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起点“1918年说”之我见
有关中国现代文学起于何时的问题，曾经以及正在引起太多的争论。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时间应该向前移，移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并举出了一系列丰富的例证。更多的研究者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但在相关文章里还是将“五四”前后(如1915、1917年)看做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起点。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应确定于1918年。
展开来说，人们不再把文学看做社会变革的工具，而是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面，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直接把变革对．象指向文学的审美本身——语言形式，继之，刘半农、钱玄同、吴虞、鲁迅等人或以争辩方式为之助阵，或以创作实绩为之呐喊。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变换，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学工具问题，但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视阈。它在解除文化输入带来的语言危机，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加速了文学的现代转型。
有关白话文对中国文学在现代转型中的功用与价值，前人已经强调过太多，但是，无论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笔者认为，广泛地运用白话文写作，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运用上由文言文改换为白话文，看似只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反抗传统以及转换文学思维的问题。有学者指出： “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变换，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学工具问题，但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视域。它在解除文化输入带来的语言危机，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加速了文学的现代转型。”而大规模地提倡白话文、创作白话文作品的，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
白话文的提倡和大规模运用使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从而使中国文学的影响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文学的阶级格局，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表层看，这种转换是由贵族话语系统向平民话语系统的转换⋯⋯从深层看。这种文自更迭更是传统话语体系向现代话语体系的转换。”面对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文言文最终被湮没，而白话文因为适应了现代的文化、思维和节奏而大行其道，蔚然成风。“文学革命从语言符号上的突破性进展，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一个所向披靡的理性之剑，也为新文化迈向现代化的坦途，提供了新的文化载体⋯⋯新的‘文化模式’的展开，也就相应地出现了新的符号载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本世纪中国文化投下了以‘新’为支点的共时之约。白话文的出现，为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符号载体作用。”试想，使用数千年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被废除，白话文进入了文化、知识和文学的领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难道不算一次改天换地的大变革么?
与语体革命同时展开的还有“人”的文学主张的提出。周作人于1918年发表重要文章《人的文学》，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把“人”的文学表述为“对人的发现和辟荒”，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此外，还写有《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理论文章。周作人还在《平民文学》中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和“以真为美，美即在其中”的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把“人的文学”的主张发展为“人生的文学”。另外陈独秀、李大钊也大力倡导个性解放，这种以科学理性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价值观最终又是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现代国家作为目标指向。同样，五四文学在革新文学的同时，也以“革新政治”为现实指向。两者既保持着某种内在的张力，又获得了很好的统一。
当然，中国文学的转型并不是从“五四”突然开始的。自1898年至“五四”前，在一些文学文本内，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含有一些现代性因素，但现代性尚没有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因素，往往是新旧杂糅，缺少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作品。因而，这个时期也只能说是现代转型的准备阶段，只有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才开始了现代转型。在此以后，无论中国现代性文学发生过多少变异和曲折，在五四时期建立的这个范型，无论何时都没有被真正打碎过。如果一定要说这一转型始于哪一年，那么应是1918年，因为到这一年，“人的文学”的思想既为许多人所赞同，又产生了像《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这样富有人的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作家鲁迅的出现，是一个关节点，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标志。
如果说“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是现代文学转型的界标，那么丰富现象与悖论过程的整合则是“转型”的具体展开。转型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学现象的过程，如晚清思想启蒙与五四文学的“传承”关系，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分期”关系，抗战文艺与当代文学的“源流”关系，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受”关系⋯⋯面对这些具体现象与过程，现代文学转型实践更多地意味着如何给这些现象与过程以合理阐释。这些悖论式命题背后潜隐的东西，也许正是我们理解转型内涵的关键。
正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使中国文学开始广泛地具有了现代的面貌，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力倡导的民主、科学等启蒙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开始普遍地具有了现代品格。当然，晚清有一些作品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创作，并且具备了反封建的思想，但在当时仍属凤毛麟角，并未产生广泛影响。它们只能说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前必要的准备，是质变之前的量变，但绝不应该是起点和标志。我们不能用晚清文学中的零星断章去框定一个划时代的巨变，持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始于晚清的观点，其不科学之处就在于没有把这段中国文学史放进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没有用一种全局的眼光去看问题。如果我们用全局的眼光去观照中国数千年的文学长河，就会发现，晚清文学中出现的现代转型迹象只是整个文学长河中几朵闪烁的浪花，而直到1918年，这条文学长河才开始改变姿态，变得波涛汹涌起来。
展开来说，人们不再把文学看做社会变革的工具，而是深入到文学本身的语体层面，要求文学存在形式的变革。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直接把变革对．象指向文学的审美本身——语言形式，继之，刘半农、钱玄同、吴虞、鲁迅等人或以争辩方式为之助阵，或以创作实绩为之呐喊。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变换，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学工具问题，但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视阈。它在解除文化输入带来的语言危机，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加速了文学的现代转型。
有关白话文对中国文学在现代转型中的功用与价值，前人已经强调过太多，但是，无论怎样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笔者认为，广泛地运用白话文写作，是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语言运用上由文言文改换为白话文，看似只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反抗传统以及转换文学思维的问题。有学者指出： “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体变换，看起来虽是一个文学工具问题，但实际意义远远超出当时人们的理解视域。它在解除文化输入带来的语言危机，适应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加速了文学的现代转型。”而大规模地提倡白话文、创作白话文作品的，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
白话文的提倡和大规模运用使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大众的文学，从而使中国文学的影响范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文学的阶级格局，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表层看，这种转换是由贵族话语系统向平民话语系统的转换⋯⋯从深层看。这种文自更迭更是传统话语体系向现代话语体系的转换。”面对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文言文最终被湮没，而白话文因为适应了现代的文化、思维和节奏而大行其道，蔚然成风。“文学革命从语言符号上的突破性进展，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一个所向披靡的理性之剑，也为新文化迈向现代化的坦途，提供了新的文化载体⋯⋯新的‘文化模式’的展开，也就相应地出现了新的符号载体，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为本世纪中国文化投下了以‘新’为支点的共时之约。白话文的出现，为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起到了重要的符号载体作用。”试想，使用数千年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被废除，白话文进入了文化、知识和文学的领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难道不算一次改天换地的大变革么?
与语体革命同时展开的还有“人”的文学主张的提出。周作人于1918年发表重要文章《人的文学》，提出“人的文学”的主张，把“人”的文学表述为“对人的发现和辟荒”，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此外，还写有《平民文学》、《思想革命》、《新文学的要求》等理论文章。周作人还在《平民文学》中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和“以真为美，美即在其中”的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在《新文学的要求》中，把“人的文学”的主张发展为“人生的文学”。另外陈独秀、李大钊也大力倡导个性解放，这种以科学理性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启蒙价值观最终又是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现代国家作为目标指向。同样，五四文学在革新文学的同时，也以“革新政治”为现实指向。两者既保持着某种内在的张力，又获得了很好的统一。
当然，中国文学的转型并不是从“五四”突然开始的。自1898年至“五四”前，在一些文学文本内，从内容到形式都已含有一些现代性因素，但现代性尚没有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因素，往往是新旧杂糅，缺少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性作品。因而，这个时期也只能说是现代转型的准备阶段，只有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才开始了现代转型。在此以后，无论中国现代性文学发生过多少变异和曲折，在五四时期建立的这个范型，无论何时都没有被真正打碎过。如果一定要说这一转型始于哪一年，那么应是1918年，因为到这一年，“人的文学”的思想既为许多人所赞同，又产生了像《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这样富有人的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作家鲁迅的出现，是一个关节点，是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标志。
如果说“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是现代文学转型的界标，那么丰富现象与悖论过程的整合则是“转型”的具体展开。转型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学现象的过程，如晚清思想启蒙与五四文学的“传承”关系，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分期”关系，抗战文艺与当代文学的“源流”关系，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受”关系⋯⋯面对这些具体现象与过程，现代文学转型实践更多地意味着如何给这些现象与过程以合理阐释。这些悖论式命题背后潜隐的东西，也许正是我们理解转型内涵的关键。
正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使中国文学开始广泛地具有了现代的面貌，而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力倡导的民主、科学等启蒙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革命”使中国文学开始普遍地具有了现代品格。当然，晚清有一些作品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创作，并且具备了反封建的思想，但在当时仍属凤毛麟角，并未产生广泛影响。它们只能说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之前必要的准备，是质变之前的量变，但绝不应该是起点和标志。我们不能用晚清文学中的零星断章去框定一个划时代的巨变，持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始于晚清的观点，其不科学之处就在于没有把这段中国文学史放进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没有用一种全局的眼光去看问题。如果我们用全局的眼光去观照中国数千年的文学长河，就会发现，晚清文学中出现的现代转型迹象只是整个文学长河中几朵闪烁的浪花，而直到1918年，这条文学长河才开始改变姿态，变得波涛汹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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