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先生教你如何坦荡荡地骗稿费
义务
太宰治
原载《文学者》，摘自《太宰治的人生笔记》，王淑仪 译，台湾麦田出版
尽义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为何而生？为何要写文章？对现在的我而言，只能说是在尽义务。我并不是为了钱而写；并不是为了快乐而活着。前几天，我一个人走在郊外的路上，突然想到一件事。“所谓的爱，到头来会不会也只是在尽义务而已呢？”
具体来说，我现在要写五张（稿纸）的随笔，就非常痛苦。十天前我就一直想着我该写什么。为何不拒绝这个约稿呢？因为人家叫我写。对方来信，要我在二月二十九日之前交出五六张稿子。我不是这本杂志（《文学者》）的作家，因此没有非写不可的理由，然而我却回信给对方说我会写。说来我也不是需要赚稿费，更无心讨好那里的作家前辈们，只是因着我自己订下的“在可以写的状态下，有人来邀稿，就一定要写”的原则下，我回答愿意写。这原则就像是当你有办法给予时，别人来要求你就一定得给，是一样的。多亏我文章里的词汇多是那样夸饰的，因而老引起人家的反感，多亏我大大地承继了“北方百姓”之血统，因而有了“平常说话就这么大声”的宿命，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不用费心对我提高警觉，连我自己都快搞不清楚我究竟想说什么了。这样不行，我得重新振作。
我是因为义务而写作。如前所述，在可以写的状态下。这并不是自命清高，换个角度来说，我现在虽然有点感冒，微微发烧，但并不至于卧病在床，不是病重到无法撰稿，是还可以写作的状态，且到二月二十五日为止，这个月预定的工作也都已结束，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之间并没有其他稿债，在这四天里我再怎样也应该写得出五张左右的稿子，是可以写作的状态，因此我一定得写。我现在是因义务而生。是义务，支撑着我的生命，若是靠我自己的本能，那我早就可以死了算了。死了也好，活着也罢，活着生病，我想也没有太大的不同。然而是义务让我不死，是义务命令我要努力，命令我要永无止境地，努力再努力，我因此危命颤颤地撑起身体，战斗。我不能输。就这么简单。
【已经骗到三页稿纸了，加油战斗啊太宰治！】
没有为纯文学杂志写短文更令人痛苦的事。我是个性鲜明的人（我五十岁之后，个性能否不要变得更糟呢，我还想要达到随心所欲地写作的境界，这是我唯一的期望），不过五六张的随笔里，我却想把我的想法全部挤进去，不过似乎不太可能，我老是失败。于是只能时常将这样失败的短文在前辈、友人面前曝短，再接受他们的指正。
看来，我还未能调整好心境，无法写好随笔这类的文章。太勉强了。从我回复可以写这五张的随笔至今的十日间，我不断取舍了各种题材。算不上取舍，只有一路舍弃，“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不断丢弃，最后什么也不剩。有些题目虽然可以在座谈会上聊聊，但若要在这样的纯文学杂志中写“昨日，栽植了牵牛花，有感”，这一字一字请活字工人去拾铅字，由编辑为我校对（校对别人无聊的无病呻吟，真是苦差事），然后成书摆在书店里，一个月之间，“栽植了牵牛花” “栽植了牵牛花”从早到晚在杂志的一隅不断重申，实在令我难以忍受。若是刊在报纸上，一天就过去了，还有救；若是小说，且又是将想说的事情全都写进去，一个月左右在店头不断叫卖，我也做好要丢脸丢到底的觉悟，惟有这“栽植牵牛花有感”，要连续在书店念一个月，我实在没那勇气。
昭和十五年四月
太宰治
原载《文学者》，摘自《太宰治的人生笔记》，王淑仪 译，台湾麦田出版
尽义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人为何而生？为何要写文章？对现在的我而言，只能说是在尽义务。我并不是为了钱而写；并不是为了快乐而活着。前几天，我一个人走在郊外的路上，突然想到一件事。“所谓的爱，到头来会不会也只是在尽义务而已呢？”
具体来说，我现在要写五张（稿纸）的随笔，就非常痛苦。十天前我就一直想着我该写什么。为何不拒绝这个约稿呢？因为人家叫我写。对方来信，要我在二月二十九日之前交出五六张稿子。我不是这本杂志（《文学者》）的作家，因此没有非写不可的理由，然而我却回信给对方说我会写。说来我也不是需要赚稿费，更无心讨好那里的作家前辈们，只是因着我自己订下的“在可以写的状态下，有人来邀稿，就一定要写”的原则下，我回答愿意写。这原则就像是当你有办法给予时，别人来要求你就一定得给，是一样的。多亏我文章里的词汇多是那样夸饰的，因而老引起人家的反感，多亏我大大地承继了“北方百姓”之血统，因而有了“平常说话就这么大声”的宿命，关于这一点，希望大家不用费心对我提高警觉，连我自己都快搞不清楚我究竟想说什么了。这样不行，我得重新振作。
我是因为义务而写作。如前所述，在可以写的状态下。这并不是自命清高，换个角度来说，我现在虽然有点感冒，微微发烧，但并不至于卧病在床，不是病重到无法撰稿，是还可以写作的状态，且到二月二十五日为止，这个月预定的工作也都已结束，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之间并没有其他稿债，在这四天里我再怎样也应该写得出五张左右的稿子，是可以写作的状态，因此我一定得写。我现在是因义务而生。是义务，支撑着我的生命，若是靠我自己的本能，那我早就可以死了算了。死了也好，活着也罢，活着生病，我想也没有太大的不同。然而是义务让我不死，是义务命令我要努力，命令我要永无止境地，努力再努力，我因此危命颤颤地撑起身体，战斗。我不能输。就这么简单。
【已经骗到三页稿纸了，加油战斗啊太宰治！】
没有为纯文学杂志写短文更令人痛苦的事。我是个性鲜明的人（我五十岁之后，个性能否不要变得更糟呢，我还想要达到随心所欲地写作的境界，这是我唯一的期望），不过五六张的随笔里，我却想把我的想法全部挤进去，不过似乎不太可能，我老是失败。于是只能时常将这样失败的短文在前辈、友人面前曝短，再接受他们的指正。
看来，我还未能调整好心境，无法写好随笔这类的文章。太勉强了。从我回复可以写这五张的随笔至今的十日间，我不断取舍了各种题材。算不上取舍，只有一路舍弃，“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不断丢弃，最后什么也不剩。有些题目虽然可以在座谈会上聊聊，但若要在这样的纯文学杂志中写“昨日，栽植了牵牛花，有感”，这一字一字请活字工人去拾铅字，由编辑为我校对（校对别人无聊的无病呻吟，真是苦差事），然后成书摆在书店里，一个月之间，“栽植了牵牛花” “栽植了牵牛花”从早到晚在杂志的一隅不断重申，实在令我难以忍受。若是刊在报纸上，一天就过去了，还有救；若是小说，且又是将想说的事情全都写进去，一个月左右在店头不断叫卖，我也做好要丢脸丢到底的觉悟，惟有这“栽植牵牛花有感”，要连续在书店念一个月，我实在没那勇气。
昭和十五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