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龙集/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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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儿时没有寻到答案的所有问题，最终必定会交托给这小镇，并得到回答……多年之后，在小镇成长起来的人们离开了故土、苍老了容颜，甚至连谋生手段、进取之心和生存目标都不与从前相同，但不管他们戴着怎样的面具，那后面依旧是一张孩子的脸。
哈金《作为移民者的作家》：比之作家的乡愁，作家本人其实算不得什么了。文学史上挤满了无法亲身回归故土的文学巨匠，但他们最终能回到他们故乡人民的怀抱……只有文学可以穿透历史、政治和语言的障碍，回到作者家乡的读者手中。
哈金：作家应通过他的艺术之路进入历史。如果他为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服务，这服务本身应是个人的选择，而非社会强加于他的义务。他要用自己的原则，在他自愿选择的时间和空间里做这件事。不论他是何种角色，都要时刻牢记，作为作家的成功或失败都只是在纸上决定的。这才是他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小镇对我们的态度，一如镇上的人们对待此前的所有新事物一样。它打量了我们一阵子，不是因为好奇，而是出于警惕，但在发现我们全无危险（因为我们是孩子）之后，小镇才开始接近我们，好比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当妈的抱起陌生人的孩子，温暖，但并不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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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说穷：穷若没有酸支持着，它不能持久；穷不是罪过，但也究竟不是美德，值不得夸耀，更不足以傲人；穷人的心是赤裸的，和别的穷人之间没有隔阂，所以穷人才最慷慨。
黄庭坚：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
梁实秋：“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峙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也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斓，终日摩挲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侩味……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兰香，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
梁实秋：浪漫的爱，有一特点，就是永远处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步，永远处于追求的状态中，永远被视为一种极圣洁极高贵极虚无飘渺的东西，一旦接触实际，真个的与这样一个心爱的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幻想立刻破灭。原来的爱变成了恨，原来的自由变成了束缚，于是从头再来开始追求心目中的“爱，自由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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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大陆文章一概受阉割，枯干无生机乐趣；台湾文章底子甚厚，奈何不知自制，喜服春药，抵死缠绵，不知东方之既白；香港文章则如洋场恶少之拈花惹草，黑发金发左拥右抱，自命风流，却时刻不离保险套，终致香火不传。香火能传最是要紧。ps：董桥的文字谈不上喜欢，但这个评价却很到位。
1959年4月15日，毛召集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谈话，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他（毛）说昨晚不能睡，因为看了三个消息，一个是印度说共产党在失败，次则胡适硬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只在邵飘萍那里听过新闻学课。胡适说日本人占中国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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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杰帮TVB做节目，在TVB饭堂吃工作餐时，向化妆师陈文辉问起困惑几十年的问题，据说80年代有化妆师兼职给九龙城的脱衣舞娘粘毛毛（国人谓白虎不详），陶杰非常疑惑，究竟是什么冒充那儿的毛可以以假乱真。陈师傅告诉他：你小子真是勤学好问，告诉你，用绵羊毛染黑，无论粗细还是弯曲度，都很逼真。
傅斯年评价龚定庵：故为惊人之语，实非高人之论，多施僻隐之字，又岂达者之为。用辞含糊，等于骈体，庞然自大，类然古文……彼龚氏者，文学界中不中用之怪杰。
傅斯年：文化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会爱他，像神明一般待他。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创造者，他们受嘲于当年，受敬于死后。我们应敬从疯子，亲爱孩子。疯子是我们老师，孩子是我们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
米沃什：在很久以前，我走在一条波兰的村路上，看见几只鸭子在污泥塘里洗澡，不免沉思起来。附近就有一条流过赤杨林的可爱的小河，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它们不到小河里去呢？”我问一位坐在小屋前木凳上的老农。他答道：“哼，要是它们知道就好了！”
读罗孚的《北京十年》，文史馆可是个了不起的衙门，隶属国务院，馆长总由大有名声的老人担任，如章士钊和叶圣陶。三联书店以前的老当家范用不满足蹭饭的文友把自己所宅名为饭馆，而自称为文史馆，最后搞明白了原来是对面有一个公共厕所，此文史乃闻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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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十年》所记沈从文曾写一大字报，批判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的范曾。很好笑的是，这书曾把沈从文的奇文全部分引述，并为之作注。看来范曾在北京老一辈文艺圈里早已被喻为坏货，正如周泰斗在人文为人不齿一样。罗孚在范曾爱人后面所按：当然并非楠莉，是他多年来一心要休之的老婆，好笑。
范曾自称为南宋以来五百年的巨匠，与梁楷并肩，与八大山人、米开朗琪罗接近。无独有偶，其闺中密友周汝昌亦自称泰斗，在自传里自诩为周郎小乔的后人，其大哥神似鲁迅，其几哥又绝似周建人，在膜拜自己铜像后又讲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的拙著出版以后，很快红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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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至今不曾摘帽的大右派，罗隆基还算比较有意思，倒不是因他阅女无数，而是在反右被批时，看着以往的情人们如浦熙修、史良一个个跳出来地揭发自己，等到再批时便把上次说过的话全部赖掉，真有段正淳段王爷的风范。哈哈，人生徒做英雄不成，胭脂阵里纵横半世，然后拍拍屁股，一切概不认账，又寂寞又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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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晚年不止一次地攻击周作人，除了汉奸反动老作家这样常见的字眼，还说周作人喜欢看黄书，大致是指《木片集》里提到《野叟曝言》等一些旧小说吧。说实话，黄书我也爱看，有一阵子还是无黄不欢，从来没觉得有一种深受其害的感觉。我感觉稍微写得好一些的，除《痴婆子传》，还有部《醉春风》也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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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夏，罗素见到列宁，发现他智力平庸、性格狭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恶作剧般残忍的气质”。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封闭暴虐的官僚体系，特务系统比沙皇时期更厉害更发达，贵族阶层同样冷漠和傲慢。”同年，罗素来中国讲学，他发现大部分中国人对那个在他看来“极端恐怖”的国家充满了幻想。
八十年代，重慶一位髮型設計師，發表了他對中國政治的獨特觀點：在政治轉變受到污染的時候，還是沒有人能夠難倒美容師的。以反胡風運動為例。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不再整理頭髮。他們就像老鼠一般，唯恐被人注意、認出、誣陷。每次一有運動，我們的生意就一落千丈——那时女人唯一的一种髮型就是短髮。
唐君毅先生评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不知者读之，只是羡慕你老婆多。”
胡适在1957年12月写给姜贵的信中，问姜贵：“此书中写方通三，两次提及胡博士批评他的话。你的小说里的方通三，难道是王统照吗？”言下之意，“胡博士是否就是本人？”。可能得到了作者肯定的回答。胡博士好不兴奋，打算也对《旋风》进行一番考证。在读过的《旋风》上写了一些眉批。几乎全与原型有关。
胡适因在美国发表对中国文化自虐的讲话，惹动徐复观真儒之怒，在香港《民主评论》上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斥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徐复观在文中斥胡适“七不懂”：“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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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界老前辈说：中国的公、检、法，本来应该是“魏、蜀、吴”的关系，现在变成了“刘、关、张”的关系。
姜贵曾用化名谢九，把他当年和苏青的那段，登载在报纸上，名字叫《我与苏青》。还有一个中篇叫做《三艳妇》，讲的是他和三个女人的情史，其中有一个女人就是苏青。与此相对应的是，苏青的《续结婚十年》第二十小节《十二因缘空色相》，也曾记载过她和谢上校的一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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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没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就堕落。侠者讲“千里赴义”，没有牺牲精神，如何去赴义？上海人家被盗，决不能喊“捉强盗”，而只能叫“起火”。听到“捉强盗”，邻人必不出来。这些冷酷懦怯的事实，乃中国社会病态的表现。病象源于生活的贫苦和明哲保身的思想。只有同时改进，社会的病态才能根本消除。
罗家伦：罗素同情中国人，他在论中国人性格时说我们民族有三个缺点：贪、怯、残忍。中国历来就有“要钱不要命”的说法，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左传》名训：“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蔡元培先生说：“必须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谈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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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先生谓黄兴，“先生雄健不可一世，而处事接物则虚衷缜密，转为流辈所不逮。”叶楚伧先生曾听黄兴说过：“真有志气者不必作官，即居一乡为小学校长，年年替国家培植出十数高尚纯正之人才，微特顾而可乐，功亦不鲜。”ps：唉，只能说，那时的人真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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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总结中国社会之通病：一，缺少思想训练。二，没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就容易接受他人的思想，易得就易失。三，混沌的思想。四，散漫的思想。主要原因是思想的懒，只凭“灵机一动”。五，颓废思想。就是没有气力、没有生力的思想，什么都是懒洋洋的。六，不能从力行中体会思想。
罗家伦《荣誉和爱荣誉》：人生不仅是为了生活，还要荣誉地生存，荣誉是人格的光辉。美国西点军校的校训是：国家、责任、荣誉。中国的荣誉观不太发达，名誉是外加的，而荣誉是内足的，是内部发出的光荣光辉。荣誉不是名誉，更不是虚荣，虚荣从错觉来，错觉是虚荣的粮食，野心是男人的虚荣。
罗家伦：真正的荣誉必须具备：第一，生命的庄严——不可侮的身体、精神、行为——不可侮的生命。第二，必须有所不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第三，必须是自足的，也是求诸己的。凡事应该求诸自己，尽其在我，不必分心去猎取流俗的恭维。第四，荣誉不是傲慢，乃是自尊尊人。
话说今天上民诉课，老湿讲到男方不能离婚的条件，1女方怀孕，2女方终止妊娠后6个月内，但是有特殊情况的除外，于是乎就有人问老湿什么是特殊情况，老湿说，公鸡要跟母鸡离婚，法官说不行，母鸡刚刚生完蛋，公鸡说必须要离，最后法官判决离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母鸡生的是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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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武对东日本地震的感言】悲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经验。这次震灾并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2万人”一件事，而是“死了1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件。两万例死亡，每一个死者都有人为之撕心裂肺，并且将这悲恸背负至今。——直到现在，日本政府和朝日新闻仍然一直更新着311地震中死亡人数与失踪人数。
导演约翰休斯顿在临死前列了五条戒律，其中有一条是不会有第五次婚姻。他最后说：“我一生人像活过好几世，我羡慕那个只活过一世、讨一个老婆、做一份工作、身在一个国家、信仰一个上帝的人，他们知道活到七十三岁时是老了，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此话余心亦有戚戚焉，孰不知有很多人羡慕像他那样呢！
约翰·休斯顿对演员如是之说：向演员说一些他们不懂的事。让他们感到自卑。如果女演员是漂亮的话，肏她！如果不是，就送她一幅画吧，一幅她看不懂的画。如果她们还是那么浅薄无聊，就拧她们的鼻子，踢她们的屁股，所谓演员和演技，就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儿。ps：不知怎么的，这话却让我想起李翰祥来。
韩国导演申相玉被金正日派出的特务绑架到朝鲜，拍了七部电影。八年后，他利用到国外参加影展的机会逃跑，又过八年，回到韩国，继续拍电影。我觉得这位导演的人生比他拍的电影还要传奇，都是些只能在电影里发生的事，它还就真的发生了。不能不说，朝鲜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甚至比中国还要神奇。
有一个记者问詹姆斯迪恩：你一生中最尊敬的是什么？他答道：死亡。这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东西。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避免不了的事实，你可以怀疑任何一件事情，但是死亡是不变的。这就是人类最可贵的地方，超越了死亡，人生就充满了希望。当你集中精神幻想你的表演时，其实是你最孤独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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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黑塞说过：“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的、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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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天才梦》一文中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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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岁月》引得一则明清笔记挺有趣：盐商押了贩私盐的农民告官，县令问农民，你们几人，农民答八人。县令问他们跑了只抓住你，你有病！农民说没病，县令说你跑跑看，农民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跑到衙门口，县令说再跑，农民逃走了。盐商责问，县令怒骂，你要赚钱，人家也要吃饭！
《宋稗类抄》：陈了翁之父尚书与潘良贵义荣之父交好。潘一日谓陈曰：“吾二人官职年齿种种相似；恨一事不如公。”陈问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无之。”陈曰：“吾有妾，已生子矣，可以奉借。他日生子，当即见还。”既而遣之，即了翁之母也。未几，生良贵。后其母遂往来俩家。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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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逸对文明是有害的。黄河四季都无法通航，冬季结成坚冰塞满浮冰，春天冰溶化，发生破坏性极大的洪水，黄河不断改道；长江一直通航，水患少得多，冬季也温和。但古代中国的文明诞生在黄河流域而不是长江流域。”按照汤因比的这一说法，南人和北人的性格之不同也早早被两条河水给决定了。
汤因比：现代儿童不仅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也通过时代精神来增长追求真理的科学热情和蔑视伪科学的心理。今天形成了信用差距，父母、政府失掉了威信和权威。因为现代青少年怀疑父母在性关系和其他事情上的言行是不一致的。
汤因比：人们最受压抑、最不欢迎的制度是一元化的组织系统。任何形态的国家都受体制支配，都由代表体制的人操纵，达到为体制利益服务的目的。只要体制疏远群众，被统治的群众就会对国家本身抱有敌意。ps:这才是“带路党”一时兴起的真正原因，当然，“带路党”带的未必是路，但改变、破坏胜于一切停滞！
汤因比：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能代替尊严和荣誉。丧失尊严和荣誉，换来的只是道德上和肉体上的怯懦。尊严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尊严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挽回。《圣经·新约》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还能拿什么换回生命呢？”人要对自己的尊严有所觉悟，就必须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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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师与工匠的区别，小宝代答：张大春8岁知道“致仕”是辞官、告老还乡，是为“工匠”；余秋雨先生58岁称“致仕”是获得官位，别人指出还不肯承认，是谓“大师”。张大春呵呵一笑，补个注脚：致，归还之意。
聂绀弩记丁玲：她在南京并未坐牢，国民党派人监视她，后来她和这人有了关系……也许和她有关系的不止一人，据说中统流行一种术语，“谒陵”（玲）和“谒蒋”（她姓蒋），中统头子高起兴来就笑谈：今天是谒陵还是谒蒋呢？看来她是他们的一个娱乐对象。奇怪的是，丁和我谈起这些，竟津津有味，面有得色。
聂公黄埔二期出身，交游遍及国共两党，被时人推为出将入相之选，后以诗文传世，实乃书生脾气使然。晚年一部《散宜生诗》，几至洛阳纸贵，后有人深羡其序文出于某左魁之手，问其何以致之，聂公勃然大怒曰：“我肏他妈个屄，好好一本诗集，就是因为此序给糟蹋了！”其狷介倨傲，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