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述视角

       昨天读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个短篇，“你永远忘不了那一天”，这开头的一句就打动了我，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似乎一下子就消解了叙述者与读者间的距离，像是老朋友的谈话一般把我拉进了故事里。有多久没有读过第二人称叙述的故事了？上一次被这种不常见的叙述方式触动大概还是在读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的时候，不过卡尔维诺的那本书更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纷繁复杂，带着一种精巧的数学式的趣味，离智性的思索更近而离情感的共鸣较远，第二人称的使用在那里虽然颇为有趣，却很难让读者共情，相比而言，第二人称视角的叙述似乎在讲述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时更加动人，叙述者邀请读者进入故事，与主人公融为一体，即使是那些习惯于与虚构的人物拉开距离的读者也很难拒绝这种邀请。
      第二人称视角往往受限于小说的内容和篇幅（从头到尾采用第二人称视角的长篇小说似乎极少见）而很少被小说家亲睐，如果《洛丽塔》的故事不是亨伯特亨伯特讲述的，而是由“你”讲述的，恐怕会引起大多数读者的道德反感，此外，第二人称的叙述似乎也会引起诸多不便，小说的视角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读者只能跟着“你”跑来跑去，一头扎进复杂的迷宫里。对作者而言，想要用第二人称视角叙述一个有许多场景和诸多人物的故事也绝非易事。
       全知视角历来受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亲睐，小说这一文体似乎也确实与全知视角最为契合，很难想象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可以有包法利夫人自己或是包法利医生以第一人称视角的方式讲述出来，如果这真的可行，原书里那种读者与主人公若即若离的感觉也要大打折扣，第一人称的叙述难免使得道德感强烈的读者对主人公产生同情或厌恶，而福楼拜提供的全知视角却不会导致这种问题，读者并不会被刻意的引导到某种道德立场中，读者可以读到艾玛包法利内心的虚荣，可以对艾玛的种种追求感同身受，却同时也能知道艾玛完全是自作自受，这样一来，读者没有必要在阅读时做出任何道德判断，我们是包法利夫人的生活的观众，而不是道德法庭上的判官。虽然由于全书将视角聚焦于艾玛包法利的身上而很少关注到包法利医生和其他次要角色，读者可能倾向于同情包法利夫人而对包法利医生的悲惨际遇视而不见，但是这种偏袒对于小说的深度而言却是必要的，况且艾玛确实是个比她的丈夫有趣得多的角色。
       自然主义小说家大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全知视角，但在像雨果的《九三年》这样的作品中，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却在有些时候显得并不搭调。郭文子爵放走朗德纳克侯爵后对西穆尔登宣讲人道的绝对真理时，我们分明能听见作家本人藏在郭文的身后为我们布道，这里的叙述并不自然，郭文子爵并非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宣扬人道的绝对真理的，郭文这个角色身上的悬线在此时暴露无遗，读者清楚的知道是雨果而非郭文在对着读者而非西穆尔登讲话，于是这里的道德说教盖过了故事本身，仿佛雨果也已经借这本书完成了自己的传道仪式似的，故事也在几页之后就终结了。
       也许如埃德蒙威尔逊在《阿克瑟尔的城堡》开头所言，与许多超脱于故事之外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同，浪漫主义的作家们在写作时，往往不是想让读者了解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去关注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家本人。这在诗歌领域也许行得通，但对于小说而言，作者的存在感太强很难说是件好事。想要在故事中借人物之口传达作者本人的想法的尝试也许会弄巧成拙，往往使得作品像中世纪的那些旨在向普通民众传道的画作那样粗劣而毫无美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所做的却是完完全全成功的，伊万对阿辽沙讲述“宗教大法官”时，伊万仍然是伊万，而不是作者本人手里的提线木偶。伊万与郭文子爵的区分也许在于，伊万是EM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而郭文子爵与之相比却是扁平的。圆形人物以一种激烈直接的方式向读者展示自己的内心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但扁平人物做的同样的举动却显得怪异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