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寂寞的味道
德里达，寂寞的味道
云也退
读一个人的传记时，我们常常会把与这个人的出身、职业、性格、信仰、政治立场和姿态等等相似的其他人给联系进来。一个多病的作家，会让我们联系到另一个多病的作家；一个左翼学者，诱导我们将他与另一个左翼学者建立对比，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名，更通俗。读《德里达传》的人，想必很难不联系到加缪，因为在一般读者的惯例里，一定是先接触到加缪，后认识德里达的。这两人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都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白人，少年时都爱踢球，长大以后都曾带着自由主义的心态介入阿尔及利亚危机，并且为和解之不成而伤心，此外，就连年轻时患上肺结核，居然都不谋而合。
虽然自有魅力，但论性情，德里达远没有加缪那么阳光。伯努瓦•皮特斯的这本书，写了五六十万字，呈交给我们的是一个“负能量”较重的哲学家的肖像。德里达的学术起步并不顺利，在法国最有名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关于胡塞尔的硕士论文被打了回来，虽然后来，福柯等人给予他的胡塞尔研究以很高的评价，但考试在他的心里落下了不小的阴影，与他的自抑、不自信的秉性结合了起来；对于外界的肯定，他的反射弧总是很长，似乎一直在确认这些肯定是否完全出于真心。疾病早早地在德里达心里植入了对生命的凝重心态，更何况，他又不像加缪那样，能轻松地凭借个人魅力招徕女性而恢复活力。
即使并不投入十分的专心，我们都会从书里的记述中感到，死亡事件，以及对死亡的预感，对德里达的一生影响有多大。朋友之死，虽然都有前兆，总像是不期而至似的，给他的研究、写作、演讲、辩论都染上了忧郁的色彩。1980年开始的那五六年，法国知识界进入一个痛失大师的时期：萨特病逝，罗兰•巴尔特病逝，雅克•拉康病逝，保罗•德•曼病逝，雷蒙•阿隆病逝，米歇尔•福柯病逝，西蒙娜•德•波伏瓦病逝……这些人中，福柯同他关系密切，但一场论战拉远了他们；巴尔特的逝世促使他写下了《罗兰•巴尔特之死》；德•曼则是他的好友。密集的死亡，让德里达在那段时间着手“开启一个长长的悼亡系列”，他在连续的长篇演讲中，一边向亡友致敬，一边回顾自身历程并作总结。
皮特斯写德里达，笔调始终是同情的，皮特斯显然认定他需要同情，以为传记作者，有义务把他从大量令普通人感到乏味无聊的抽象概念里拯救出来。德里达的书信里，充满了让人忧心的描述，皮特斯还常常在引用了他如何描述自己的操劳之后，转而用第三人称提及他堪忧的身体状况。困扰着德里达的负能量取之不竭，他在20多岁时就曾因“被冷落和被迫沉默而痛苦”；尽管他最早的作品质量甚高，“但他仍感脆弱”，需要友人的不断鼓励；拉康在1967年12月的演讲中滥用了德里达私下里对他讲的一则故事，从而“深深伤害”了他，导致二人断交；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德里达屡屡为乡愁所困扰；1972年起，德里达有了一个相好，这段感情给他带来了“危机和忧郁感”，他在写给朋友拉波尔特的信里说，一张大网让他感到窒息和瘫痪，“生活对我来说也越来越沉重、艰难，几乎变得不可能。我甚至没有说起的勇气。”
由于引用了宏富的书信资料，《德里达传》很接近一部心理传记。它的传主，与他的恩师阿尔都塞一样，都显露出明显的神经质症状。德•曼死后，德里达为了替他辩护而卷入了漫长的辩论之中，而学术界的论战，可想而知，既消磨人的精力和心情，又很难有让人宽慰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德里达是受了德•曼的亡魂的连累。他本就是一个脆弱、敏感、容易忧伤的人，他对文字的高度敏锐，叠加在对亡友的责任感上，几乎让他疑神疑鬼。从传记里，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德里达还曾染上过恐飞症，一度还有自杀倾向。
皮特斯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德里达进入“平和”期，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病痛、丧亡接二连三找上门来：亲密朋友让-吕克•南希接受了心脏移植；阿尔都塞逝世。皮特斯紧接着告诉我们，德里达始终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假如一个读传记的人，本想从作者的笔下对德里达的著作和理论有更多的了解，至此他可能会怀疑，德里达的文句，他的辞藻，他那种过于奇特的诗学，是否也是他折磨自己的一种方法？
“延异”是德里达最有名的独创概念，“解构”则是他头顶的标签。爱德华•萨义德曾经称赞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法国结构主义景观的独有的问题，在雅克•德里达的写作中被有目的地、理所当然地暴露了出来。德里达这个哲学家有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样讨论结构主义，他都值得重视，因为他的工作的一个方面（诚然，是一个特别的方面）是以一种特异的直言不讳对结构主义者展开批判。”他的著作，从《论文字学》到《书写与差异》，均有浓重的结构主义风格，简而言之，结构主义识别出了一个没有中心的语言空间，在那之中，无穷无尽的能值，用德里达的话讲，在进行彼此“替代”；由于中心意味着在场，而无中心便指向了缺席，“能指泛滥无度，所指青黄不接”。
结构主义者们指出了这一点止步了，而德里达则不，他认为结构主义者沉溺在一种怀旧的、乡愁的态度中无法自拔，而这种本质上属于保守的态度，这种思想方法，仍然没有走出决定论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说，结构主义者的困境就在于，他们是在用一种工具批判它自己。虽然，语言的结构秩序正在受到冲击，可是，除了语言，我们并无任何手段，可以以一种不依赖那一结构的方式来描述那个冲击、破坏行为。
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一系学术流派，以术语多、晦涩、阅读门槛畸高著称。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等人一样，都给人以几乎一生都活在文字和抽象概念之中的印象。据传，德里达曾经数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我看来，他的一大“文学贡献”，是确立了一种自我反思式的文风，对一个概念作向内的分梳，作向前、向上的追捣，并无集中的、鲜明的观点，看不见明确的意义揭示；他自己的作品，暴露了书写和书面语言自身的局限，就像保罗•克利、杰克逊•波洛克之类现代画家，促使人们去反思自己观察外部世界的视觉和审美习惯。
不过，伯努瓦•皮特斯的这本传记有点特别，他似乎完全没有因为精研传主的作品而沾染他的文风，他主要从书信和演讲里挖取内容，但他的写作形式，或许德里达本人不会喜欢，没准还会嘲笑。早在求学期间，德里达的老师就说他有种把要说的事情导向复杂，以及过于文字主义的倾向，要他设法节制一点，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缺点发展成了优势，一个让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标志。
21世纪初，莫里斯•布朗肖的死，被皮特斯叙说成了一个对德里达构成致命打击的事件，因为他自己刚刚在一次讨论课上谈论过土葬和火化的问题：他有预感了，而现实如过去多次所表现的那样，呼应了他内心的焦虑和悲哀。与德•曼不同，布朗肖与德里达的物理距离始终很遥远，只是在文本中彼此欣赏。现在，他的死，同之前的“9•11”事件一起，复苏了刻蚀在德里达生命底板上的“久远的忧伤”，随之而来的，则是青年时代因孤僻、学业受挫和疾病等而来的虚弱意识。
“他一生的研究究竟在追求点什么？”读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利奥塔尔之类后现代主义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时，我们会这样自问。他们对抽象的体制和具体现象作不懈的批判，他们不懈地表现自己对未来的焦灼与悲观，争做卡珊德拉式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德里达的理想似乎通往一片更大的虚无：如果说罗兰•巴尔特之类的结构主义者是在一片废墟上低吟，如同一些孤魂野鬼在怀思一个回不去的过去，那么德里达，他想做的便是在废墟里找一条无人问津、无人追随的出路；如他自己所说，他揭示意义的过程就是“迟疑”，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也排斥理解的姿态。
晚年对政治的参与，在媒体上曝光频率的增高，使得德里达的形象更易于接近了，但我还记得，2001年他来上海访问时，我从他眼里看到的那种谨慎、内向和不信任感。他不信任媒体，更深层的原因，如皮特斯的大著所印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名誉与成功，直到末年，都未能更改、消除任何一条咬啮他内心的记忆——曾被正规大学系统所排挤，曾被乡恋所牵缠，曾与长辈学人闹翻，曾遭到舆论疏远，曾被错误安排的观众哄下台，还有，曾经送走的那些能理解他、或能同他对话的人：德•曼、阿尔都塞、列维纳斯、布朗肖……他们本就为数寥寥，每个人都像一个寂寞的游魂；德里达，他的寂寞随着每一次离别而增长，带着他向圆满的境界又迈近一步。
云也退
读一个人的传记时，我们常常会把与这个人的出身、职业、性格、信仰、政治立场和姿态等等相似的其他人给联系进来。一个多病的作家，会让我们联系到另一个多病的作家；一个左翼学者，诱导我们将他与另一个左翼学者建立对比，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有名，更通俗。读《德里达传》的人，想必很难不联系到加缪，因为在一般读者的惯例里，一定是先接触到加缪，后认识德里达的。这两人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都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白人，少年时都爱踢球，长大以后都曾带着自由主义的心态介入阿尔及利亚危机，并且为和解之不成而伤心，此外，就连年轻时患上肺结核，居然都不谋而合。
虽然自有魅力，但论性情，德里达远没有加缪那么阳光。伯努瓦•皮特斯的这本书，写了五六十万字，呈交给我们的是一个“负能量”较重的哲学家的肖像。德里达的学术起步并不顺利，在法国最有名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关于胡塞尔的硕士论文被打了回来，虽然后来，福柯等人给予他的胡塞尔研究以很高的评价，但考试在他的心里落下了不小的阴影，与他的自抑、不自信的秉性结合了起来；对于外界的肯定，他的反射弧总是很长，似乎一直在确认这些肯定是否完全出于真心。疾病早早地在德里达心里植入了对生命的凝重心态，更何况，他又不像加缪那样，能轻松地凭借个人魅力招徕女性而恢复活力。
即使并不投入十分的专心，我们都会从书里的记述中感到，死亡事件，以及对死亡的预感，对德里达的一生影响有多大。朋友之死，虽然都有前兆，总像是不期而至似的，给他的研究、写作、演讲、辩论都染上了忧郁的色彩。1980年开始的那五六年，法国知识界进入一个痛失大师的时期：萨特病逝，罗兰•巴尔特病逝，雅克•拉康病逝，保罗•德•曼病逝，雷蒙•阿隆病逝，米歇尔•福柯病逝，西蒙娜•德•波伏瓦病逝……这些人中，福柯同他关系密切，但一场论战拉远了他们；巴尔特的逝世促使他写下了《罗兰•巴尔特之死》；德•曼则是他的好友。密集的死亡，让德里达在那段时间着手“开启一个长长的悼亡系列”，他在连续的长篇演讲中，一边向亡友致敬，一边回顾自身历程并作总结。
皮特斯写德里达，笔调始终是同情的，皮特斯显然认定他需要同情，以为传记作者，有义务把他从大量令普通人感到乏味无聊的抽象概念里拯救出来。德里达的书信里，充满了让人忧心的描述，皮特斯还常常在引用了他如何描述自己的操劳之后，转而用第三人称提及他堪忧的身体状况。困扰着德里达的负能量取之不竭，他在20多岁时就曾因“被冷落和被迫沉默而痛苦”；尽管他最早的作品质量甚高，“但他仍感脆弱”，需要友人的不断鼓励；拉康在1967年12月的演讲中滥用了德里达私下里对他讲的一则故事，从而“深深伤害”了他，导致二人断交；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德里达屡屡为乡愁所困扰；1972年起，德里达有了一个相好，这段感情给他带来了“危机和忧郁感”，他在写给朋友拉波尔特的信里说，一张大网让他感到窒息和瘫痪，“生活对我来说也越来越沉重、艰难，几乎变得不可能。我甚至没有说起的勇气。”
由于引用了宏富的书信资料，《德里达传》很接近一部心理传记。它的传主，与他的恩师阿尔都塞一样，都显露出明显的神经质症状。德•曼死后，德里达为了替他辩护而卷入了漫长的辩论之中，而学术界的论战，可想而知，既消磨人的精力和心情，又很难有让人宽慰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德里达是受了德•曼的亡魂的连累。他本就是一个脆弱、敏感、容易忧伤的人，他对文字的高度敏锐，叠加在对亡友的责任感上，几乎让他疑神疑鬼。从传记里，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德里达还曾染上过恐飞症，一度还有自杀倾向。
皮特斯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德里达进入“平和”期，可事实上并非如此。病痛、丧亡接二连三找上门来：亲密朋友让-吕克•南希接受了心脏移植；阿尔都塞逝世。皮特斯紧接着告诉我们，德里达始终处于超负荷运转之中。假如一个读传记的人，本想从作者的笔下对德里达的著作和理论有更多的了解，至此他可能会怀疑，德里达的文句，他的辞藻，他那种过于奇特的诗学，是否也是他折磨自己的一种方法？
“延异”是德里达最有名的独创概念，“解构”则是他头顶的标签。爱德华•萨义德曾经称赞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超越：“法国结构主义景观的独有的问题，在雅克•德里达的写作中被有目的地、理所当然地暴露了出来。德里达这个哲学家有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样讨论结构主义，他都值得重视，因为他的工作的一个方面（诚然，是一个特别的方面）是以一种特异的直言不讳对结构主义者展开批判。”他的著作，从《论文字学》到《书写与差异》，均有浓重的结构主义风格，简而言之，结构主义识别出了一个没有中心的语言空间，在那之中，无穷无尽的能值，用德里达的话讲，在进行彼此“替代”；由于中心意味着在场，而无中心便指向了缺席，“能指泛滥无度，所指青黄不接”。
结构主义者们指出了这一点止步了，而德里达则不，他认为结构主义者沉溺在一种怀旧的、乡愁的态度中无法自拔，而这种本质上属于保守的态度，这种思想方法，仍然没有走出决定论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说，结构主义者的困境就在于，他们是在用一种工具批判它自己。虽然，语言的结构秩序正在受到冲击，可是，除了语言，我们并无任何手段，可以以一种不依赖那一结构的方式来描述那个冲击、破坏行为。
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这一系学术流派，以术语多、晦涩、阅读门槛畸高著称。德里达和罗兰•巴尔特等人一样，都给人以几乎一生都活在文字和抽象概念之中的印象。据传，德里达曾经数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在我看来，他的一大“文学贡献”，是确立了一种自我反思式的文风，对一个概念作向内的分梳，作向前、向上的追捣，并无集中的、鲜明的观点，看不见明确的意义揭示；他自己的作品，暴露了书写和书面语言自身的局限，就像保罗•克利、杰克逊•波洛克之类现代画家，促使人们去反思自己观察外部世界的视觉和审美习惯。
不过，伯努瓦•皮特斯的这本传记有点特别，他似乎完全没有因为精研传主的作品而沾染他的文风，他主要从书信和演讲里挖取内容，但他的写作形式，或许德里达本人不会喜欢，没准还会嘲笑。早在求学期间，德里达的老师就说他有种把要说的事情导向复杂，以及过于文字主义的倾向，要他设法节制一点，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成功地将自己的缺点发展成了优势，一个让他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标志。
21世纪初，莫里斯•布朗肖的死，被皮特斯叙说成了一个对德里达构成致命打击的事件，因为他自己刚刚在一次讨论课上谈论过土葬和火化的问题：他有预感了，而现实如过去多次所表现的那样，呼应了他内心的焦虑和悲哀。与德•曼不同，布朗肖与德里达的物理距离始终很遥远，只是在文本中彼此欣赏。现在，他的死，同之前的“9•11”事件一起，复苏了刻蚀在德里达生命底板上的“久远的忧伤”，随之而来的，则是青年时代因孤僻、学业受挫和疾病等而来的虚弱意识。
“他一生的研究究竟在追求点什么？”读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利奥塔尔之类后现代主义法国知识分子的著作时，我们会这样自问。他们对抽象的体制和具体现象作不懈的批判，他们不懈地表现自己对未来的焦灼与悲观，争做卡珊德拉式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德里达的理想似乎通往一片更大的虚无：如果说罗兰•巴尔特之类的结构主义者是在一片废墟上低吟，如同一些孤魂野鬼在怀思一个回不去的过去，那么德里达，他想做的便是在废墟里找一条无人问津、无人追随的出路；如他自己所说，他揭示意义的过程就是“迟疑”，一种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因而也排斥理解的姿态。
晚年对政治的参与，在媒体上曝光频率的增高，使得德里达的形象更易于接近了，但我还记得，2001年他来上海访问时，我从他眼里看到的那种谨慎、内向和不信任感。他不信任媒体，更深层的原因，如皮特斯的大著所印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名誉与成功，直到末年，都未能更改、消除任何一条咬啮他内心的记忆——曾被正规大学系统所排挤，曾被乡恋所牵缠，曾与长辈学人闹翻，曾遭到舆论疏远，曾被错误安排的观众哄下台，还有，曾经送走的那些能理解他、或能同他对话的人：德•曼、阿尔都塞、列维纳斯、布朗肖……他们本就为数寥寥，每个人都像一个寂寞的游魂；德里达，他的寂寞随着每一次离别而增长，带着他向圆满的境界又迈近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