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神经症的摄影
2014蒙娜丽莎前的游客(图片来自NYT) |
对比,2004佛罗伦萨的游客(Thomas Struth摄) |
在卢浮宫最值得观赏的绝不是蒙娜丽莎,而是挤在她对面,不停按下快门的“联合国军团”。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拍照的冲动却一样的强烈。尽管蒙娜丽莎随处可见,参观者仍然怀着最大的热情,捕捉专属于自己的“神秘微笑”。
如今,这样热烈的拍照场面,出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司空见惯、稀松平常地渗入日常生活。算起来,私人图片爆增的过程只不过十来年。
摄影作为一种民主权力,比“拍下了什么”重要千万倍。1885年,柯达公司的盒式相机,将照相机复原成一个傻瓜式的、小型暗盒。“你按快门,其余交给我”的简单理念释放出“快门自主权”带来的快感。在产品广告画上,柯达公司大量使用妇女、儿童形象。其言下之意:无论你是女人还是孩子,每个人把握快门的权利!从那时起,无数快照(snapshot)不仅简便地存储记忆,更为大众跳过“专家”的中介,实现“个人创造”的幻想提供了最大便利。快照技术迅速渗入全球文化,大众影像的河流,在数码普及的十年内迅速膨胀成为图像的汪洋大海。
当今的摄影,已经完全消解了早先30年的圈定的边界,任何一本摄影史的册子都是苍白的。所谓作为艺术的摄影,沧海一粟,针对个别照片的精英主义分析失效了(尽管大家不愿意承认),照片流已经完全把世界淹没(2011有人试图估计总数:每年4万亿张,2014应该会翻了几倍)。没有什么照片是新奇的,值得多看一眼的。数字大海里,拍摄和保存照片全部行为都变成徒劳的。年轻人很少冲印,家庭相册消失了,未经挑选和分类的各种照片塞满了不断升级的大容量硬盘,难以检索,少有回看。尽管如此,创造一张新的照片的冲动,永远牵引着每个人,每时每刻。
早期柯达海报,暗示女性主义,“权利-快感” |
摄影艺术作为批评对象仍然具有活力,不过更有趣的是社会化和日常生活化的行为,毕竟更快、更便宜、更便携的设备启动了所有人的野心和好奇心。在“全民按快门”的风潮背景下,更有效理解摄影的角度是“作为神经症的摄影”(Neurosis或neurotic disorder),因为,按快门跟强迫行为、焦虑心理息息相关。
“强迫性”表现为:面对景物、人、艺术、菜肴……拍照演变为“半自动的”条件反射,不经思索,下意识举起设备、按动快门。参观博物馆的人要拍下每样展品(拍照混合了致敬、纪念、存档等多重功能),站在人群中,不拍照是不合适的,相反,只有按下快门,移步下一件“景点”才会心安理得。“禁止拍照”被视为最可恶(甚至不可饶恕)的规定。不让拍照的展览令人不知所措。
在风景地,留下大量影像才不虚此行。旅行团的路线根据“拍照地点”设计,每个人需要排着队跟“景片”一样的风景合影,不断有人高声宣布:这儿!不要错过,这里就是拍照的最佳地点!
日常生活化。一日不拍,便觉面目可憎。拍摄(尤其自拍),是建立自我存在感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焦虑感来自于对失去照片的担心,不断备份、上传云端,人们需要妥善照看也许永远不会再看的海量、大格式照片存档。
摄影神经性行为,意味着“动作”(更多按下快门)比“结果”重要得多(不关心捕捉到什么)。(此处联想到shoot的相关意义,“打猎”和“性行为”同样失去了功能属性,转化为动作为主的体验)
如果舒尔茨要是继续画“花生漫画”,加上一个摄影强迫症的角色是合适的。或者莱奈斯的安全毯道具置换成照相机也是合适的(理性上可以分析,情感上无法分离),这是我们时代的典型人物。他的格言应该是:我来了,我拍照,我走了。
这一代的人类,越来越不相信眼睛,也不相信大脑,他们相信机器的全能,坚定地认为有必要开启镜头,“全部记录在案”。
摄影神经症化之后,带来了诸多值得关注的后果。
积极的一面。比如,强化了摄影的社交功能。这点不仅体现在朋友圈、时间线上分享的无数照片流,还表现为摄影为老年人、无所事事者找到了“逃避无意义”的道具。(比如,北京动物园里的老年摄影小分队,每天,同一群人对着池子里的同一群鸭子不停按下快门,然后相互赞美设备,谈天说地。相机是他们开启社交的邀请函。)
此外,不需要成本的数字影像,满足了大众的“创造性幻想”。即便拍照是虚无的,却能够不断印证拍照者自我的存在意义。(“尽管有无数类似的花朵,我按下快门的一张仍然是独特的。”)茶余饭后,只需轻轻点选,大量模版可供选择,既定程式的图像再生产也是令所有人相当愉快的。(消费主义当然推波助澜,比如2013,苹果的主打广告语,“What will your verse be?”亦在提示:“对,你也可以”。)
另一方面,对外部存储(照片)依赖性的后果,乃是人的缺席。
Linda Henkel(2013)针对参观博物馆的人群进行了研究,对拍照和 不拍照的两组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拍照的一组对展览内容的记忆程度差得多。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就好像外置了记忆(outsource the memory),心安理得的按快门者在“那个”时刻中缺席了(people are giving away being in the moment,参与者普遍的心理暗示:“我有照片了,我不需要记得,以后看照片就行了!”)。
表面化的、捕捉的热情掩盖了更细致认知。这种惰性一旦养成,不仅减损了认知与记忆的丰富性,还会孕育更普遍的冷漠。
将他人、景物、艺术、食品……通过按快门变成方便存储的”东西“(对象化),将“活物”凝固为“二维化石”,对连续叙事的省略,同样意味着对记忆的篡改。“自拍”占据了影像排行榜的首位(“自拍”乃是2013牛津大辞典年度词汇),意味着就连拍照者本人,也要凝固成为片状物(和镜子映射不同)以供自我观瞻,普遍形成在“第三者”的视野下二维化的自我……如此巨变的认知形态,堪称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化。
毋庸置疑,照相机,已经成为人体外置器官。整体的人类,养成了必须通过取景框才能理解世界的习惯。反过来说,如果不变成照片,世界是难以理解的。
影像贫乏的年代,人们害怕照相机摄取灵魂,或者愿意多多抛头露面,争取影像的权利。现在,人类获得了无限制的影像权利,可以对准一切,拍摄一切,反而陷入贫乏,仿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打着记忆的旗号拍照,最终导致记忆的丧失,为了认知生活,先要杀死生活压成标本,这真是有趣的现象。
根据麦克卢汉的提示,思考媒介是重要的。技术革新的媒介释放了人们心中的冲动,同时异化了行为。作为神经症的摄影,不仅重新定义了信息与记忆,更作用于人的神经结构。各种类型摄像头,实实在在地成为“人的延伸”,可是如此的延伸,反而让人类退回到更孤独的、“超真实”的二维世界之中去了。
2014摄于华盛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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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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