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为何要“身体流浪”？

现代人为何要“身体流浪”？
BY陈不可
评判一个人、一件事时，脑海里不时想起陈寅恪的话来——“了解之同情”。
这句总是不停被学者引用的话，表达着一种较为宏大而充满温情的评价标准：一方面，它要人足够睿智及勤奋，对所评价事物足够了解与理解；而另一方面，又要人充满善意的温情，能切身体悟到所评价事物的境遇与忧思，从而避免理论的粗暴与无情。
带着这样的思路，我试图走进下面的这群人。
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人，也常常喜欢试图去理解故事中的人。当发现自己似乎理解了他们时，才会罢休。
带着调整心情和看看奇观的想法，我来到了七彩云南，这个无数人都视为旅行必到之处的地方。不可否认，我或多或少也受到了影响，但始终心底无过多期待，看看即好，要是能透视到更多以前不曾注意的生活方式，那就最好不过了。从昆明至大理，再到丽江，行程有些紧凑，匆匆略过，却也未曾觉遗憾，只是途中遇到的人，很多可能只有一面之缘，却让我始终牵挂，因为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觉得自己还没有理解，没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有的是旅行的梦想家，想去世界各处，看各种自然奇观。吃着最便宜的伙食，住着最便宜的青旅，这时他们说自己是自由的，而口中自由的名义或是梦想，或是静修。
这样的人，在路上，我们时常会遇到。
在大理，我认识了这样的叉哥和小苏。几乎相隔了整整一代人的他们，此刻选择了相似的生活方式。自己未与他们深交与长聊，从零星的对话中得知，接近不惑之年的叉哥离过婚，离婚的原因是长期不在老婆身边，感情转淡，“距离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每月给再多的钱也没用，距离能让所有的感情只记得曾经的不好，而忘记所有的幸福与甜蜜”。叉哥并不喜欢提自己的过去，住在一家廉价青旅中的他，每年喜欢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年轻们戏耍，带他们一起去环洱海，一起翻墙逃门票。说及此处时，叉哥有些得意，“我还带过两个外国人逃票呢！”似乎只有这时，叉哥才真正感受到了生存的意义——匆匆相识一群陌生人，而其中有很多依赖他，围绕着玩。如今，叉哥已游历各地，尽管和最初选择停留大理静修的初衷背道而驰，但叉哥还未离去。最后，叉哥说他可能会离开。
小苏是位80后末尾的人，留着一头不经常打理的长发，不和他交谈，我完全不看出的内心世界。我们一起乘坐电动车环海，我接了一个电话，他便猜出了我的职业，随后双方开始了真正的交流。他也曾经工作，但如今已辞职到处游荡。在他的话语中，最多的是走青藏线的经历，尤其是在沙漠中的奇遇，如立于风沙而不倒的胡杨，在沙漠中遭遇饿狼的生存挑战。他说，年轻人要有梦想，而不知为了房子、车子，所以他决定继续旅行，“中国逛完了，还要去国外，在意大利就有一个世界尽头的地方”。
同时，小苏还足够坦承，所有旅行中的人必然遇到一个经济问题，有人选择乞讨，有人选择打散工、摆摊等，但小苏说，这些太LOW了，他预见了未来这群职业旅行人的急剧扩张趋势，从而有了更大的野心，开设了微信公众账号，自我营销，以此解决生存问题，比如旅行装备问题。得知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时，有些高傲的小苏表示，希望我们多呼吁下，甚至如果可以，给他们筹集一些旅行装备。但始终，我没有作声回答。
对于这群穷游的职业旅行人，当下的主流价值的态度有些暧昧，有时选择肯定，因为其中的勇气、毅力、冒险精神，代表了人类一种较为朴质的生存渴望，也是现代人对原始力量的崇拜；但另一方面也有诸多鄙夷，其选择即意味着叛离，多情的人很自然地联想至他们父母，似乎看到了母亲额头的牵挂与哀伤。毋庸置疑，选择在路上，放弃多数人原有的人生路线，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勇气与坚持的。而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恐怕还是，这种有些自虐式的旅行，真的是人生路途中的苦修吗？如果必要，那这种选择又是否过于刻意了呢？
心底默想一番，对于叉哥和小苏的选择，我还是选择了理解。
环游世界、穷尽山河，这种梦想我们并不陌生，400多年前的徐霞客做过这样的梦，工业革命萌芽时期，欧洲也不乏这样的冒险家，正是这样一群人，开拓了世界的遍及，也让后世明白，原来同一个星球上，还有别样的存在。但这并不是我理解他们的理由，仔细想来，或许这是他们最好的生活方式，他们挖掘出了自身所残留的探险精神，以观世界奇观获得意义，这样也未尝不好。但我极其讨厌他们口中所谓的“行万里路”，这句小学墙壁上的名言，大家耳熟能详，而在他们的引用中，却极其浅薄。行万里路，无疑会增长见识与阅历，就连导游也直言，旅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增加谈资，但我无法接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简化成“人生行万里路就可以了”。
在古代，行万里路极其困难，也是读书人、富家子弟的专利，一般称之为“游学”。少年埋头苦读多年后，即要选择交游，或遇同为读书的雅士，附庸风雅，诗词唱和；或拜名家，聆听教导，继续苦读。这种出外交游乃是读书人口中“行万里路”的最初含义，如果按现代的功利主义去分析，这种交游有诸多好处，扩大人脉，结识各种达官贵人，甚至以此获得被推荐的机会，获得一官半职；而就算最失败的交游者，至少也获得了游历外地的谈资，具备吹嘘的资本。如此看来，如今的职业旅行人，似乎就是过去最为失败的交游者，其中最大的收获在于游历本身，在于谈资。当然，当事者绝不会承认，因为他们的内心还有震撼与新奇的体验。
另一群人我也选择了理解。在深夜的丽江，虽天气微寒，但聚集着大把的歌唱者，不少还是民谣爱好者。他们大多先在酒吧驻唱，及至凌晨时分，城管也进入睡眠时，便现身街头，成群献唱，不时引来晚归的醉酒人作短暂的停留。亲身体验过后，我理解了他们，理解了他们为何喜欢聚集在丽江。
在新认识的友人带领下，我走进了“大冰的小屋”。据说，它的老板是山东卫视的一位主持人，其所写的《亲，摸摸头》讲述了多个流浪的故事。这本更像小说的随笔文字，号称是来丽江的必读之书，不少人正是因为读过此书，才决定来丽江的。对于这本新书，有关它的“传说”已经开始流传。可惜，此前我一无所知，也一时没有阅读的欲望。
小屋不大，再怎么紧紧围坐，也只能拥下20多人左右。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间小屋，里面有书，有酒，还有歌唱，总之是我很少涉及的领域。后来，才得知这叫火塘，没有座位与舞台，早些年这些火塘流行于丽江，如今却是唯一的一家，而它的前世，是一处卖花圈的。当晚，有多位音乐爱好者来此献唱，分享他们的过去，而他们唯一的报酬可能是，聆听者用高价购买他们的唱片专辑。他们的歌声比较朴实，其感情表达多数系梦想与爱情。
小屋不停迎来路人，形形色色，均觉得在此听听也是不错的消遣。很快，狭窄的小屋，挤满了人，显得暖和而气氛融洽。一位名叫大军的歌手是当晚的主角，他年近不惑，留着长须，有点像明星梁家辉，而他出场似乎有些排场，待他上场时，仅调音就折腾了半天，但他的声音确实没辜负大家的期待，相比其他歌者，他的歌声更为自信而自如。同行的大哥时而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说他就喜欢这种环境下歌唱，曾有酒吧用3万请他去，他都不愿意去；而他现在所出售的专辑，就花了16万制成，因为那些都是自己的歌；而且，他还有一位美丽可人的妻子及两个可爱的儿子，他常常带着他们一起出现在街头献唱。
我不了解大冰的小屋，也不了解大军，作为丽江歌者圈里的优胜者，大军获得了更多的钦羡，从而也更具偶像的气质。
慢慢地，我理解了大军这样的一批歌手。他们为何聚集于此？只因为在这里，他们想唱就唱，有自己的听众，且能够为他们的歌声买单。在他处，我相信他们不会这么幸运，就算他们同样走上街头，或聚集于小店内，停下来路过的匆匆行人，不是被生活折磨过度的人，有着自己的忧思，根本无兴致耐心聆听他们的歌声，更无从谈起所谓的崇拜与赞美。但这里是丽江，一个号称艳遇与疗伤的地方，一群文青聚集的地方，他们来此散心或别具幻想，不用吝啬，用心和钱呵护着这群流浪的歌者。
在这里，歌者的一天可能是这样度过的：早上赖床，下午稍作休息，晚上前来献唱，获得掌声与支票，并带着不背弃梦想的名义。因此，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聚集在一起，甚至是抱团。
这群流浪歌者，我理解了他们。
但是另一帮人，我无法理解他们。
当晚的小屋，歌声四起，而谈话的唾沫也飞起四扬，但就是在昏暗的灯光下，有一位清秀的年轻姑娘，中间始终翻看着一本书，不时摸摸怀中的小狗，最后可能因为实在难以忍受，选择了抱狗离开。在整整约两个小时里，我不时留意她，未发现她抬头看过歌者，抬头看过身边的歌声聆听者，她的安静让我着迷，心底在深思：那是什么心态，能让她如此痴迷手中的书，而且非要选择在小屋这样的环境？
当然，聆听歌声者中，有位上海过来的姑娘也十分兴奋，她把大军当作了偶像，表示从《亲，摸摸头》中看过他的故事。其间，她多次强调，假如大军以后去上海，她一定会在最好的餐厅的请客，等待大军的光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追星，而我在想，这场痴爱与追逐，究竟是为了什么。
小时候，我也有崇拜偶像，偷偷收藏他们的磁带与海报，更是渴望了解他们的一切。可是，如今的我似乎过了那个年龄，就算遇到最爱的歌手、球星、作家，我也不一定非要去见见。留给签名、合张影、简单交流……这些为大家所热捧的方式，似乎已不适用我。后来想想也不对，假如那些逝去的灵魂导师可以复活，那些著书者出现在我面前，我想我一定也会痴迷，因为我对他们充满崇敬和敬畏。是他们的书与思想，让我拜读痴迷，或以理解他们的哲思作为了人生目标，所以他们至于我而言，是与众不同的；至于其他，我皆视为可有可无的消遣。由此推测，大概大军至于那位上海姑娘，就像我心中那些逝去的伟大灵魂。
停留一处，我喜欢去探索各种人的生活状态。比如，劳作的人们、文艺做作的女子、孤独的身影、纯净欢快的孩子……这些最能触动我的心弦，而我也喜欢把他们放置我的单反镜头里。但这次闲逛，让我迫切想知道，那群流浪在异地的年轻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大理，有和一位来自东莞的年轻姑娘、叉哥三人一起逛夜晚的大理古城，本不愿多聊，其间她一直和叉哥在聊，但我实在难以忍受她口中的这些话：“去年来大理，我收获了很多，我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只有来这里，我的心才能平静”，“别人都说，我比同龄人懂得太多”，“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安静的读书”。
我问她，她自己这一辈子究竟要做什么、为什么，但可惜她回答不出，最后也只给了一个短期的目标——做好手头的教育辅导工作，和孩子们好好相处。我又问她当下的焦虑是什么，出乎意外她也回答不出，甚至表示在东莞的现实生活中，除了比较宅，其他的和人交流并无障碍。她说她喜欢发呆，喜欢发现世界的不同侧面，比如哪棵银杏在路灯的照耀最特别、最美，我接不下她的话，心中始终认为，她所翻看一下午的书，不过是消遣的小作而言，而她所发现的自然之美，也并无值得惊叹之处，但这一切，她视为某种收获，某种所珍视的自我瑰宝。
当然，我理解不了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古城内的艳丽女子，化着并不淡的妆容，像街拍的明星，优雅地抽着烟。看上去，她们已在这里停留很多，或游荡，或也有自己的一份工作，但我实在难以理解，如此喜欢现代文明以及现代审美的，为何选择停留于此？慵懒中静静享用一个下午的阳光，发呆、看书逛逛小店，难道就能收获什么？
又比如，某些用现代工艺复制出来的小店，摆着各式的文艺物品，多是某些色彩鲜艳、线条分明的小物件，吸引着众多少男少女前来聚集，难道他们不会审美疲劳吗？又或者说他们从中发现了审美？
文艺、小资的情怀，究竟缘何而起？我没有答案，只知道它和过去的审美观背道而驰。
还有我在丽江住宿的青旅，它的主人是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据说她们正是看了《亲，摸摸头》才决定来丽江的。（当然这是以讹传讹，老板开店时书尚未上市。）躺在青旅的暖色调被子里，我用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一口气看完这本书，里面简单而温婉抒情的文字中，讲述着多组人物故事，书中的不少人物让人着迷，会惊叹：那是怎样的男子、女子？竟选择如此别样的人生？
别样的人与故事是一种毒药，能让上瘾。但书中不免诉说着这样的声音：人生除了房子、车子以及世俗成功外，还有别样的选择，就算流浪，他们也可获得别样的人生意义。但很可惜，文字中我没读出答案，这种别样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难道只是经历、体验本身？越不寻常、越夸张，就越有意义？
必须承认，我也被书中的人物打动，但内心也始终在纠结地想：这样的人生，和社会主流规划好的人生，究竟有何差别？
我永远接受不了这样的答案，人生就是为了经历，体验即是意义。假如这样的话，为何我们还要做出选择，选择某一方生存方式而抛弃其他的生存方式呢？而由此，我大胆臆测，那样的话不过是为了抚慰弱小的灵魂而已。如果从这而言，确实也是必须，毕竟“高贵的谎言”是一切共同体的必须。
后面，我所住的青旅来了一位河南的大哥，粗壮的样子实际上比我还小2岁。他睡了一天后，在土鸡火锅的饭桌上告诉我，自己17岁独自出远门，先后两次开店创业，如今旅行半年，其实内心一直很迷茫，自己究竟要做什么。在他的诉说中，难以割舍家庭责任，觉得自己有义务去承担，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接受世俗的安排，“妈妈说，回来吧，房子有了，后面给你买辆车，找个姑娘好好过日子”。
大冰在书中强调说，很反对所谓的辞职、休学旅行，这更多是一种逃避和不负责任，而且容易回不去，耽搁自己的前途，最好的方式是把工作与旅行平衡好，不少人就是这样的平衡者。而河南大哥表示，旅行途中并非那么有趣，不少人也是迷茫着；如今，独自旅行，说走就走，实际上老一辈的旅行者都不愿说了，才不诱骗孩子呢，“发帖的，说攻略的，都是一些俱乐部或卖家，纯商业目的”。最后，他反问道，“他碰到很多95后退学旅行，假如所有年轻人都这么做，谁来承担社会责任？”所以，他决定后面找个工作，明年回归正常生活，好好奋斗一回。但我对此深表怀疑，在我们一同居住的几天里，他几乎是在青旅暖色调的床上度过的。
友人告诉我，或许可用一种词去解释他们，那就是Kitsch（刻奇）。
蒋方舟曾这样论述刻奇——
1939年，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发表了一篇《前卫与刻奇》的文章，最早预言了刻奇将会是艺术的坟墓。根据格林伯格的理论：刻奇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此之前，穷人居住在乡下，富人住在城市，地理的差距让他们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而读写能力也是区别彼此趣味的工具。工业革命之后，穷人转移到城市，成为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且为了更有效率地工作而学会了读写。于是，阶级之间的隔阂被打破，居住空间上的隔阂被打破，文化享受上的隔阂也被打破。然而，工人并没有贵族累积下来的审美体验，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暇，甚至没有那么多用来欣赏艺术的预算。于是，刻奇文化应运而生——为那些对真正的文化价值麻木、却又渴望得到审美体验的人设计。
看廉价的爱情小说，就可以获得的感动，何必去费劲读莎士比亚？看列宾的画就一目了然的情感与故事，何必去在毕加索的一堆颜料和线条当中猜测作者意图？这就是刻奇为艺术带来的伤害：观众用廉价的成本，获得廉价的眼泪，并且深深为此满足。格林伯格对于刻奇的批评，体现出艺术批评家的清高。他的清高当然是对的，这是自古艺术家的最高价值。然而真正的、严肃的艺术必然是高成本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上。无法阻止普罗大众有享受艺术的要求，也无法要求一个工人为一幅名画穷尽一生，要求一个家庭妇女精准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页里行间的绝望。于是，我们抱怨刻奇、嘲笑它，去无法逃避它如洪水一般的席卷。
格林伯格生活在一个真正的艺术与刻奇肉搏的年代，而如今，刻奇文化已经取得了世界性的压倒性的胜利。刻奇是人们找到的一条通往高雅的捷径，殊不知，就是这条小道毁了高雅。
在审美领域，刻奇一词指出了大众消费时代文艺作品的庸俗之路。这群小文青们，也要有自己的审美，所以刻奇的文艺生活，是必不可缺的，而由于这一群体实在过去庞大，从而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大众以群体性获得的胜利，是伴随主观主义兴盛以来的大众胜利。
友人说，以刻奇去理解他们，当他们沉溺其中时，所获得的不过是一种情怀，一种被夸大而虚假的意义。对此，米兰昆德拉也有论述，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看到一个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和所有的人类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使刻奇成为刻奇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第一种刻奇，似乎是某种虚幻的自我感动，以为和存在本身获得某种沟通；而第二种刻奇，即更为高层次的刻奇，则是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独的存在，而似乎找到了一种群体性的共鸣。
在昆德拉的口中，刻奇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成为了一种情感——一种能够被分享的情感。这种情怀的逻辑在于，假如从中发现了崇高，那就是崇高，但问题就是，他们从未去追问，这种崇高究竟是什么。
在我的视野中，始终有这样一个命题，那就是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古人用选择告诉了我们他们的答案，或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或建功立业、做一番事业；或著书言说，穷天下之言。倘若深究，不免发现，这一切都是少数人的事，和多数人无关。多数个体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无情岁河里，无人记起，几乎毫无痕迹。
至于今天，价值多元而混乱的时代，年轻人的选择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在对刻奇的批评中，有一种说法值得注意，其批评的出发点不过是精英者所谓的“精英意识”。坦白说，把精英的内心标准置于普罗大众而言，并不合适，也不现实。从中，也似乎容易得出如下的结论：那些普通人，就让他们在刻奇中获得虚假而夸张的崇高、情怀吧，除了一点可能的审美，已一无所有。
个人不满意这种回答，而是在想，不是精英的这群普通人，他们活着、存在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要追求怎样人生的意义？
电影《超体》中，吕克贝松试图从宏观层面回答这一问题。在电影中假设，人的脑力不同程度开发，会有不同的潜能被开发出来，比如超强阅读理解力、记忆力，比如对身体、物体的控制。当LUCY机缘巧合获得此能力时，她也发现自己区别于其他人，从而陷入了生存的困境，那她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呢？
摩根•弗里曼所扮演的教授同样给不出答案，他只根据生物细胞最基本的原则，分析认为基因在生命传承中传递信息，从而使得物种、生命得以进化、进步，也许LUCY也得遵循这项使命。而最后，LUCY也完成了这一使命，把她所获得的知识、信息储存留给了人类。如果依据这种立于现代进化论的角度来拷问生命，那么每个人确实得为物种的进化、进步努力，因为这是生命的终极意义。
从而也不免理解，为何精英充满使命感，而且倍感意义。但是很可惜，它并无回答另一问题，作为普通人，一生庸碌，究竟是为了什么。似乎，作为个体的普通人就算穷极一生，也对社会的贡献微乎其微，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足挂齿。
在过去，这一矛盾或许并无如此凸显，那时人们还有着传统的依恋——传宗接代，活着就是赡养父辈，养育子女。但如今，传统的力量正在消失，赡养、抚养的义务也在弱化，那么这群人，又得靠什么支撑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呢？
在民主、自由的时代，个体的主观主义获得了全面胜利，就算社会构建而言，只有不伤害他们的自由，一切的选择都应该被宽容，甚至被赋予意义。于是，很多人选择了放纵，及时享受、体验，以看不同风景、玩不同人生体验的生活方式，充实自我，并且在很多时候，还在吹嘘中获得了世人的钦羡及自身存在的意义。同时，这种所谓的诗意生活，往往带着反叛的特性，危害着传统、主流的价值。而还有很多人，选择了文艺范的刻奇之路，从个体的自我审美领域，由于缺乏强大的内心及追求，缺乏必要的审美知识与能力，在刻奇世界里虚构着属于自我或某一群体的意义。
我把这些的人把体验等同人生终极价值选择的人，视为“身体流浪”的一群人。他们试图用身体体验，去弥补灵魂的困惑及价值的缺乏，但终究不过虚构的幻影。可是，这世上许多价值、信仰，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味的解构、去魅，也未必是好事，除非真正给予他们更好的价值选择。
看好莱坞大片时，不免发现，其中多充斥着三种理念精神：个人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家庭主义。尤其是涉及宏大叙事，为了避免生硬及说教，最好就是添加点家庭主义，比如爱情、亲人之爱。当统一的价值选择崩塌时，社会共同体遭遇着空前的危机，无政府主义、彻底的个人主义并非遥远的幻想，因而依旧需要向公众诉说某种最低价值，至少得守住人性与家庭，并把这塑造成毋庸争辩的主流价值。
友人说，自古至今，多数人能顺利赡养长辈、养育子女，就已经不错了。而这一目标，也内化为了某种生存价值，并伴有一定的竞争。所以，他们就算再辛苦，也知道好好劳作，好好工作，以求养家糊口。可是，对于当下的年轻人，这很难成为他们的生存渴望，他们自信地认为，低层次的生存根本无问题，如果不打算追求世俗的成功，或在这条追求之路受阻，则很容易选择自我放逐。而当这种自我放逐被修饰成为某种人生价值时，某种可以值得炫耀的东西时，更多的人会选择效仿，因为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并非孤单地的存在，总有属于自己的听众与赞美。
这样的价值选择，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分析，无可非议。可是，我见过中刻奇毒最深的人，往往则抛弃了这种家庭主义的价值，因为他们的身体始终在流浪，甚至与之彻底割裂，而心灵之窗早已向主流价值的人们关闭。
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刻奇应该被宽容，因为多数人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但若问我，普罗大众应该沉溺于刻奇吗？我也给不出答案。但我依然始终认为，人的心应该指向真正的崇高，而这是每个个体都应该有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