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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才华是一分钱都不值的东西
并不失败的落第
“坚持”或者“妥协”
生活是不断转化的悲喜剧
他的瑕疵已经成为人们眼中必不可少的派生
做鸟兽散 怕有微词
一夜之间定能 横扫影视界
大约两年前，我正在《活着》这部小说。看完后特别振奋，兴致勃勃地告诉朋友，一定要将小说拍成电影，情节铺陈，节奏、分镜基本都已经想好了，就差一匹合适的参演人马。朋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说“您又把历史当新闻了，人张艺谋早八年前就已经拍了，不但拍了，奖都已经拿到手软。”。。。。
。。。。
他成功的作品无不改编自优异小说。所以他一直信赖小说，甚至不惜投下重金到处寻找出色的小说供其改编，当然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短处而作弥补。
跟绝大多数观众一样，我是通过许多画质低劣的盗版 DVD 才接触到贾樟柯的电影的。2011 年冬，我买来他的三张盗版碟《小武》、《站台》、《逍遥游》，一股脑儿地钻到被子里，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
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年代 能拍出这种片子实属不易
他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
灵光一现，大概谁都有过，肆意汪洋，也有机会出现。张艺谋从喜欢做摄影到上大学，就没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下的全是笨功夫。抄书、照书练、记卡片，不过每一种看起来不聪明的努力，他都能变成一个习惯。“我起点太低，没办法。”张艺谋说。
北京同学眼界开阔，阅读量大，思维活跃，出口成章，陈凯歌的文字表现出的渊博修养和过人才华，对于 一个刚写过“这多年来重见天日的百花呵，不正是思想解放的有力见证，不正是遍地春色的最好说明”的青年工人而言，是另一个世界的话语。相比同学，尤其是北京同学所受的熏陶，一个外地工人，没看过什么禁书，没有任何艺术家庭背景的老百姓，加上那样一个家庭出身，张艺谋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搭得上人家的话。自己年龄这么大，这么落伍，来到这里这么不容易，需要奋起直追。从那以后观摩的每一场电影，张艺谋都揣着一叠母亲给的医学资料卡片，拿着笔，上面放电影，看到好的构图，在黑暗中迅速给画下来，还有一些粗浅的光线、影调，什么都记。一场电影看下来，记下几十个卡片，回去整理。张艺谋说：“想想也够笨的，电影在运动，记什么构图？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太落伍了，见识太少，能抓住点什么是什么。就算是奋起直追的一个措施。”这种看电影的方式一直到张艺谋大学毕业，四年间的几百部电影，都是这么看下来的。
直到现在，他晚上看碟做功课要花四五个小时。凌晨五点睡，早上十点左右起，吃全天唯一一顿正餐，接着看小说、看剧本、开讨论会。极少休假，从不空出时间专门旅游，他觉得参加国际电影节捎带手就游了，专门旅游浪费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不懂得享受。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的好机会，同代人比你有才华的不少，上一辈人就更不用说了，你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所以我也习惯了，自律、用功。
最初是由于他的哥哥玩相机，他也跟着捣鼓，这是机遇。由于兴趣，他刻苦钻研，哪怕没有多余的胶卷供他使用。正因如此，必须一照一个准，正是由于很多局限，他必须要用些土办法来弥补，所以他的扎实的基本功，双眼的目测能力，这些都是局限带来的财富。(那些现在在我们看来凄惨，不幸的事情，时过境迁，它可能是对你最有利的东西）由于出身不好，不是党团员，他们在进行学习的时候，他只能去外面抄抄笔记，捣鼓相机，背背诗词，所以他现在显得那么有文化。-----不要对身边的一切进行抱怨，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福是祸？不要觉得做一切都无所谓，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是不是在准备迎接机遇，如果这是你喜欢的，
名言与观点
他出身于摄影，他可能知道摄影方面再无可长进，于是另辟蹊径，专攻表演。
他不太会说戏，他只说一句：再来一遍。他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当然资源几乎无穷大，这不算优点，不过鉴于某些大导演坐拥巨资而不将钱用到影片中，他身上的某种旧味道还是值得肯定的。一位在《山楂树之恋》剧组演一名配角的演员说他每场戏他要拍五十遍，没错，是五十遍。
他喜欢不断的突破，🚬所以他的影片一向风格多样，《有话好好说》，《三枪》，《摇啊摇》，都不是他真的想这么做，做只不过想让自己别太死板，他想求变🚬。
他不擅长讲太过复杂的故事，于是他真正的功力还在于用形式感来包装一个简单故事。
高仓健 🚬《千里走单骑》就是这种电影型若没有他功力尚在的水准，这样的寻找故事是很难拍的。
开篇
四个同学都分别给张艺谋开了书单，内容很广泛，不仅是导演的专业书，也包括文化、哲学、艺术类。张艺谋发挥学摄影时的苦、土、笨的精神，把人家提到的书都借来，剩下两年的时间泡在这些书里苦读，那时候已经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抄了，但是会做笔记，重要的地方也要抄下来。很少有人知道张艺谋在这两年间的用功，悄悄的，不言语。“那时候的同学都挺珍惜学习的机会，很勤奋，但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至少是最勤奋的之一。”张艺谋说。
第五代导演 🚬
曾经的张艺谋是凝重的第五代导演，从《英雄》开始，张艺谋成为商业电影票房的保证。焦雄屏问他：你觉得年轻导演是否应该有做不以挣钱为目的的好电影的情怀？他说：“那当然，商业电影有它的社会诉求、产业诉求。但是你真正在电影上还是要寄托你的人文情怀吧，这是根本之源。”
制作电影的方式和有天分的电影制作者一样多，前者是个开放的形式。无论怎样，我个人从不会去告诉别人该做什么或该怎么去做。因为这样对我来说，就好像去告诉别人他们理应如此的宗教信仰。
张艺谋几乎是凭着自己的出众的直觉走向后新时期，他是第五代导演中最与时俱进的一位。他同样走的是商业化/主旋律，大众化/高雅艺术混合的道路，但张艺谋却做得很巧，几乎是四面讨好八面玲珑。”
启示：如何权衡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主流思想、商业性要求三个方面，完成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转向性的要求，值得中国每一位导演去思考
没办法，起点低，只能苦练。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张艺谋说。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
想做什么，不声张，做点准备再说。张艺谋从摄影准备做导演，用了两年时间苦读书籍。
人在时代里必须先生存，在生存中保持个性，保持清醒，保持头脑拼命运转，根据形势和感觉，表现出独立的思想性。
导演参加电影节是应该的，必须的，那是一个行业的集市，跟罗马集市一样，你拿着你的作品区推销，展览，交流，否则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走出去。
现代人都是撑死的，你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新陈代谢也慢，吃那么多做什么？
工作与作品
这是张艺谋值得敬佩的地方，他……，纪录片和安排好的虚构情节交织在一块，不晦涩，不生硬。并且他导演的作品，从来不做判断，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因为人多少都有倾向于使得同类赞同自己的天性，但是这点，在他身上好像就要体现得少些，甚至有点成了个人风格。就像在《赵先生》里他也不做判断一样，将情节交给故事，重负压在了观众身上，提出的问题是最最严肃的，即人该如何看待自己的欲望，生活当中那些无法用非此即彼的命题涵盖的情境应当如何解决。作为导演，吕乐将所可能产生的可能性一样一样地铺排开，但是自己不说。
他的诸多经历，可以看出他的忍耐力和意志力非同寻常，我假设，如果他当年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定是最后活着出来的那一批。他说：“也许。我能忍。”
怎样拍出一部好电影？
第一，要有一个好剧本；第二，一套动作全做对。也就是从选演员到开机拍摄中的所有环节，导演能掌控的一切，动作全对，姿势全对，没有跑偏。
红高粱
该片改编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说，以童稚观点回忆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的故事。 影片先是以新式叙事手法为框架，试图拍摄一部打破传统主旋律模式的新式文艺剧情片，之后此片一制作好便入围柏林电影节，最后拿下柏林影展最高奖金熊奖。而后，影片在国内公映，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张艺谋的早期作品是他的个人巅峰。个性特性明显，也充分运用了自己摄影师的特长，对色彩镜头的把握非常棒。《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虽然还是存在很多缺陷，但放在现在那些浮躁的作品面前，分分钟秒杀。强烈的色彩镜头冲击，台词的精炼，镜头语言的情绪把握，多少导演给早年的他提鞋都不配真的。近几年被大炒的王全安的《白鹿原》放在张艺谋早期作品面前只能是穿尿布的小屁孩儿。[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虽然号称伊朗神片，风格其实跟早期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早年对他没什么感觉，总觉得他的电影很古旧，过于乡土，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陈凯歌，看了《霸王别姬》以后极为崇拜，又有《少年凯歌》一书传世，所谓能文能武，又会说英语，去过美国，所以我比较喜欢陈，后来他筹备《刺秦》，我特地跑到北影厂去看，可是也没看见陈凯歌。《刺秦》上映以后，有点失望，觉得不好，于是也开始慢慢关注张。
有一次，我协助我的老师在八一厂的一个摄影棚里面拍戏，有人说他在隔壁摄影棚拍广告，就过去看。彼时他坐在监视器后面，灯光笼罩之下是金喜善，好像是某手机广告。灯极多，柔光纱也多到不计其数，机器也固定不动，就拍一个表情，张艺谋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如同木雕一般，整个摄影棚很安静，张翻来覆去只说一句：再来一遍……
当时我觉得，拍广告好乏味啊。
后来因为我的老师是他电影学院七八班同学，就过来到我们摄影棚坐了一坐。老实说，他名气那么大，我的老师虽然业界也很出名，但是比他还是差了一大截，故此都有些尴尬，为了避免同学难堪，他说了几句就走了，面带微笑。我当时的感觉，这个人很懂人心。
不少跟张陈两人合作的人都跟我讲，陈导现场拍戏气氛极为压抑，安静的可怕，甚至落一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很害怕，害怕犯错误，陈凯歌身材高大，又很自负，发起脾气来很吓人的。而张导则不然，脾气很好，从来不发火，即使发火，也让人不那么难受。
据说有一次，在拍《十面埋伏》的现场，一个升降车操作员在操作升降车的时候，不小心把正在一边跟人谈话的张撞倒，他一下子跌入坑中，众人吓得面无人色，但是张起来之后，并没有责备那个操作员，仅淡淡的说要以后注意安全，当然那个操作员还是被制片人开除了，不过这也说明，张至少不会肆意释放自己的脾气。
据说，他还特别尊重片场的弱势群体，录音组在中国片场属于人人都可以欺负的人群，《金陵十三钗》时，录音组和摄影组爆发矛盾，摄影组的轨道总是有声音，但摄影组说又不是同期录音，是ADR，并且赶贝尔的档期不肯让步，张依然坚持摄影组将轨道重新铺就，直到没有声音为止。虽是传说，没有亲见，想来张会做人是一定的。
许多跟他的人离开了他，但是事后鲜见有对他做人方面做太多评价，不管真假如何，至少他是成功的维持了自己的世故圆滑的形象的。
他的江湖地位自不必说，为了维持下去其名望，也要养活他周围靠他吃饭的人，他得不断的拍戏，有时候是为拍而拍，并不一定表示他有多少要表达的东西，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为此他总是不断折磨他的编剧，让剧本有所“追求”，要让自己感觉到有东西要表达，这一切让周围的人苦不堪言。
但是多少，这些在剧本上的努力，也能让他的影片在细节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但是归根到底，他的财富和名望给他带来了很大改变，他不一定还像以前那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欲望，可是必须维持产量，这就是他的难处。
他自言很谨慎，常常仔细规划自己的影片，有些事情他做的时候，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他想摆脱自己沉重的负担，刻意地让自己轻松，好缓解压力，如《三枪》，不过事后又矛盾不已，重新回到老路上来，这些矛盾的根源还是：他不知道自己真的要说什么。
作为拥有巨大名望的人物，我觉得不太指望他能有多大的突破，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依然醒目的存在着，不过限于历史给他们的局限性，中国的电影之路不能以他们这一代为最顶点，还必须前进。
今年，张艺谋62岁，耳顺之年带来了一部涉及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电影《归来》。巩俐扮演的“冯婉瑜”，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经过了二十年悲欢离合，最终得以相依。 与最后一把火烧了祠堂、要挣脱旧秩序牢笼的“菊豆”不同，与怀有身孕却执拗地四处奔波、为丈夫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不同，《归来》中，同样是巩俐饰演的女主角“冯婉瑜”，少有表现抗争，“冯婉瑜”是集合中国传统女性美德“望夫石”的化身。张艺谋说，全片他最喜欢陆焉识回来以后，给冯婉瑜念老信的那一段，特别喜欢这几句——“当我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草地上，我们觉着春天真的来了。”陆焉识和冯婉瑜这对夫妻，苦到最后，似乎被嚼出了甜。难道不觉得冯婉瑜不幸吗？没有美化这种等待吗？张艺谋说，“过去那个时代中，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冯婉瑜只是大海中的小草，随风浪起伏，这是她的命运。而坚守和陪伴，只是个人的。”
大片、高票房、天价别墅、豪车、嫩妻、超生、再婚，近年这些围绕在张艺谋身上的关键词都很刺激。大众可能早已忘记，张艺谋也有“陆焉识”一般深入骨髓的过去。
张艺谋说，对“陆焉识”这个被时代碾压过的人物有一种认同感。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张艺谋15岁，正处于性格形成的青春期。从插队知青到咸阳市国棉八厂青年工人，为了能够摆脱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影响，也出于被打倒的恐惧，张艺谋迅速学习了写美术字、写大字报、刷毛主席像，处处保持好人缘。“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张艺谋说，“一开始我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就会对人有用，有用你就有空隙生存，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
张艺谋在文革十年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同时他心里也一直憋着一股劲。他攒着捐血得来的钱，买海鸥相机钻研摄影；他开夜班掏地道废料，出来透气的时候，就看星星背诗词；后来，张艺谋居然抓到了“像头发丝儿一样的机会”到北影摄影系学习，从咸阳到北京，宛如毛孩出山的张艺谋受到了巨大刺激，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老与土，“可能踩着风火轮也追不上人家”。结果，在学校，他还是逃不过被大字报“揭发”的命运，“我夹着尾巴做人，好在原来就夹着，也惯了，”张艺谋处处谨慎，“什么事都付出百分百努力，不能让人家抓住我一点把柄。”
虽然过去收获了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各大奖项，以《英雄》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代表国人导演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但是张艺谋始终认为，“导演只是一个手艺人”，自己无意承担大众对文化精英的角色要求。自《十面埋伏》收获了来自文化界、传媒界以及某些高层领导的高频率高层次批评以后，张艺谋更加不愿意出来回应什么了。
但与其说，自认“隐忍”和“逆来顺受”是张艺谋在认怂，还不如说这是他特有的一种中国式生存智慧。与张艺谋同年、曾经合作多次的音乐家陈其钢谈到，为什么张艺谋特别适合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因为“他在中国经过了那么多挫折以后，知道怎样生存下去。”
在那个时代，张艺谋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这样的家庭出身，被打倒是随时的事。那时候，张艺谋的梦想很实际——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北影能不能给他一张“大专”或者“肄业”的文凭，最后可以进陕西画报社拍照片……对《归来》中，这个被时代巨轮碾压过的“陆焉识”，张艺谋直言有一种认同感。
张艺谋与张伟平
就象上帝造了大米这种东西，有时候人们用它来蒸饭，有时候人们用它来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刘天昭的时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后来一个被蒸了饭，而一个被煮了粥。于是大米的一种命运得以窥视大米的另一种命运。
张伟平爱憎分明，可能爱憎的标准很偶然或者主观，但是分明是绝对的分明。他认了一个人，就是彻底的认——某种程度而言，张艺谋结交这样的朋友是一个天赐福气，但是也说明张艺谋能够结交到这样的朋友，是有他独有的可能性的。任何爱恨，任何在一起或者不能在一起，都不是无缘无故，都是对等的平衡的。
他们开创了国产大片时代，无论这个时代创造了巨大利润或者得到了巨大谴责，他们开创了一个电影时代，已经成为定局。“其实武打片在北美市场受到重视喜欢，不是现在开始的，从李小龙就开始了。被美国人知道的认可的华人演员，李小龙、成龙、李连杰……都是一路的。商业片真是不容易，文艺片好做，越个人越好，商业片要更大面积地被认可和喜欢，很难的。现阶段，还真的是被北美市场决定了国内导演拍大片的规则，因为我们的市场无法养活大片，投资收不回来；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拍多种片子，那是因为他们一部片子有六亿票房，本土就产生三亿，其他一百多个国家加起来三亿，其他国家的数字对他们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生活
”
艺术
张艺谋爱画画，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大字报、大专栏、黑板报，蜡笔写的美术字都会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学这些特别快，是因为恐惧。张艺谋上小学时还是个好学生，大队长中队长的当着。上初中以后发现天好像翻过来了。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我人缘儿好，倒没怎么被打。 ”张艺谋说。
他开始有意识地练字，学写各种字体，别人写的大字报，他来抄，毛主席像画得像极了，他的拿手绝活是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拿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有了这些本事，就会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征用，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一个感觉是充实，一个感觉是被承认，边缘人物，终于像颗螺丝钉插队时他自己带了工具、颜料和油漆，在下乡的杨汉乡北倪村，也没人要求，当然更没经得别人的同意，花了几天，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现在想来，那时候确实有政治激情，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加上自己的出身不好，黑五类，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全村焕然一新，大家都出来看，张艺谋缩在后面，听老乡们的赞叹和评论，心里有点小得意。也许从那时候起，就能看出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拍电影：形式上追求张扬、震撼从那会儿就有了端倪。
从咸阳到北京，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土，自己的老。他比应届同学大10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老谋子”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跟老奸巨猾没关系。”张艺谋说。
北京的各种大，各种新，各种骄傲，劈头盖脸砸过来。他有点晕。他站在马路对面看北京饭店的自动门，人一靠近，开了，人进去，关了。神奇。他站了一个多钟头。 相比进学校之后第一次看内部电影，这点刺激算小意思。那时候看内部电影是北京高级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作家阿城在文章里说：“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什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电影学院的学生最奢侈的地方，是用不着像阿城说的这样到处找内部电影，他们的名目是“观摩”。据张会军的《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中的记载，四年间，他们总共观摩了514部电影。张艺谋回忆，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放了两场内部电影招待大家，他记得第一部是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大概是《魂断蓝桥》，第二部是法国电影《方托马斯》。张艺谋的记忆有误，资料显示，《魂断蓝桥》是1979年10月放的，开学典礼那天放的第一部是朝鲜电影《扎根大地》。《扎根大地》显然完全没有在张艺谋的脑子里扎下根，他恍惚记成好莱坞大约是感受漂移的缘故。《方托马斯》是一部间谍电影，法国的007。这也是张艺谋看的第一部商业电影。“我瞪着银幕，看傻了。上天入地、神出鬼没、香车美女，还有比基尼，完全没见过，跟我们《地道战》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张艺谋学起自己当年的表情相当传神。电影里有接吻，还脱衣服，当然，关键的地方都掐了，不过还是出现了一些暗示的镜头，比如一只手搭在腰上，你就知道下面开始宽衣解带了，张艺谋站起来，扭身比划了一下侧腰的位置。“当年二十多岁，看得血脉贲张。”
这部电影的影响余味悠长，张艺谋刚雄赳赳地当上大学生，看到的两部片子中，一部白看了，一部刺激大了，这可能早也埋伏下了他以后要拍商业电影的冲动。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会把艺术电影拍下去的想法，实在忽略了荷尔蒙带来的首次影像冲击对一个年轻电影学院学生的影响。
更大的刺激来自于宿舍的讨论。张艺谋带着一脑袋糨糊回到宿舍，六个人的宿舍中，三个北京的，三个外地的。北京同学说起这部电影，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们看过的内部电影比这刺激的多了去了。他们说起二机部礼堂、地质礼堂里放映的各种从没听说过的电影，自然淡定，说起拗口的外国导演的名字，如数家珍。张艺谋坐在床边，不说话，表面镇定，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完了，课落下太多了，不知道还跟不跟得上。张艺谋的自卑不难想象。他的同学里不少出身电影世家，赵丹、于蓝、田芳、华君武、艾青的儿子，白杨的女儿。导演系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父辈也是声名赫赫的电影人。这俩是当时的两个学生头，能感觉出来，他们明摆着将来是要大展宏图的“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有点拍他们马屁，”张艺谋说，“同学有共识，82届要出人的话，这俩人先出来。像李少红、彭小莲、胡玫，这几个也是能看出来的，是才女，谈吐不俗，气度不凡，将来有出息。”
《啊,一代青年》就是在这样出来的。张艺谋所深受影响的拿相机直面民生,直面社会,基本上很难实现。
感情
巩俐
肖华
结尾
“时代如巨轮，对抗时代很难。” （作品）
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那是许许多多挣扎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无法设计和捕捉。我不能解释“梦想”这个词，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对我来讲，梦想曾 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在电影《香水》中，让•马普蒂斯特•格雷诺耶在杀个一个个女孩之后，她们身体的味道渐渐消散。让•马普蒂斯特•格雷诺耶把手聚拢用鼻子贴在皮肤上用力嗅，绝望而徒劳地收集每一寸皮肤的气味儿。对我而言，不管是摄影还是写作还是拍电影，还是回忆，所有的这些形式就是让-马普蒂斯特•格雷诺耶在那一刻做的事情。
他像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 。。。
Q&A
你认为电影的价值是什么？
“做电影就是夹带文化，文化是被夹带出去的，大家看了你的这个电影，在愉悦和感动的同时，感受到了你夹带的文化，可能他都没有意识，这就是电影的价值。”张艺谋说，“你在网站上，要找潘石屹，得点击房地产，要找张艺谋，只能到娱乐频道。社会这么定位你，你只能在娱乐产品中，装进一点内涵。”
并不失败的落第
“坚持”或者“妥协”
生活是不断转化的悲喜剧
他的瑕疵已经成为人们眼中必不可少的派生
做鸟兽散 怕有微词
一夜之间定能 横扫影视界
大约两年前，我正在《活着》这部小说。看完后特别振奋，兴致勃勃地告诉朋友，一定要将小说拍成电影，情节铺陈，节奏、分镜基本都已经想好了，就差一匹合适的参演人马。朋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说“您又把历史当新闻了，人张艺谋早八年前就已经拍了，不但拍了，奖都已经拿到手软。”。。。。
。。。。
他成功的作品无不改编自优异小说。所以他一直信赖小说，甚至不惜投下重金到处寻找出色的小说供其改编，当然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短处而作弥补。
跟绝大多数观众一样，我是通过许多画质低劣的盗版 DVD 才接触到贾樟柯的电影的。2011 年冬，我买来他的三张盗版碟《小武》、《站台》、《逍遥游》，一股脑儿地钻到被子里，用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
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年代 能拍出这种片子实属不易
他其实并不孤僻，简直可以说开朗活泼。
灵光一现，大概谁都有过，肆意汪洋，也有机会出现。张艺谋从喜欢做摄影到上大学，就没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下的全是笨功夫。抄书、照书练、记卡片，不过每一种看起来不聪明的努力，他都能变成一个习惯。“我起点太低，没办法。”张艺谋说。
北京同学眼界开阔，阅读量大，思维活跃，出口成章，陈凯歌的文字表现出的渊博修养和过人才华，对于 一个刚写过“这多年来重见天日的百花呵，不正是思想解放的有力见证，不正是遍地春色的最好说明”的青年工人而言，是另一个世界的话语。相比同学，尤其是北京同学所受的熏陶，一个外地工人，没看过什么禁书，没有任何艺术家庭背景的老百姓，加上那样一个家庭出身，张艺谋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搭得上人家的话。自己年龄这么大，这么落伍，来到这里这么不容易，需要奋起直追。从那以后观摩的每一场电影，张艺谋都揣着一叠母亲给的医学资料卡片，拿着笔，上面放电影，看到好的构图，在黑暗中迅速给画下来，还有一些粗浅的光线、影调，什么都记。一场电影看下来，记下几十个卡片，回去整理。张艺谋说：“想想也够笨的，电影在运动，记什么构图？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太落伍了，见识太少，能抓住点什么是什么。就算是奋起直追的一个措施。”这种看电影的方式一直到张艺谋大学毕业，四年间的几百部电影，都是这么看下来的。
直到现在，他晚上看碟做功课要花四五个小时。凌晨五点睡，早上十点左右起，吃全天唯一一顿正餐，接着看小说、看剧本、开讨论会。极少休假，从不空出时间专门旅游，他觉得参加国际电影节捎带手就游了，专门旅游浪费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不懂得享受。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的好机会，同代人比你有才华的不少，上一辈人就更不用说了，你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所以我也习惯了，自律、用功。
最初是由于他的哥哥玩相机，他也跟着捣鼓，这是机遇。由于兴趣，他刻苦钻研，哪怕没有多余的胶卷供他使用。正因如此，必须一照一个准，正是由于很多局限，他必须要用些土办法来弥补，所以他的扎实的基本功，双眼的目测能力，这些都是局限带来的财富。(那些现在在我们看来凄惨，不幸的事情，时过境迁，它可能是对你最有利的东西）由于出身不好，不是党团员，他们在进行学习的时候，他只能去外面抄抄笔记，捣鼓相机，背背诗词，所以他现在显得那么有文化。-----不要对身边的一切进行抱怨，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福是祸？不要觉得做一切都无所谓，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是不是在准备迎接机遇，如果这是你喜欢的，
名言与观点
他出身于摄影，他可能知道摄影方面再无可长进，于是另辟蹊径，专攻表演。
他不太会说戏，他只说一句：再来一遍。他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当然资源几乎无穷大，这不算优点，不过鉴于某些大导演坐拥巨资而不将钱用到影片中，他身上的某种旧味道还是值得肯定的。一位在《山楂树之恋》剧组演一名配角的演员说他每场戏他要拍五十遍，没错，是五十遍。
他喜欢不断的突破，🚬所以他的影片一向风格多样，《有话好好说》，《三枪》，《摇啊摇》，都不是他真的想这么做，做只不过想让自己别太死板，他想求变🚬。
他不擅长讲太过复杂的故事，于是他真正的功力还在于用形式感来包装一个简单故事。
高仓健 🚬《千里走单骑》就是这种电影型若没有他功力尚在的水准，这样的寻找故事是很难拍的。
开篇
四个同学都分别给张艺谋开了书单，内容很广泛，不仅是导演的专业书，也包括文化、哲学、艺术类。张艺谋发挥学摄影时的苦、土、笨的精神，把人家提到的书都借来，剩下两年的时间泡在这些书里苦读，那时候已经不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抄了，但是会做笔记，重要的地方也要抄下来。很少有人知道张艺谋在这两年间的用功，悄悄的，不言语。“那时候的同学都挺珍惜学习的机会，很勤奋，但我可以不惭愧地说，我至少是最勤奋的之一。”张艺谋说。
第五代导演 🚬
曾经的张艺谋是凝重的第五代导演，从《英雄》开始，张艺谋成为商业电影票房的保证。焦雄屏问他：你觉得年轻导演是否应该有做不以挣钱为目的的好电影的情怀？他说：“那当然，商业电影有它的社会诉求、产业诉求。但是你真正在电影上还是要寄托你的人文情怀吧，这是根本之源。”
制作电影的方式和有天分的电影制作者一样多，前者是个开放的形式。无论怎样，我个人从不会去告诉别人该做什么或该怎么去做。因为这样对我来说，就好像去告诉别人他们理应如此的宗教信仰。
张艺谋几乎是凭着自己的出众的直觉走向后新时期，他是第五代导演中最与时俱进的一位。他同样走的是商业化/主旋律，大众化/高雅艺术混合的道路，但张艺谋却做得很巧，几乎是四面讨好八面玲珑。”
启示：如何权衡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主流思想、商业性要求三个方面，完成中国电影大众文化转向性的要求，值得中国每一位导演去思考
没办法，起点低，只能苦练。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张艺谋说。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
想做什么，不声张，做点准备再说。张艺谋从摄影准备做导演，用了两年时间苦读书籍。
人在时代里必须先生存，在生存中保持个性，保持清醒，保持头脑拼命运转，根据形势和感觉，表现出独立的思想性。
导演参加电影节是应该的，必须的，那是一个行业的集市，跟罗马集市一样，你拿着你的作品区推销，展览，交流，否则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走出去。
现代人都是撑死的，你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新陈代谢也慢，吃那么多做什么？
工作与作品
这是张艺谋值得敬佩的地方，他……，纪录片和安排好的虚构情节交织在一块，不晦涩，不生硬。并且他导演的作品，从来不做判断，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因为人多少都有倾向于使得同类赞同自己的天性，但是这点，在他身上好像就要体现得少些，甚至有点成了个人风格。就像在《赵先生》里他也不做判断一样，将情节交给故事，重负压在了观众身上，提出的问题是最最严肃的，即人该如何看待自己的欲望，生活当中那些无法用非此即彼的命题涵盖的情境应当如何解决。作为导演，吕乐将所可能产生的可能性一样一样地铺排开，但是自己不说。
他的诸多经历，可以看出他的忍耐力和意志力非同寻常，我假设，如果他当年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定是最后活着出来的那一批。他说：“也许。我能忍。”
怎样拍出一部好电影？
第一，要有一个好剧本；第二，一套动作全做对。也就是从选演员到开机拍摄中的所有环节，导演能掌控的一切，动作全对，姿势全对，没有跑偏。
红高粱
该片改编自莫言同名中篇小说，以童稚观点回忆了“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的故事。 影片先是以新式叙事手法为框架，试图拍摄一部打破传统主旋律模式的新式文艺剧情片，之后此片一制作好便入围柏林电影节，最后拿下柏林影展最高奖金熊奖。而后，影片在国内公映，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影片并未照搬小说的意识流结构，而是将故事改为直线叙述，导演、摄影精心复现了小说构造的色彩世界，使画面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以如阳光般眩目、热情似火的红色震惊了影坛。
张艺谋的早期作品是他的个人巅峰。个性特性明显，也充分运用了自己摄影师的特长，对色彩镜头的把握非常棒。《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虽然还是存在很多缺陷，但放在现在那些浮躁的作品面前，分分钟秒杀。强烈的色彩镜头冲击，台词的精炼，镜头语言的情绪把握，多少导演给早年的他提鞋都不配真的。近几年被大炒的王全安的《白鹿原》放在张艺谋早期作品面前只能是穿尿布的小屁孩儿。[1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虽然号称伊朗神片，风格其实跟早期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早年对他没什么感觉，总觉得他的电影很古旧，过于乡土，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陈凯歌，看了《霸王别姬》以后极为崇拜，又有《少年凯歌》一书传世，所谓能文能武，又会说英语，去过美国，所以我比较喜欢陈，后来他筹备《刺秦》，我特地跑到北影厂去看，可是也没看见陈凯歌。《刺秦》上映以后，有点失望，觉得不好，于是也开始慢慢关注张。
有一次，我协助我的老师在八一厂的一个摄影棚里面拍戏，有人说他在隔壁摄影棚拍广告，就过去看。彼时他坐在监视器后面，灯光笼罩之下是金喜善，好像是某手机广告。灯极多，柔光纱也多到不计其数，机器也固定不动，就拍一个表情，张艺谋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如同木雕一般，整个摄影棚很安静，张翻来覆去只说一句：再来一遍……
当时我觉得，拍广告好乏味啊。
后来因为我的老师是他电影学院七八班同学，就过来到我们摄影棚坐了一坐。老实说，他名气那么大，我的老师虽然业界也很出名，但是比他还是差了一大截，故此都有些尴尬，为了避免同学难堪，他说了几句就走了，面带微笑。我当时的感觉，这个人很懂人心。
不少跟张陈两人合作的人都跟我讲，陈导现场拍戏气氛极为压抑，安静的可怕，甚至落一根针都能听见，所有的人都很害怕，害怕犯错误，陈凯歌身材高大，又很自负，发起脾气来很吓人的。而张导则不然，脾气很好，从来不发火，即使发火，也让人不那么难受。
据说有一次，在拍《十面埋伏》的现场，一个升降车操作员在操作升降车的时候，不小心把正在一边跟人谈话的张撞倒，他一下子跌入坑中，众人吓得面无人色，但是张起来之后，并没有责备那个操作员，仅淡淡的说要以后注意安全，当然那个操作员还是被制片人开除了，不过这也说明，张至少不会肆意释放自己的脾气。
据说，他还特别尊重片场的弱势群体，录音组在中国片场属于人人都可以欺负的人群，《金陵十三钗》时，录音组和摄影组爆发矛盾，摄影组的轨道总是有声音，但摄影组说又不是同期录音，是ADR，并且赶贝尔的档期不肯让步，张依然坚持摄影组将轨道重新铺就，直到没有声音为止。虽是传说，没有亲见，想来张会做人是一定的。
许多跟他的人离开了他，但是事后鲜见有对他做人方面做太多评价，不管真假如何，至少他是成功的维持了自己的世故圆滑的形象的。
他的江湖地位自不必说，为了维持下去其名望，也要养活他周围靠他吃饭的人，他得不断的拍戏，有时候是为拍而拍，并不一定表示他有多少要表达的东西，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为此他总是不断折磨他的编剧，让剧本有所“追求”，要让自己感觉到有东西要表达，这一切让周围的人苦不堪言。
但是多少，这些在剧本上的努力，也能让他的影片在细节方面，依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但是归根到底，他的财富和名望给他带来了很大改变，他不一定还像以前那样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欲望，可是必须维持产量，这就是他的难处。
他自言很谨慎，常常仔细规划自己的影片，有些事情他做的时候，并非他的本意，而是他想摆脱自己沉重的负担，刻意地让自己轻松，好缓解压力，如《三枪》，不过事后又矛盾不已，重新回到老路上来，这些矛盾的根源还是：他不知道自己真的要说什么。
作为拥有巨大名望的人物，我觉得不太指望他能有多大的突破，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依然醒目的存在着，不过限于历史给他们的局限性，中国的电影之路不能以他们这一代为最顶点，还必须前进。
今年，张艺谋62岁，耳顺之年带来了一部涉及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电影《归来》。巩俐扮演的“冯婉瑜”，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经过了二十年悲欢离合，最终得以相依。 与最后一把火烧了祠堂、要挣脱旧秩序牢笼的“菊豆”不同，与怀有身孕却执拗地四处奔波、为丈夫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不同，《归来》中，同样是巩俐饰演的女主角“冯婉瑜”，少有表现抗争，“冯婉瑜”是集合中国传统女性美德“望夫石”的化身。张艺谋说，全片他最喜欢陆焉识回来以后，给冯婉瑜念老信的那一段，特别喜欢这几句——“当我看到小马驹挣扎着站在草地上，我们觉着春天真的来了。”陆焉识和冯婉瑜这对夫妻，苦到最后，似乎被嚼出了甜。难道不觉得冯婉瑜不幸吗？没有美化这种等待吗？张艺谋说，“过去那个时代中，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冯婉瑜只是大海中的小草，随风浪起伏，这是她的命运。而坚守和陪伴，只是个人的。”
大片、高票房、天价别墅、豪车、嫩妻、超生、再婚，近年这些围绕在张艺谋身上的关键词都很刺激。大众可能早已忘记，张艺谋也有“陆焉识”一般深入骨髓的过去。
张艺谋说，对“陆焉识”这个被时代碾压过的人物有一种认同感。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张艺谋15岁，正处于性格形成的青春期。从插队知青到咸阳市国棉八厂青年工人，为了能够摆脱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影响，也出于被打倒的恐惧，张艺谋迅速学习了写美术字、写大字报、刷毛主席像，处处保持好人缘。“为了显示自己的忠诚，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张艺谋说，“一开始我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就会对人有用，有用你就有空隙生存，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
张艺谋在文革十年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同时他心里也一直憋着一股劲。他攒着捐血得来的钱，买海鸥相机钻研摄影；他开夜班掏地道废料，出来透气的时候，就看星星背诗词；后来，张艺谋居然抓到了“像头发丝儿一样的机会”到北影摄影系学习，从咸阳到北京，宛如毛孩出山的张艺谋受到了巨大刺激，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老与土，“可能踩着风火轮也追不上人家”。结果，在学校，他还是逃不过被大字报“揭发”的命运，“我夹着尾巴做人，好在原来就夹着，也惯了，”张艺谋处处谨慎，“什么事都付出百分百努力，不能让人家抓住我一点把柄。”
虽然过去收获了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各大奖项，以《英雄》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代表国人导演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但是张艺谋始终认为，“导演只是一个手艺人”，自己无意承担大众对文化精英的角色要求。自《十面埋伏》收获了来自文化界、传媒界以及某些高层领导的高频率高层次批评以后，张艺谋更加不愿意出来回应什么了。
但与其说，自认“隐忍”和“逆来顺受”是张艺谋在认怂，还不如说这是他特有的一种中国式生存智慧。与张艺谋同年、曾经合作多次的音乐家陈其钢谈到，为什么张艺谋特别适合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因为“他在中国经过了那么多挫折以后，知道怎样生存下去。”
在那个时代，张艺谋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失踪的二伯被定为潜伏特务、大伯在台湾是国民党军人，这样的家庭出身，被打倒是随时的事。那时候，张艺谋的梦想很实际——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北影能不能给他一张“大专”或者“肄业”的文凭，最后可以进陕西画报社拍照片……对《归来》中，这个被时代巨轮碾压过的“陆焉识”，张艺谋直言有一种认同感。
张艺谋与张伟平
就象上帝造了大米这种东西，有时候人们用它来蒸饭，有时候人们用它来煮粥，我想上帝在造我和刘天昭的时候，原料是相近的，但是后来一个被蒸了饭，而一个被煮了粥。于是大米的一种命运得以窥视大米的另一种命运。
张伟平爱憎分明，可能爱憎的标准很偶然或者主观，但是分明是绝对的分明。他认了一个人，就是彻底的认——某种程度而言，张艺谋结交这样的朋友是一个天赐福气，但是也说明张艺谋能够结交到这样的朋友，是有他独有的可能性的。任何爱恨，任何在一起或者不能在一起，都不是无缘无故，都是对等的平衡的。
他们开创了国产大片时代，无论这个时代创造了巨大利润或者得到了巨大谴责，他们开创了一个电影时代，已经成为定局。“其实武打片在北美市场受到重视喜欢，不是现在开始的，从李小龙就开始了。被美国人知道的认可的华人演员，李小龙、成龙、李连杰……都是一路的。商业片真是不容易，文艺片好做，越个人越好，商业片要更大面积地被认可和喜欢，很难的。现阶段，还真的是被北美市场决定了国内导演拍大片的规则，因为我们的市场无法养活大片，投资收不回来；而美国之所以可以拍多种片子，那是因为他们一部片子有六亿票房，本土就产生三亿，其他一百多个国家加起来三亿，其他国家的数字对他们来说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生活
”
艺术
张艺谋爱画画，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的美术训练，但是大字报、大专栏、黑板报，蜡笔写的美术字都会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学这些特别快，是因为恐惧。张艺谋上小学时还是个好学生，大队长中队长的当着。上初中以后发现天好像翻过来了。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自己出身不好，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于恐惧中。“我人缘儿好，倒没怎么被打。 ”张艺谋说。
他开始有意识地练字，学写各种字体，别人写的大字报，他来抄，毛主席像画得像极了，他的拿手绝活是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拿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有了这些本事，就会被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征用，你来做这个，你来做那个，一个感觉是充实，一个感觉是被承认，边缘人物，终于像颗螺丝钉插队时他自己带了工具、颜料和油漆，在下乡的杨汉乡北倪村，也没人要求，当然更没经得别人的同意，花了几天，把村里所有的门全画上主席像。“现在想来，那时候确实有政治激情，尤其要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忠诚，加上自己的出身不好，黑五类，我就要把主席像画得比别人更大，更鲜艳，红彤彤。”全村焕然一新，大家都出来看，张艺谋缩在后面，听老乡们的赞叹和评论，心里有点小得意。也许从那时候起，就能看出他现在为什么这么拍电影：形式上追求张扬、震撼从那会儿就有了端倪。
从咸阳到北京，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土，自己的老。他比应届同学大10岁，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老谋子”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跟老奸巨猾没关系。”张艺谋说。
北京的各种大，各种新，各种骄傲，劈头盖脸砸过来。他有点晕。他站在马路对面看北京饭店的自动门，人一靠近，开了，人进去，关了。神奇。他站了一个多钟头。 相比进学校之后第一次看内部电影，这点刺激算小意思。那时候看内部电影是北京高级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作家阿城在文章里说：“北京好像随时都在放‘内部电影’，防不胜防，突然就有消息，哪个哪个地方几点几点放什么电影，有一张票、门口儿见。慌慌张张骑车，风驰电掣，门口人头攒动，贼一样地寻人，接到票后窃喜，挤进门去。灯光暗下来，于是把左腿叠过右腿，或者把右腿放到左腿上，很高兴地想，原来小的在乡下种地，北京人猫在‘内部’看电影呀。”电影学院的学生最奢侈的地方，是用不着像阿城说的这样到处找内部电影，他们的名目是“观摩”。据张会军的《北京电影学院78班回忆录》中的记载，四年间，他们总共观摩了514部电影。张艺谋回忆，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放了两场内部电影招待大家，他记得第一部是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大概是《魂断蓝桥》，第二部是法国电影《方托马斯》。张艺谋的记忆有误，资料显示，《魂断蓝桥》是1979年10月放的，开学典礼那天放的第一部是朝鲜电影《扎根大地》。《扎根大地》显然完全没有在张艺谋的脑子里扎下根，他恍惚记成好莱坞大约是感受漂移的缘故。《方托马斯》是一部间谍电影，法国的007。这也是张艺谋看的第一部商业电影。“我瞪着银幕，看傻了。上天入地、神出鬼没、香车美女，还有比基尼，完全没见过，跟我们《地道战》完全不是一个路子。”
张艺谋学起自己当年的表情相当传神。电影里有接吻，还脱衣服，当然，关键的地方都掐了，不过还是出现了一些暗示的镜头，比如一只手搭在腰上，你就知道下面开始宽衣解带了，张艺谋站起来，扭身比划了一下侧腰的位置。“当年二十多岁，看得血脉贲张。”
这部电影的影响余味悠长，张艺谋刚雄赳赳地当上大学生，看到的两部片子中，一部白看了，一部刺激大了，这可能早也埋伏下了他以后要拍商业电影的冲动。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会把艺术电影拍下去的想法，实在忽略了荷尔蒙带来的首次影像冲击对一个年轻电影学院学生的影响。
更大的刺激来自于宿舍的讨论。张艺谋带着一脑袋糨糊回到宿舍，六个人的宿舍中，三个北京的，三个外地的。北京同学说起这部电影，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他们看过的内部电影比这刺激的多了去了。他们说起二机部礼堂、地质礼堂里放映的各种从没听说过的电影，自然淡定，说起拗口的外国导演的名字，如数家珍。张艺谋坐在床边，不说话，表面镇定，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完了，课落下太多了，不知道还跟不跟得上。张艺谋的自卑不难想象。他的同学里不少出身电影世家，赵丹、于蓝、田芳、华君武、艾青的儿子，白杨的女儿。导演系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父辈也是声名赫赫的电影人。这俩是当时的两个学生头，能感觉出来，他们明摆着将来是要大展宏图的“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有点拍他们马屁，”张艺谋说，“同学有共识，82届要出人的话，这俩人先出来。像李少红、彭小莲、胡玫，这几个也是能看出来的，是才女，谈吐不俗，气度不凡，将来有出息。”
《啊,一代青年》就是在这样出来的。张艺谋所深受影响的拿相机直面民生,直面社会,基本上很难实现。
感情
巩俐
肖华
结尾
“时代如巨轮，对抗时代很难。” （作品）
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那是许许多多挣扎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无法设计和捕捉。我不能解释“梦想”这个词，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对我来讲，梦想曾 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在电影《香水》中，让•马普蒂斯特•格雷诺耶在杀个一个个女孩之后，她们身体的味道渐渐消散。让•马普蒂斯特•格雷诺耶把手聚拢用鼻子贴在皮肤上用力嗅，绝望而徒劳地收集每一寸皮肤的气味儿。对我而言，不管是摄影还是写作还是拍电影，还是回忆，所有的这些形式就是让-马普蒂斯特•格雷诺耶在那一刻做的事情。
他像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 。。。
Q&A
你认为电影的价值是什么？
“做电影就是夹带文化，文化是被夹带出去的，大家看了你的这个电影，在愉悦和感动的同时，感受到了你夹带的文化，可能他都没有意识，这就是电影的价值。”张艺谋说，“你在网站上，要找潘石屹，得点击房地产，要找张艺谋，只能到娱乐频道。社会这么定位你，你只能在娱乐产品中，装进一点内涵。”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