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来客在云梦：一个社会学样本（上）

台湾来客在云梦：
一个社会学样本
（上）
邹波
一
陈道明，台湾人，索尼音乐中国前策划总监，自1988年，几乎年年陪母亲回祖籍湖北云梦县省亲，如今50出头，母亲也已快90了。
每次道明母子少不得给亲戚钱，刚开始众亲戚无不感激、骄傲、兴奋，但渐渐，大概因为台湾亲戚“来得过勤”，乡人也看出陈母思乡心切，渐渐受之泰然，又渐渐，到后来，即使给了钱，为家族办了些事，却还落下背后指指戳戳，一派说他分配不公，一派替他叫屈。
但其实这10年，“老家农人生活到底也好些了”——道明带我在老家吴铺镇村中走，各家要么修了三四层高的新房，要么就任凭老房空着破败下去，再不答理，阖家搬去县城或镇上的商品房。
多年，云梦人去大城市谋生手艺已专业化：包下东北一些大城市建筑装修墙壁抹灰环节。如果你在北京南三环或通州或哈尔滨道里道外街头见有人脚边放着写有“抹膏灰”的纸牌子，站在马路牙子上揽活，也多半是云梦人。
不说那些成了包工头甚至建筑巨头的云梦人，即使混得一般的，也能夫妻二人一天合力挣上三、五百，候鸟一般，每年春节后离家，国庆后陆续返乡（尤其东北一些城市，冻土期长，一年能施工的时间短，因而也工时费高，半年可以挣出一年的钱），回来结婚的，买房的，买车的，生孩的，尽孝的，报恩的，报仇的，夸耀、挥霍一番的……到时县城唯一的商业区——建设路中段“那一坨”，拍婚纱的队伍排到了街上，汽车过不去，走成了步行街。
道明开的“台湾小吃陈”和“四国厨房”西餐厅，就在这个地段。
此时却是春夏的淡季，从县城到乡里，都嫌冷清，贯穿县城的那条新马路还在不紧不慢地修，到南门河珍珠坡进城那一段通往汽车站的路，全部挖烂了，像不欢迎外来者似的——这第一印象，就曾让来帮陈道明答理餐厅的台湾老友下车倒吸一口凉气。
若无外出务工这项钟摆一般的转移支付，云梦本身发展并不快，还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中部的县城，外来企业少，见不到什么外地老板，县里也惯于寻租，多年以来吓退了一些投资客，而宏博这样的大盐企是人们打破头都想钻进去的，要么就是端着政府机关或者电信啊电力公司这样的饭碗的机关白领。
在县城东面荒芜的新区，“富得流油”的电力局近来又抢占了一大片地，盖了住宅楼。这片荒地上还有一个投资不足的云梦博物馆（据说是一个破烂王衣锦还乡投资的，但后来被政府弄得有点怕，就停止了投资），一个随着县城东面抛荒征地而重新变得周围荒凉少人的楚王城环湖公园，高塔之中，湖北大鼓之王张明智曾唱过堂会，公园里也铭刻了一些青年人儿时的记忆以及一些鬼故事，还有一两个本地早年开发的乡镇小区，向东就是道明老家的方向。
但在这淡季，街上走的是常驻的稀疏人口，见不到商人们喜爱的人潮。
在夜晚，云梦人用来休闲打麻将的标志性的茶楼KTV一条街空空的，毫无意义地开着门，也许是对返乡人群的必然信心，只盼在淡季也多一些闲人，电信电力部门的白领也再多一些。
古老的云梦泽也已是白云千载，空有干涸之后平平坦坦的江汉平原，既在中国深处又极易到达，却又仍然闭塞，却又都说云梦将来总会随孝感市并入大武汉。京广线的动车在孝感设站后，云梦抹灰工又更可以沿着这条线把中国南北城市都涂抹个遍。
二
与县城相隔那片新区荒地的乡野里，就是道明家老宅所在，在县城向东20公里的吴铺镇南村中。
老宅在一个鱼塘后面，被浓密的柳树遮住看不见，走到池塘对面，他也没想领我们去看，我也寒暄说可以想象它有多残破，再说它确实也不意味着贫穷，只是不再有人住而已，这块地，以后建个自给自足的别墅是不错的，比在北京倒腾房产要好，如果将来他真下决心“叶落归根”。
陈家祖墓群则在远处的自家田野里，一些指路碑一般低矮的簇新洁白的石碑星星点点，近处是池塘、白鹭纷飞，灌溉渠的坡上一整条已略微含苞的棉花地。
50出头的台湾人陈道明走在大陆乡下，穿着短袖花衬衫，大裤衩，拖鞋等，还是从小那种不修边幅的样子。
他在台北军队眷村里长大——他一说“军队大院”，我这大陆人就想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孩子们。
除了影视作品，综艺节目，那套台湾腔是对大陆的媒体语言最毁灭性的礼物，最难以治愈的商业文化传染病——此外，既然没有真正涉足宝岛，其实我也并不能想象台湾人是在怎样生活。
道明说他忘不了这些由大陆去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在傍晚的无所事事中，闻着热带海洋的咸风，黯然掀起肚皮上的汗衫纳凉的样子，这也塑造了道明从小的散漫。
而这些湖北老兵中年时在台湾的小区里，就跟现在的湖北农人夏天的样子差不多，外省人的乡音也难改。
其实，道明以及我后来见到其他台湾朋友，从30—60岁不等，他们的父辈或者外省人的正统教育传给他们的口音都是很标准的“没有被台语污染过的国语”，后来来餐厅作客的台湾著名剧作家左老师，甚至还有点山东老家的平舌音。
也于是，道明这身打扮，现在放在湖北乡下也并不打眼，来得多了，乡亲倒也并不太在意他曾是捧红过伍思凯啊张信哲啊庾澄庆啊刘欢啊这样的大歌星的资深人物，毕竟又不是伍思凯啊张信哲啊庾澄庆啊刘欢啊本人是他们的亲戚。只是台湾亲戚这层“钱的光环”仍在。
道明也记得，小时候，眷村旁，河边的歪脖柳树，压满军人的孩子——道明小时候荡秋千的地方，如今已是繁华透顶的忠孝四路。
我此前听说郭台铭也是出身军人大院，郭家弟兄从小养成了军人作风，好事者如今附会说台铭将这种作风移植到富士康的工厂里，同样在眷村里，性格截然不同的道明学得的却是自由风格，自从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又转商科毕业（研究诸如“民主社会与暴动”），他的职业生涯从“《中国时报》”到“中广”、“中视”，点将唱片再到索尼音乐，“基本没有穿过西服”，“更不为他人而穿衣裳。”
只是有了这些职业之后，他这从小而来的随意打扮又多了一层“罗大佑的味道”，也有着娱乐圈中那种幕后工作者的味道。只是云梦乡亲大概分辨不出来。
道明说老宅后面还住着一个养蜂人，与他共一个高祖父，应是道明的叔叔辈，他供应的蜂蜜后来也成了道明“四国厨房”西餐厅中经典冻柠茶的秘制成分，这老隐士曾对道明讲尽陈家往事。往事并非无穷追溯，只从陈大德来吴铺说起：
光绪二十年，拖着辫子的中年农民陈大德正是这样像从画里走来吴铺——就是我们面前的南来的那条古老的乡村公路，两边是水稻田，风雨不透看不见水的荷塘，典型的湖北乡村夏日的图画。
南面那个小村才是陈家更老的发源地，只是这一房的陈大德一个儿子有天打伤了人，面皮薄、极有自尊的陈大德没脸在此生活，或还有什么扯不清的纠纷，致使他带着三个成了年的儿子向北来了吴铺这里，最后也不知是气还是羞。道明脑海里的家族史，实际是从陈大德来这里开始算起的。
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碰到了一些亲戚，也像是缓缓从田园的画中走来，倒也我脑海中留着辫子的陈大德一样，像是骑着一只只白鹭慢慢滑翔过来的。湖北也是我的老家，我总觉得，老家的老农民都是同一副充满皱纹的样子。
的确，朝我们走来的这两个老汉就很相像，但一“正“一“邪”。
“正”的是道明一个堂哥，也即道明父亲的一个哥哥的孩子，道明总念叨几位哥哥家是陈家的恩人，当曾是本村教书先生的明父当兵去了台湾，哥哥们支撑起了这个家族，虽自生活艰难，但仍竭力供养家族中的鳏寡孤独，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度过文革。
“但既然都生活好起来，老家亲朋还有甚可帮的吗？”我还是问这台胞一个老问题。
“当然有啊，剩余的老弱者、无法自立的人。”他回答。“但再不是那样给钱了。”是啊。过去那些钱，除了仪式一般地表达感情，就是扔到水里了，是个无底洞，自己的钱财也毕竟有限，同时他也要为母亲和自己考虑。
母亲虽然记忆力很差了，却想法明确，最后就是要回老家住，不想在台湾，也不想在北京。道明多年前也已对“世风日下”却“代有雷人出”的娱乐圈流行音乐圈萌生去意，并说：“我喜欢的音乐已不属于这个世代了。”与其这样说，也许不如说他确实不大会同现在这些什么超女、以及成了超女买办的粉丝团、以及大陆的这些财大气粗趣味糟糕的造星公司打交道了……他这些话听起来都有些漂泊无根的感觉，前几年，自打索尼音乐辞职，他目前也基本个退休状态，偶尔帮最要好的张信哲啊伍思凯啊他们答理一下大陆的事务。既然要母亲老有所归，自己又正好也在北京赋闲，他也渐渐萌生了在云梦老家这里做点生意的念头……
此时远远走来的道明这位堂哥，说是有个20多岁的儿媳，目前就正在道明开的餐厅里工作，道明解决了她的就业问题，家里的男人则有些“不中用”，也不好问是智力有问题还是肢体有问题。于是，堂哥见了面就不停感谢，道明则对我说，这位当公公的很善，是体恤儿媳的，虽然这婚姻本身对媳妇是不公平的。
这“邪”的一个老头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邪”，说起来却是一个“仇家”——这姓左的一家人，就是在文革时揭发了陈家有台湾关系的一家，让陈家吃了一些苦头。
但道明说（口气就像亲历了大陆文革）：文革时，这样因邻居矛盾而导致的揭发，如今两家已冰释前嫌，确切地说，文革之后就不怪人家了。道明见了左家老头，只夸“你家那一对儿女真难得，人也好。”
后来我到道明的餐厅访问，才知道了这话是说的那左氏兄妹，是餐厅里难得的任劳任怨的年轻人，或许是年轻人毕竟还是懂事，知道陈家人现在的确是在以德报怨。（作者注：但令我非常抱歉的是，自尊极强的左家兄妹后来看了本文，觉得是多年的宿怨捅破了，又羞又气地辞职而去）
三
的确，这几年，陈家两边亲戚中虽无大富贵者，也有在外挣了些建筑钱的小康人家，这几年来省亲时也有提出过年去饭馆做东，但道明说，“我还是略比他们有钱，总还是我坐庄。”——他说：“哪有台湾亲戚回来吃大陆亲戚的道理。”不过这话大概也还有点因人言可畏吧。
道明心中自有一本账，江湖闯荡这么多年，见过那么多娱乐圈大阵仗，他又本是个极精细的人，早就觉得这样给钱给下去，也只会让云梦的亲戚陷于贪念，与己也无益。他一直想改变这给钱的方式。
今年春节回乡，道明替母亲和自己完成了一个心愿，为先人祖坟立碑——80年代，自本地开始推行火葬，土葬就只能葬在自家田里，并且不得立碑，过去的碑在文革时也没了——有的地方是政府不许树，有的地方是农民不敢树，但结果一样。而现在一些地方放宽了规定，既然是在自己的地里，就随便树起来也无妨，若要征地则一并铲除而已，不在话下。
这次，道明出5000元，这大概算是最后一次这样出钱，此后他只投资这里，是要有回报的，另一半钱他提出由本地亲戚出。此事一涉及到本地人自己掏钱出来，又涉及到谁该为了那块碑出多少的计算，自然又招来不少非议。最后事还是成了，于是从陈大德以降，所有的坟都有了一块砧板大的碑。
紧接着，在三月，陈道明紧锣密鼓开始他的新计划：在云梦买楼、开店，这下——这么多年以后——才真的像一个台商回家投资了，而他精明的本色又将显露一手。
道明仍孑然一身，也自称上半辈子攒下的钱够自己目前在北京安稳过日子，投资却没钱——又不是明星，他的履历确实显示他到老也只是个“高级白领”——北京金地格林小镇一位邻居回忆：
“（他）做过广告公司企划、报纸编辑、记者、电台DJ、唱片公司企划、音乐总监、电视节目和录像带节目企划、歌手经纪人……每份工作最长不过两年，这使他永远混不上‘资深’的排号。因为总是新手，薪水甚至越来越低。”
道明自己说：“我找工作不以薪水高低为标准，而是要好玩、有趣。我喜欢追求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刺激。”在分成流行的娱乐圈，他独喜欢拿固定工资，“这样反而可以和明星有真正的友谊。”但这么多年到老，娱乐圈中真正的友谊可能也就那么几个人：比如伍思凯，张信哲……
2001年民进党上台，喜欢自由自在的陈道明像许多台湾精英一样，有意无意，自发地跟随自己的好恶，或者被动地跟随着公司对大陆的拓展，移居北京，至今有10年了，已是一个北京通，大陆通，大陆楼市通，大陆网络通，不仅以自己的积蓄投资房产，还经常鼓动和介绍明星们置地，成为个中推手。
在北京这样撺掇人买房还好理解，毕竟回报很明显。而当他想要在自己的祖籍这样落后的县城置地开店，他与伍思凯的友谊帮了他。
个子小小、浓密眼袋之中长有孩童眼睛的老顽童似的道明说：他好象有一种推理能力，不等别人回答，就能推理出别人想说的话，或者是穷举一样，推理出各种可能的回答，这样交谈降伏过许多与他交谈的明星，谈完后惊为天人，都信任他，过后总找他当经纪人。
他喜欢跟任何人叽里呱啦地说理，说得严丝合缝，说到你头晕，说到让你无法辩白，他这样说啊说，据说也帮年轻时的伍思凯改变了很孤僻很愤青的性格，教给没有上过大学的伍思凯许多“人文趣味”和“对世界的看法”，教他学会处世，学会自我保护，后来，年轻10岁的伍思凯甚至恋爱和结婚，都会找道明拿主意，会诚挚地叫道明“爸爸”，并且开始模仿道明见人分析人，见事分析事的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思维方式。
虽然湖北云梦县跟伍思凯毫不相干，这次伍思凯也信任“爸爸”，毅然买下了云梦县城商业区西边中百仓储商业楼的半层楼，再交由道明开店，只每年给伍思凯一定租金。签了合同之后，小伍哥就再没有来过。
这一层商业楼的另一半，是由金地格林的金领邻居Z先生投资买下，这得自于道明在金地格林白领金领业主中的威望，在论坛上他的网名叫“道老”，这也是北京著名的“中产阶级新生活”的模范小区。
“道老”这另外一种虚拟身份，在网上发过9000多帖，涉及装修、解决邻里矛盾，聚会腐败、义卖会等事项——业主们多是事业的成功者，多从成功者的角度去分析一个个体如何在这个社会聪明地生存，如何自我完善，去除悲观情绪，避免自杀——涉及到关于富士康连环自杀事件，“道老”一贯的雄辩也骂退过不少“彻底否定整个社会的愤青”。
“道老”与Z先生的“革命友谊”是在收房之初结下的，因房子质量问题，身为大公司高管的Z先生当年带头砸售楼处，被拘，道明则以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将维权的横幅挂在自己家里的玻璃窗内，让路人都能看见，直到房地产公司妥协放人……如今他们和房产公司以及物业都成了朋友，小区气氛和谐，倒也又成了开发商做宣传的内容提供者。这带头大哥Z先生是个豪爽而宽裕的人，就慨然应允了买楼的事，反正，在中国二三四五线城市买楼，总也是不亏的。
四
于是，在今年云梦县城淡季的四月，在云梦县城唯一的综合商业区建设设路中段的中百仓储商场的西翼楼三楼，台湾云梦人陈道明有了他整层1300平米的营业面积。
于是，台湾以及大陆娱乐圈的“老白领”、从未自己做过生意的陈道明，成了真正的台商了，他有了自己的店铺，也就不用再看公司脸色，不用再看那些个“白眼狼”歌星的脸色——到老也只不过是“给明星拎包买衣服”；也再不用看时代潮流的脸色。
算起来，道明是云梦这里来过的第二位独立投资的台商，头一位是2009年来这里搞水产养殖加工鳝片的，但据说道明讲，那人口碑并不是很好，说是在抽取本地宝贵的地下水资源搞养殖，又说得一口台湾国语，就跟电影里《艨舺》里老大一样，这人在云梦本地，与道明并无什么来往。
因是朋友买下的楼，大大分担了道明在中国小县城的投资风险，何况这样的长线正适合这些闲钱来投资，剩余的风险，无非是装修，日常开支，也无非是赌一把，或者是他真的看准了国庆以后这里抹灰工们回来之后的消费潜力，又或者是他看穿了中国注定是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造城的，繁荣一一铺就过来……也无非是头几年如何将店铺经营下去，租金不是问题，这个运转的钱，道明是有的。
这1300平米中，小伍哥这一半产业，道明用来开了一家“台湾小吃陈”。
小伍哥买了房子走人之后，他那飞机头有点装嫩的大海报留在了墙上，餐厅的装修风格是典型的台湾人爱好干净的风格，外场的桌子就好象家里的饭桌，厨房就好象是把一个台湾家庭的精致厨房扩展成一个饭馆的厨房，但后来行家说，这样做太贵了，对此，道明却并没有太计较。他原本认为，这都是小钱。
只是这样大的营业面积，实在是显得太空旷了，尤其是在现在这淡季，中午和晚上的饭点，通常同时进餐的约在10-12桌的规模，若是本地三五个包间的小餐馆，倒也还显得生意可以，但放到这里面，就总显得有点萧瑟。但这个面积毕竟是不动产，租金都是给自己人——那些明星和北京的邻居，也就不在话下。
而且，毕竟来云梦这里投资，是有消费落差的，不似在北京，已经更需要一个精明的台湾人精细打算了，道明来了云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意，装修啊等方面，倒反而有点“大大咧咧”起来，也许是臆想云梦本地的装修队这个季节都在北方忙活，也就随便听中百的物业经理推荐了一个熟人，却不想这装修的事情，竟成了后来夏天纠缠不清的麻烦官司，我在下期也会写道。
无论如何，道明说：有了这个店，就能持续地帮助家族中老弱了，也算授人以渔。确实，30多名员工中，仔细算下来，有20多人都是陈家两边的亲戚，厨房里尤其挤满40—50开外的中年男女，有些是过了打工年龄的人老年人，身体显得很弱，很迟缓，都说，到老竟有机会工作，来这个自家的店里适应社会，偶尔又有极年轻的，却是一个自闭症的男孩。
确实，就我观察，厨房的功能太丰富了：既能成为一个害羞而无能的人的藏身之处——他只用埋头洗碗或者摘菜或者任何一种细化的工序，而并不用接触社会；也可以成为一种惩罚，比如将外场的一个漂亮媳妇调到厨房干粗活；又可以是一种提拔，如果你真想把餐饮业的门道摸透，一个外场服务员又反而得从技术重新入手，但这种调用（有时候也是为了救急），却容易遭到媳妇们的误解，以至在这自己家族的企业，萌生去意。
但这些貌似蒙昧的中老年妇女，有的是道明的长辈，有的是同辈，聊起家常来，个个又都有了湖北人嚼舌头的劲，个个又都精明得很，就如在牌桌上一样两眼炯炯来了神，不过这里的亲戚，个个又都替给了她们工作的道明叫屈，说是修坟这次出了钱却更不讨好。也很自然，毕竟道明给了他们工作。这一点，亲戚们倒是领情，也能认识到：工作正是长久的钱，月月有。道明也说：有这个餐厅在这里，他们想吃什么也可以来吃，想来工作也可以来工作，想说闲话便说，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白白给钱了，于是道明也似乎获得了一种解脱。
再说那群外场跑堂的年轻妯娌或是媳妇们，倒许多都是出外工作过，回来准备生孩子的，或者干脆就是厌倦了外头辛苦的，或者是感情出了问题的苦主。这样的女孩，人才好些的，又可能充满了摇摆和迷惘。
其中一个雀斑姑娘，模样生得好些，还有些媚眼，也就20好几，家族里辈分却也不低，叫道明一声哥哥，我总记得她在外场念叨着：若有一天调她去厨房，她就跟着老公去外地打工（想不到这话后来终于应验），是不会去学切牛肉的。是个厉害角色。和厨房里的同族的阿姨们常有龃龉。
另一个年轻女子，脸型倒和雀斑女孩子一样，只是黑黑的，表情却显得反应有些慢，有时被客人指责，却正是前面说的那天在老家那条路上碰到的道明堂哥的儿媳，叫陈桂蓉。
我观察，这显然是她第一次工作，与社会打交道，她显然很努力，很珍惜。但她的迟钝还是遭到那些伶俐些的勤工俭学的高中生的耻笑和讥讽。但她努力坚持，有一次缓慢对我说出她的委屈，“我人是笨的”，“心里是清楚的”。她的丈夫据说有残疾，或者是有别的毛病，她这样子，只是迟钝些，配他是有多的。她的婚姻可以说是不幸的。
等我下一个月再来这里，她已经比以前娴熟多了，主动多了，能慢条斯理地将一切敬语说于客人听，不漏一个环节，只是对紧急事件的反应还是天生快不起来，于是那些周围的讥笑也仍然在，同时又因有时那雀斑的媳妇会拉着她叽咕，人们又以为这两个女子很相投，就把对雀斑女子的看法，也发泄到她身上，有时候会给她使一个绊子，在客人面前出洋相，看她的笑话。她努力地应付着，只不过，她的反应能力，看似已达到了极限了，听到拍铃的催促，缓缓走去饮料间的蹒跚的身影，看着还是有些让人辛酸。
另一个年轻女子，脸型倒也是那样胖胖的（从云梦这里真的能看见湖北女生这典型的面目，各种程度的饱满的鹅蛋脸，但到了下巴，突然有了那么一个俏皮的尖），但又白又没有雀斑，总是很美好的笑容，既不笨又还有些敦厚，叫许梅，是道明外甥女，这女子比前两个都年轻两三岁，竟然已经是结了婚生了孩子又离了婚的。许梅17岁曾在深圳的工厂工作过，20岁回来结婚，生了孩子，却被公婆“夺去”见都不让她见，至今她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丈夫又打，她就离了婚，逃出来，孩子也不要了。但在云梦这个地方，离婚女人的压力接踵而至。压力一是不停地数落她的不是（主要是怪她就这样不要了孩子），二是逼她赶紧再嫁。
道明这次要为许梅的自由撑腰，劝她父母，让她自己去从容寻找自己的幸福。道明说：有时，餐厅成了解决家庭问题的地方。这里就像一个半公共的场合，既有亲戚关系，也有单位领导的身份出面，亲戚就不好太嚣张，只是，有时许梅父母知道道明口才好，就不愿来餐厅和他谈，于是道明就说可以送优惠券，他们果然就来了。这也是餐厅的好处之一，凡事就好象是到了道明的主场，而不像在吴铺老家那里。
所以，在店里，许梅像是感受到了温暖，整天笑吟吟地，情绪也安定下来，每天骑着摩托车独来独往，最近又在找房子，想摆脱父母出来住，“云梦这里的女孩子，太依赖家庭了，婚前婚后都是”——她说。目前她在柜台负责接受点菜，需要灵活地给客人推荐菜谱，介绍各种台湾小吃到底是什么样的，她曾在富士康做过质检员，如今她做了一本笔记，里面都是她自己总结的工作细节，据说她也要开始带新人了。
另一个年轻女子，也是这样的脸庞，年纪也差不多26、7，但却显得比上述女子要显得稳重，说话很有分寸，人也亲和，她也是道明的外甥女，名叫安芬，是这里的外场经理，安芬从未离开过云梦，嫁了一个合同警察，警察在一个县城是无所不通的，警察也就成了道明在本地的关系的枢纽，但凡要跑税务，食品安全，公安，消防，法院或其他管理部门，需要打点的，都是警察在跑，安芬虽自称“未见过世面”，却比那些外出打工过的妯娌还愿意承担，也有责任感，遇见客人投诉菜的味道和服务，她也勇于出面应对。她是家族中最有潜力成为店长的人。但她也有一个“局限”：目前夜夜工作到10点，警察丈夫已经颇有微词，云梦这里的男人对女人的约束又显露了，口袋又在慢慢收紧。
另一个年轻女子，却是一个瓜子脸，戴着一副黑色板材眼镜，像个城里的女大学生，整天有点郁郁的，在收银，这副表情，只会把才刚受用过许梅笑容的食客的心给凉一下，我对她的面无表情印象很深，她是安芬的弟弟毛头的妻子，她曾跟随给道明去北京当司机的毛头去北京，跟着舅舅见过一些明星，也在服装店干过，她对我说：她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可这身工作服让她小资的情趣无可表现。她的心也似乎从来就不在这里。本以为跟着舅舅就可以从此在北京发展，却不想舅舅却退回老家，在这让人厌倦的县城里站柜台，对她来说，真像人生的退步。
但既然工作的事情与家里人的事情重叠在一起，道明有时也不是很想直接过问——那些上了年纪的本地亲戚的心思太古旧了太本土了，他这台湾亲戚其实是掺合不进的，也无法掺合，能有份工作，就再不用伸手找他那要份外的钱；而青年男女还是要关心的，他们潜力大，我见他和最亲的几个侄子外甥话还是比较多一些。
当然，这个餐厅既是家族内部的慈善，又意味着在今年各地服务行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有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劳动力来源，有时候，盘算起家里那些没有出路的年轻媳妇，初中逃学又待字闺中的小姑娘，以及本不指望再有活干的中老年妇女，就好象在盘算剩余劳动力资源。
但人手终归还是缺，于是只有一套人马全时工作，而越是全时工作，又越是没有人愿意来，安芬说，滞留县城的那些已婚女子，因为要带孩子，都只愿在超市兼职，不愿干全时工。她自己就曾是如此，但如今是为了家族企业而奉献自己，也想跟着台湾舅舅多学学多见见世面。
全时工作制形成了人的疲劳的恶性循环，这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道明曾经人性地试图星期一停业放假，却不料一旦贴了这个通知，此后的客就以为天天放假，少了许多，只好恢复。也于是，在下午两点客人最少的午后时段，你会看见，一排沙滩椅上沉睡着所有人，生生把这里睡成海滩的模样。
这是默认形成的“风俗”，道明觉得，这反而是一道风景，就任由他们去睡。他总是那种认命而顺遂的态度。再比如来的吃客，也有光膀子打赤膊的，也有带狗进来的，也有孩子在楼梯间撒尿的，这些本来对这干净优雅的台湾餐厅来说，是极难忍受的事情，但后来，道明还是渐渐接受了本地人这样的习惯，“由他们去吧。”
有时我觉得他有点“消极”了，但他现在的心境，似乎有些变了，又或者是这里的确落差太大，他有点懒得追究，他说，他在说服别人方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时刻意不去推理别人了，不再老是那么一副警觉倾听争夺话语的样子。
家族中的男生还是最缺，因为多是在外抹灰搞建筑。
倒是有几个本地的年轻男厨子——这也是餐馆的核心技术人员，不能含糊，这也决定了云梦的厨师圈子，流动性很小，年纪轻轻，也很少有人想到外发展，任何一个县城或者小镇都是如此：本地的餐饮制造了非常可靠的厨师需求，而且待遇也比其他工种好，厨师也尽可以随时进行比较利益分析，随时跳槽去待遇更好的馆子，或者干脆在家做“电话厨师”，坐等办酒席的人或者从前的师傅派活。
这些年轻厨师的头——厨师长陈亚洲，正是道明最疼爱的侄子，原因一、他正是道明最感恩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起这个家族的人——道明父亲的大哥——的孙子，道明要报这个恩，帮助早死的大堂哥给这堂侄子一个前程，原因二、道明孑然一身，早年甚至也曾想把这个侄子过继到台湾当儿子，但因“手续太麻烦”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前两年，有理想的厨师长陈亚洲和他的两三个师弟试图去北京上烹饪学校，结果遇见了几次骗子，这北京就是不能求学的地方了，道明知道以后，设法出钱帮他们天津好歹找了个可以学到了一些铁板烧的技术的地方。道明说：“我想到开餐厅，也是为让老家这些孩子有用武之地。”
陈亚洲生得高瘦，面目清秀，26、7岁，从17、8学徒开始，其实在云梦已经是老厨师了，跟着他师傅，从配菜开始，曾在云梦各大酒店干过，后来也曾和女友一起开过火锅店，但交谈的时候眼神有些躲闪，眼白似乎有一丝湖北人的江湖气和小九九，他似乎只喜欢和自己手下人说话，吩咐他们做这做那，有时自己显示一下手艺，将菜翻飞起来，却又显得有所保留。道明说，这是本地厨子的本能，教自己的师弟和徒弟，总会留一手。这一点，亚洲是和亚洲的师傅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而这个师傅，这整个春天、夏天，确实也始终在琢磨将这些孩子从道明这里挖回去。
陈亚洲本人看起来与这些台湾小吃还是有些隔膜，毕竟中餐和这台湾小吃不同，台湾小吃讲究食材搭配，这一点更接近西餐，口味又清淡，很少要用到那种湖北菜的大火烹饪的技术，有时亚洲觉得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在做员工餐的时候显示一手。
“云梦人口味重，接受清淡的台湾小吃也需要一个过程。”他说。开业三个月了，目前在台湾小吃陈的菜谱中，刚只推出了一种比较符合本地人口味的柴鱼片（黑鱼，不是日式酱汤原料中的柴鱼片）。
但道明既然是开的台湾小吃，他也至少在口味上是个地道的台湾人，不是云梦人，我发现，这些台湾人来云梦开餐厅，也有点一根筋，并未考察过本地口味和市场，而且也对本地的小吃颇有点不以为然。道明虽然其他事情顺遂本地，但对台湾小吃，因为他自己的口味决定了，也就还是颇有点执着，不能让侄子乱添加云梦菜的口味和成分。
亚洲的师兄弟也有同样的厨师心理，会觉得做湖北菜的手艺难以施展，这个问题，导致了后来开的西餐厅厨房发生的人事危机，我下期会写到。
只是陈亚洲毕竟在这个餐厅，算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了，算是接班人也不过分，他总不能自己懈怠自己，即使技术用不上，他还有管理这条路可以走。就我观察，在这些亲戚里，这孩子也是道明唯一用过“挖苦”的口吻直接批评过的人吧，也见道明这散漫的人对这个侄儿的关心。
但在肮脏的云梦中餐厨房里做惯了的陈亚洲目前的确不能习惯这样的台湾餐厅的内厨管理风格，什么都要分类，井井有条，是一门索引的学问，还有什么砧板的颜色管理，中餐的厨房可一直都是不讲究的，只讲究手上那些工夫，湖北厨子，把盐把油把味精的挥洒手法也和台湾人完全不同，而台湾人甚至完全不用什么“精”，盐也只给指头尖一小撮。也因为这种隔膜，亚洲仍然不太适应怎样做一个厨房领导者，有时对一些事情的态度非常模糊，让道明觉得，他有时在替员工搪塞，在放任他们的不拘小节，有时却又过于苛刻，似乎是毫无必要的显示权力，倒也并不像对管理有兴趣，却像是在发小性子，毕竟云梦中餐厨子都是野路子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亚洲的内心也仍然不够强大，成熟，就我的观察，这一点他不及安芬勇于承担，也没有一种说道理的口才。
但总之，这些家族里的老少，能力上，还是远远不能直接与道明对接，要直接管理这个餐厅，还必须要有一个类似职业经理人的人。
又总之，这个家族企业，员工也还是要分成自家人，外面的人，自家人有自家人的利益，外面人有外面人的想法。
上述的这些自家人，就很关心餐厅的经营状况，心里牢牢地记住那个每天收支打平的临界数字：4700元。工资单上，这些人，也在餐厅未来分红的范围内。
但不要忘记了自4月开业以来到夏天，都一直是淡季，只有开业那几天以及六一的时候打平过，平时多在2000多。于是大家还是很期待国庆以后的旺季。而道明仍然很镇定。毕竟那个返乡潮志在必得。
外面的人则包括：亚洲的厨师兄弟们，以及外场做服务的男生和大部分女生，流动性更大，入夏以来，竟然基本都换成了高考完等待成绩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则更有点各怀心事。
在这些“局外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王丽敏的女孩儿，她才19岁，我在餐厅采访的每一天，总是见她像燕子一样穿梭着，去取饮料，那灵妙的身影，很是让人看着高兴。
但她以前不是这样，初中没毕业就辍学，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学校里边玩跟在学校外边玩是一样的”，辍学后就每天被爹妈从网吧抓回来，这样一直混到19岁，几乎成了小太妹，现在连爹妈望子成龙的弟弟也不上学了，跟着爹妈到东北去抹墙灰，见到弟弟自己挣了钱买了手机，她就有所触动。
但促成她的转变的，不是道明，却是另一个台湾人，此人也关系到前面我们谈到的管理问题。如果忽略这个人的辛苦，我们难以解释这诺大的空降在湖北县城里的“台湾小吃陈”如何能运转如此顺利。
五
七月底的餐厅里，你会看见陈道明终日像个财神，手撑在柜台上，看着客人来去，他又在习惯性地琢磨人了——琢磨着这些湖北老乡的性格，记忆着那些回头客，若是一脸茫然看着墙上的菜单的，肯定是第一次来。有时他和陈亚洲抢着做做员工餐，有时去尝尝新推出的台湾小吃，就事论事，提提意见，偶尔灵光一现地出一个创意的菜，却还是在台湾小吃的范畴内，并非特别针对本地食客的需求，他那样观察着人，却不是在监督人，任凭偷懒的家伙从眼前滑过。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又有点像闲云野鹤了，这里的亲戚人人都说道明和善。
但这里并非无为而治，正如在投资方面得到小伍哥的帮助，在管理上，道明再次得到了友谊无私的援助——Mary答应过来担任这里的店长，薪酬微不足道，Mary近年在学佛，参与了法鼓山在地震区什邡的禅修心理关怀的项目，正好还想找些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事实也证明，这里不能没有Mary，Mary有时抽空回台北看父亲或去四川地震区的日子——外场经理安芬说——云梦这里的“台湾小吃陈”就会“乱起来”，所有人都不同程度懈怠了，而“懒散”的道明即使能看出来的客人是否是回头客，也只是每天记个最粗略的收支帐目，没有明细。
Mary是我唯一的台湾老友，8年前，我通过写书评认识了这位台湾读者，她曾对我的写作有过很多很好的建议，而多年我也只知她是个精力旺盛的传媒大忙人，也只知道她做得一手好吃的，即使在她那年生意失败同时又是痛风初愈时去看她，她也强撑着给我做了一种好吃的面，只是日子久远了，我们彼此都不记得那次吃的什么面，我的味觉和味觉的记忆似乎多年已经被北京的粗糙食物破坏了，我吃了好几种面，也没有找到当年在Mary家里吃的面，在这台湾小吃的菜谱中。而Mary又是学佛之人，她似乎又刻意忘记了许多过去的琐碎的细节，甚至对面孔也有些失认了。
事实上，台湾小吃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的私家心得汇合而成的，先是国民党败军入台后，各地的军官带着贴身厨子一同入台，厨子们高度密集地聚集在弹丸之地，少不了切磋技艺，迅速丰富了本地的小吃，此后，家庭主妇们也纷纷把这门手艺当成了一种可以无限发展的知识，各种台湾小吃培训班也开了起来。如今，这样的培训班也开到了大陆多年。
但我也只是亲眼见到才相信，台湾传媒主妇Mary这套家庭厨房的手艺，如今撑起了整个“台湾小吃陈”的运转。
她说：其实也没有很神秘的，台湾小吃本来就是一个极开放的系统，没有什么刻板的标准，她和道明，只是先懂得品尝，然后就从味觉反推菜的做法，做出来，再以味道来验证。后来，也有第三方的台湾食客过来，肯定了她们的地道——这也真是充满了创造乐趣的过程——而对整个云梦来说，台湾小吃什么样，就由这两个台湾人自己的口味和手艺说了算，这又是另一重乐趣，于是这创造暂时也并无任何压力。
采购是另一层乐趣，Mary发现，县城最大的南门河菜场，十几家卖肉的，竟然只有一家卖不注水的肉，像淘金一样淘到了它，而离云梦最近的大城市武汉的德国人开的麦德隆，往往有一些又精细又便宜的洋餐具，也说到湖北这么大地方现在竟然没有了平菇，海鲜食材又是出奇地昂贵，本地水产却又于台湾海洋风格十足的小吃完全用不上……这些材料，还要配合以她头脑中那好象对五星餐厅了若指掌的服务细节，我问她如何有这么多酒店管理的知识，她还是这个意思：这些学问，都是可以从平日的享乐和物质生活中反推出来的。
不过，这样由消费者反推成生产者的过程，让生产过程的技术诀窍显得不再重要，后来在北京，我也见过类似的台湾中餐厅，也是强调家常手段搭配出来葱葱蒜蒜而已，简化的程度，已经不在传统烹饪范畴之内。而完全“成了文化”。
这也继续造成了空有技术却“缺乏文化品味”的云梦本地厨子的心理失落感，像陈亚洲他们，背地里也觉得，这里不需要真正意义的大厨，多年那些手艺，的确变得毫不重要。
但本地食客也只在解构着台湾小吃，他们认为冬瓜茶最好喝又最不经喝，火锅是唯一可以代替酒席的共享的吃法，而台湾海鲜面最实惠，而且油面的感觉与热干面类似，甚至面条就是做热干面的碱面制作的，只是道明似乎对热干面并不感兴趣，云梦本地其实也有很多小吃，只是这和他们台湾小吃毫不相干。而本地人如果点了台湾小吃里那些精灵古怪的比如蛤阿煎这样的东西，则完全只是出于好奇。
于是，Mary与道明做他们自己的，云梦人吃他们自己的，好在是淡季，反正生意都是淡，他们也相信是在云梦填补空白，所以也并不急于搞“本土化”的方案——这是一个应用题中的相遇问题，本地人自己的口味也在城市化的前景中变得时髦。
最近一次是六一节，餐厅竟然来了个爆满，原因也和楼下的山寨汉堡店坐不下有关，多余的孩子与家长涌进台湾小吃。这一天，当营业额宣布远远超过了4700这个数字，厨房里的亲戚们传来了欢呼声，他们毕竟是分红的人，有着起码的主人翁意识。
这里的缺陷却仍是没有酒席，拼桌又不像样子，而酒却正是淡季的本地餐厅得以维持的重要收入来源，尤其是7月里的谢师宴和状元宴，但暂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他们会辩称：“可小吃店就是小吃店”，然而，他们目前的人力，却又更无力像本地永远在早晨客似云来的槐荫米酒小吃城那样经营湖北人最爱的早餐。
至于团队，也是Mary在直接管理。我来的时候，餐厅已经开业了三个多月，我进门就见她们穿着一致的蓝色碎花工作服，尤其是那个碎花头巾，管你是戴在太婆头上还是小媳妇头上，都是一样清新干净。还真像是从人海中仔细挑选过的团队。
但Mary说我真会夸人，其实人员方面并无可选，家族里有什么人，就得用什么人，多是胡乱做点家常菜的农村妇女，什么基础也没有，但好在台湾小吃是可以分解工序的，并且对中餐的那种烹饪和刀功也并无要求，于是每个人可以执行生产线上某一道工序，这样一来，即使一个文盲阿姨，也非常好上手。
就连那个自闭的孩子，如今也能干好他的那块洗碗工作，也不再见到人就歪起脑袋害羞地窃笑了，而他的妈妈，也在厨房里，非常感谢Mary对孩子的分工，使他终于“对社会有点用了。”但其实他面对的，又哪里是什么社会呢。
Mary对年轻人的教育方式，虽无道明那样从无厚入有间，让你自己打败自己，却也有着一个中学班主任那样的力量，而刚才说到的王丽敏，本来是个不良少女，刚来这里的时候，“穿得十分可怕”，工作也很懈怠。
因为我不在场，我不知道Mary那天下班后对王丽敏说了些什么，但我的确能从这个台湾人的说话方式里听出一种力量，用她自己的话就是：“很正”，别以为台湾这样的文化人绵软，文绉绉的，其实有时候反而说话纯洁些，可以没有寒暄，没有虚伪的迂回，而一上来就拷问对方的内心，当一个台湾人，对着一个云梦年轻人，突然说出电视剧里那样的“你是否清楚自己到底想走什么道路”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往往会尴尬地不知如何回答。
而我知道，我们湖北人说话，向来是迂回的，猛然来了一个如此单纯而文绉绉的诘问，要么会觉得扫了寒暄的兴，要么就真的很有杀伤力的——同样的方法，Mary也用在对云梦地方上一些管理部门，她说，“我们不用走关系，就以台湾人的身份，就以这种很‘正’的方法说话，按正常方式办事，对方往往一楞，收起方言，憋出普通话，也就反而不好乱来。”——她说，这也是她在大陆20年的切身经验。
我只知道，谈过之后，第二天一早，王丽敏就变成了一个勤劳的田螺姑娘，什么事都开始抢着干，所有的耳钉也去掉了，只剩10个耳朵眼……第三天，王丽敏的妈妈也跑来感谢她。
可Mary最后还是有点悲观——对这些云梦女孩子雷同的命运唏嘘不已——像这个年龄的少女，确实也算是云梦的社会问题，辍学早，爹妈又不让出去打工，于是就在社会上混，混到没有底限，到20岁的时候，却又必然又突然地落入那早婚的极封建极禁锢的命运。这一来而去的折腾一下，一朵早熟的花就枯萎了，却还有漫长的人生。
到那时，又会像前文所说的陈桂蓉那样，终是结婚太早，自己也草率，嫁个不如意的丈夫，则又会像前文所说的许梅那样，早早地有了孩子，早早地离了婚……她只一下想到这么远，想到丽敏终究也有这样的一天，也就并没有对王丽敏的转变有多高兴。“这才是云梦的噩梦。”Mary自己年轻时，“是多么会爱的女子”，而这几年，Mary的心境确实也有些变化，变得看穿了一切，也看淡了一切似的，她不会再像“欲望都市”里那样去对这些女孩子面授机宜如何对付男人了，何况，这样的城市白领谈论爱情的语言，在这里还是有些隔膜。
Mary最头疼最普遍的实际问题却是：云梦这里的人缺乏起码的卫生习惯，也不懂得任何割伤切手的处理常识，因为餐厅里很多人根本不认字，但有时她说到一些在台湾司空见惯的常识性的东西，甚至在我这个大陆的“非文盲”的头脑里也是常识的空白，让我觉得有些惭愧，然后我有点严肃地说，这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结果——起码的公民教育的缺失。推至礼仪方面，也是粗鲁得很。Mary于是又附和说，她也的确觉得这里的人说话声音太大了，而且又似乎天生都耳背。
于是，在卫生方面，Mary手把手教她们，小到要剪指甲，煮饭要铺一层纱布在锅底，甚至细到用过的卫生巾如何处理，不要乱丢……这与道明的“顺遂本地”又不同，也是最辛苦的方式。当然，还有起码的待客的语言，礼仪，她管得甚至过于细了，细到要那黑眼镜女孩换了眼镜，并且开始学习微笑，但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并不容易，有时陷入微妙的冷战，却因为她也是“自家人”。
这些东西，也许在读者听来是刻板的，但我突然想到，这些反民进党的台湾精英来大陆这么多年，这里一点，那里一个，这些“流亡者”，主流领域参与不了，但究竟能做些什么，可除了教会大陆人娱乐、享受，起码，他们还可教会云梦这里的农民这些生活与处事和自救的常识，包括地震时自救的学问，台湾经验也值得学习——这些都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基础，而在台湾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压倒一切的纺锤型社会，起码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教养，这些都是可以影响大陆普通人的。中国大陆的民风虽自满地自称比台湾人更“有力量”，更“大气”，“更有男子气概”，但也确实粗陋、野蛮，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都是如此，而从执行任何一个事情的角度看，细节上也真是失之粗鄙。这一切“小节”都需要一个既存的成熟的公民社会的范例来教育。在我看来，台湾社会是华人社会中难得的“私生子”一般的文化，让我们大陆人看到不可能又可能的我们。
当然，台湾人的洁癖又来了，加上的确一天忙到晚，加上云梦的盛夏也将到来了，大概也使这些台湾来客懒得迈出餐厅一步。道明也曾坦白地说：当年每年省亲住在村里吃在村里，其实早就难以忍受，以及他对“热干面”这样的食物的贬低——这些言辞，却又有点伤我这样的大陆湖北人的自尊，让我立刻觉得他是个外来的陌生人，我才是这里的主人。外面的县城也确实脏，想想珍珠坡那条烂路就够了，还有地下的垃圾河南门河，到处是不清洁的早餐点，这干净的台湾餐厅颇像一个孤岛。除了最开始考察了一下南门河那肮脏的菜场，他们很少在县城里逛。
只有在夜晚，或者是下着雨的阴天，透过窗户，越过对面那个有点阻挡气场的五金街，看见混淆时空的霓虹灯，倒也显得这弹丸之地的商业区，有点台北夜市的味道。
这也让我不由得觉得，无论吃什么，仅就这个环境而言，“一个有点讲究的云梦人”，总会来这里，我也在这里呆了不少日子，确实没有见过比这更清爽更舒服的场所，那些本地茶楼真是糟糕透了，我觉得，并不是本地餐馆在和它竞争，而是它在本地填补着酒吧、书店这类清雅场所的空白，云梦县在这些方面还是完全的空白，虽然以前有个电影院。也但愿这国庆后回潮的见过大城市生活的抹灰工们能领会这种环境的干净和享受的好处。
道明也已经在一处他估计最有前景的本地楼盘买了一套房子，这与开餐厅的举动加在一起，也让我渐渐看出他自己的心境，其实也和他母亲差不多了——叶落归根。
“是啊，三个月，我们竟然从没有时间逛逛云梦。听说到处都是荷塘。”
“隔两条街，那里就有全国有名的民间皮影戏。秦师傅一人唱了一辈子独角戏，一肚子戏，最近在演宋太祖南征，台下坐满了面孔一模一样的老头。”我说，就和我们在吴铺看到的那些老家的老头一样，他们感到惊讶这里还有这么好的玩意儿，确实，他们也忽略了了解这里的民俗，一心只想推广台湾小吃，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Mary说：“云梦泽，我记得大学联考还考过上古史，问它萎缩以后，还剩几处，以前从没想到过会亲眼见过云梦泽，如今这里想必也都是它的范围吧……我们台湾人来大陆，有时候会比大陆人激动，不是说回到家乡那种激动，更像是从一个抽象的世界终于回到了真实世界里那种百感交集。”
有时，在客人少的下午，像做梦一样，音响里会放出郑怡的老歌《月琴》，我难以忘记那六个字：“落山风，向海洋……”，道明也像是又回到了道明最叱咤乐坛的风云时代，听得兴起，站起来开动那套卡拉OK系统自唱一首邓丽君，却是沙哑的怪爷爷的嗓音，却引得老母亲扭头长久地回望着儿子——她刚好因吴铺那边麻将缺人来串门，又正独自一人坐在一张空饭桌前发着呆。
陈母记得事情已经不多了，只说在台湾几十年，有两次因吃西瓜住了医院，其余的记忆似乎全部都在迷雾中了，老人家现在的去处有两种：平时喜欢和亲戚沉溺麻将，但逢麻将缺人，便到儿子餐厅中来，也只是看着自家亲戚们来来去去地忙活。她仍一口浓重的云梦话。
因为是朋友，也因为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很低调，我反而不想打听太多这些台湾朋友的过去，但有时道明主动谈起他最愉快的时光却是年轻时在中广的深夜节目讲鬼故事，与来信的儿童对谈心事，用儿童自己的逻辑解决儿童的心事，我想象着那些儿童的来信，能容纳这些天真的、匪夷所思又如此自由的来信的社会，我从未经历过，这也是台湾古灵可爱的地方，他也会谈起一些陈年明星八卦，有些八卦是他写的，“善意的杜撰”，也谈罗大佑与张艾嘉的爱情是怎样被亲戚捣毁的，谈孟庭苇的大哥如何因为替妹妹耍大牌而断送了最后一张成功唱片的机会，让她提前断送了自己的星途，我只有在旁边频频点头：“啊，原来是这样啊，难怪从此就听不到她的歌了”，云云……台湾朋友们陷入一种美好的怀旧的气氛，又像是在回到一种最朴素的时光里，道明于是显得有些沉默。周围殷勤侍奉的亲戚们，如今娴熟的服务生，又有点像陌生的芸芸众生了……晚上打佯孤身一人回到旅馆，他是怕黑的，睡觉从不关灯。
有时，我像有点破坏气氛地又提起现实——那种比较黑暗的现实，道明的观点虽然充满了对世事的通透理解，却似乎总实在爱回避那些最黑暗的新闻所涉及到的现实，台湾也好，大陆也好，但我再次提起这些，此刻的道明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雄辩，停顿了几秒他才终于说：“我只能庆幸，那些不公没有落到我头上，我今天还能在这里安稳地开着餐厅，我们中产阶级……是脆弱的，我们最害怕的是既存社会的解体。我们的斗争是有限的。”这倒是我在生活里听到过的最严肃的话之一，也不像是他这聪明绝顶的娱乐圈名宿那种开导过伍思凯的口吻，却也让我觉得，他对我已是多么真诚。
（2011年）
（本文收入作者未出版的非虚构文集《外省精神》）《外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