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长崎奉行

長崎奉行，以江户幕府的职制而言，是老中直属的远国奉行之一。所谓远国奉行，是管辖江户以外的幕府直辖地的役职。具体来说，在京都、大阪、伏见、骏府等地有町奉行，在奈良、山田、日光、佐渡等要地有所谓的要地奉行，在长崎、浦贺、神奈川、箱馆、堺、新泻、下田、兵库等重要港口也设有奉行。而长崎奉行在这么多的远国奉行中，也是很有特点的。
                
                
【长崎奉行的职权范围】
长崎奉行的特异之处，是由长崎在锁国体制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在开国之前，长崎是幕府认可的，唯一可以与外国合法来往的地点，——虽然特准通商的对象仅限于中国与荷兰。因为长崎奉行的职责，“与他国的奉行不同，以交易之事为专要，其余之事如同枝叶”，其第一要务，即是“异国の御备へを专ら相勤る处也”。因此长崎奉行除了如其他诸町奉行一样，为长崎町的行政司法长官之外，还是防备外敌入侵和基督教传播的警备司令官，负责贸易事务的商务官，与前来长崎的外国人交涉的外交官。
正因为长崎奉行担负了这么多的责任，因此并不能望“长崎”两字而生义，认为其职权范围仅局于长崎一地。元和七年（1621）平户荷兰商馆馆长レオナルド•カソプ将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形容为“将军的买物挂”（所谓挂，即为负责某事之人），而其管理贸易的范围并不仅限于长崎，荷兰人称之为“总管平户、长崎以及日本其他地方货物的首席奉行”（以上两条见《平户荷兰商馆日记》）。除了管理贸易之外，长崎奉行还是幕府政策的有力推行者，パジェス的《日本切支丹宗门史》中称，“有马、大村以及长崎町都在长谷川权六的苛政之下”。宽永四年（1627）的《平户荷兰商馆日记》称竹中采女正为“皇帝的长崎奉行兼日本南部的检察官”，称水野河内守守信为“长崎奉行以及周边的最高裁判官”。
宝永五年（1708）八月二十九日，意大利传教士シドツチ在岛津领内的大隅国屋久岛秘密登陆。然而由于外貌衣着上的明显不同，很快为人察觉而遭逮捕。接到报告的萨摩藩当局，于十一月九日将其移送到长崎奉行处。当时任职的别所播摩守、驹木肥后守，通过荷兰翻译对其审问，了解了他来日传教的企图。翌年九月，将其押解到江户，由幕府亲自处理。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处理贸易、宗教还是行政等事务时，根据实际需要，长崎奉行的职权范围可以遍及整个九州乃至西国。
因此，对于“长崎奉行”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在长崎的奉行”。
                
                
【长崎奉行的特性】
根据外山干夫先生的研究，出任长崎奉行者，共计124任123人（幕末时期的水野忠德曾先后两次出任）。
出任长崎奉行的123人中，之前曾经担任目付的计有五十四人，占总数的近一半。而目付使专门负责监察的幕吏。由此可以看出，幕府希望通过长崎奉行有效的监控遥远的西国。在外样雄藩遍布林立的西国，幕府有这样的考量，是很好理解的。
长崎奉行在某种意味来说，也是处理经济事务的官僚。因而，从长崎奉行一职离任之后，出任勘定奉行的，计有十七人。而勘定奉行事幕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官僚之一。此外，后任作事奉行的有九人，出任小普请奉行的七人，出任大阪、京都等地的町奉行的有八人，这些也都是与经济行为有直接关系的职位。
根据《京兆府尹记》，从长崎奉行转任之后，任职最高的可至江户町奉行与大目付，出任前者的有川口摄津守、丹羽远江守等五人，出任后者的有三宅周防守等三人。
此外，转任外国奉行的有四人：水野忠德、冈部长常、朝比奈昌广、河津祐邦。其中水野忠德是第一任的外国奉行。
以上统计就清楚地说明了长崎奉行兼备经济和监察官僚的两面性，而到了幕末，由于时局的变化，长崎奉行在外交层面上的作用又开始凸现。
【长崎奉行的沿革】
长崎奉行的人数由于种种情况而产生变化。最初仅有一人，大概是由于出现了竹中采女正这样的不法奸吏（此参见拙文《半兵卫后的竹中家》），幕府不放心将如此重要的职位委于一人，因此在罢免竹中采女正之后，人数增至两人。之后，以岛原之乱为契机，长崎奉行开始了交代制度（交代，即交相替换之意）。一人在江户，一人在长崎，在江户的称为在府奉行，在长崎的称为在勤奉行，每年九月交代。交代制度有效的加强了江户与长崎之间的联系和对长崎奉行的指挥控制。在府奉行并仅仅是在江户城享受休假的快乐，更是幕府当局与在勤奉行之间的联络点。一旦有重要事项和无先例的情况出现，长崎在勤奉行就会向江户的幕府最高当局汇报，等待老中的裁决，而幕府则通过在府奉行，传递指示，给予答复。
十七世纪末是长崎外贸的黄金时期。——这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在消灭台湾郑氏政权之后松弛海禁的缘故。由于来长崎的商船，尤其是中国商船数量激增，所以在贞享三年，长崎奉行增至三人。交代制度也有了变化，两人在立山奉行所和西役所在勤，一人在江户在勤。元禄十二年（1699）之后，奉行人数增至四人，二人在勤，另二人在府。
但之后，长崎的贸易规模呈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雍正继位之后，清政府又重行海禁。长崎奉行也因此由四人降为三人，一年后，再降为两人。之后，直至幕末，人数基本维持不变。
【令人羡慕的地位】
由于贸易量的上升，长崎奉行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在町奉行中，仅次于江户町奉行，在远国奉行中，位居笔头，地位在京都和大阪町奉行之上。来往于江户长崎之间，其行列相当于十万石的大名。元禄二年（1689）规定，长崎奉行的身份相当于诸大夫（叙五位者），在江户城中列于“芙蓉间诘”。
在出任长崎奉行的一百二十三人中，除了很少数的为大名之外，其他均为万石以下的旗本。出身于旗本的长崎奉行中，以早期的水野河内守守信的领地最高，为五千石。享保之后，低家禄者增多，高桥美作守以及最后一任奉行河津伊豆守（庆应三年出任）的家禄是所有人中最低的，仅一百俵。——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一般以两三千石的中级旗本居多。总体来看，长崎奉行的出身都不高，就算是身为大名的竹中采女正和大村纯熙，领地也不过两万石和两万七千九百石。这是江户幕府一贯奉行的从低家格武士中选拔实干官吏，而将雄藩大家排除于幕政之外的制衡手段。
长崎奉行除了地位显贵之外，更可以给出任者带来经济上很大的实利。宽永十六年（1639），长崎奉行的役料（担任职务时所获得的相应俸禄，离职后即无）为二千俵，贞享三年（1686）又增至四千俵。之后，天保三年（1832）改为金三千两，弘化三年（1846）又变为初勤六千两，之后四千五百两。庆应元年（1865）变为场所高二千石，役料二千俵，在勤料三千五百两，到了庆应三年又改为初勤四千两，之后二千两。仅仅是这样，对于家禄不过千石的旗本来说，已经是很可观的收入了。然而在这基本收入之外，长崎奉行还有很多生财之道。
首先，长崎奉行可以以御调物的名义，以接近原价的价格先买入一定额度的进口货物，然后在京都、大阪的市场上以数倍的价格倒卖，从中牟取暴利。其次，还可以在每年的八月一日（阴历），以八朔银的名义向地役人、市民、商人收取钱财。每年的金额并不一定，根据宽政年间的《市中明细帐》，平均每年为银七十二贯目，折合金一千二百两，是很可观的金额。再次，荷兰人也会例行的赠送物品，南蛮物品在当时是稀缺的奢侈品，这自然也是一笔意外之财。另外，每逢新奉行到任、官位晋升、年初岁末，近邻诸藩也会赠送各式各样的钱物。——以上这些都是幕府认可的特权。
此外，我们不应忘记，江户时代是贿赂盛行的时代。除却以上合乎规定的收入之外，收受贿赂更是一大财路。就算是有良好声誉的名奉行牛入左卫门也有过向荷兰商馆索要赠物的记录，其他的贪官恶吏可想而知。
【上使与长崎目付】
幕府为了有效的控制管理，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向长崎派遣上使。江户幕府第一次向长崎派出上使是在庆长十九年（1614），上使为山口骏河守。他的使命是执行幕府捣毁长崎基督教会的指令，将传教士与日本的信徒驱逐往澳门。
到了岛原之乱，老中松平伊豆守信纲来到长崎，指挥镇压起义军。之后的宽永十七年，大目付井上筑后守政重，作为上使来到长崎，与荷兰人交涉。幕府的嘉永六年（1853），俄国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以全权大使得身份来到长崎，要求日本开港通商。幕府派出勘定奉行兼海防挂川路圣谟、大目付格兼接应挂筒井政宪为上使来到长崎，与普提雅廷谈判。
根据正德新例的规定，长崎开始有目付常驻，这就是所谓的“长崎目付”。正德五年，目付役所在立山奉行所旁的岩原乡设立。长崎目付的职责是监视长崎奉行，并且协助奉行处理事务，与其一起维护长崎的治安，在必要的时候，一起联名请求邻近的各藩出兵防卫。
【千人番所与长崎闻役】
如前述，长崎奉行担负着防备外国的重任。虽说幕府将日本国内的外国势力逐渐清除，并多次发布锁国令，但是一纸空文并不能真正阻挡外国船只的叩关，惟有以武力为后盾，才能真正却外国人于国门之外。幕府于宽永十八年发布了最终的锁国令，并将平户的荷兰商馆迁至长崎，一般来说，日本历史学界都以次为锁国体制最终完成的标志。就在同年，幕府命福冈黑田家在长崎港入口处的户町和对岸的西泊两处修建番所，并驻兵守备。第二年，命佐贺锅岛家前来交代，之后就成为定例。两藩一年一交代，轮流在长崎驻防。这一措施一直持续了二百二十三年，直至元治元年（1864）七月废止。这两处番所由于地处长崎港之冲口，因而被称为冲两番所，又因两处额定驻兵近千人，又名“千人番所”。由于担负了长崎警备任务，佐贺、福冈两藩参觐的时间缩短为一百天，因而两藩主得到了“百日大名”的绰号。
担任警备的，除了佐贺、福冈两藩和长崎奉行的直属手下之外，在必要之际，长崎奉行也可以命令临近的大村、諫早等藩出兵支援。例如，正保四年（1647）两艘葡萄牙船突然驶入长崎港，为之震惊的幕府，集结了九州四国诸藩共计五万大军在长崎警备。
从这以后，为了加强长崎奉行与近邻各藩之间的联系，各藩在长崎设立了闻役。其中，熊本、对马、小仓、平户等藩在派人在长崎常驻，鹿儿岛、长州、久留米、柳河、岛原、唐津、大村、五岛八藩，则是在每年五月中旬到九月下旬（这是外国船来日的高峰）这段时间内派人驻崎。
由于长崎闻役是穿梭于各藩与长崎奉行之间的机要职务，因而出任者都是各藩中的才干之士。例如幕末鹿儿岛的闻役松方助左卫门，就是在明治时代曾任首相的松方正义。
为了扩大警戒范围，延长预警时间，在长崎还设有了望所。具体地点是在长崎半岛南端的野母崎的权现山上。这样就可以提早发现从南驶来的外国船了。
承应二年（1653），平户藩主松浦镇信受命在大多越、女神、神崎、白崎、高鉾、长刀岩、荫尾七处，设立炮台，这些炮台被称为“古台场”或“在来御台场”。幕末的文化五年（1808），为菲顿号事件所震惊的幕府命佐贺藩主锅岛齐直在女神、神崎、高鉾、荫尾四处增设炮台，这被称为“新台场”。翌年，在岩濑道、稻佐，以及较远的高滨、野母、桦岛（这些都位于长崎半岛的突出部）新设了炮台。七年，又命福冈藩主黑田齐清在神崎、高鉾、长刀岩增设了炮台，这被称为“增台场”。同年，还在鱼见岳新建了炮台。嘉永六年（1853），佐贺藩主锅岛直正受命又在神岛、伊王岛建设炮台,这被称为“佐贺台场”。——可以说，经过历年的不断营造，长崎已经完全要塞化了。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挡列强的炮舰外交，并不足以维系幕府摇摇欲坠的锁国体制。
【切腹的二人】
在出任长崎奉行的一百二十三人中，有两人是切腹而死的。一个是竹中采女正重义，另一个是幕末时期的松平图书头康助。竹中采女正的劣迹，我在《半兵卫后的竹中家》中做过介绍，这里着重介绍的是松平图书头康英。
造成松平图书助康英切腹的，是文化五年（1808）的“菲顿”号事件。1808年，在欧洲正是拿破仑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当时的荷兰为法国的附庸，因此也就处于反法同盟的对立面。
为了破坏在荷兰（当时名为巴达维亚共和国）在日本的船只，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菲顿”号（350人，炮20门）在舰长帕柳海军上校的带领下，前往长崎。为了欺骗日本人，菲顿号在日本近海悬挂了荷兰国旗，因而没有受到任何拦截，于文化五年八月十五日正午，驶入了长崎近海。发现有“荷兰船”入港，按照惯例，长崎奉行属下的检使四人、荷兰人二人，翻译二人，分乘三只小船，前往登船。检使的任务就是若发现来船不是荷兰船，则通知冲两番所的守兵，阻止其入港。
见到荷兰人的小船接近，菲顿号上放下小艇，排除十四五名士兵，将荷兰人捕获至船上。见情况有异常，检使等向后撤退。而菲顿号则在高鉾岛前驻锚，并且派出小艇在港内搜寻有无荷兰船直至深夜。
消息传到奉行所，松平图书助大为光火，原本准备命令冲二番所的守军以武力攻击英舰，但是得知守军严重缺员，根本无法作战的消息后，转而严令手下向英舰全力交涉，要求对方放回被扣压的人质，并且立刻离开长崎。但是没有想到，英国人不但捕理睬日本人，反而施以恐吓，要求日本方面提供水和粮食，以此为代价，才可以释放人质。由于英国小艇不停地在搜寻荷兰船，气氛十分紧张，甚至有炮击出岛荷兰商馆的流言。深感危险的商馆长多弗，逃往西役所避难（在长崎共有两处奉行所，西役所是其中之一）。
翌日，英舰堂而皇之地升旗了不列颠旗。而图书头迫于无奈，因此按照英国人的要求，送去了水和粮食。不久英国人让一名荷兰人质向图书头送来书信，提出只要日本人供应牛猪鸡羊等食品和燃料，可以释放荷兰人质并且离港。——这是因为英舰在搜寻之后，发现并无荷舰在港，当初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而毕竟自己是孤身犯险，也并不清楚日本人的实力，而且长时间航行之后，也确实缺乏物资，因而英国人的意图改为完成补给之后，就离开日本。
十七日正午过后，获得补给的菲顿号，悠然拔锚，驶出了长崎。而到了下午，大村藩和諫早藩的援军才抵达长崎，又过了一段时间，佐贺藩的一万援军抵达长崎，成了落人笑柄的马后炮。
这次事件，对于菲顿号的全体官兵而言，无疑是一次大胆发扬皇家海军主动游猎精神的实践。而对于沉迷于二百年太平之世的幕府和长崎奉行来说，则是莫大的耻辱和惊吓。
深感罪责重大的松平图书助命身边的近习、小姓退下，独自一人进入内室，在长时间没有动静之后，感到情况不妙的手下们进入房中，发现图书助已经切腹身亡（也就是说他的切腹，并没有介错，那样的切腹是非常痛苦的），留下了一封呈送幕府的遗书。——这是事件后一日，八月十八日的事情。
在这份遗书中，图书助痛陈了此次事件中日本方面反应不力的事实。“同十五日夜，晴。彼等（指英军）以小艇通过佐贺藩兵所警备的冲两番所。藩兵对此拱手旁观。此处本应有八百余人警备，但由于惯于泰平之世，仅有一百四、五十人警备。”“对英吉利人法外之要求，命令佐贺、福冈两藩烧打其船。然而藩兵没有到达，而商馆长请求稳妥地应对，不得已给予其食料、水和燃料。”由于冲两番所的驻防藩兵严重缺额且举措不力，图书助对其变得很不信任。由此，他向幕府建议今后的长崎奉行应由拥有众多部下的“大身者”出任。
九月三日，江户在府的另一名奉行曲渊甲斐守抵达长崎，处理善后事宜。他向荷兰商馆长和两名人质询问了实情。之后幕府做出了以下处分：
佐贺藩主松平（锅岛）肥前守齐直，由其名代锅岛直温前往老中牧野备中守的江户役所，就其守备兵远远低于定额且忽于职守一事做出解释。
十一月十二日，幕府解除了佐贺藩当年的警备任务，由福冈藩接替。文化六年（1809）二月，手付出役菅谷保次郎、上川传右卫门被解职，奉行所支配勘定中村继次郎被捉拿下狱。对于在事件中忠于职守的小通词并、役所并数人给予恩赏、晋升。
表面上看，菲顿号事件中日本方面的被动局面是由于长崎驻防部队的疏于职守造成的。但是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幕府当局沉迷于太平、昧于外务、海外情报源中断和忙于北方边境问题。
在宽永十八年幕府下达最后一次锁国令之后，在荷兰人与日本人交往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即每当荷兰商船抵达日本，必须向幕府提交内容为海外情报的“风说书”。与中国商人提供的“唐风说书”相对应，荷兰船提供的名为“阿兰陀风说书”。风说书作为幕府重要的海外情报来源，一直被作为秘密，仅在幕阁高层和少数有力亲藩中传阅。在宽政六年（1794）的风说书中，提到了前一年的法国大革命。而在享保二年（1802）之后，由于战争，几乎没有来日的荷兰船，风说书也就无从谈起，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海外情报源中断”。但是幕府应该还是可以从之前的荷兰船上了解到以下事实：
1795年1月，法国军队入侵荷兰，之后荷兰成为法国的附庸“巴达维亚共和国”。而在之后的拿破仑战争中，荷兰被绑在法国的战车上与反法同盟作战。
但是幕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长崎的防备，也许是根本没有意识到荷兰的动向会影响到万里之外的日本，会出现列强前来袭击日本的荷兰势力的可能性。毕竟要让锁国的日本人了解英国海军的海盗传统和西方列国的政治游戏规则，是不太现实的。另外，由于海外情报源的中断，幕府也确实无法掌握欧洲方面的动态。
另一方面，由于沙俄在远东的不断扩张，与日本开始发生频繁的领界纠纷。而长崎方面自从1647年的葡萄牙船事件以来，相对平静。因此十八世纪后半期以来，幕府对外防御的注意力集中于北方，在北方大搞“虾夷警备”，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对于防备松弛的长崎并没有予以整顿加强。
但是幕府不应该忘记，从南海北上，到达日本西南部是欧洲船只前来日本的最主要途径。而较正确的世界地图，日本人早已经从西方人手中获得了。同时，在长崎拥有众多机构的长崎奉行，竟然对于冲两番所到底有多少士兵也不甚了了，临到用兵之时，才惊讶的发觉严重缺员。——以上这些只能说是由于幕府还沉溺于二百年太平的迷梦中所致。
作为事件的余波，文化十年和十一年，英国故伎重施，两次派船悬挂荷兰国旗，前往长崎，要求商馆长多弗将商馆交由英国人接管，多弗予以拒绝，英国人也未能得逞。而出岛则成为荷兰在被法国控制期间，少数仍悬挂荷兰国旗一直不变的地方。
在锁国体制不断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文政八年（1825），幕府下达了“无二念打拂令”，即不分情况，只要有外国船（中、荷除外）驶近日本沿海，立刻开炮驱逐。但是在天保年间，幕府得知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利，自知实力远逊清朝，发布了“薪水令”，即一旦有外国船靠近，在提供燃料、食品和水之后，命其尽快离开日本，以防无端挑起战争。——这是题外话，就此放过不提。
【歴代長崎奉行】
小笠原一庵（1603年-1604年）
長谷川重吉（1604年-1605年）
長谷川藤広（1605年-1614年）
長谷川藤正（1614年-1626年）
水野守信（1626年-1629年）
竹中重義（1629年-1634年）
曽我古祐（1633年-1634年）
今村正長（1633年-1634年）
神尾元勝（1634年-1638年）
榊原職直（1634年-1641年）
大河内正勝（1638年-1640年）
柘植正時（1640年-1642年）
馬場利重（1642年-1650年）
山崎正信（1642年-1650年）
黒川正直（1650年-1665年）
甲斐庄正述（1651年-1660年）
妻木頼熊（1660年-1662年）
島田忠政（1662年-1666年）
稲生正倫（1665年-1666年）
松平隆見（1666年-1671年）
河野通定（1666年-1672年）
牛込重忝（1671年-1681年）
岡野貞明（1672年-1680年）
川口宗恒（1680年-1693年）
宮城和充（1681年-1686年）
大沢基哲（1686年-1687年）
山岡景助（1687年-1694年）
宮城和澄（1687年-1696年）
近藤用高（1694年-1701年）
丹羽長守（1695年-1702年）
諏訪頼蔭（1696年-1698年）
大島義也（1699年-1703年）
林忠朗（1699年-1703年）
永井直允（1702年-1709年）
別所常治（1702年-1711年）
石尾氏信（1703年-1705年）
佐久間信就（1703年-1713年）
駒木根政方（1706年-1714年）
久松定持（1710年-1715年）
大岡清相（1711年-1717年）　－海舶互市新例
石河政郷（1715年-1726年）
日下部博貞（1717年-1727年）
三宅康敬（1726年-1732年）
渡辺永倫（1727年-1729年）
細井安明（1729年-1736年）
大森時長（1732年-1734年）
窪田忠任（1734年-1742年）
萩原美雅（1736年-1743年）
田付景厖（1742年-1746年）
松波正房（1743年-1746年）
安部一信（1746年-1751年）
松浦信正（1748年-1752年）
菅沼定秀（1750年-1757年）
大橋親義（1752年-1754年）
坪内定央（1754年-1760年）
正木康恒（1757年-1763年）
大久保忠興（1760年-1762年）
石谷清昌（1762年-1770年）
大岡忠移（1763年-1764年）
新見正栄（1765年-1774年）
夏目信政（1770年-1773年）
桑原盛員（1773年-1775年）
柘植正寔（1775年-1783年）
久世広民（1775年-1784年）
土屋守直（1783年-1784年）
土屋正延（1784年-1785年）
戸田氏孟（1784年-1786年）
松浦信程（1785年-1787年）
水野忠通（1786年-1792年）
末吉利隆（1787年-1789年）
永井直廉（1789年-1792年）
平賀貞愛（1792年-1797年）
高尾信福（1793年-1795年）
中川忠英（1795年-1797年）－清俗紀聞の監修者
松平貴強（1797年-1799年）
朝比奈昌始（1798年-1800年）
肥田頼常（1799年-1806年）
成瀬正定（1801年-1806年）
曲淵景露（1806年-1812年）
松平康英（1807年-1808年）　－フェートン号事件の責任を取り切腹
土屋廉直（1809年-1813年）
遠山景晋（1812年-1816年）
牧野成傑（1813年-1815年）
松山直義（1815年-1817年）
金沢千秋（1816年-1818年）
筒井政憲（1817年-1821年） －プチャーチンとの外交交渉を担当
間宮信興（1818年-1822年）
土方勝政（1821年-1827年）
高橋重賢（1822年-1826年）
本多正収（1826年-1830年）
大草高好（1826年-1833年）
牧野成文（1830年-1836年）
久世広正（1833年-1839年）
戸川安清（1835年-1842年）
田口喜行（1839年-1841年）
柳生久包（1841年-1843年）
伊沢政義（1842年-1845年）
井戸覚弘（1845年-1849年）
平賀勝定（1846年-1848年）
稲葉正申（1848年）
大屋明敬（1848年-1850年）
内藤忠明（1849年-1852年）
一色直休（1850年）
牧義制（1850年-1853年）
大沢安宅（1852年-1854年）
水野忠篤（1853年-1854年、1857年）
荒尾成充（1854年-1859年）
川村修就（1855年-1857年）
大久保忠寛（1857年）
岡部長常（1857年-1861年）
朝比奈昌寿（1861年）
高橋和貫（1861年-1862年）
大久保忠恕（1862年-1863年）
杉浦勝静（1863年）
京極高朗（1863年）
大村純熈（1863年-1864年）
服部常純（1863年-1866年）
朝比奈昌広（1864年-1866年）
能勢頼文（1865年-1866年）
徳永昌新（1866年-1867年）
河津祐邦（1867年-1868年） －最後の長崎奉行。幕府軍敗北の報の後、長崎を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