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民俗学诞生小记
新闻民俗学诞生小记
新丰醉翁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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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犹如一张无穷无尽的大网，会将地球人类的生存状态“一网打尽”。民俗、民间文艺元素一旦跨入新闻实务与新闻学门槛，将为新闻学学术研究、也为民俗学学术研究，开辟一个全新而广阔的天地。
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从事民间文学采风与理论研究，并在1983年春出席第二届全国民间文艺学术年会。年会上，我亲耳聆听了堪称中国民俗学学术殿堂元老的钟敬文先生、贾芝先生精彩的发言。周扬同志在会上调侃似地称钟先生为“稀有金属”。我当场写了一首《酵母赞》，赠钟老：“说您是‘稀有金属’／可提炼您的矿石／却处处有／虽则人常说／物以稀为贵／我还是赞美您／金贵在不是稀有／而是一团酵母！”钟老看了，点点头，笑了笑，说：“酵母？酵母！好，好……谢谢你的夸奖。”那一次，我受到了民俗文化研究的洗礼和心灵震撼。
年会开罢不久，贾芝先生为寻觅冯玉祥将军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壮烈牺牲而题刻的诗碑，专程由北京来到骊山脚下，约我相见，畅谈鼓励。1983年10月18日，他在给我的信里说：“你对骊山熟悉，又有志于骊山的学术研究，我以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希望能做出好文章。临潼一带的民间传说，你能花些时间记录，这也是很有特色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发表过几篇有关新闻学与民俗学相交叉的探讨性论文。1996年春节，恩师何微教授由外地讲学返陕，高瞻远瞩地对我说：“你将进步价值取向作为法制新闻的报道原则、返璞归真作为政务新闻的报道原则，将寻根问祖作为一种报道方式，是个创见。有些课题，可以突破学科界域，再往深层耕耘。”
21世纪之初的6年，我先后在西安几所大学讲授应用新闻学课程。执教鞭期间，我根据新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的放矢地从新闻学与民俗学交叉方向编写讲稿，而将学校发到学生手里的教科书，作为其主要课外读物。这本书的不少章节与段落，即取自我执教应用新闻学的讲稿。
刘婷在国内做报纸采编实务及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即在新闻文本与课题研究中注入新闻与民俗相交叉的元素。2003年，她回国做学术访问时，就创立新闻民俗学的主旨与框架，同我反复讨论，相约分头收集中外文本，先写一篇短文发表，投石问路。她认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倾向于在开放中继承中华文明传统，新闻事业急需新闻学与民俗学交融的理论，新闻民俗学存在应运而生的条件。在薛耀晗总编辑和王宗义编辑的关心下，《试说创立新闻民俗学的迫切性》一文得以登载于《报刊之友》2003年第4期。
这篇短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与传播》杂志收入编目索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部、当代中华优秀儿女系列丛书编委会还将该文收入《21世纪理论与发展优秀论坛精典》一书，并评价其“层次清楚，论述厚实，具有一定的交流和指导价值。”北京的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也将之收入学术论文集。还有一些学者著文响应，如张斌的《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考察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构建》（《今传媒》2007年第6期）。
经何微先生引荐，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1988年1月8日，甘老在信里指点说：“你身负重任，西安又是旅游重地，如何宣扬中国文化传统，此事艰巨。我建议你研究中国历史，尤其与西安有关的历史，写出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并且条件成熟时，写出纵论古今的研究著作来。中国记者长期未放开手脚，谨小慎微，生怕得‘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祝你获得成功！”
1999年4月6日何微先生辞世，甘惜分教授因故来不及到西安参加葬礼。2001年6月，他专程由京来陕寄哀，顺便讲学。我曾往西北政法大学听他做学术讲演。先生在下榻的宾馆现场题词多幅，分赠我和刘婷，鼓励我们踏踏实实做人、做学问：“留心身前身后诸事，敢写浪起浪落奇文。”
2004年夏，我去函请他为《新闻民俗学》题签书名。甘先生在当年9月3日的复函里认真、慎重地劝诫：“这些书的内容，千万在科学上反复衡量其价值。一书既出，驷马谁追，褒贬揶揄，难以逆料，千万慎重。”我将《试说创立新闻民俗学的迫切性》一文附信呈送后，甘先生于当年 9月18日寄来书名题签，预祝成功。先生以90岁高龄捉笔为这本《新闻民俗学》题写书名，并多次寄函对全书的学术水准表示关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勉励。
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势里，先贤前辈、恩师、学友、文友、新闻界同仁、父老乡亲与民间歌手撑腰打气，给了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探索新闻民俗学的勇气。其中，最鼓舞人心的，乃霍松林教授亲书赠诗：“劫后神州致富饶，官场忽涌拜金潮。宜张正气消民怨，更扫歪风靖国妖；岂有廉泉容腐恶，应无健隼畏鸱枭。莫嗟四化前程远，破浪扬帆赖俊髦。”
我们在撰写《新闻民俗学》时，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也用了逻辑推理、理论诠释的方法，但没有求全，也无法求全，倾向于学科范畴和每一个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提出，都力求靠近实际。靠近实际，又要力求把学术理论问题说得明白点儿，颇费周折与时日。
2003年之后，刘婷在堪培拉校园里，隔三岔五地打电话同我交流新闻民俗学的学术框架和章节目录。2005年，她第二次回国做学术调研期间，同我一起修订了《新闻民俗学》的章节纲目。我先将一部分手写初稿打印，交刘婷漂洋过海带到澳洲修改、润色，然后，照既定纲目分头撰写相应章节。新闻民俗学是研究大众传媒对富有新闻价值的地域的民族习俗事象报道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 围绕这一学科命题，全书分为3编20章90节，共80多万字。其中第一编导论4章，涉及建构新闻民俗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民俗新闻与新闻民俗学的范畴界定，民俗新闻题材、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分类；第二编7章，阐述贯彻进步价值取向、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返璞归真、突出个性与精华、差异化、移风易俗等民俗新闻的报道原则；第三编9章，阐述采风、两项对立相依、故事讲述、类的样本、寻根揭秘等民俗新闻的报道方式。由刘婷执笔撰写1、2、3、7、9、13、15、16、18诸章，卜元执笔撰写4、5、6、8、10、11、12、14、17、19、20诸章，双方通过网络“天马行空”似地将书稿来来回回传递了数个春夏秋冬。2008年6月底，刘婷专程回国与我将《新闻民俗学》逐章逐节讨论一遍，算是基本脱稿。
浙江大学的桑义燐教授抱病审阅了本书第一编和目录，并在西安与我长谈，指点迷津。中国“秦汉史”专家、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学理兄亲临陋室，手把手教我使用汉王笔，勉励我奋力笔耕。曾任《人文杂志》总编辑的陕西社会科学院李三槐编审，不辞辛劳地对本书初审、校改，提出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学术建议。作家、《陕西日报》高级记者杨玉坤兄为本书题词：“世界首部，民族特色。今古交融，中西合璧。新闻民俗，知行同一。雅俗共赏，开卷有益。”笔者受之有愧，诚惶诚恐。陕西日报社社长杜耀峰教授、骊山微电子公司武文琦教授对本书的撰写与印行一直表示关切，作家吉春终审全书，“齐鲁作家文丛”丛书主编董少强审办出版事宜，在此一并感谢。
民族与地域风俗文化同新闻报道如影随形，难分难离。可是，新闻学与民俗学交融互动的学问，长时间来却无人问津。要建构新闻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反映民俗新闻在传播过程中的运作规律，显然是一桩重大而艰难的系统工程。既然社会急需，就得有人“压冷板凳”，做这方面的学问。最初的构建者可能仅是一颗为学科大道奠基铺路的石子儿，或夯打学科大厦基础的土块儿，都值得一试。抱着做一颗石子儿或土块儿的心态，我们尝试撰写《新闻民俗学》。笔者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在本课题上继续探索。诚如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讲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
（作者卜元系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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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犹如一张无穷无尽的大网，会将地球人类的生存状态“一网打尽”。民俗、民间文艺元素一旦跨入新闻实务与新闻学门槛，将为新闻学学术研究、也为民俗学学术研究，开辟一个全新而广阔的天地。
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从事民间文学采风与理论研究，并在1983年春出席第二届全国民间文艺学术年会。年会上，我亲耳聆听了堪称中国民俗学学术殿堂元老的钟敬文先生、贾芝先生精彩的发言。周扬同志在会上调侃似地称钟先生为“稀有金属”。我当场写了一首《酵母赞》，赠钟老：“说您是‘稀有金属’／可提炼您的矿石／却处处有／虽则人常说／物以稀为贵／我还是赞美您／金贵在不是稀有／而是一团酵母！”钟老看了，点点头，笑了笑，说：“酵母？酵母！好，好……谢谢你的夸奖。”那一次，我受到了民俗文化研究的洗礼和心灵震撼。
年会开罢不久，贾芝先生为寻觅冯玉祥将军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壮烈牺牲而题刻的诗碑，专程由北京来到骊山脚下，约我相见，畅谈鼓励。1983年10月18日，他在给我的信里说：“你对骊山熟悉，又有志于骊山的学术研究，我以为这是一个好题目，希望能做出好文章。临潼一带的民间传说，你能花些时间记录，这也是很有特色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发表过几篇有关新闻学与民俗学相交叉的探讨性论文。1996年春节，恩师何微教授由外地讲学返陕，高瞻远瞩地对我说：“你将进步价值取向作为法制新闻的报道原则、返璞归真作为政务新闻的报道原则，将寻根问祖作为一种报道方式，是个创见。有些课题，可以突破学科界域，再往深层耕耘。”
21世纪之初的6年，我先后在西安几所大学讲授应用新闻学课程。执教鞭期间，我根据新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的放矢地从新闻学与民俗学交叉方向编写讲稿，而将学校发到学生手里的教科书，作为其主要课外读物。这本书的不少章节与段落，即取自我执教应用新闻学的讲稿。
刘婷在国内做报纸采编实务及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即在新闻文本与课题研究中注入新闻与民俗相交叉的元素。2003年，她回国做学术访问时，就创立新闻民俗学的主旨与框架，同我反复讨论，相约分头收集中外文本，先写一篇短文发表，投石问路。她认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倾向于在开放中继承中华文明传统，新闻事业急需新闻学与民俗学交融的理论，新闻民俗学存在应运而生的条件。在薛耀晗总编辑和王宗义编辑的关心下，《试说创立新闻民俗学的迫切性》一文得以登载于《报刊之友》2003年第4期。
这篇短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与传播》杂志收入编目索引。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部、当代中华优秀儿女系列丛书编委会还将该文收入《21世纪理论与发展优秀论坛精典》一书，并评价其“层次清楚，论述厚实，具有一定的交流和指导价值。”北京的亚太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也将之收入学术论文集。还有一些学者著文响应，如张斌的《从文化人类学视野考察民俗新闻传播学的构建》（《今传媒》2007年第6期）。
经何微先生引荐，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教授。1988年1月8日，甘老在信里指点说：“你身负重任，西安又是旅游重地，如何宣扬中国文化传统，此事艰巨。我建议你研究中国历史，尤其与西安有关的历史，写出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并且条件成熟时，写出纵论古今的研究著作来。中国记者长期未放开手脚，谨小慎微，生怕得‘咎’。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祝你获得成功！”
1999年4月6日何微先生辞世，甘惜分教授因故来不及到西安参加葬礼。2001年6月，他专程由京来陕寄哀，顺便讲学。我曾往西北政法大学听他做学术讲演。先生在下榻的宾馆现场题词多幅，分赠我和刘婷，鼓励我们踏踏实实做人、做学问：“留心身前身后诸事，敢写浪起浪落奇文。”
2004年夏，我去函请他为《新闻民俗学》题签书名。甘先生在当年9月3日的复函里认真、慎重地劝诫：“这些书的内容，千万在科学上反复衡量其价值。一书既出，驷马谁追，褒贬揶揄，难以逆料，千万慎重。”我将《试说创立新闻民俗学的迫切性》一文附信呈送后，甘先生于当年 9月18日寄来书名题签，预祝成功。先生以90岁高龄捉笔为这本《新闻民俗学》题写书名，并多次寄函对全书的学术水准表示关心，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勉励。
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势里，先贤前辈、恩师、学友、文友、新闻界同仁、父老乡亲与民间歌手撑腰打气，给了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探索新闻民俗学的勇气。其中，最鼓舞人心的，乃霍松林教授亲书赠诗：“劫后神州致富饶，官场忽涌拜金潮。宜张正气消民怨，更扫歪风靖国妖；岂有廉泉容腐恶，应无健隼畏鸱枭。莫嗟四化前程远，破浪扬帆赖俊髦。”
我们在撰写《新闻民俗学》时，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也用了逻辑推理、理论诠释的方法，但没有求全，也无法求全，倾向于学科范畴和每一个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提出，都力求靠近实际。靠近实际，又要力求把学术理论问题说得明白点儿，颇费周折与时日。
2003年之后，刘婷在堪培拉校园里，隔三岔五地打电话同我交流新闻民俗学的学术框架和章节目录。2005年，她第二次回国做学术调研期间，同我一起修订了《新闻民俗学》的章节纲目。我先将一部分手写初稿打印，交刘婷漂洋过海带到澳洲修改、润色，然后，照既定纲目分头撰写相应章节。新闻民俗学是研究大众传媒对富有新闻价值的地域的民族习俗事象报道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 围绕这一学科命题，全书分为3编20章90节，共80多万字。其中第一编导论4章，涉及建构新闻民俗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民俗新闻与新闻民俗学的范畴界定，民俗新闻题材、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分类；第二编7章，阐述贯彻进步价值取向、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返璞归真、突出个性与精华、差异化、移风易俗等民俗新闻的报道原则；第三编9章，阐述采风、两项对立相依、故事讲述、类的样本、寻根揭秘等民俗新闻的报道方式。由刘婷执笔撰写1、2、3、7、9、13、15、16、18诸章，卜元执笔撰写4、5、6、8、10、11、12、14、17、19、20诸章，双方通过网络“天马行空”似地将书稿来来回回传递了数个春夏秋冬。2008年6月底，刘婷专程回国与我将《新闻民俗学》逐章逐节讨论一遍，算是基本脱稿。
浙江大学的桑义燐教授抱病审阅了本书第一编和目录，并在西安与我长谈，指点迷津。中国“秦汉史”专家、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学理兄亲临陋室，手把手教我使用汉王笔，勉励我奋力笔耕。曾任《人文杂志》总编辑的陕西社会科学院李三槐编审，不辞辛劳地对本书初审、校改，提出了不少弥足珍贵的学术建议。作家、《陕西日报》高级记者杨玉坤兄为本书题词：“世界首部，民族特色。今古交融，中西合璧。新闻民俗，知行同一。雅俗共赏，开卷有益。”笔者受之有愧，诚惶诚恐。陕西日报社社长杜耀峰教授、骊山微电子公司武文琦教授对本书的撰写与印行一直表示关切，作家吉春终审全书，“齐鲁作家文丛”丛书主编董少强审办出版事宜，在此一并感谢。
民族与地域风俗文化同新闻报道如影随形，难分难离。可是，新闻学与民俗学交融互动的学问，长时间来却无人问津。要建构新闻民俗学的学科体系，反映民俗新闻在传播过程中的运作规律，显然是一桩重大而艰难的系统工程。既然社会急需，就得有人“压冷板凳”，做这方面的学问。最初的构建者可能仅是一颗为学科大道奠基铺路的石子儿，或夯打学科大厦基础的土块儿，都值得一试。抱着做一颗石子儿或土块儿的心态，我们尝试撰写《新闻民俗学》。笔者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在本课题上继续探索。诚如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一文讲的：“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始终是在形成的过程，在报刊上永远也不会有终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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