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清华大学《公民社會與法治》第二课
第2講 近代民主之演進與民主理論之意涵
民主的概念说起，柏拉图的批评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批评，认为民主可以，但要其中的人“既是统治者的，又是被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也要适用于自己（像那个切分蛋糕的游戏，不知道谁是谁，你会怎么切分蛋糕？ ）
洛克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人会残杀，洛克认为不会的，因为人有理性，有自然法，只是没有公平的第三方，人们是自己的裁判。从洛克的这个论述看，他是赞同现代社会理论，国家只是提供保护和调解。洛克对人性的判断和从这里展示出的国家路径，确实比霍布斯更高一筹。对理性的判断仍然从上帝的角度，但当上帝死了，理性如何论证？
政治社會創立的目標便是為了提供財產權利更好的保護。如果政府存在的目標是為了保護財產權利，財產必然是先於政府存在並且完全獨立的(君主派，如霍布思認為在自然狀態下私有財產不可能存在，是公有的)
論證一：首先，洛克主張每個個人都「擁有」自己，所以每個人在自然狀態下都共同擁有自由平等。因此，每個人也必然擁有他勞動所得的產品，否認這點便等同於將他視為奴隸。也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在自然賦予的資源上混合(加入)他自己的勞動。
論證二：洛克假設在自然狀態下資源是相當豐富的，以論證有權擁有之正當性條件：只要其他人還有機會取得「同樣多」和「同樣好」的資源，一個人便有權利拿走一部分的自然資源。由於自然資源相當豐富，個人可在取走所有他自己會使用到的資源之同時，也不會侵犯到他人的資源。此外，一個人不可取走超過他能使用到的數量，以免資源被糟蹋。
結論：洛克透過一系列論證，主張一個完整的經濟體制確實可在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下存在。私人財產因此是先於政府而存在，社會也是為了保護私人財產才形成。
疑问：1.每个人拥有其劳动所得，那是在劳动品无主的情况下（原始状态就是广袤无垠的时代，想象一下美国西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个人拥有其全部劳动所得吗？；2.原始人真的是私有制？人类学研究显然证实是公有制。
但我们要把这个看做一种政治的假设，而不是追求其真实情况，作为一个政治假设出发，从“个人拥有其自身”出发，这个私有财产的假设非常合理。
卢梭
卢梭是一个反理性者，思想分两期。
第一期(1750-1762)：肯定人性自然美好，反對啟蒙運動的科學與哲學，亦即反對人類的理性，思想傾向個人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A thinkng man is a depraved animal”
“return to nature”
“Nature made them(human’s soul), our institutions spoil them”
1750年盧梭對以《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一文贏得第戎學院(The Academy of Dijon)論文比賽首獎，因此成為巴黎名人。在這篇論文裡面盧梭主張，從道德的觀點來看，科學與藝術的發展，適足以造成道德的墮落。當時啟蒙運動崇尚合理思辨，攻擊宗教與禮俗，他則憧憬於宗教的淨化。
在1755《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中，盧梭攻擊私有財產制度，因此他也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見馬克思）的始祖。在這篇應第戎學院徵文而作的論文中，盧梭一方面借助當時關於野蠻人的人類學研究資料，一方面展開辯證的想像，回顧了人類由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過渡的歷史進程，指出，人類的進步史也就是人類的墮落史︰而私有制的確立，是造成人類不平等及其後果的關鍵環節。這篇論文可謂盧梭整個政治學說的導言。
他跟洛克類似，把政府的出現解釋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一種契約。然而，盧梭認為原始的契約有明顯的缺陷。社會中最有財富權勢的人欺騙了大眾，使不平等成為人類社會一個永恆的特點。接著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契約應該被重新思考。政府不應該是保護少數人的財富和權利，而是應該著眼於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平等。
第二期(1762-1788)：《社會契約》為代表，以《公共意志》學說為核心，《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開頭寫道：「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桎梏之中，──這種變化怎麼來的？我不知道，怎麼使他合理呢？我想我可以回答」。
同時，盧梭的政治哲學中最主要的原則是政治不應與道德分離。當一個國家不能以德服人，它就不能正常地發揮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建立對個人的權威。
第二個重要的原則是自由，捍衛自由是國家建立的目的之一。這也是法國大革命由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再由社會革命而道德革命，規模和程度遠超英美的一個淵源。
「任何人對於其同類都沒有先天性的權威」，「否認一個人的自由就是否認他是一個人」。另一方面，人類有組成集體社會之必要，一出於團體以克服環境之障礙與危險，二出於組成社會後，須以法律替代武力，同時要服從有威權的政府，否則政治社會不能維持。
服從與自由如何解決？
在社會契約的條件是：「每個人都把他自己及其所有的一切權利讓渡給全體社會，因為假若每個個人都絕對地放棄了他的個人，那麼這種條件對於大家都是一樣的，如此，誰也就不必妨害他人了。」「每個人把自己交給全體就等於並未交給任何人」。 （注意:所有一切权利让渡给全体社会，洛克是部分权利让渡。卢梭的论证似乎非常有理，但在现实生活中，掌权者的权力显然没有交出来，因为必须有一个国家机器，所以总会有这部分人，一部分人交了，一部分人没交，这是运行的问题。）
這意味著：政府一切法令與行為，必須全體人民贊成。這是集體主義的思想，反對了多數決(洛克式)的正確性。但是，完全民意的政府不易出現…，政府若強制，人民的自由必受戕害。如何解決？
從社會契約中試圖解決，如何一個人一方面服從政府權威，一方面又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
自然的自由：受本能驅使，為所欲為的自由。文明的自由：正義與理性原則取代生物衝動，一種道德的自由。只有道德的自由才能使人類真成了自己的主人；只服從慾望衝動指使，就是奴隸。服從自己立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若自由是個人服從自我的意志(Will)，而個人服從合理的國家權威就是得到完全自由，那必須證明服從政府權威即是服從個人自己的意志。盧梭創造了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的概念，在此意志下，國家與個人都需服從。（公共意志定的法律就是自己定的法律，公共意志等于个人意志）
政治團體是個有有生命有道德的東西並且有一個意志。公共意志的對象及要素必須是公共的，那就是他必須來自全體，且施用於全體。 公共意志與全體意志( the will of all)不同，前者只顧公共的利益，後者則是考慮個人的利益而已。
因此，教授认为，卢梭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主义的，是极权政治的源头。
（同样是社会契约论，同样认为社会是从集体生活的问题产生的，但是洛克对于解决服从与自由的问题很简单，有些权利可以让渡，哪些可以，哪些不行由宪政解决，就完了。而卢梭，为了达成一种完全的自由和高尚道德的国家，提出了公共意志，并认为公共意志就是个人意志，完全多此一举。）
我还是倾向于洛克的方式，从个人理性凝聚为公共的善。考察这一问题，会发现，个人私利不一定能达成公共的善，在历史上都是极少的。在经济领域，有市场，但在政治领域，没有这些。传统社会个人私立带来的冲突，斗争与杀戮，只有靠道德和强力维持秩序。 民主社会有了一个和平协商问题的机制，这种情况大为改善，但仍然有些大量的私利行为，同时，其代议制民主就是一个分散利益集中的过程。
因为这一切都向我们传达一个重要问题：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的私利如何凝聚成为公共的善？
有两种方法：一.制度性的。即 Andrew Rehfeld, The Concept of Constituency: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在这里提出的选举设计http://www.douban.com/note/441313534/
二.民主的教育功能。 李丁讃先生认为民主能够使得人变得更加理性、宽容。在《民主，更是一种教育》里，他从西方历史和人类学习机制角度解释了这一问题。
从西方历史中看来，正是因为在家庭、社团、学校、公司中首先兴起了一种平等的、理性的、宽容的关系。從十七世紀末開始，西方社會的家庭、社區、司法、民間社團等不能層次，都陸續發生了寧靜的民主革命，使得裡面的社會關係，包括親子、夫妻、公民與國家關係產生了重大的變革，一種新的平等、友善、甚至親密的社會關係出現，才慢慢培養出西方社會獨有的人文特質與公民德行/能力，進而讓民主政治得以順利運轉“ “Habermas (1989) 說，「公共領域是私密領域的延伸和完成」，正是這個意思。這裡的私密領域，是指十七世紀時逐漸誕生的家庭與親密領域。Habermas 認為，在這個新誕生的親密空間裡，自由、解放與愛等相關的人文素質被創造出來，正是這些人文素養的誕生，公共領域才能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出現。而這些條件都是台灣所沒有的。”【1】
还有如下论述：“在封建時代，武士或貴族對封建領主效忠、甚至犧牲，表現出強烈的熱情。但對於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一般人」卻無動於衷，甚少有同情憐憫之心。中世紀的作家都是貴族出身，對於英雄的墮落有很深刻的描寫，但對於平民的苦難卻無法理解，甚至表現出揶揄好玩的態度。因為，「真正的同情只存在於同類之間」。不同族群是很難感性相通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美國，當個人關係民主化與平等化之後，當人與人之間開始以「同類」相互對待之後，一種對於普遍人類，而不只是自己同類的同情感逐漸誕生。Tocqueville 指出，當時美國人的寫作或書信往還中，中世紀那種對苦難的無情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人類整體的關注。” 【2】
那么民主这种教育作用是如何作用于人，使人产生公共善的品质的？他从生物学与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剖析了这一问题。
”動物的知覺系統是一個封閉的、結構決定的系統。外在的訊息只有跟生命本身的經驗結構符合呼應時，這些資訊才得以進入系統內部。一隻鴿子過去有關顏色的經驗，會構成牠後來對顏色的認知。牠現有的經驗結構會決定、篩選外在環境的材料與內容。外在環境資訊只是「啟動」，但並沒有「決定」生物的知覺內容；只有生物本身的「結構」才是認知運作的「決定者」。一個記憶要變得長久，首先，資訊的接收者對於外來的訊息一定要「專注」，而且，資訊傳達過程必須「徹底」而「深刻」。其次，學習者必須把目前正在傳遞的訊息與他/她現有的記憶進行「有系統」而且「有意義」地連結。正如Maturana所謂的「自我組織」，只有當新的經驗能夠與舊的經驗呼應與連結，這時，新的經驗才會被納入。“最后他得出结论：”自我組織與連結，是生物體的長久記憶能否形成的主要原因，而長久記憶的質與量，更是生物學習、成長、演化的關鍵。“【3】
所以，只有在充满民主特质的环境中成长，不断吸取外部经验，才能塑造我们的民主特质。他由此推论，台湾第一代中产阶级不存在这种特性，第二代才开始有，要到第三代才能成型，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很长时间的环境培育。
对于李先生的观点，我同意其民主促成这种社会关系部分，民主与社会关系变革是彼此的，民主制度下可以促进这个关系的发展，促进公共的善，制度安排本身就有这种力量。（希腊人让每个人都参政，自然培养了公共的善。）民主也被这种社会关系变革所巩固。
更重要的是从他对台湾的对比来看，民主确有原生民主与移植民主之分，在原生民主国家，那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与民主的进展同步的，而移植民主国家，是不同步的，社会关系变革落后民主很多，民主的培育能力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
有一点有些问题，即这种关系的变革从何而来？他认为是民主。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关系却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出现，显然，这一关系变革与别的因素有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可以说是理性运动等等，现代社会还可以包括互联网、思潮传播等等因素。
总之，李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梳理是很有裨益的，我们现在的任何社会组织中都是存在着大量的传统社会关系，被政治权力渗透，只有商业领域稍微好一些，越是自由的商业领域越有平等、理性的关系，这也可以作为上面的论证之一吧。
【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哈贝马斯 ，学林出版社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09891/
【2】On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Society.Tocqueville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876770/
【3】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H.R. Maturana / F.J. Varela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157083/
民主的概念说起，柏拉图的批评都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批评，认为民主可以，但要其中的人“既是统治者的，又是被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也要适用于自己（像那个切分蛋糕的游戏，不知道谁是谁，你会怎么切分蛋糕？ ）
洛克
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人会残杀，洛克认为不会的，因为人有理性，有自然法，只是没有公平的第三方，人们是自己的裁判。从洛克的这个论述看，他是赞同现代社会理论，国家只是提供保护和调解。洛克对人性的判断和从这里展示出的国家路径，确实比霍布斯更高一筹。对理性的判断仍然从上帝的角度，但当上帝死了，理性如何论证？
政治社會創立的目標便是為了提供財產權利更好的保護。如果政府存在的目標是為了保護財產權利，財產必然是先於政府存在並且完全獨立的(君主派，如霍布思認為在自然狀態下私有財產不可能存在，是公有的)
論證一：首先，洛克主張每個個人都「擁有」自己，所以每個人在自然狀態下都共同擁有自由平等。因此，每個人也必然擁有他勞動所得的產品，否認這點便等同於將他視為奴隸。也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在自然賦予的資源上混合(加入)他自己的勞動。
論證二：洛克假設在自然狀態下資源是相當豐富的，以論證有權擁有之正當性條件：只要其他人還有機會取得「同樣多」和「同樣好」的資源，一個人便有權利拿走一部分的自然資源。由於自然資源相當豐富，個人可在取走所有他自己會使用到的資源之同時，也不會侵犯到他人的資源。此外，一個人不可取走超過他能使用到的數量，以免資源被糟蹋。
結論：洛克透過一系列論證，主張一個完整的經濟體制確實可在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下存在。私人財產因此是先於政府而存在，社會也是為了保護私人財產才形成。
疑问：1.每个人拥有其劳动所得，那是在劳动品无主的情况下（原始状态就是广袤无垠的时代，想象一下美国西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个人拥有其全部劳动所得吗？；2.原始人真的是私有制？人类学研究显然证实是公有制。
但我们要把这个看做一种政治的假设，而不是追求其真实情况，作为一个政治假设出发，从“个人拥有其自身”出发，这个私有财产的假设非常合理。
卢梭
卢梭是一个反理性者，思想分两期。
第一期(1750-1762)：肯定人性自然美好，反對啟蒙運動的科學與哲學，亦即反對人類的理性，思想傾向個人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A thinkng man is a depraved animal”
“return to nature”
“Nature made them(human’s soul), our institutions spoil them”
1750年盧梭對以《論科學與藝術》（"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一文贏得第戎學院(The Academy of Dijon)論文比賽首獎，因此成為巴黎名人。在這篇論文裡面盧梭主張，從道德的觀點來看，科學與藝術的發展，適足以造成道德的墮落。當時啟蒙運動崇尚合理思辨，攻擊宗教與禮俗，他則憧憬於宗教的淨化。
在1755《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中，盧梭攻擊私有財產制度，因此他也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見馬克思）的始祖。在這篇應第戎學院徵文而作的論文中，盧梭一方面借助當時關於野蠻人的人類學研究資料，一方面展開辯證的想像，回顧了人類由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過渡的歷史進程，指出，人類的進步史也就是人類的墮落史︰而私有制的確立，是造成人類不平等及其後果的關鍵環節。這篇論文可謂盧梭整個政治學說的導言。
他跟洛克類似，把政府的出現解釋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一種契約。然而，盧梭認為原始的契約有明顯的缺陷。社會中最有財富權勢的人欺騙了大眾，使不平等成為人類社會一個永恆的特點。接著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契約應該被重新思考。政府不應該是保護少數人的財富和權利，而是應該著眼於每一個人的權利和平等。
第二期(1762-1788)：《社會契約》為代表，以《公共意志》學說為核心，《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開頭寫道：「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桎梏之中，──這種變化怎麼來的？我不知道，怎麼使他合理呢？我想我可以回答」。
同時，盧梭的政治哲學中最主要的原則是政治不應與道德分離。當一個國家不能以德服人，它就不能正常地發揮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建立對個人的權威。
第二個重要的原則是自由，捍衛自由是國家建立的目的之一。這也是法國大革命由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再由社會革命而道德革命，規模和程度遠超英美的一個淵源。
「任何人對於其同類都沒有先天性的權威」，「否認一個人的自由就是否認他是一個人」。另一方面，人類有組成集體社會之必要，一出於團體以克服環境之障礙與危險，二出於組成社會後，須以法律替代武力，同時要服從有威權的政府，否則政治社會不能維持。
服從與自由如何解決？
在社會契約的條件是：「每個人都把他自己及其所有的一切權利讓渡給全體社會，因為假若每個個人都絕對地放棄了他的個人，那麼這種條件對於大家都是一樣的，如此，誰也就不必妨害他人了。」「每個人把自己交給全體就等於並未交給任何人」。 （注意:所有一切权利让渡给全体社会，洛克是部分权利让渡。卢梭的论证似乎非常有理，但在现实生活中，掌权者的权力显然没有交出来，因为必须有一个国家机器，所以总会有这部分人，一部分人交了，一部分人没交，这是运行的问题。）
這意味著：政府一切法令與行為，必須全體人民贊成。這是集體主義的思想，反對了多數決(洛克式)的正確性。但是，完全民意的政府不易出現…，政府若強制，人民的自由必受戕害。如何解決？
從社會契約中試圖解決，如何一個人一方面服從政府權威，一方面又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
自然的自由：受本能驅使，為所欲為的自由。文明的自由：正義與理性原則取代生物衝動，一種道德的自由。只有道德的自由才能使人類真成了自己的主人；只服從慾望衝動指使，就是奴隸。服從自己立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若自由是個人服從自我的意志(Will)，而個人服從合理的國家權威就是得到完全自由，那必須證明服從政府權威即是服從個人自己的意志。盧梭創造了公共意志〈general will〉的概念，在此意志下，國家與個人都需服從。（公共意志定的法律就是自己定的法律，公共意志等于个人意志）
政治團體是個有有生命有道德的東西並且有一個意志。公共意志的對象及要素必須是公共的，那就是他必須來自全體，且施用於全體。 公共意志與全體意志( the will of all)不同，前者只顧公共的利益，後者則是考慮個人的利益而已。
因此，教授认为，卢梭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是集体主义的，是极权政治的源头。
（同样是社会契约论，同样认为社会是从集体生活的问题产生的，但是洛克对于解决服从与自由的问题很简单，有些权利可以让渡，哪些可以，哪些不行由宪政解决，就完了。而卢梭，为了达成一种完全的自由和高尚道德的国家，提出了公共意志，并认为公共意志就是个人意志，完全多此一举。）
我还是倾向于洛克的方式，从个人理性凝聚为公共的善。考察这一问题，会发现，个人私利不一定能达成公共的善，在历史上都是极少的。在经济领域，有市场，但在政治领域，没有这些。传统社会个人私立带来的冲突，斗争与杀戮，只有靠道德和强力维持秩序。 民主社会有了一个和平协商问题的机制，这种情况大为改善，但仍然有些大量的私利行为，同时，其代议制民主就是一个分散利益集中的过程。
因为这一切都向我们传达一个重要问题：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的私利如何凝聚成为公共的善？
有两种方法：一.制度性的。即 Andrew Rehfeld, The Concept of Constituency: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Democratic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在这里提出的选举设计http://www.douban.com/note/441313534/
二.民主的教育功能。 李丁讃先生认为民主能够使得人变得更加理性、宽容。在《民主，更是一种教育》里，他从西方历史和人类学习机制角度解释了这一问题。
从西方历史中看来，正是因为在家庭、社团、学校、公司中首先兴起了一种平等的、理性的、宽容的关系。從十七世紀末開始，西方社會的家庭、社區、司法、民間社團等不能層次，都陸續發生了寧靜的民主革命，使得裡面的社會關係，包括親子、夫妻、公民與國家關係產生了重大的變革，一種新的平等、友善、甚至親密的社會關係出現，才慢慢培養出西方社會獨有的人文特質與公民德行/能力，進而讓民主政治得以順利運轉“ “Habermas (1989) 說，「公共領域是私密領域的延伸和完成」，正是這個意思。這裡的私密領域，是指十七世紀時逐漸誕生的家庭與親密領域。Habermas 認為，在這個新誕生的親密空間裡，自由、解放與愛等相關的人文素質被創造出來，正是這些人文素養的誕生，公共領域才能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出現。而這些條件都是台灣所沒有的。”【1】
还有如下论述：“在封建時代，武士或貴族對封建領主效忠、甚至犧牲，表現出強烈的熱情。但對於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一般人」卻無動於衷，甚少有同情憐憫之心。中世紀的作家都是貴族出身，對於英雄的墮落有很深刻的描寫，但對於平民的苦難卻無法理解，甚至表現出揶揄好玩的態度。因為，「真正的同情只存在於同類之間」。不同族群是很難感性相通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美國，當個人關係民主化與平等化之後，當人與人之間開始以「同類」相互對待之後，一種對於普遍人類，而不只是自己同類的同情感逐漸誕生。Tocqueville 指出，當時美國人的寫作或書信往還中，中世紀那種對苦難的無情已經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人類整體的關注。” 【2】
那么民主这种教育作用是如何作用于人，使人产生公共善的品质的？他从生物学与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剖析了这一问题。
”動物的知覺系統是一個封閉的、結構決定的系統。外在的訊息只有跟生命本身的經驗結構符合呼應時，這些資訊才得以進入系統內部。一隻鴿子過去有關顏色的經驗，會構成牠後來對顏色的認知。牠現有的經驗結構會決定、篩選外在環境的材料與內容。外在環境資訊只是「啟動」，但並沒有「決定」生物的知覺內容；只有生物本身的「結構」才是認知運作的「決定者」。一個記憶要變得長久，首先，資訊的接收者對於外來的訊息一定要「專注」，而且，資訊傳達過程必須「徹底」而「深刻」。其次，學習者必須把目前正在傳遞的訊息與他/她現有的記憶進行「有系統」而且「有意義」地連結。正如Maturana所謂的「自我組織」，只有當新的經驗能夠與舊的經驗呼應與連結，這時，新的經驗才會被納入。“最后他得出结论：”自我組織與連結，是生物體的長久記憶能否形成的主要原因，而長久記憶的質與量，更是生物學習、成長、演化的關鍵。“【3】
所以，只有在充满民主特质的环境中成长，不断吸取外部经验，才能塑造我们的民主特质。他由此推论，台湾第一代中产阶级不存在这种特性，第二代才开始有，要到第三代才能成型，也就是说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很长时间的环境培育。
对于李先生的观点，我同意其民主促成这种社会关系部分，民主与社会关系变革是彼此的，民主制度下可以促进这个关系的发展，促进公共的善，制度安排本身就有这种力量。（希腊人让每个人都参政，自然培养了公共的善。）民主也被这种社会关系变革所巩固。
更重要的是从他对台湾的对比来看，民主确有原生民主与移植民主之分，在原生民主国家，那种社会关系的变革是与民主的进展同步的，而移植民主国家，是不同步的，社会关系变革落后民主很多，民主的培育能力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
有一点有些问题，即这种关系的变革从何而来？他认为是民主。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关系却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出现，显然，这一关系变革与别的因素有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可以说是理性运动等等，现代社会还可以包括互联网、思潮传播等等因素。
总之，李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梳理是很有裨益的，我们现在的任何社会组织中都是存在着大量的传统社会关系，被政治权力渗透，只有商业领域稍微好一些，越是自由的商业领域越有平等、理性的关系，这也可以作为上面的论证之一吧。
【1】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哈贝马斯 ，学林出版社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09891/
【2】On Democracy, Revolution and Society.Tocqueville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876770/
【3】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H.R. Maturana / F.J. Varela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157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