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殷海光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祭
李敖向以狂狷示人、眼高于顶，台湾岛上，只对两个人钦敬有加，“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
殷海光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先生，学习逻辑。金老晚年“反省”往事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身在大陆的老先生何尝知道，曾经的领袖信徒，此时已是“蒋匪帮”的叛臣贼子。
与殷先生一样，在失掉大陆统治权后，国民党元老雷震痛定思痛，也走上了一条与殷先生相近的叛逆之路。1949年，雷先生在胡适先生的支持下，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为台湾开启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新时代。
生于1919年的殷先生，以“五四之子”自居，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以笔为战、声讨独裁，一力揭露和抨击蒋氏父子在台湾的黑暗统治。曾任半月刊主编的傅正先生说，“殷先生之所以成为历史性人物，主要是由于在《自由中国》所写的文章…..据我所知，殷先生的文章，总是才气纵横，锋芒毕露，冲击力常常特别大。专就《自由中国》的文章而论，最具吸引力的文章，常常是出于他的笔下。”然而，“自由和真理以及正义的诉求，是要付出代价的”（殷海光语）。
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因筹建反对党，触怒当局，被诬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判刑十年。本来殷先生也被列于黑名单之上，只是警总在动手抓人的最后一刻，他的名字才被划去。
殷先生并未就此退缩。雷案发生后，他与夏道平、宋文明联名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希望能为雷震先生减轻“罪责”。
在失去最重要的言论阵地后，殷先生的厄运也踵而至。仅在1966年，殷先生先是被迫放弃“国家长期发展补助金”，再被查禁《中国文化的展望》，之后又遭台大变相解职，生活由此陷入困顿。而殷先生一切的公开言行，也全都处在当局的监控之下。更为致命的是，此时殷先生已身患绝症，不久于世。
虽然长期以来，殷先生“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可如其学生张灏所说，“十年来政治上的迫害，社会上的冷漠和诬蔑，长年的衰病和死亡的威胁，没有丝毫冷却他那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故而，殷先生才有资格指斥晚年胡适，“代表自由主义，享受自由主义，却未替自由主义流一滴血。”殷先生以行动诠释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
1969年9月16日，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带着无限遗憾，永远地告别了他所挚爱的祖国。几个月前，海峡对岸，一位毕生信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也与世长辞。冥冥之中，或有定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在极权统治下生存的知识分子，若想要坚守信念，都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同一年去世的陈寅恪和殷海光正为中国知识分子作出了表率。殷先生曾奋笔疾书，“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今天的知识分子，在两位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又是否当有所悟？
雷震先生含冤入狱后，殷先生将《圣经》上的一句话赠与老友：“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笔者比殷先生晚生七十年，请允许我，再将这句话回赠先生，以及华夏大地上，所有
为自由民主事业殒身不恤的勇士们。
“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殷海光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先生，学习逻辑。金老晚年“反省”往事说，“我培养了只会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分子。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身在大陆的老先生何尝知道，曾经的领袖信徒，此时已是“蒋匪帮”的叛臣贼子。
与殷先生一样，在失掉大陆统治权后，国民党元老雷震痛定思痛，也走上了一条与殷先生相近的叛逆之路。1949年，雷先生在胡适先生的支持下，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为台湾开启了争取民主自由的新时代。
生于1919年的殷先生，以“五四之子”自居，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以笔为战、声讨独裁，一力揭露和抨击蒋氏父子在台湾的黑暗统治。曾任半月刊主编的傅正先生说，“殷先生之所以成为历史性人物，主要是由于在《自由中国》所写的文章…..据我所知，殷先生的文章，总是才气纵横，锋芒毕露，冲击力常常特别大。专就《自由中国》的文章而论，最具吸引力的文章，常常是出于他的笔下。”然而，“自由和真理以及正义的诉求，是要付出代价的”（殷海光语）。
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因筹建反对党，触怒当局，被诬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判刑十年。本来殷先生也被列于黑名单之上，只是警总在动手抓人的最后一刻，他的名字才被划去。
殷先生并未就此退缩。雷案发生后，他与夏道平、宋文明联名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对于我们自己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希望能为雷震先生减轻“罪责”。
在失去最重要的言论阵地后，殷先生的厄运也踵而至。仅在1966年，殷先生先是被迫放弃“国家长期发展补助金”，再被查禁《中国文化的展望》，之后又遭台大变相解职，生活由此陷入困顿。而殷先生一切的公开言行，也全都处在当局的监控之下。更为致命的是，此时殷先生已身患绝症，不久于世。
虽然长期以来，殷先生“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可如其学生张灏所说，“十年来政治上的迫害，社会上的冷漠和诬蔑，长年的衰病和死亡的威胁，没有丝毫冷却他那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故而，殷先生才有资格指斥晚年胡适，“代表自由主义，享受自由主义，却未替自由主义流一滴血。”殷先生以行动诠释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自由主义者’所不敢亦不忍苟同的，是任何政党无论把国家弄到什么地步，国人一概不能过问，一概不能究诘真相，只有无条件地赞同的份儿。”
1969年9月16日，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带着无限遗憾，永远地告别了他所挚爱的祖国。几个月前，海峡对岸，一位毕生信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也与世长辞。冥冥之中，或有定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在极权统治下生存的知识分子，若想要坚守信念，都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同一年去世的陈寅恪和殷海光正为中国知识分子作出了表率。殷先生曾奋笔疾书，“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今天的知识分子，在两位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又是否当有所悟？
雷震先生含冤入狱后，殷先生将《圣经》上的一句话赠与老友：“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笔者比殷先生晚生七十年，请允许我，再将这句话回赠先生，以及华夏大地上，所有
为自由民主事业殒身不恤的勇士们。
“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