。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国民党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总兵力四千五百人，活动于包头地区。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活动于豫北之武安，内黄地区，总兵力三千五百人。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1943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现位于遵化、迁安地区。战斗力比华北其他伪军较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伪小股正规杂牌军尚多，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1943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师长，于1943年7月在山东诸诚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郝逆原为傅作义部之特务营长，抗战后率部投敌）。以上各杂牌军，直属各省敌伪长官指挥，总兵力四万二千人。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部队分布于南京、杭州、天长、合肥、扬州等地，各驻一个师。总部设南京。兵力共一万五千人。编制装备略同国民党。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1941年2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分布江苏之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1941年3月率部投敌），1942年10月被扣，番号被取消。所辖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部队分布于江苏之东台、盐城、如皋、南通一带。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分布于江苏之泰兴、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地区。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兵力三万四千人。编制装备，与伪第一方面军同。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共二万人。部队分布于湖北之随县、应城、信阳、云梦、咸宁地区。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1943年2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现辖伪保安第三师，活动于鄂南之天门、汉川地区，兵力三千。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总兵力一万五千人。部队分布皖北之宿县、亳州、苏北之沭阳、灌云及豫东之太康、商邱等地。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1942年夏季率部投敌。现驻苏北灌云地区，兵力一万三千八百人。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二千人，担任浙东杭甬铁路沿线守备。第十三师丁雪山部，已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第五战区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1941年8月率部投敌。部队驻皖中无为地区，兵力四万人。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兵力三万人。装备战斗力为伪中央军之冠。
十、1943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因尚未查明投敌后之番号，故未列入。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六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三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十八万五千人。
华南方面
由于日军侵入华南很少，日占区相对少些。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兵力六万人。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总兵力一万七千二百人，分布于广州、南海一带。
三、华南伪地方军九万八百人。
当时国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也诡称为“曲线救国”。
【汪精卫】身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选择“出走”与日本“合作”。汪精卫以“曲线救国”为号召，聚集了一批对中国抗战悲观失望的“人士”，在南京另立伪“国民政府”，与已迁都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相抗衡。在后来的战争中，汪精卫配合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政策，协助在华日军稳定和巩固“后方”的政治、经济秩序，积极“收编”地方武装、“策反”国民政府军队、“围剿”和镇压抗日力量。无论汪的政治“理想”为何，恐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难以洗脱“汉奸”的骂名。汪精卫的“出走”，曾受到了日本“和平条款”许诺的“撤军”引诱，遂发起“和平运动”乃至独自“和谈”，并受到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通缉和追杀。在与日本谈判“和平条款”、以及后来成立“政府”的“合作条件”时，汪也都作过无谓的“据理力争”－－虽深感“屈辱”与“失望”，但还是最终就范。日本政府在军方的压力下，也认定汪退路已绝而擅自取消“撤军”条款、不再让步。自日本回国后，汪以“曲线救国”为旗帜，号召中国人与日本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以图“保存实力”、“等待时机”，避免因“无谓抵抗”招致“亡国灭种”。抗战后期，汪忧患焦虑、原来被刺的旧枪伤复发，去日本就医不治，死在日本的医院中。（也曾有人质疑日本对汪的“治疗”，但终查无实据。）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表现，一直是在坚持抵抗的同时，平衡内部派系、消灭异己，同时与美、英、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最大限度地争取“外援”。当日本的外部军事压力逼近时，蒋就会号召积极抵抗、顽强坚持；一旦外部压力减弱、内部异己力量耸动时，蒋又会祭起“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在日本陆军学校受过专业训练、身为军人的蒋介石，虽也曾暗许亲信与日方私下接触“和谈”，但其在抗战中所显示出来的坚忍个性和持久、顽强的耐力，愈发衬托出汪精卫的脆弱、动摇与无奈，使得汪光辉尽失、相形见绌。
汪精卫所提出“曲线救国”论就是著名的投降理论之一。其后果就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降兵如潮，降将如毛”的局面。所以那种“曲线救国”论已经完全违背了曲线救国的准则，全然不是救国，而是卖国！
投敌将领
1.1933年春东北军骑兵第17旅旅长李守信于绥远林西率部投靠日军。李守信原为热河土匪，东北易帜时投靠东北军，被委任为骑兵第17旅34团团长。1933年升任旅长不久后即投靠日军。被日方委任为经林留守司令。9月又改编为察东警备军，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作战，司令官李守信。下辖两个师又一个炮兵队。
2.1935年绥远义勇军司令王英投敌。王英为绥西土匪，长期盘踞绥远。后任东北军之师长、察北游击司令。
3.1938年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军训处长刘夷被俘投敌。刘夷为黄埔二期生、刘峙之侄。投敌后任汪伪军官训练团团长、军事参议院参议。
4.1939年春第19军68师副师长蔡雄飞和团长汤家谟于山西离石被俘投敌。蔡雄飞为东北人，早年服务于东北军，长城抗战后随68师转入晋绥军。
5.1939年秋军统忠义救国军第8支队支队长丁锡山率部于淞沪地区投敌。
6.1940年初第1战区豫北游击队总指挥刘昌义率部投敌。刘昌义出身西北军，曾任东北抗联第3师师长，后赴河南组织游击队抗日。1941年5月第6集团军独立第3旅旅长谭松艇率部投敌。
7.1940年春东北挺进军高参白凤翔于绥西率所部千余人投敌。白凤翔原为东北军骑兵第6师师长，西安事变后拟升任军长，因张学良南京被扣调任马占山东北挺进军高参。
8.1941年2月13日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兼第一路游击总指挥李长江于苏北率领所部8个支队投敌。该部原为地方武装，抗战爆发后改编为游击纵队。
9.1941年春军统忠义救国军一部由蔡鑫元率领在江苏泰兴投敌。
10.1941年4月第33师副师长兼团长潘干丞、鲁苏战区独立团团长刘湘图于苏北率部投敌。
正面实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鲁迅先生开始从医后又从文而鼓励更多的人去抗日，并不是直接参加军队抗日，这也可以说是曲线救国。到后来抵制外货,教育人民不崇洋媚外,不是用军事手段达到救国目的的都算是曲线救国。
伪军（puppet army）即由侵略国家组织占领地人民组成的军队。多指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由被占领国家人民组成占领区军队，不同时期各地的伪军名号各不相同，较为著名的有“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等称呼。
1伪军由来
由于伪军大多参与了对同胞的战争，因而在有伪军的国家伪军士兵大多受到广泛地指责。 这些伪军穿戴和日本人不同，戴的是布帽子，可见日本人当他们是工具。老百姓称他们为“二鬼子”。另外，抗美援朝时期韩国军队、越南战争时期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军队也被我国称为“伪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
政治上的独裁，为伪军“曲线救国”找到了借口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压制民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
陈公博在其《苦笑录》中曾这样描述蒋介石政府中汪精卫领导的行政院：“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
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早在“还都”之前，就曾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
在1938年，伪军的数量只有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增长了85%。
军事上的独裁，将许多“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的阵营。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设防，时时排挤，经常假借种种理由打击、削弱、吞并各地的军事实力。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我们可以看出，抗日战争中投降日军的军队，大多都是被蒋介石称为“杂牌”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如汪精卫“国民政府”中七个伪军集团军司令，六个来自于湖南，云贵军阀和山东韩复榘等的军队，只有郝鹏举一人原来是胡宗南的部属（此人因在军中强奸他人之妻，畏罪潜逃投奔汪伪政府）。
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
许多老百姓迫于生计，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
在金钱的吸引下，不断有下层的民众加入伪军队伍。这种情况令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侨民柯尔斯也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日本人)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
日军的威逼利诱，直接导致了大量伪军的产生。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广大地区，很快又攻陷京、津地区。于是一些人被吓掉了抵抗的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也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在这些高官的影响下，许多汉奸官员也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
日本为了弥补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利用伪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8年日本和汪精卫一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时，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除了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外，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造汉奸和伪军部队。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极力拉拢腐蚀部分中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投靠日寇，加入伪军部队，并积极参与、指使汉奸不断抓丁扩充伪军队伍。如当时汪伪政权伪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警卫部队三个师的兵员都是“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从“先遣军”到“正规军”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与伪军之间从未真正交过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人民群众抵抗、消灭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共毙伤、俘虏和迫其投诚118万余众。另外，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伪满军队全部和伪蒙军队一部共8个师又12个旅，约2万人。
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汪伪军及华北伪军，除略有逃散外，建制尚属完整。属于南京汪伪政府之伪军尚有15个军，52个师，9个旅及特种兵，共28.2万余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队共13个集团(旅)及炮、工兵一部，共55000余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残余军队还有9个师的番号，加上其直属部队共14000余人。以上伪军共计351000余人。他们相当数量都被蒋介石收编，投入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当中。
在战争结束之前，蒋介石就做好了利用各地伪军打内战的准备。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国民党政府就将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改称为“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部”，并令其“固守现地，等待国军”。第二天，蒋介石对全国伪军发布命令：“……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紧接着，蒋介石又对汉奸和伪军高级将领大肆封官晋爵，委以重任。他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阻止共产党军队接收上海；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为热察两省先遣军总司令，负责集结散驻各处的伪蒙、伪满残存军警部队，进攻八路军；孙殿英、庞炳勋也被任命为先遣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在河南汤阴，堵截八路军南下。庞炳勋部则纠集开封附近的伪军部队，与徐州郝鹏举、新乡孙殿英、商邱张岚峰等部互相呼应，到处阻击我军。
因对阻止八路军进入开封有功， 1946年春，蒋介石到新乡召集军事会议准备大打内战时，还特别召见了庞炳勋和孙殿英等，还要他们一个个侍立一旁，合影留念。
对于伪军的改编，国民党采用了纵队、总队的序列，是一个军，就给以纵队的编制，是一个师，就给以总队的编制，在纵队和总队之上还冠以“暂编”二字，以示与正规军的区别。各地伪军共编为六个纵队27个总队73个团，门致中、孙良诚、吴化文、孙殿英、张岚峰等都被任命为纵队司令。1946年初改编完毕，11月后，又陆续编为某军某师正式国军。
4中国伪军
最早伪军
1931年10月1日投敌的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及其所部 日本遂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国民革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调遣任意地区的伪军。
数量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并在1942—1943年期间国民政府推行“曲线救国”口号，许可国民革命军指挥官在面对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为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指令后，伪军数量开始爆炸性增长。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还有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一般认为这是指所有参加过伪军的人数。在内战正式爆发前，这些伪军很多被国共双方于1945年底之前收编。
伪军等级
国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但对当汉奸极为蔑视。伪组织分等级地，当汉奸也分三六九，伪政权那从中央到地方，层次很明显。按1945年“汉奸”的定论，分为三类；
1.“ 特高科”“宪兵”，能穿日本军服。这为一等汉奸。
2.沦陷地区投靠日本、并由日本组织的特务性质武装，所谓“便衣队”“特务队”“夜袭队”等，着杂色服装，统称特务情报人员，这为二等汉奸。
3.伪政府军以及地方部队，或者说皇协军，如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维新军、清乡军、和平反共兴亚建国军、山西剿共军、绥蒙联军等等名目繁多的武装，听起来特别牛的部队，后因公开干的全是日本人想干的事，又自圆起说改为执行“曲线救国”政策。基本穿正规国军服，并打国民党旗号，但有区别—重庆与南京的国民党旗帜大同小异。此为三等汉奸。
伪军世系
伪军和伪政权大致上属于三个系统，汪精卫的中央军，25万以上，华北治安军10万，后来叫皇协军，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蒙古军1.5万，地方团队25万。
正如伪政府的所有决策要听命于日本顾问一样，伪军队的所有行动必须听命于日军。日军对伪军重要的控制形式就是作战会议。伪军参加日军的作战会议，几乎没有发言权。作战，打头阵永远是伪军。那些汉奸省长、警备司令、警察厅长，听起来官名比日本参事、日本顾问大得多，实际上，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戏人子一样，无论怎样蹦跳都是身不由己。
基本类型
一流如“宪兵工作队”、“剿共班”这些有枪有势的伪“精英”一流武装部队。一般是独立驻防，或者虽然在据点内也设立内卫岗哨，他们一般不在小据点，起码也是在中心城镇，如中国宪兵队，这大多都是从东北和台湾过来的老资格汉奸，战斗经验丰富，多半会简单日语，熟悉日本部队，日本也另眼看待，在据点守备的时候能起督战作用，日军有多余的补给也给他们，穿的虽然便衣，却干净整齐，基本能服装同一，一色的棉裤棉袄，一色的礼帽或日军战斗帽，一色的胶皮棉靴头。佩带的手枪虽不是一个牌号，可子弹带的背法，手榴弹的带法，都是一样的规格。
同样属于一等的“剿共队”一般是“受了招安”的保留绿林本色的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他们的服装就很杂乱，但都有一个特点--头戴日军战斗帽；装备也五花八门，自己以前使用什么武器就还什么家伙，二把盒子，土压五，胡北条，单打一，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冒。子弹带有斜披的，有横围的，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有背在腚后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因为都是些亡命之徒，战斗敢拼，敢上，所以日本人还是很抬举这些败类的。
二流而特务队，便衣队、夜袭队等等，着杂色服装，由于资历问题，日本人并不特别信任，由于只有轻武器并且缺乏战斗经验，只能跟着上，欺负游击队和村干部可以，碰上正规军和坚强的游击队，还不如伪军呢。但鉴于多是地头蛇，熟悉乡土情况，想想，本来就是流氓无赖，能做什么好事，属于二流。
三流是伪军，正规伪军成系统，但战斗力比较差，只能在日军扫荡的时候站在日军队列前挡八路子弹，加上山头问题，伪军也存在这个问题，一旦队伍有老底子，尽管凝聚力和战斗力都高点，但人心隔肚皮，总要有点小情绪、小想法，日军总有怀疑，良心坏的，通八路大大地，伪军靠不住的干活。反而各县的地方警备队反倒装备和士气都高于伪政府正规军的大多数部队，因为他们一般都由当地日军部队直接控制，统一计划，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装备，他们的武器都在各兵团的增加装备用枪支里补充，也就是日本武器装备。都配备有日本指挥官，教官，完全由日本所指挥，因为没有派系和历史渊源，指挥也方便，在实际操作里，大多数时候都是由日军军曹带分队直接配属，等于在伪军里掺杂骨干，因为经常当炮灰，对待卖命的人，鬼子在藐视里多少要扔几个骨头地。伪军们，平素生活很苦，顿顿不是高粱面糊糊山药蛋，就是黑豆小米红薯面，抢粮经常挨八路和游击队的揍，就算弄点好的，鬼子和宪兵、特务优先，何况鬼子要往他们国内送，轮到伪军的时候通常连点牙缝的渣滓都没有。只有军官能来点特殊化。
四流为伪警察，通常穿黑色警察制服，一半人有枪，只能起吓唬人作用，主要维护内部治安。
伪军由于日军无力解决待遇，就靠就地征收，平日不是催粮草，就是催捐款，如地亩捐、特别费、爱路费、警备队菜金、建设费，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乱收费证明还是有历史传统的，今天要民工修炮楼据点，明天要牲口搞运输，到伪政权来的武装人员，不论官大官小，一来就得纸烟烧酒、猪肉白面待遇，经常还得酒席招待，八路就用枪炮手榴弹来回应，来从虎口夺食。
以上都属于伪正规武装体系，起码说属于吃皇粮得。
五流是基层伪政权的杂色武装的骨干，如爱护团，自卫团，维持会乡警，他们的战斗力很差，装备还不如民兵，大致起站岗放哨作用，不过基本没用，但这些伪政权的杂色武装的骨干多为反动地主的走狗家丁，起基层情报员和征收粮款作用。
末流就是些文职伪机关，既没枪，又没人，只能白天指手划脚、耀武扬威，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躲难。
不少伪军据点看出这是个财源，就在据点内修筑房屋出租。现钱交易，概不拖欠，带妓女进去另收钞票，日本人一般不允许伪机关躲，鬼子觉得，在“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的太平下，在所谓大日本帝国无敌皇军的刺刀下，都是安全大大地，这样丢人。
可八路惩治汉奸的刀也很利，当汉奸的都怕死，一般的伪职员既住不起，也没有什么血债，武工队也没必要去捉，武工队也分档次，小人物还不入武工队的法眼，一般的伪职员自然不会花钱被宰冤大头。可那些汉奸头头都是为发财给鬼子干，谁也不肯搭上命，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还是去住高价钱混个平安。
摸营、伏击、挖陷阱、打闷棍，反正只要是对着鬼子汉奸，你爱干什么干什么，既然汉奸分等，八路收拾也区别对待，对铁杆汉奸绝不手软，就地镇压，用刀砍，用冷枪，动摇的就威逼利诱，反正不能给鬼子卖命。
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抗战时期，很多地方的汉奸被八路或游击队，甚至被群众自发处决后，不入家谱，不进祖坟，真是倒八辈子霉。
中国人历来讲究入土为安，人死为大，一旦死，以前的恩仇就一笔勾销，民兵由于自己的原因—隐蔽，不怎么剥死人衣服，可八路可不这么干，只要有时间打扫战场，什么都要，饥不择食，夏天多少还给敌人留点，在冬天的伏击战后，鬼子就不说了，扒光，他们有毛衣，八路最喜欢，就连汉奸的尸体上基本也只剩下一个裤头了。没想到，当汉奸也不容易啊，平时被戳脊梁骨不说，临死连件衣服都没有，只能光身子入土。
5抗战伪军
全国伪军六十二万余人，大部为国民党军队所伪化，其中90%（五十六万人）以上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仅在广东方面有约六万伪军任其自生自长，除共产党打了一部分外，勉强算作被国民党所牵制。兹将伪军情况概述如次：全国伪军除伪正规军外，尚有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全国伪正规军三十二万七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二十九万九千八百人，共计六十二万七千二百人。计华北伪正规军二十万零九千四百人，伪地方武装十七万八千人，华中伪正规军九万四千八百人，伪地方武装八万五千人。华南伪正规军二万三千二百人，伪地方武装三万六千八百人。除华南伪军外，华北华中敌后全部伪军皆在敌寇之驱策下不断的配合敌寇对共产党“扫荡”与清乡。
数年来，伪军参加正面战场向国民党军队作战者，只有一次，即1943年夏季湘北鄂南之战，有伪武汉行营直属之一个师团（第二十九师）参加。华北华中伪军对正面战场一贯是和国民党军队和平相处，对共产党军队则配合敌寇积极进攻。因此，华北华中全部伪军共五十六万七千二百人为八路军、新四军所抗击，占全部伪军（包括华南）90%强。而国民党方面所牵制（不是抗击）者，仅华南伪军六万人，不过占全部伪军10%弱而已。何况华南伪军中，亦有一部分为共产党之游击队所抗击，并非全部被国民党牵制。
华北方面
一、华北伪治安军总司令齐燮元。总部设北平，辖十二个集团军，总兵力约六万人。各集团军之主官及其分布是：第一集团军李润泉，第二集团军李瑛，第三集团军卢凤策，第五集团军刘化南，第七集团军马文起，第九集团军王斌，第一百零一集团军钱富安。以上七个集团，均位于冀东之迁安、遵化、丰润、滦县地区。第四集团军陈志平，位于鲁西之东平、东阿、长清地区。第六集团军齐荣，位于保定地区。第八集团军徐贯一，位于胶东平度地区。第一百零二集团军高德林，位于冀南豫北之安阳、邯郸、武安地区。教导集团军田申，随总部住于北平。该部为华北伪军中战斗力较强者，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二、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孙逆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之副总司令，于1942年5月，在鲁西之定陶、荷泽地区率部投敌。现总司令部设开封，辖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兵力约三万人。所属之第四军赵云祥，第五军王清翰，独立第三十八师孙玉田，均位于濮阳、东明、考诚地区。该部投敌后，积极配合敌寇，向共产党进攻，其战斗力亦为华北伪军中之较强者，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三、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吴逆原为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1943年春季在鲁中新泰、莱芜地区率部投敌。现辖三个师，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全部仍在原地区活动。
四、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副总司令孙殿英。该部原为国民党之第二十四集团军，于1943年5月在豫北陵川地区投敌。投敌后，番号与官职一概仍旧。现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二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二万五千人。总部设于汤阴。所属各部，分布于滑县、淇县、林县地区。编制装备与国民党军队同。
五、伪暂第十五军军长荣子恒。荣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一十二师副师长，于1943年春季在鲁南费县地区率部投敌。现兵力四千，位于鲁南临沂、郯城地区。
六、伪兴亚同盟军总司令王胜武，辖六个师，兵力四千三百人。该部为骑步兵混合，位于绥远固阳地区。
七、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李逆原为国民党骑九旅之团长，于1933年率部投敌。现辖五个师，全为骑兵部队，总兵力三千人。位于绥远百灵庙地区。
八、伪东亚同盟救国军总司令白风翔（后被敌杀害）。白逆原为国民党之师长，于1940年在绥西率部投敌。该伪军现辖第三、四、五、六等四个骑兵师，三、四、五三个师均系傅作义之投敌部队改编的，总兵力二千人。位于绥远之固阳、百灵庙地区。
九、伪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待查）。下辖第一师赵瑞，第二师杨诚。赵瑞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师长，抗战后率部投敌。杨诚原系国民党骑一军的团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现第一师位于武乡，第二师位于崞县，军部位于太原。总兵力五千一百人。
十、伪东亚皇协军总司令蔡雄飞。蔡逆原为国民党第十九军的副师长，于1938年率部投敌。现辖两个纵队，活动于山西属离石、中阳、太原地区。总兵力三千人。
十一、伪绥靖警备队司令丁其昌。下辖三个集团军，总兵力三千人。活动于归绥，固阳地区。
十二、伪绥蒙联军总司令王英，下辖三个骑兵师。第一、第二两师，全为国民党第八战区投敌之部队组成。总兵力四千五百人，活动于包头地区。
十三、伪剿共第一路军总司令李英，下辖三个师，活动于豫北之武安，内黄地区，总兵力三千五百人。
十四、伪满军（主官待查）。于1943年夏季由伪满开冀东。已开到二个旅，兵力八千人。现位于遵化、迁安地区。战斗力比华北其他伪军较强。
十五、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之伪小股正规杂牌军尚多，如山东伪第八师齐子修（齐逆原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五师长，于1943年夏季率部投敌），伪第三十一师文大可，伪第十一师张东云，伪皇协第一师张步云（张逆原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师长，于1943年7月在山东诸诚率部投敌），防共军齐剑英（齐逆原为山东保安第五师之旅长，抗战后率部投敌），皇协第五路杨×善，鲁北剿共军刘忱，鲁南剿共军冯寿彭，和平救国军第二十八师吴连杰，鲁西反共总指挥本得观。山西有伪皇协第五路军×××（待查），和平建国军杨木繁，晋南建国军靳福忠。河北有伪绥靖自治军李保森，联防救国军张英异。绥西防共第一师郝根五（郝逆原为傅作义部之特务营长，抗战后率部投敌）。以上各杂牌军，直属各省敌伪长官指挥，总兵力四万二千人。
十六、华北伪地方军（包括保安团、自卫队、警备队等），计河北三万人，察绥一万八千人，山西三万人，山东十万人，总计十七万八千人。
华中方面
华中伪正规军统归伪南京军委会直辖。伪地方团队则由各省管理。
一、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辖两个军。第一军徐朴诚，第二军任援道兼。部队分布于南京、杭州、天长、合肥、扬州等地，各驻一个师。总部设南京。兵力共一万五千人。编制装备略同国民党。
二、苏北绥靖公署主任，汪逆精卫兼。辖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李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于1941年2月率部投敌，该集团军辖五个师，另一个独立旅。分布江苏之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原为杨仲华（杨逆原为苏鲁战区游击第六纵队司令，于1941年3月率部投敌），1942年10月被扣，番号被取消。所辖四个师另一个独立旅直属伪绥署指挥。部队分布于江苏之东台、盐城、如皋、南通一带。另有伪绥靖公署直属部队三个师，另一个独立团，分布于江苏之泰兴、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地区。总计伪苏北绥靖公署共辖十二个师，二个独立旅，一个独立团，兵力三万四千人。编制装备，与伪第一方面军同。
三、伪武汉行营主任杨揆一，辖鄂南绥靖公署三个师，直属三个师，另一个维新军。全部兵力六个师另一个维新军（相当于一个师），共二万人。部队分布于湖北之随县、应城、信阳、云梦、咸宁地区。
四、鄂中伪清乡军司令潘尚武。潘逆原为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之旅长，于1943年2月先王劲哉率部投敌。现辖伪保安第三师，活动于鄂南之天门、汉川地区，兵力三千。
五、伪苏皖边区绥靖军。总司令胡毓坤。下辖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三十六等六个师，总兵力一万五千人。部队分布皖北之宿县、亳州、苏北之沭阳、灌云及豫东之太康、商邱等地。
六、伪和平反共兴亚建国第三军。军长徐继泰。徐逆原为江苏省游击第五纵队司令，于1942年夏季率部投敌。现驻苏北灌云地区，兵力一万三千八百人。
七、伪第二军军长刘培善。辖第十及第十三师。第十师长谢文达，二千人，担任浙东杭甬铁路沿线守备。第十三师丁雪山部，已反正。
八、伪护国救民独立师师长刘子清。刘逆原为第五战区一百七十三师五百一十八团团长，1941年8月率部投敌。部队驻皖中无为地区，兵力四万人。
九、伪南京警卫军军长刘夷。下辖一个警卫师，一个独立旅，一个教导大队，兵力三万人。装备战斗力为伪中央军之冠。
十、1943年春季率部投敌之王劲哉（原国民党第一百二十八师长），及第六战区挺进军司令金亦吾等，因尚未查明投敌后之番号，故未列入。
十一、华中伪地方军。计伪江苏省六万五千人，伪湖北省七千人，伪安徽省一万一千人，伪浙江省三万人，伪河南省一万二千人，总计各省伪地方武装十八万五千人。
华南方面
由于日军侵入华南很少，日占区相对少些。
一、伪闽粤绥靖军总司令黄大伟。部队分布于潮安、汕头。兵力六万人。
二、伪广州绥靖主任陈耀祖，下辖第二十师（方颐为）、第三十师（许廷杰）、第四十三师（彭齐华）、第四十四师（高汉泉）、第四十五师（朱全）等部，总兵力一万七千二百人，分布于广州、南海一带。
三、华南伪地方军九万八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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