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记•六月
读俄国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长篇小说《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让我首先想到的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同样是写战争的小说，但都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写战争中普通人的生活，写人在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小说的文笔很好，作家具有很强的叙述能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家通过环境描写来刻画人物心理，细腻感人。小说中有这样的对话：
“你们日子怎么过的？”
“盼你，”她说。
很短的对话，即写出了女主人公纳斯焦娜的坚强、良好的忍耐力和对丈夫的爱。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逃兵。因为忍受不了战场上的辛劳和孤寂，他一个人偷偷跑回了家乡。但他只能躲在人迹罕至的林中，怕被重新抓回军队。敏感的纳斯焦娜发现了他，给他偷偷带去了食品、温存和爱。一对战争时期的夫妻，只能在山上幽会。纳斯焦娜怀孕后，不久被邻居发现。但她为了保护自己躲在山上的丈夫，最后在众人的追捕中投河自尽。不知是否因为作家是男性的缘故，他笔下的纳斯焦娜特别美丽。小说中的一些插笔也很妙，比如：“凡是人，都有罪过，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人。”（第48页）“原来人对自己也都一无所知。人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自己都害怕自己。”（第182页）“人们相信：一个悔过的人，比十个虔诚的人更受天国欢迎。人们还应该懂得：犯了这样沉重的罪孽的人往后绝不会再犯罪了。”（第192页）
胡发云的小说《如焉@sars.come》文笔很一般，叙述能力也算不上好。此小说的好处在于其批判性的思想锋芒，这在近年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作家让小说中的卫老师发表了不少评论：“不要太轻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太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中苏友好的时候，他们游行过；反对苏修了，他们也游行；文化大革命，他们更是天天游行；开九大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一样游行……”（第61页）“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第175页）毫无疑问，处于网络时代的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轻信与恐惧之中。
朋友送我一本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据说是一本畅销书，内容也很简单。因为暑假有时间，便翻读了一遍，其中只有这两段话有些意思：“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第40页）“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第119页）出身下层的青年人，多少都有些“于连”情结。读一下这样的话，有助于给自己消毒。
陈冠学的散文集《大地的事》，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散文之一。严格说来，我们平时读到的写农村的文章，多为乡土散文；而真正能归入田园散文的，则相对比较少。其中的区别是，写乡土散文的，多是离开乡土的城里人；而写出田园散文来的，则是那些出生农村，后又从城市回到田园生活的人。写《大地的事》的陈冠学，正是一个回归田园的人。因此说“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更是一个栖居在大地上的人”，千真万确。其散文中佳句甚多，这里随手抄录几则：
他写自我：“回想当年决心回归田园，只为在路边看到一朵小小的蓝色草花，如今想起来大概是鸭舌草的花吧！一朵小小的草花，猛然地使我觉醒过来自我遗失之已深，给我那么大的力量，挣脱羁系着我那么长久的机栝。一个人活着，若不能将自己当一包强烈的炸药，把世途的坎坷炸平，好让千千万万的人们有坦荡荡的道路行走，则套在人群中的一切行为都是出卖自我、遗失自我的勾当。对于此时的我，人生只能有两种生活，要不是将自我炸成碎片，便是保有全部的完整自我；教我将自我零售，或委屈自我，降为世上的一件工具，我再也不能忍受，因为自我永远是主体啊！”（第80页）
他写日子：“不过，我自己却觉得每一个日子都很新鲜，永远有着尝不尽的味儿。这其中的关键是生活者的心活着，只要是心活着，日子就是怎样重复都是活日子；否则，若是心死了，日子便跟着死了。”（第115页）
他写艺术：“艺术创作应当指向不朽，逐时应景，转眼消亡，岂非徒劳？”（第118页）
他写读书：“读书是心灵世界的旅行，而且也是一种印证、一种交通，不读书，自我心灵既无法得到印证，又无法与别的心灵交通——无论那心灵是存在于二千五百年前也罢，存在于当世也罢，结果变成了自我心灵的幽闭，那是很可怕的。有时与人交谈也可多少得到读书的效果，毕竟效果甚微，因为那些人的心灵未必是打开的，而且既使打开来了，也未必值得一睹。只有伟大心灵的景观，才能给人光明开阔的境域，而这样的心灵只存在于伟大的著作之中。”
他写美好的事物：“真正美好的事物，看着、听着、闻着，要比实际的触着、吃着更合宜。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一旦采为实际的效用，就因为受到粗糙的对待而糟蹋了。”（第211页）
他写男女间的爱：“爱，男女之间真正的爱，跟世间任何种爱都迥异。真正的男女之爱，乃是对美的倾心，就像人们对自然美或艺术美的倾心一样。一般所谓男女之爱，实全出于生殖意志的颠鸾倒凤，他们可以爱得死去活来，但不论他们如何地爱，总没有半点美感，这种爱可名为丑陋的爱。这是严重的区别。真正的男女之爱是俊男子与美女子的爱，除了对美的倾心，没有其他，一旦有其他介入，爱就残破了。包藏着一颗邪恶或狠毒之心的人，不可能是俊美的人；美是整体的，不单是外表的。”（第221页）
文学批评方面的书，本月读了张闳的《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一书。以前读过他的《声音的诗学》，当时感觉有不少收获。作者主要从叙事这一角度研究先锋小说，总体感觉不错。在分析叶兆言的小说时，作者认为“在叙事上过于繁复的修辞和刻意追求微言大义、寓意幽深，在我看来，倒有悖于小说叙事的本义。所谓‘诗化’、‘寓言化’，未必是小说艺术发展的正途。”（第233页）这是很及时的提醒，尤其对有些作家而言。书中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做了辩护：“写作的高下不在于它的体裁，而在于它的艺术性。”（第323页）“创作是对生活世界的发现，批评是对文本世界的发现。”（第323页）
本月读完了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一书。杨先生长于叙述，对细节也很敏感。这部书可以延伸出不少话题，但这里姑且不论。在《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向右》一文中，杨先生指出：“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第17页）于此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共两党，都从苏俄那里“受惠”不少。我还特别注意到书中的一个注释，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云：“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耶稣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盖凡称为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唯我独尊者也。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马克思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其所谓救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其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徒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挟工人阶级利己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唯一大敌，且其为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当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第17页）由此看来，当时的蒋介石对共产主义有他自己的认识。而最末一句则表明：至少在当时，蒋介石是想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来“联合”的。有关共产主义的宗教性功能，雷蒙•阿隆说：“确实，越是因为神位空了，共产主义就越是吸引人。当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和共同体以及先辈的宗教相联后，他寻求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填补真个灵魂。”（第266页）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半个世纪后翻译到中国，还要加印上“内部出版”四个字，似乎显得安全一些。书中对知识分子有这样的批评：“知识分子一词似乎是在俄国最早使用的，适值19世纪，那些已从大学毕业并接受了本质上源于西方的文化的人，组成了一个人数较少且独立于传统分类的团体。他们从贵族家庭出身的军校学生、小资产阶级甚至富农的子弟中吸纳新人；这些脱离了原有社会的人，通过已获得的知识和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感觉到彼此之间是一致的。科学精神和自由观念共同作用，使那些感觉孤立、敌视民族遗产的知识分子逐渐倾向于革命，除了暴力，好像就别无选择似的。”（第216页）而暴力、革命的确具有很强的诗性特征，作者认为：“对于在政治领域寻求消遣、信仰的对象或投机的题材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使人厌倦，而革命却令人激动。前者庸常乏味，后者却诗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员的工作，而后者则是人民起来反抗剥削者的行动。革命会中止日常的秩序，并使人相信，最终一切都是可能的。”（第42—43页）暴力革命所具有的那种“恐怖的美感”，对多数青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这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即我们在引进西方学说后，一定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否则很容易陷入概念的泥潭之中。而对政治学来说，尤其应该如此，雷蒙•阿隆说：“把借自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应用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内部冲突，往往会有风险。即便是，或更确切地说，尤其是当这些国家竭力倚仗西方的意识形态时，这种风险依然存在。在一种不同的框架中，各种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具有与其最初的意义相悖的意义。”（第11页）雷蒙•阿隆还有一个说法，也很有意思：“人民民主制度下的文人和专家保留了愤怒的权利，但是这种愤怒只是针对他们无法客观认识和访问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对自己周围的现实表示赞同，对其他的、遥远的现实，则表示反对，而自由欧洲的亲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与之完全相反。”（第301页）尽管今天的社会状况稍有改观，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这种想象的愤怒中不能自拔。
董志强的《消解与重构——艺术作品的本质》是一本很有雄心的书，其导言“理论的危机与重建”写得很不错，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都可以读一下。叶维廉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是一本讲演集，我对其中的部分观点持保留态度，并专门写了小文商榷。本月还读完了汪建辉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和随笔集《有没有》，因为已经写了专门的分析文章，这里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2009-9-5
“你们日子怎么过的？”
“盼你，”她说。
很短的对话，即写出了女主人公纳斯焦娜的坚强、良好的忍耐力和对丈夫的爱。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个逃兵。因为忍受不了战场上的辛劳和孤寂，他一个人偷偷跑回了家乡。但他只能躲在人迹罕至的林中，怕被重新抓回军队。敏感的纳斯焦娜发现了他，给他偷偷带去了食品、温存和爱。一对战争时期的夫妻，只能在山上幽会。纳斯焦娜怀孕后，不久被邻居发现。但她为了保护自己躲在山上的丈夫，最后在众人的追捕中投河自尽。不知是否因为作家是男性的缘故，他笔下的纳斯焦娜特别美丽。小说中的一些插笔也很妙，比如：“凡是人，都有罪过，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人。”（第48页）“原来人对自己也都一无所知。人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自己都害怕自己。”（第182页）“人们相信：一个悔过的人，比十个虔诚的人更受天国欢迎。人们还应该懂得：犯了这样沉重的罪孽的人往后绝不会再犯罪了。”（第192页）
胡发云的小说《如焉@sars.come》文笔很一般，叙述能力也算不上好。此小说的好处在于其批判性的思想锋芒，这在近年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作家让小说中的卫老师发表了不少评论：“不要太轻易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太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中苏友好的时候，他们游行过；反对苏修了，他们也游行；文化大革命，他们更是天天游行；开九大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一样游行……”（第61页）“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文章的恐惧。”（第175页）毫无疑问，处于网络时代的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轻信与恐惧之中。
朋友送我一本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据说是一本畅销书，内容也很简单。因为暑假有时间，便翻读了一遍，其中只有这两段话有些意思：“许多人过着没有意义的生活。即使当他们在忙于一些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他们也显得昏昏庸庸的。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一种错误的东西。你要使生活有意义，你就得献身于爱，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第40页）“如果你想对社会的上层炫耀自己，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他们照样看不起你。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炫耀自己，也请打消这个念头，他们只会忌妒你。身份和地位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唯有一颗坦诚的心方能使你悠然地面对整个社会。”（第119页）出身下层的青年人，多少都有些“于连”情结。读一下这样的话，有助于给自己消毒。
陈冠学的散文集《大地的事》，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散文之一。严格说来，我们平时读到的写农村的文章，多为乡土散文；而真正能归入田园散文的，则相对比较少。其中的区别是，写乡土散文的，多是离开乡土的城里人；而写出田园散文来的，则是那些出生农村，后又从城市回到田园生活的人。写《大地的事》的陈冠学，正是一个回归田园的人。因此说“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更是一个栖居在大地上的人”，千真万确。其散文中佳句甚多，这里随手抄录几则：
他写自我：“回想当年决心回归田园，只为在路边看到一朵小小的蓝色草花，如今想起来大概是鸭舌草的花吧！一朵小小的草花，猛然地使我觉醒过来自我遗失之已深，给我那么大的力量，挣脱羁系着我那么长久的机栝。一个人活着，若不能将自己当一包强烈的炸药，把世途的坎坷炸平，好让千千万万的人们有坦荡荡的道路行走，则套在人群中的一切行为都是出卖自我、遗失自我的勾当。对于此时的我，人生只能有两种生活，要不是将自我炸成碎片，便是保有全部的完整自我；教我将自我零售，或委屈自我，降为世上的一件工具，我再也不能忍受，因为自我永远是主体啊！”（第80页）
他写日子：“不过，我自己却觉得每一个日子都很新鲜，永远有着尝不尽的味儿。这其中的关键是生活者的心活着，只要是心活着，日子就是怎样重复都是活日子；否则，若是心死了，日子便跟着死了。”（第115页）
他写艺术：“艺术创作应当指向不朽，逐时应景，转眼消亡，岂非徒劳？”（第118页）
他写读书：“读书是心灵世界的旅行，而且也是一种印证、一种交通，不读书，自我心灵既无法得到印证，又无法与别的心灵交通——无论那心灵是存在于二千五百年前也罢，存在于当世也罢，结果变成了自我心灵的幽闭，那是很可怕的。有时与人交谈也可多少得到读书的效果，毕竟效果甚微，因为那些人的心灵未必是打开的，而且既使打开来了，也未必值得一睹。只有伟大心灵的景观，才能给人光明开阔的境域，而这样的心灵只存在于伟大的著作之中。”
他写美好的事物：“真正美好的事物，看着、听着、闻着，要比实际的触着、吃着更合宜。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一旦采为实际的效用，就因为受到粗糙的对待而糟蹋了。”（第211页）
他写男女间的爱：“爱，男女之间真正的爱，跟世间任何种爱都迥异。真正的男女之爱，乃是对美的倾心，就像人们对自然美或艺术美的倾心一样。一般所谓男女之爱，实全出于生殖意志的颠鸾倒凤，他们可以爱得死去活来，但不论他们如何地爱，总没有半点美感，这种爱可名为丑陋的爱。这是严重的区别。真正的男女之爱是俊男子与美女子的爱，除了对美的倾心，没有其他，一旦有其他介入，爱就残破了。包藏着一颗邪恶或狠毒之心的人，不可能是俊美的人；美是整体的，不单是外表的。”（第221页）
文学批评方面的书，本月读了张闳的《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一书。以前读过他的《声音的诗学》，当时感觉有不少收获。作者主要从叙事这一角度研究先锋小说，总体感觉不错。在分析叶兆言的小说时，作者认为“在叙事上过于繁复的修辞和刻意追求微言大义、寓意幽深，在我看来，倒有悖于小说叙事的本义。所谓‘诗化’、‘寓言化’，未必是小说艺术发展的正途。”（第233页）这是很及时的提醒，尤其对有些作家而言。书中对文学批评的意义做了辩护：“写作的高下不在于它的体裁，而在于它的艺术性。”（第323页）“创作是对生活世界的发现，批评是对文本世界的发现。”（第323页）
本月读完了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一书。杨先生长于叙述，对细节也很敏感。这部书可以延伸出不少话题，但这里姑且不论。在《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向右》一文中，杨先生指出：“蒋介石后来虽然反苏反共，但是，在他的统治术中，仍然有不少来自苏俄的东西。”（第17页）于此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共两党，都从苏俄那里“受惠”不少。我还特别注意到书中的一个注释，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云：“共产主义实为一宗教，亦可谓之马克思教，以其含有世界性无国界者也。耶稣教亦不讲国界，完全以世界为主。盖凡称为宗教者必带有世界性，而且皆排挤他教与其他主义，而以唯我独尊者也。其目的则皆在救人，然而其性质则大有区别。马克思以物质为主，是形而下之哲学，并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其所谓救人者，单以工人一阶级为主。其于后世之今日，则一般共党徒越趋越下，而以卑劣仇杀为其本分，是其单欲挟工人阶级利己主义，以物质诱人深入罪恶也。基督教以博爱救世为主义，今日共产党之唯一大敌，且其为精神感化世人自新，故今日反对共产党者当以联合基督教共同进行。”（第17页）由此看来，当时的蒋介石对共产主义有他自己的认识。而最末一句则表明：至少在当时，蒋介石是想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来“联合”的。有关共产主义的宗教性功能，雷蒙•阿隆说：“确实，越是因为神位空了，共产主义就越是吸引人。当知识分子不再觉得和共同体以及先辈的宗教相联后，他寻求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填补真个灵魂。”（第266页）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半个世纪后翻译到中国，还要加印上“内部出版”四个字，似乎显得安全一些。书中对知识分子有这样的批评：“知识分子一词似乎是在俄国最早使用的，适值19世纪，那些已从大学毕业并接受了本质上源于西方的文化的人，组成了一个人数较少且独立于传统分类的团体。他们从贵族家庭出身的军校学生、小资产阶级甚至富农的子弟中吸纳新人；这些脱离了原有社会的人，通过已获得的知识和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感觉到彼此之间是一致的。科学精神和自由观念共同作用，使那些感觉孤立、敌视民族遗产的知识分子逐渐倾向于革命，除了暴力，好像就别无选择似的。”（第216页）而暴力、革命的确具有很强的诗性特征，作者认为：“对于在政治领域寻求消遣、信仰的对象或投机的题材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使人厌倦，而革命却令人激动。前者庸常乏味，后者却诗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员的工作，而后者则是人民起来反抗剥削者的行动。革命会中止日常的秩序，并使人相信，最终一切都是可能的。”（第42—43页）暴力革命所具有的那种“恐怖的美感”，对多数青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这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即我们在引进西方学说后，一定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否则很容易陷入概念的泥潭之中。而对政治学来说，尤其应该如此，雷蒙•阿隆说：“把借自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应用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内部冲突，往往会有风险。即便是，或更确切地说，尤其是当这些国家竭力倚仗西方的意识形态时，这种风险依然存在。在一种不同的框架中，各种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具有与其最初的意义相悖的意义。”（第11页）雷蒙•阿隆还有一个说法，也很有意思：“人民民主制度下的文人和专家保留了愤怒的权利，但是这种愤怒只是针对他们无法客观认识和访问的资本主义世界。他们对自己周围的现实表示赞同，对其他的、遥远的现实，则表示反对，而自由欧洲的亲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则与之完全相反。”（第301页）尽管今天的社会状况稍有改观，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这种想象的愤怒中不能自拔。
董志强的《消解与重构——艺术作品的本质》是一本很有雄心的书，其导言“理论的危机与重建”写得很不错，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都可以读一下。叶维廉的《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是一本讲演集，我对其中的部分观点持保留态度，并专门写了小文商榷。本月还读完了汪建辉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和随笔集《有没有》，因为已经写了专门的分析文章，这里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20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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