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都爱黄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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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熊精致儿童摄影
文/摘自网络
黄渤已经21年没换手机号了。
算出这个数字，他长长地“啊”一声：“真的？我都没想过，这么长时间了。”
1993年，黄渤才19岁，在老家青岛买了第一个手机号和第一个手机——那时它还叫“大哥大”。据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记录，那一年，北京举行十大流行语评选，“大哥大”居排行榜第四位。这种重如砖头的黑方块大都装在专有皮包里，掏出来便会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那时，它代表着迅速崛起的身份和财富，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土豪”。还不会有人想象得到，仅仅十几年后，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起码有一个手机。
那些年，黄渤还没成为演员，天天全国联系歌舞演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漫游费加双向收费让他的手机费常常每月高达三四千元。“我真想把这号扔了。”他忍住撑过来，却不停收到朋友的骂声。“你他妈能不能换个电话！你自己不换没事，害我们天天给你打长途。”渐渐地，这些声音都没有了。漫游费取消了，双向收费没有了，打长途和打本地也一个价钱了。
21年来，黄渤一直在变。他是转场全国却一直未红的酒吧驻场歌手，是被金融危机折磨的制鞋机械厂小老板，是考不上电影学院表演系、为多一项生存技巧转考配音系的配音演员，是《上车，走吧》里的三环小巴车售票员，是《疯狂的石头》里虽表演出彩但戏份不多的小贼黑皮……
他当年梦寐以求加入的唱片业，已经悄然倒塌，现在最大牌的音乐人也很难从唱片中赚到哪怕仅仅是维持制作运转的收入。他盲打误撞闯进电影业的2000年，正是中国电影票房历史最萧条的时期，当年全国总票房8.6亿元。现在，多方预估中国电影票房今年很可能突破300亿。中国电影票房历史排行榜上，国产电影票房前三名《泰囧》、《西游·降魔篇》、《心花路放》，每一部都远超2000年的总票房，每一部里都有黄渤的名字。2013年，黄渤因主演电影的票房加起来超过30亿元，被称为“卅帝”。2014年，这一数字被刷新，他被称为“五十亿帝”。
他演电影拿了金马影帝。演话剧拿了“壹戏剧大赏”最佳男主角，成了“戏刷帝”。拍了两部微电影，拿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微电影、金鸡百花电影节首届微电影大赛的最佳创意奖，甚至拿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微电影的最佳摄影奖。
为什么是黄渤？
2014年12月28日，北京公交将实行新的计费制度。坐302路从三环上的农展馆到巴沟村，19公里，将花费4元钱。如果刷一卡通可以打5折，就是2元。
14年前，黄渤被同乡高虎叫来北京第一次拍戏，扮演进城务工的302路小巴车售票员，怯生生地让人掏钱买票，也是2元钱——老版的，绿色的，印着两个少数民族的姑娘。
也许十几年后，没多少人能够记起，这两类2元钱之间，还有着8年这段路只要8角钱的时光。就像现在，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三环路上曾经跑过小巴车。
小巴车大多私人承包，比大巴数量多，运营时间也长。小巴售票员最爱喊的是“有大座啊！上车！上车！”所谓大座就是正规的座，与它相对的是散摆在车内空当处的小板凳或小马扎。司机们常光着膀子，为了跟其他小巴抢活，赛车般超速互别。小刮小蹭时常发生。大巴也拿他们没辙。这些都被写实地拍进了《上车，走吧》中。
拍摄第一天，导演管虎觉得黄渤简直就是傻冒。“对影视行业的不了解到了极端。”他会拍着拍着直接走出画，摄影师得用脚把他拦回来。导演喊了停，他还是继续演。打架的戏，5个假瓶子道具，黄渤直接抡着真砸人，差点儿没把小伙子打昏。但演戏让黄渤很兴奋，他晚上不睡觉，跟高虎一直聊接下来怎么演。到了拍摄第三天，管虎惊奇地发现，黄渤已经游刃有余了。“我不夸张，你会觉得奇怪，好像他是天生为这事生的。”
《上车，走吧》获得了当年金鸡百花奖“最佳电视电影奖”。12天的拍摄，一下子超过了黄渤倾心近十年的歌唱事业的成绩，好像一个讽刺。
一年多后，据说因为两起小巴撞死乘客和行人的事件，先是三环路上的800多辆小巴停运，302路就在其中。半个月后，1600多辆小巴退出三环范围。到2007年12月，小巴退出北京城区。
此时，黄渤已经因《疯狂的石头》成名了。导演宁浩记得，那时候，谁来跟黄渤合影他都同意，谁来要电话他都留。宁浩给黄渤打电话，经常发现占线，后来问他干嘛呢，他说有人打来电话，想到他这里工作。“我说你为什么留给他呢？他说我旅游碰到的，人家跟我要电话，我也不能不给。他太善良了，不会拒绝别人。”宁浩便常常逗黄渤，人多的时候拿一片纸塞给他，说：黄老师麻烦签个名。黄渤认真地低头就签，签完听到笑声，扭头才发现是宁浩。
成名后很多年，黄渤才渐渐放弃坐地铁。期间他甚至研发出一套技术：先在大柱子旁边等着，觉得旁边有人要过来，就换另一个地方。门一开，先冲到对面门边上。有座也只能站着，要是坐着就全敞开了。高举双手扶着两个杆，把两边的人挡住。然后从对面的玻璃里面看所有的人。
看脸时代
似乎没多少人对黄渤有良好的第一印象。
管虎第一次见黄渤的照片，是黄渤寄来的歌舞演出海报。管虎记得，西装革履，油光水滑，“像个香港的二流子”。在黄渤的记忆里，那张海报更夸张，穿半透明纱衣，露8块腹肌。
是的，常年跳舞的运动量，让他那时有8块腹肌。
演员王迅第一次见黄渤有另一种糟糕感受。那是拍《疯狂的石头》时，王迅演四眼秘书，被分到和黄渤一个房间。黄渤已经扮成了黑皮，长头发、烂夹克，走路、形体都是小混混的样子。“可能他入戏太深，怎么看都是挺操蛋的一个人。”王迅笑着讲，自己是军人，接受不了这种社会丑恶面：“我俩一句话都没说。我待了不到5分钟，就去找制片主任，说我要换房间。”
而演员闫妮，第一次见黄渤时说：“我跟你演夫妻呀，我知道我要走向丑星的行列了。”黄渤回答：“我跟你一起演，我想我要走向帅哥的行列了。”闫妮不好意思起来，调侃别人怎么反被夸了：“那我以后不这么说你了，我要夸你！”
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看脸的时代。非要再加一条重要的，那也会是看身材。称自己是“外貌协会的”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基本上不会有人像多年前中学生作文里常写的那样，用“心灵美更重要”来反驳，顶多说“心灵美也重要”。
“男色”一词堂而皇之兴起。电影和电视里，越来越多露腹肌和胸肌的男人，还会配有柔光、特写和慢镜头。如果采访对象是张震，会有各种不相干的姑娘涌来围观，甚至还会有人提问：“在电影《绣春刀》里，你喜欢刘诗诗，刘诗诗居然不喜欢你，在现实中你不可能遇到这种事情吧？你长得如此帅。”
黄渤向来擅长自我调侃。在外貌问题上，他的调侃方式不是提前贬损自己，让对方无法再贬，而是见缝插针地夸奖自己。比如和赵又廷一起接受采访，赵又廷说到自己喜欢在拍摄现场玩游戏，黄渤就接一句：“我发现帅哥都喜欢玩游戏，比如金城武、谢霆锋，好像帅哥都这样。”赵又廷认真地顺着讨论：“林更新也是。”黄渤突然一转：“其实我也是，我没事在家就玩。”全场大笑。赵又廷被问“你介意别人说你是偶像派吗？”他回答：“有一点介意的。”黄渤接一句：“我为什么从来就不介意？”大家又笑。
宁浩认为，偶像是神。“偶像这个词是来源于宗教的，是生殖崇拜。帅与美丽代表的是基因优秀，大家对生殖崇拜是本能。”而以黄渤的长相成为如此走红的明星，“那他得付出多得多的努力啊，毕生的努力。”
“长相这个问题给你带来过困惑吗？”我终于问黄渤。
“带来困惑你还会经常去提它吗？”早已失去8块腹肌的黄渤回答：“这好像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哈哈。它确实没有给我带来过任何困扰。你之前也认定这事了，对它没抱任何幻想，之后你也受益匪浅，因为你的特质是别人不具备的，就变成独一无二的，还挺好。但凡找你演的戏，可能不太好找别人。”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黄渤身穿工服样式的蓝色连体裤，用每段末尾略带方言的语调唱了一首《我的要求不算高》：“80平米的小窝，还有一个温柔的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天天去户外做运动，看蔚蓝的天空。我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阿尔卑斯山，我逛商场，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我不求变成龙和凤，我只想活在幸福中。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简单也容易懂，掂起脚尖就能够到，不是悬在半空中。”歌词有着点政治意味和安抚人心的作用，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在描述黄渤在观众心中所代表的形象。
“黄渤一人之表演，折射出整个时代之精神。”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赵宁宇在《轻电影与类型化表演》里写道：“盼望着草根的代言人在银幕上实现自身的理想，借用精怪的‘小形象’在电影中取得愉悦的满足，这是观众们普遍的心态。未来，一切都会改变。当下，情理正当如此。于是，黄渤成为了黄渤。”
蓝色连体裤还引发了一轮议论：它被当成了2014年爱马仕春夏男装新款，预估专柜正品价格在6万人民币左右。人们调侃黄渤把爱马仕穿出了水管工人的味道。黄渤解释那是国内设计师为演出制作的：“如果大家看到了爱马仕，说明我把工服穿出了爱马仕的味道。”
常常被称为草根代言人的黄渤，其实过去从未真正在经济上困窘过。细究起来，草根也可以分出好些不同层。黄渤的形象应该属于共鸣范围最广的中间层，像《我的要求不算高》里表现出的，可能穿工装，也可能逛巴黎，囊括城市中的大部分普通人。也许更底层的人数更多，但他们的发声偏小，也比较少买电影票去构成那“50亿”。
黄渤的父母青年时是大学生或学习尖子，后来都是青岛市的处级干部，这足以算作体面阶层。黄渤从小住在机关宿舍楼里，那儿不仅住着机关子弟，也住着拆迁户。他有一个舅舅是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美国组专家，虽然黄渤说这跟他没多大关系，但这样的家庭无疑给他的童年带来巨大压力，他即使不爱念书，也被当作北大、清华的苗子。
黄渤从初中时开始在歌舞厅演出，每晚赚15元，不久后涨到60。那还是冰棍一毛钱一根的时代，同学们一般几个人买一根，你一口我一口。黄渤潇洒地给班里每人买一根。他还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攒齐2000元，换成零钞，摆在爸爸妈妈面前，那是妈妈半年的工资。他想证明自己，换得自由。类似的事情宁浩也做过，他大二时拿着拍MV赚来的20万现金回家，把钱放在父亲桌上，用父母能理解的方式证明自己去北京是正确的。
黄渤的姐姐在青岛做服装生意，规模不小。她当年一直想让全国跑场的黄渤回家，许车许房。黄渤在青岛开工厂时，一打开包，里面就是几万块。走穴时期的黄渤，遇过闹事、骗钱甚至枪战，但他每次演出的收入有一千多元，足够支持他买土豪的“大哥大”。所以，当管虎第一次找他去拍戏的时候，5000元12天的报酬实在算不上诱惑。
黄渤一直在为自己想追求的生活挣扎，而不是为生存挣扎。他一直在躲避重复的生活，比如朝九晚五的工作。他小时候去工厂参观，看到工人们“卡达卡达”压铁板，就想自己可千万别做这个。他喜欢有变化性的事情，以前以为这是童年的调皮，后来发现这就是不可改变的性格。
谈起宁浩和管虎这两位跟自己合作最多的导演，黄渤会觉得跟宁浩更接近：“我们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所处的社会阶层都很相似，所以感觉很接近。”而背景更精英的管虎则是另一种感觉，亦师亦友。宁浩对此的总结是，“我在太原，黄渤在青岛，都是中型城市的边缘化社会小青年。中国的上一个时代又是一个趋同发展的时代，所以我们从阶层、心理结构、审美意识等各个方面都比较相近。”
为什么黄渤这么红？而不是有类似因素的其他人，比如王宝强。对这个问题，宁浩表示不同意，“你不能拿城市原住民的体验来概括全国人民的体验。你如果真的站在比方进城务工人员的角度来说，他有可能更爱王宝强。没有任何一个体验是可以涵盖所有人的。这已经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只有真才是值钱的
黄渤是剧组里的开心果。他喜欢拿着手机四处拍照。一个戏拍下来，他手机里有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在现场睡觉的证据。这导致他自己撅着屁股去拍树下的小蘑菇时，也会被别人报复偷拍。他拍到逆光的小树叶，上面的叶脉、绒毛和小露珠很清楚，就会得意地拿给组里的著名摄影师宋晓飞显摆。
在新疆拍《无人区》的时候，黄渤天天在戈壁滩上捡各种好看的、奇怪的石头，每天带回酒店两兜子，准备以后送朋友。日积月累，酒店房间里堆满了石头。最后实在太多，黄渤就没带走。酒店服务员来找剧组谈：你们那人怎么回事？房间里全是石头，你们得找一个人把石头搬出去。
“他是一个对所有事物都充满好奇的人，”宁浩总结：“到了新地方，即使头天晚上拍大夜，熬了一夜，两天没睡觉了，马上要赶飞机走，但是现在有一个小时，他也要冲出去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好东西。就是热爱生活。”
黄渤有选择困难症。他爱买玩具，买的冰箱贴能贴满四五个冰箱。和黄渤同演话剧《活着》的演员丁一滕记得，在德国巡演时，他在乐高店碰到黄渤，黄渤兴致勃勃地问他哪个好啊，他回答都好，黄渤就一样买了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黄渤搬了新家，半年过去了还睡床垫，因为不能买好多个床，他就一直挑不到最合适的床。
“如果可以改变自己的某件事，我想改变优柔寡断。”黄渤有一次总结，“在超市里，我一想到得决定挑哪件商品就发抖。”但选择困难症也有好处，比如在一场表演中，他会给出好几种不同的演法。
这种爱琢磨的特质在做菜上展现了出来。黄渤经常把各种奇怪的菜搭配在一起炒，有时很美味，有时自己先来一口，就赶紧倒了。上大学时，作为班长，他给同学们做过鲍鱼捞饭。其实哪有钱买鲍鱼，他从市场批发来干花菇，发好后把容易暴露的小根勒掉，然后切片，显得像鲍鱼的样子。再用成桶的鲍鱼汁、牛肉汁、浓缩鸡汁吊汤，吊好后放进花菇煨。最后扣上米饭，撒点黑芝麻，色香味齐活。同学们吃得美美的，觉得黄渤真仗义啊。吃完后有同学评价：真好吃，就是煨汤的时候可能香菇放多了，把鲍鱼味盖住了。
从参与的第三部戏《生存之民工》开始，黄渤进入了旺盛的创作状态。那是一部有5个男主演的戏，黄渤只是其中一个男主演的妹妹的感情线。“人家待3个月我也待3个月，没事就琢磨呗。”他天天去敲编剧门，给人家塞纸条说人物可不可以这样。
他渐渐有了一堆表演技术和表演术语。“这儿没有扶手。”“那儿缺个台阶。”这种是“色彩性人物”，那种要隐在故事里。但他会称自己为“体力派演员”。著名的例子包括，《斗牛》的时候一个镜头拍一百多遍，跑坏三十多双鞋。真正的坏掉，鞋帮磨开，脚都露了出来。还有《无人区》时，黄渤扮演一个蛮横杀手，一开始装狠，龇眉瞪眼。泡在当地人中才知道真正的狠是不动声色，于是黄渤说服宁浩重拍自己半个月的戏。除了管虎、宁浩这两位爱折磨人的，黄渤跟孟京辉合作的话剧《活着》也是重体力活。3小时的戏，要在鸿沟式的舞台上不断爬上跳下。有时候，黄渤一躺在鸿沟里转场，就大喘气，还得捂着话筒，怕声音传出去。
在《活着》里扮演黄渤儿子的丁一滕惊叹于黄渤“娓娓道来的表演方式”：“我们传统觉得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比较装腔作势，一定要去通过肢体、语言的表现力夸张地体现某些东西，那才是舞台。黄渤的表演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样可以演吗？后来他把全剧演下来之后，观众会觉得很舒服。他内心的东西像是流露出来的。他塑造的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悲剧人物，但你从他身上看不出那种对于苦痛的外在挣扎，但你看到他内心其实是特别苦。他是一个演戏没有特别多痕迹的人，很真实。说白了，观众信他的表演。”
《活着》揽下了2013年“壹戏剧大赏”的年度大戏、年度最佳导演、年度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黄渤的获奖词说：“在挫败中积攒勇气，在苦难中传达希望，他以凯鲁亚克式的漫游，在舞台上跨越了一段平凡而多舛的命运，并使福贵这一角色成为变迁时代最鲜活的注脚。”著名影评人周黎明盛赞：“你可能看过黄渤所有的影视作品，深知他那些经典的小人物形象以及票房灵丹的神奇效力。但只有看了话剧《活着》，你才会真正体会到，黄渤不仅是当红明星，而且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艺术家。他扮演的福贵，绝对能在表演艺术的历史上留下华彩的一笔。”
宁浩说，他从《疯狂的石头》时就觉得黄渤一定会成大明星，那时黄渤不过是配角三贼中的一个。宁浩自称“任性”，就要让黄渤来当《疯狂的赛车》主演，写剧本时就找来黄渤，感觉他身上的东西，写进去。“他身上有那种难得的真实。其实这在演艺行业还挺少见的，就是从里到外透着的那种真实感，不像个演员。他有一种与生活、与现实特别有关的东西。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或者说自古以来所有的世界在真善美这3个字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真。我们为什么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相？只有真才是值钱的，除此以外，没有值钱的东西。”
离摄影机一米
丁一滕说，黄渤在《活着》剧组里几乎算是副导演。他会观察其他所有人的状态，托着其他人演。丁一滕饰演的有庆是一个小孩，在原著中没有太鲜明的性格特色。黄渤帮他想：你这个人物得有一种标志性的特色，你就喊吧，你是山里孩子，嗓门大。丁一滕便每次上场之后大声喊他喜欢的“羊”，观众记住了有庆是个执拗的孩子。
话剧巡演中途，许多演员疲惫懈怠了，导演又不是每场都在。黄渤便会去演员休息室询问大家的状态，帮大家调整。
导演长片的计划，黄渤早就在聊。但他对项目要求苛刻，对人却不大会拒绝。“徐峥当导演就停演戏了好长时间，他沉得住气。我就一直在演，接一个戏就心思全投进去了，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一直拖到现在。”黄渤说：“人家找来我不好拒绝。我不是那么硬的人，还比较柔软，怎么弯都行。”
连他导演的两部微电影也是机缘巧合。最早只是想拍个有故事性的MV，被搜狐找到说合作一个“七电影计划”。于是去了发布会，发现来了快一百家媒体，领导也来了，听说有人已经半年没拍戏在筹备，这才觉得拍个MV交不了差。于是拍了《特殊服务》，二十多分钟，讲一个生意失败准备自杀的中年男子，被走错房间的活泼妓女温暖治愈的故事。画面风格居然沉稳文艺。
“黄渤知道观众对他的期待，在期待中再虚无，才会达到戏剧效果。大家以为他会搞笑，他就来点儿小文艺范和小人生思考。”主演这部微电影的王迅说：“包括对我的表演要求，不允许有一丝一毫喜剧方面的东西出来。包括我们用的女演员，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他说我就是不要她演，让她变成原生态。很难，不断地示范，让她放松下来，把自己本身的能量释放出来。大家都评论她比我演得好得多。”
第二部微电影《2B青年的不醉人生》，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黄渤本来想用一镜到底的方式拍他最开始想拍的MV，结果拍了18分钟，又不能用了。这部电影用了摄影师宋晓飞在《斗牛》、《杀生》里用过的自拍架子。改进成第三代，既可以围着被拍摄者360度转，又可以自转拍拍周围。这让黄渤和宋晓飞一起拿到了第2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微电影的最佳摄影奖。
“他说他这辈子不可能再拿到一个摄影奖了，我说也是我俩的一个纪念。”宋晓飞说，那个拿了摄影奖的小架子再也没用过：“别的演员用过一次，我发现也用不了。因为他得非常有镜头的感觉，才知道怎么转这个东西。”
宋晓飞跟黄渤合作7年。他发现自己拍黄渤时会下意识地离他很近，只有一米多。其实也不是要拍特写，那通过调整景别就可以做到。“他有这个吸引力吧。他对机器的感觉非常好，就觉得想跟着他走，让他离观众近一点。”
第二天都像充满了电
脾气不好的管虎，跟不少人合作完就闹翻了。他总结老和黄渤在一起合作的原因：一，黄渤脾气好，容易打交道；二，黄渤极度认真；三，黄渤天分极好。能把这三条合一的人极为罕见。
王迅评价，黄渤热情而和善，有天生的亲和力，对任何人都没有架子，让人愿意和他在一起。拍《民兵葛二蛋》时，一位场记受伤住院，黄渤花半小时画了幅画送给他，画的是场记板，上面写的影片名意思是祝愿早日康复，写的导演名是场记的名字。为了把线画直，还找来一本书当尺子。“这一点我觉得是他赢得观众的重要一点，别看是平常小事。”
2012年，王迅从部队转业后，加入了黄渤工作室，成为工作室除黄渤之外的惟一艺人。“我在部队干了二十几年，也是一个正团级干部，带兵的时候手下也是好几千人。我为什么能够认他这个哥们儿？因为他不管走到哪一步，朋友始终是朋友，不会说今天我是影帝了，过去的哥们儿都不联系了，谁给我打电话我都觉得烦了。”王迅刚加入工作室时，成都北京两边跑，经常住在黄渤家里。为了节约，他常买早班飞机，黄渤就会5点起床，自己开车送他去机场，不让助理送，哪怕头一天忙到半夜才回家。
王迅说，黄渤工作室已经成立快四年了，没走过一个员工。在这个快速流动的行业里，这是稀罕事。其实工作常常很累。“有时候3个电影同时上，大家连轴转，晚上就睡两三个小时。而且他追求完美，要求比较高。工资也不是说特别高。但他就是有这个能力，能拴住人心。”
尽管这都是生活中的事儿，但王迅觉得，观众能感受到这种魅力：“戏里面演人物，我觉得更多还是一个演员自身的东西。他本身有，他才可能在戏里把它拿出来。如果生活中很操蛋的一个人，戏里面演得再好，肯定会有穿帮的那一刻。观众会觉得，这是我们身边可以说上话的明星。好多人说，为什么他可以卖到那么多票房？观众就愿意看。你说你一个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每年不见几次吗？”
宋晓飞在拍完《杀生》之后得了忧郁症。那部电影讲述了一个不羁顽童般的人物被全村合谋杀死的故事。他看着镜头下的黄渤，觉得他掉眼泪就是真在哭，天天情绪大起大伏。
“我为了换换心情才接了《泰囧》。”宋晓飞说：“但我看黄渤挺乐观的，那时拍完了打闹说笑，能把一些事儿都过去。每个第二天都像充满了电。我一直说他是天才，各方面都太适合做演员。”
多么美的冷场
2014年8月26日，黄渤40岁的生日在《心花路放》的发布会度过。那天他还拍了电影的海报，为宣传电影去《中国好声音》节目唱了一首《爱与愁》。那天也是宁浩的生日。发布会上，徐峥给两人推出来的蛋糕上写着：“早日脱离处女座，进入上升星座。”
黄渤想了想：“我的上升星座好像还是处女座。”
“每一个带零的生日，好像都对我是一种有特别影响的阶段。”黄渤记得，20岁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大了，不年轻了。他本来在青岛和周边唱唱跳跳，那时候觉得应该出去闯闯。“20岁前是懵懂的，20岁到30岁之间是寻找的时候，全国各地冲来闯去。”30岁那天，他正在管虎的剧组里拍什么，突然把管虎叫过去，神情严肃。管虎吓一跳，问他怎么了。他说：“今儿30了，感慨特别深。每一个零都觉得自己突然这么大了。人到30，我竟然一事无成，狗屁都不是，离自己的理想依然那么遥远。”管虎松口气说：没什么事，瞎担心什么呢，好着呢。到了40岁，黄渤已经忙得没时间感触了。
熟识多年后，管虎才承认，早些年自视甚高的自己，对黄渤这种一路滚打上来的人，是有一些轻视的。“他让我知道这种轻视是不对的。他身上的鲜活和纯真，在影响我，不过当着他的面我不好意思说。”管虎甚至对着镜头反思，“咱们每个人真的了解之后，一定不是看上去的样子，而且往往是反着的。我以前强撑着自己，个儿高，又光头，强迫自己去努力做一副比较坚定、比较强势的样子，其实那是虚的，我内心深处真正性格里是有很柔弱的一部分的。上学的时候，凯歌说电影是值得用生命去搏的一件事，我可以现在特别坦诚地告诉你，我觉得电影不值得用生命去搏，是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儿而已。黄渤对外是温和的，性格本身带来的，包括他这些年的生长让他必须温和，他三教九流都要游刃其间，但是他内心的坚强，只有你跟他合作你才知道。轴，坚定，他会有坚持。这些东西都是从表面上反着来的。我觉得我这个外在的东西，现在慢慢在减少，他那个也在慢慢退。这都是好事儿不是坏事儿。”
黄渤一直有着著名的“服务型人格”。庆功会上，他会满场串着招呼人。发布会上，他会发挥幽默的控场能力，旁边的人被问到尴尬问题时就出来熟练地化解。他也会故意摆个搞怪造型，说点“除了贾宝玉，啥都能演”这样的话，方便记者拿回去作标题。有不太熟的人在场，他就不会让冷场出现。直到只剩下特别熟的朋友了，他才能自如地让“多么美的冷场”降临，不再觉得尴尬了。
就像那个21年不变的手机号，黄渤没变的还有依然喜欢聚会的氛围，老不愿意在聚会时说结束。“从小哥们儿给我起个外号叫腚沉，就屁股沉，别人不说走永远不走。”那种真正的朋友聚会。
40岁，本应不惑。黄渤却说：“人家会根据自己的各种不惑去追寻，我就保持在惑的状态吧。”他不喜欢再去琢磨已经想好的东西，连拍长片都决定要拍一个探讨的过程。“琢磨不太定的东西，我才觉得是有意思的。”
他已经很少再有挫败感。甚至故意去接一些失败率很高的工作，比如在周星驰导演的电影里扮演周星驰的经典形象孙悟空。他说：“就想尝点不一样的，有点破罐破摔的感觉，失败就失败了呗。”可是，他又成功了。在众多银幕经典的孙悟空中，他竟然又立起来一个新的形象：苍白、孤独、神经质。却又让人相信被压了500年的猴子，就应该是那样的。
挫败感还是没有来。黄渤遇上的是“特别讨厌的茫然”。
回忆起小时候做的最出格的事，黄渤说：“就是不要什么正式工作，毅然决然地逃出家去演出，十八九岁的时候。”
而最近一年做过最出格的事是“待在家里面一个多月，不接任何工作，没事就做饭、画画，什么事都不干”。
十八九岁时雄心满满闯世界，四十岁时又想停一停跟自己相处。听起来是许许多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