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话----致富无意义，养肥必被杀

故番禺侯以赃罪致不辜事觉母者他日过其门 饮鸩非君命 兹身亦厚亡 江陵从种橘 交广合投香 不见千金子 空余数仞墙 杀人须显戮 谁举汉三章 这首是李商隐写的一首论事诗，评论的是当时的一个富豪胡证的事情。番禺侯乃是假托而已，胡证未封侯。诗中为其叫屈喊冤，侧面抨击宦官政治。胡证在广州（古有番禺县）为岭南节度使，唐代时广州已经“有海之利”，再加上胡证善于经营，遂成一时之富，估计手段和石崇及后来的赖昌兴差不多。其在京城修建豪宅，史载从广州到长安“岭表奇货道途不绝”，可以想见其豪阔。胡证死于任上，家业传给其子胡溵，后来在著名的“甘露之变”中胡家战错了队，胡溵被宦官仇士良下令诛杀。事见《旧唐书•胡证传》。 这首诗里用了好几个类似的政治事件，“饮鸩”点明宦官，“厚亡”、 “种橘”、 “投香”是用的古代几个关于私人财富的典故，慨叹财富聚散之须臾，贫富祸福之难测。“千金子”暗用《史记》袁盎的名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有钱人不坐在屋檐底下”，也算一种朴素的风险意识吧。最后两句直斥宦官的滥施淫威，手段下作。“汉三章”是指刘邦“约法三章”中的“杀人者死”，点明被害者“番禺侯”被杀于法无凭，实为无辜。 汉朝萧望之死于宦官之手，事见《汉书•萧望之传》，因为区区小事，萧望之被奸人进谗言中伤，中书令——也就是宦官头子弘恭、石显“急发执金吾车骑围其第。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门下生朱云劝自裁，竟饮鸩自杀。”在此用这个典故是点明祸起宦竖。 “厚亡”原出自《老子》“多藏必厚亡”，意思是积蓄的越多损失的越大——朴素的真理。《后汉书•折像传》载：折像（这个姓好像有点僻，名字也有点怪。）的父亲折国为“郁林太守，有资财二亿”。二亿，估计是指二亿钱，在汉朝绝对是骇人听闻的大数字。折国死后，折像“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曰‘我乃逃祸，非避富也。’” “种橘”是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三国志•吴志•孙休传》裴松之注引晋习凿齿《襄阳记》： “丹阳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习氏辄不听。后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作宅，种柑桔千株。临死，敕儿曰：‘有千头木奴，不责女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后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柑桔也。人患无德义，不患不富，贵而能贫方好耳。用此何为？’”丹阳太守李衡有很强的理财投资观念，偷偷在乡下买了块地种橘子，临死告诉儿子说给他留下了一千个不用吃穿的奴隶，很有点沾沾自喜的欣慰感。而其妻却有着在中国显然更高级的生存智慧，“贵而能贫方好耳”，实在是参透了封建专治制度下苟且活命、安全第一的哲学。 “投香”是用的晋朝著名清官吴隐之的典故。吴隐之为广州刺史，“归自番禺，其妻济氏赍沉香一斤，隐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吴隐之毫无人性地扔掉妻子的化妆品，看似豁达，其实矫情。第一是为了清誉，显示士大夫的清高，第二也是为了止谤，免于瓜田李下的口实。 这几个典故中的当事人都是官员，其实在中国，经营而致富极难，能致富者无外乎官员及其裙带，几乎肯定都是些不义之财。“富不过三代”也就很正常：来之既不义，去之亦无由，财富之流动，皆因政治，根本没有私人财富的概念。而且最后往往不是破财那么简单，还要连带上“害命”，所谓被“杀猪”是也。但从法理上来说，上一代的不义，不应算在第二代的头上，所以李商隐曰“不辜”。但终极的皇权专制，皇帝之下，万民皆为奴隶，财产、妻子、甚至性命都要随时准备献给皇上。而且这个皇上不是象日本天皇那样只是一个概念，这个皇上是要管事的，军国大事要管，婆媳不和也管，是天下第一军事家，也是天下第一学问家。士族诚惶诚恐，无名的人民的更是生如草芥，死如蝼蚁。李商隐在此慨叹其实是兔死狐悲，抒发一个读书人内心深重的不安全感。最后微弱地在呼唤法制，当然其肯定只是呼唤保护士人财产的法，而不是限制公务猿贪污纳贿的法，即便如此，也还是有很强的进步意义的。 前番禺侯以贪渎罪的名义无辜被杀 事发后某一天其乳母经过其故居有感 死于非命本不是你的命中注定， 诚如古人所言：积蓄的越多，损失得越大！ 本来应该学学李衡低调地投资去种树， 或者吴隐之投香保身。 结果现在经过你的故宅，不见煊赫的富家子， 只剩下几堵高墙。 说起来这些宦官也真是无法无天，杀人要经过合法的司法程序嘛， 人家倒底是犯了哪条王法要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