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只能独自流浪 ——悼念德勒兹
我将只能独自流浪
——悼念德勒兹
德里达／文
千言万语，而我今天却无心絮说。难以言尽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那同样降临于我身上的事情，它伴随着吉尔•德勒兹的死亡到来，伴随着我们无疑为之忧惧的一个死亡到来（我们都知道他病得很重），但同样，也伴随着那当下的死亡到来，那不可想象的影像。于这事件中，它使那关于另一事件的无尽忧伤——如果可能——更其忧伤。德勒兹，这位思想家，首先是一位思考事件——且总是思考当下事件——的思想家。于此，他慎终追远。我在1969年就已经重读了他在其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意义的逻辑》中关于事件之所言。他引用了乔•布苏克(Joe Bousquet)的话（“我的死亡趣味”，布苏克说道，“那是意志的失败”），德勒兹继续道：“从这种趣味到这种热望，在某一特定面向上，除了意志的改变什么也没改变，一种整个身体的降落，它以器官的意志换得一种精神的意志，它现在并不完全期望那发生的事，而是期望在其中所到来的某事，某种与发生的事相一致的将来之事，它遵循着一种未明的诙谐一致性的律法：事件。在此意义上，命运之爱（Amor fati）与自由人的斗争相统一”（人们必将无尽地引用它）。
是的，纵然千言万语，也无法言尽那赐予我与德勒兹以及与我的其他众多“同代人”所共享的时光，无法言尽那通过致思于他而得其幸以思的时运。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著述（但首先是《尼采》、《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对我而言并不单单激烈地挑唆着思考（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每一次都化为那叫人心绪不安的、如此不安的体验，这体验关乎一种可以说是“论题”中的近乎整全的邻近性或亲缘性，它穿越了那存在于我所说的（没有更好的说法了）写作的、言说的以及或许阅读的“姿态”、“策略”、“手段”中的过于明显的间距。说到那些“论题”，这一字眼其实并不适切，因而，尤其是那关乎一种不能被化约为辩证对立的差异之论题者，这是一种较之矛盾“更为深刻的”差异（《差异与重复》），一种在快乐的重复的肯定（“是的，是的”）中的差异；而对拟像的思考——我常自忖，无论多么不同，德勒兹毫无疑问是我于这“一代”人中与其最为接近者。对于德勒兹的论述，我内心从未有过那最轻微的“反对”，哪怕是潜在的反对，即使我曾偶尔抱怨《反俄狄浦斯》的几处论述（一天，在有关斯宾诺莎的论文答辩之后，我在我们一起自巴黎十大乘车返回的途中告诉了他我的抱怨），甚至是嘟囔过他的哲学在于“创造”概念的观点。总有一天，我会试图说明，我们这种在哲学“内容”上的一致绝不排斥差异，而我至今仍无从命名和定位它们（德勒兹曾接受将我们之间关于这一主题的即兴长谈付梓出版的想法，后来，我们不得不等待这一刻，等待得太久了）。我只知道，这些差异没给什么留下余地，除了我俩之间的友情。在我看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透露出对立的阴影和迹象。这样的事在我们所处的境况中是如此罕见，我愿意此时此地将其记下。这一友情并非仅仅源自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这一事实（而且它意味深长）。确实，我们很少见面，特别是在最后几年中。但我仍能聆听到他略带沙哑的嗓音中的笑声，向我道出了那样多的事情，我甚至想逐字逐句地记下：“祝福你，诚心地祝福你”，他对我悄悄说道，带着友好的调侃——那是1955年的夏天，在索邦的庭院里，正是我参加教师资格会考失败的当口；或者，带着一种长者的同样的牵挂：“看到你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机构（国际哲学学院）上，我很忧虑，我更愿意你去写作……”；我还想起了那难忘的十日谈，就在1972年瑟里西的尼采研讨会上，那许许多多的时刻（无疑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一起，他当时也在那儿）让我在今天感到切肤之孤独和忧郁，苟活于人们用那糟糕的和有点错置的字眼所标明的“一代”。无疑，每一个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进而，也是异乎寻常的，但是，从巴特到阿尔都塞，从福柯到德勒兹，当不寻常者如此这般地在同“一代”中不断地增殖着一切超出寻常之外的结局，就像一个序列一般时——而德勒兹也正是那思考序列独特性的哲学家，那么，这异乎寻常者到底所言为何呢？
是的，我们都将继续热爱着哲学，谁又会否认呢？然而，如其自述，德勒兹确实是所有这“一代”人中“做”哲学做得最快乐、最纯真的一位。我想，他不会喜欢我在上文中所使用的“思想家”这个词。他更喜欢“哲学家”。于此，他说自己是“最纯真（最没有罪感）的做哲学的人”（《谈判》）。毫无疑问，这便是他在这个世纪的哲学中遗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境况，那将一直是专属于他的标志，无与伦比。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教授的标志。这位哲学史家凭藉他自身的谱系学进行着一种构型选择（斯多噶派、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尼采、柏格森，等等）；他还是一个哲学的发明家，从未止步于某个哲学的“领地”（他论及绘画、电影与文学、培根、路易斯•卡罗尔、普鲁斯特、卡夫卡、梅尔维尔……）。
还有，我想于此说的是，我喜爱并敬佩他关于影像、报章、电视、公共场景及其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方式（总是恰切的）。经济与令人警惕的衰退。在这一方面，对于他的所做与所说，我感到自己同他是团结一致的，比如在《千高原》付梓之际，他接受了《解放报》的一次采访（在他1977年的小册子中）：“我们应当知道在书籍的领域内正在发生什么。多年以来，我们生活于一个所有领域都发生反动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书籍可以幸免于这种反动。人们正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文学空间，同样还有一种司法空间，一种经济的、政治的空间，它们完全是反动的、预制的、势不可挡的。我相信，这正是《解放报》本应加以分析的一个系统性问题。”这“比某种审查制度要更加糟糕”，他接着说道，“但这枯竭的时代并不注定会持久”。也许吧，也许是这样的。如同尼采和阿尔托，如同布朗肖还有其他共享赞美的人，德勒兹从未忽略这必然与风险、混沌与不合时宜之间的联姻。三年前，在我对马克思的写作进入最为困顿之际，得知他也正有此著述计划，我心复燃。今夜，我重读他在90年代对此的论述：“……菲利克斯•加塔利和我，我们两人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许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相信一种不关注对资本及其发展进行分析的政治哲学。马克思最让我们着迷的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内在系统来分析，它不断地拒斥其自身的界限，又总是在一种更大的范围中重新发现其界限，因为这界限就是资本本身。”
为了向他学习，我将继续并重新开始阅读德勒兹，而在我俩本该共同展开的这一长谈中，我却只能独自流浪。我想，我的第一个问题会与阿尔托有关，他对“无器官身体”的解读，以及他总是强调的“内在性”这个词，由此迫使他或任由他道出那对我们而言无疑仍然神秘的东西。我将试着告诉他，近40年已过，为何他的思想从未离我而去。而将来，又会如何呢？
于果 艾柯／译
铝锡铵／校
查看“哲学剧场”的更多作品
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zhexuejuchang
联系我们：zhexuejuchang@126.com
——悼念德勒兹
德里达／文
千言万语，而我今天却无心絮说。难以言尽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那同样降临于我身上的事情，它伴随着吉尔•德勒兹的死亡到来，伴随着我们无疑为之忧惧的一个死亡到来（我们都知道他病得很重），但同样，也伴随着那当下的死亡到来，那不可想象的影像。于这事件中，它使那关于另一事件的无尽忧伤——如果可能——更其忧伤。德勒兹，这位思想家，首先是一位思考事件——且总是思考当下事件——的思想家。于此，他慎终追远。我在1969年就已经重读了他在其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意义的逻辑》中关于事件之所言。他引用了乔•布苏克(Joe Bousquet)的话（“我的死亡趣味”，布苏克说道，“那是意志的失败”），德勒兹继续道：“从这种趣味到这种热望，在某一特定面向上，除了意志的改变什么也没改变，一种整个身体的降落，它以器官的意志换得一种精神的意志，它现在并不完全期望那发生的事，而是期望在其中所到来的某事，某种与发生的事相一致的将来之事，它遵循着一种未明的诙谐一致性的律法：事件。在此意义上，命运之爱（Amor fati）与自由人的斗争相统一”（人们必将无尽地引用它）。
是的，纵然千言万语，也无法言尽那赐予我与德勒兹以及与我的其他众多“同代人”所共享的时光，无法言尽那通过致思于他而得其幸以思的时运。从一开始，他的所有著述（但首先是《尼采》、《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对我而言并不单单激烈地挑唆着思考（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每一次都化为那叫人心绪不安的、如此不安的体验，这体验关乎一种可以说是“论题”中的近乎整全的邻近性或亲缘性，它穿越了那存在于我所说的（没有更好的说法了）写作的、言说的以及或许阅读的“姿态”、“策略”、“手段”中的过于明显的间距。说到那些“论题”，这一字眼其实并不适切，因而，尤其是那关乎一种不能被化约为辩证对立的差异之论题者，这是一种较之矛盾“更为深刻的”差异（《差异与重复》），一种在快乐的重复的肯定（“是的，是的”）中的差异；而对拟像的思考——我常自忖，无论多么不同，德勒兹毫无疑问是我于这“一代”人中与其最为接近者。对于德勒兹的论述，我内心从未有过那最轻微的“反对”，哪怕是潜在的反对，即使我曾偶尔抱怨《反俄狄浦斯》的几处论述（一天，在有关斯宾诺莎的论文答辩之后，我在我们一起自巴黎十大乘车返回的途中告诉了他我的抱怨），甚至是嘟囔过他的哲学在于“创造”概念的观点。总有一天，我会试图说明，我们这种在哲学“内容”上的一致绝不排斥差异，而我至今仍无从命名和定位它们（德勒兹曾接受将我们之间关于这一主题的即兴长谈付梓出版的想法，后来，我们不得不等待这一刻，等待得太久了）。我只知道，这些差异没给什么留下余地，除了我俩之间的友情。在我看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透露出对立的阴影和迹象。这样的事在我们所处的境况中是如此罕见，我愿意此时此地将其记下。这一友情并非仅仅源自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这一事实（而且它意味深长）。确实，我们很少见面，特别是在最后几年中。但我仍能聆听到他略带沙哑的嗓音中的笑声，向我道出了那样多的事情，我甚至想逐字逐句地记下：“祝福你，诚心地祝福你”，他对我悄悄说道，带着友好的调侃——那是1955年的夏天，在索邦的庭院里，正是我参加教师资格会考失败的当口；或者，带着一种长者的同样的牵挂：“看到你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机构（国际哲学学院）上，我很忧虑，我更愿意你去写作……”；我还想起了那难忘的十日谈，就在1972年瑟里西的尼采研讨会上，那许许多多的时刻（无疑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一起，他当时也在那儿）让我在今天感到切肤之孤独和忧郁，苟活于人们用那糟糕的和有点错置的字眼所标明的“一代”。无疑，每一个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进而，也是异乎寻常的，但是，从巴特到阿尔都塞，从福柯到德勒兹，当不寻常者如此这般地在同“一代”中不断地增殖着一切超出寻常之外的结局，就像一个序列一般时——而德勒兹也正是那思考序列独特性的哲学家，那么，这异乎寻常者到底所言为何呢？
是的，我们都将继续热爱着哲学，谁又会否认呢？然而，如其自述，德勒兹确实是所有这“一代”人中“做”哲学做得最快乐、最纯真的一位。我想，他不会喜欢我在上文中所使用的“思想家”这个词。他更喜欢“哲学家”。于此，他说自己是“最纯真（最没有罪感）的做哲学的人”（《谈判》）。毫无疑问，这便是他在这个世纪的哲学中遗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境况，那将一直是专属于他的标志，无与伦比。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教授的标志。这位哲学史家凭藉他自身的谱系学进行着一种构型选择（斯多噶派、卢克莱修、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尼采、柏格森，等等）；他还是一个哲学的发明家，从未止步于某个哲学的“领地”（他论及绘画、电影与文学、培根、路易斯•卡罗尔、普鲁斯特、卡夫卡、梅尔维尔……）。
还有，我想于此说的是，我喜爱并敬佩他关于影像、报章、电视、公共场景及其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的研究方式（总是恰切的）。经济与令人警惕的衰退。在这一方面，对于他的所做与所说，我感到自己同他是团结一致的，比如在《千高原》付梓之际，他接受了《解放报》的一次采访（在他1977年的小册子中）：“我们应当知道在书籍的领域内正在发生什么。多年以来，我们生活于一个所有领域都发生反动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书籍可以幸免于这种反动。人们正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文学空间，同样还有一种司法空间，一种经济的、政治的空间，它们完全是反动的、预制的、势不可挡的。我相信，这正是《解放报》本应加以分析的一个系统性问题。”这“比某种审查制度要更加糟糕”，他接着说道，“但这枯竭的时代并不注定会持久”。也许吧，也许是这样的。如同尼采和阿尔托，如同布朗肖还有其他共享赞美的人，德勒兹从未忽略这必然与风险、混沌与不合时宜之间的联姻。三年前，在我对马克思的写作进入最为困顿之际，得知他也正有此著述计划，我心复燃。今夜，我重读他在90年代对此的论述：“……菲利克斯•加塔利和我，我们两人都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许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相信一种不关注对资本及其发展进行分析的政治哲学。马克思最让我们着迷的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内在系统来分析，它不断地拒斥其自身的界限，又总是在一种更大的范围中重新发现其界限，因为这界限就是资本本身。”
为了向他学习，我将继续并重新开始阅读德勒兹，而在我俩本该共同展开的这一长谈中，我却只能独自流浪。我想，我的第一个问题会与阿尔托有关，他对“无器官身体”的解读，以及他总是强调的“内在性”这个词，由此迫使他或任由他道出那对我们而言无疑仍然神秘的东西。我将试着告诉他，近40年已过，为何他的思想从未离我而去。而将来，又会如何呢？
于果 艾柯／译
铝锡铵／校
查看“哲学剧场”的更多作品
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zhexuejuchang
联系我们：zhexuejuchang@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