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妇女与小说
伍尔夫是二十世纪初的作家，以意识流写作为名。不过，在某些人心中，她以女性作家为名。你可以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却读不到奥斯丁论女性；你也可以读女性主义者论女性，却读不到女性主义者写的小说。伍尔夫也许不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论述妇女与小说（我作为外行完全没根据作此论断），但到了她那里作家显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首先关系到什么？是艺术本身还是妇女权益？伍尔夫的确谈到了西方妇女很长时间遭受压迫，女性写作被视为天荒夜谈的可笑之举。妇女生来就背负太多的使命，她的劳动成果却只能当下消费：煮的饭被消化了，清洁的房间被弄脏了，养大的孩子离开了。在生命的尽头，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文字却能留下。从古到今，文字是最能诱惑人的追求之一。不过，诱惑背后的虚荣可能不是女性想要的。妇女的梦想很简单。她可能只想描绘一下自我，记录一下生活，抒发一下感情。一位普通的妇女不太可能带着怎样远大高尚的动机去写作。这种句法说到底是男性的，妇女一旦开始写作，便掉进男性千年形成的句法传统。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从文学的零开始，而不是从物质权益的零开始。
奥斯丁成为女性写作的典范。伍尔夫尤其谈及她的平和与理智：她没有屈从于男性的句法，也没有表示对男性的不满，甚至还可以说她没有抱怨妇女地位之低下。她感兴趣的是描绘日常生活的永恒形式：从恋爱到婚姻的两性关系。现代人一定会怀疑奥斯丁的平和，也一定能够证明奥斯丁其实是有所抱怨。如此的解读是否过于粗暴，大家可以扪心自问。问题恰恰在于为何奥斯丁能够超越男女纷争的泥淖，年纪轻轻便创作出传世杰作？这跟奥斯丁的天性有关，她惊人地早熟，能够平衡理智与情感。她不是天才，但她拥有写作的技艺进行修饰。于是，奥斯丁与莎士比亚成为伍尔夫心中的伟大作家，他们在创作时是如此平静，距离艺术的永恒如此接近。
尽管女性写作很晚才公开出现，女性的形象却早已印刻在文学的开端。吊诡的是，在轻视女性的古典时代女性占据了极为重要的诗剧舞台。在此，问题可以反过来进行思考。表面上极度男性化的诗歌与戏剧其实早已受到女性的污染。伍尔夫敏锐地看到，女性不可能像男性那样写作伟大的诗剧，就像康德很早就提出的优美感与崇高感的隔阂。但诗剧也不可能没有女性：它必须谈论女性，塑造女性，甚至征服女性。女性早在文学开端之前已经从事写作，这是一种隐形的写作，令男性臣服或恐惧的写作。以文明的姿态出现的男性写作其实是女性写作的替补，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用“超越”、“扬弃”、“发展”等等字眼。
如果我的发挥有道理，那么“妇女与小说”就是个反讽的命题。女性写作的崛起，其实付出了被男性同化的代价。怨恨的女作家争取写作的权益，渴望获得“一间自己的房间”，就已经事先承认了男性文明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你必须承认这些游戏规则才能开始写作，当你开始写作已不是个女人。毋宁说，你无法用文学来表明自己身为女性的认同。于是，女性写作面临的困境在于它要么内容单薄，要么技艺幼稚。这种评价不能归咎于男性审美的标准，而是女性写作自身的缺陷。她们愚蠢地扬短避长。
奥斯丁的伟大在于她知道自己的限度与写作的范围。虽然，伍尔夫多少感觉到生命后期的奥斯丁似乎有了浪漫的苗头（她的知道源于她的不知道？）。引用柯勒律治的洞见——“伟大心灵是雌雄同体的”——是为了劝喻女性作家们不能首先具有自己是女性的意识。单性的女性与单性的男性都是无可救药的狭隘。奥斯丁有着男性化的明智，莎士比亚有着女性化的浪漫，但他们都没有盲目忠于自己的性别。他们是雌雄同体的。当下女性写作的问题，要么让人感觉不到是女性写作，要么让人感觉矫揉造作。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篇公认重要的长文结尾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发现自己对于作他人的平等伴侣，对于为了更高目的去影响这个世界，并没有抱着什么高尚情操。我发现自己正在简单而平淡地喃喃自语：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如果我知道如何说得崇高而动听，我想要对你们说，千万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只要就事论事，思考事情本身。”
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此书翻译精良）
可是，这个问题首先关系到什么？是艺术本身还是妇女权益？伍尔夫的确谈到了西方妇女很长时间遭受压迫，女性写作被视为天荒夜谈的可笑之举。妇女生来就背负太多的使命，她的劳动成果却只能当下消费：煮的饭被消化了，清洁的房间被弄脏了，养大的孩子离开了。在生命的尽头，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文字却能留下。从古到今，文字是最能诱惑人的追求之一。不过，诱惑背后的虚荣可能不是女性想要的。妇女的梦想很简单。她可能只想描绘一下自我，记录一下生活，抒发一下感情。一位普通的妇女不太可能带着怎样远大高尚的动机去写作。这种句法说到底是男性的，妇女一旦开始写作，便掉进男性千年形成的句法传统。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从文学的零开始，而不是从物质权益的零开始。
奥斯丁成为女性写作的典范。伍尔夫尤其谈及她的平和与理智：她没有屈从于男性的句法，也没有表示对男性的不满，甚至还可以说她没有抱怨妇女地位之低下。她感兴趣的是描绘日常生活的永恒形式：从恋爱到婚姻的两性关系。现代人一定会怀疑奥斯丁的平和，也一定能够证明奥斯丁其实是有所抱怨。如此的解读是否过于粗暴，大家可以扪心自问。问题恰恰在于为何奥斯丁能够超越男女纷争的泥淖，年纪轻轻便创作出传世杰作？这跟奥斯丁的天性有关，她惊人地早熟，能够平衡理智与情感。她不是天才，但她拥有写作的技艺进行修饰。于是，奥斯丁与莎士比亚成为伍尔夫心中的伟大作家，他们在创作时是如此平静，距离艺术的永恒如此接近。
尽管女性写作很晚才公开出现，女性的形象却早已印刻在文学的开端。吊诡的是，在轻视女性的古典时代女性占据了极为重要的诗剧舞台。在此，问题可以反过来进行思考。表面上极度男性化的诗歌与戏剧其实早已受到女性的污染。伍尔夫敏锐地看到，女性不可能像男性那样写作伟大的诗剧，就像康德很早就提出的优美感与崇高感的隔阂。但诗剧也不可能没有女性：它必须谈论女性，塑造女性，甚至征服女性。女性早在文学开端之前已经从事写作，这是一种隐形的写作，令男性臣服或恐惧的写作。以文明的姿态出现的男性写作其实是女性写作的替补，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用“超越”、“扬弃”、“发展”等等字眼。
如果我的发挥有道理，那么“妇女与小说”就是个反讽的命题。女性写作的崛起，其实付出了被男性同化的代价。怨恨的女作家争取写作的权益，渴望获得“一间自己的房间”，就已经事先承认了男性文明定下来的游戏规则。你必须承认这些游戏规则才能开始写作，当你开始写作已不是个女人。毋宁说，你无法用文学来表明自己身为女性的认同。于是，女性写作面临的困境在于它要么内容单薄，要么技艺幼稚。这种评价不能归咎于男性审美的标准，而是女性写作自身的缺陷。她们愚蠢地扬短避长。
奥斯丁的伟大在于她知道自己的限度与写作的范围。虽然，伍尔夫多少感觉到生命后期的奥斯丁似乎有了浪漫的苗头（她的知道源于她的不知道？）。引用柯勒律治的洞见——“伟大心灵是雌雄同体的”——是为了劝喻女性作家们不能首先具有自己是女性的意识。单性的女性与单性的男性都是无可救药的狭隘。奥斯丁有着男性化的明智，莎士比亚有着女性化的浪漫，但他们都没有盲目忠于自己的性别。他们是雌雄同体的。当下女性写作的问题，要么让人感觉不到是女性写作，要么让人感觉矫揉造作。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篇公认重要的长文结尾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发现自己对于作他人的平等伴侣，对于为了更高目的去影响这个世界，并没有抱着什么高尚情操。我发现自己正在简单而平淡地喃喃自语：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如果我知道如何说得崇高而动听，我想要对你们说，千万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只要就事论事，思考事情本身。”
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此书翻译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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