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家系列之三：林茨

Juan J. Linz （胡安・林茨）
  写到我最喜欢的林茨了。这人是个话痨，回答问题时长篇大论，因此他的这篇访谈长度在全书15位学者中名列第二——第一位是他的好朋友兼合作者Alfred Stepan。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两人面对面坐着，嘴上唠着嗑，笔下生着风地就把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这样杰出的著作写了出来。
 林茨的成长经历十分复杂。他生于德国，长于西班牙，受系统的社科训练则是在美国，受Merton，Lazarsfeld和上次写到的达尔影响颇深。他还曾担任Lipset的研究助手。另外林茨对韦伯如此敬慕以至于他说：每当我开始对某个课题展开研究时，我都要翻翻韦伯的著作，看他曾说写过些什么。
 林茨学识渊博，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无一不通不精。下面，我要不厌其烦地摘引一些学生、朋友和同行对他的评价。Guillermo O’Donnell认为林茨关于韦伯和马克思的课程对他影响至深；Philippe Schmitter说林茨拥有百科全书一般的知识储备。“我记得我们俩曾在一家小饭馆聊了两个小时”，他说，“我现在还能找到那家饭馆——林茨当时谈论了他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概念。”Alfred Stepan回忆道，一天，我看到几个我很喜欢的同学跑着穿过校园。我问：“你们去哪儿？”他们说：“去上林茨的课！（To Linz!）” 我问：“谁是林茨？他教什么？”“一切！（Everything!）”于是我跟着他们去了。如果你上林茨的课，你就能了解每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每一个欧洲国家。David Laitin说，我读过林茨的全部著作。他这个人棒极了。他会在晚上11点给我打电话说：“我没时间给你写信谈你的研究，就趁现在来谈谈我的想法吧。”然后我们会聊上1个半小时。
 林茨通常是这样上课的。他先讲三个小时课（10－12点或11-1点），然后去吃午饭，学生们往往跟随在他身旁一同用餐，林茨便再讲两个多小时，多半于4点结束。一大群来自不同领域的学生——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应有尽有——再跑到附近的酒吧继续讨论。这套流程被誉为“Doing a Linz”。他谈到自己非常喜欢教学，指导博士论文是他工作中最重要和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在他指导的6、70篇博士论文中，近40篇得以出版成书，书中主题涵盖了30个国家。
 林茨对学生的要求。大量阅读，读得越多越好，而且切勿被自己的专业所束缚；多学几门语言；有意识地为把博士论文出版成一本重要的著作做准备。
 林茨通常是这样构思文章的。根据Stepan的回忆，他们把需要的书籍、杂志、手稿或调查数据摊在地上，以便随时查询。地上的书册太多了，常被他们踩得一片凌乱。这时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他们终于坐定在地图和数据中间，林茨偶尔会抬起头来微笑着说：你知道，他们付钱让我们干这个（You know, they pay us for doing this.）。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有点泪奔的冲动。
 林茨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写文章也是洋洋万言。如果编辑约他写一篇期刊文章，他动不动就写到80多页，杂志根本没法发表。他还一遍遍修改，力求完美无瑕，编辑得动用武力才能把稿子从他手里夺下来。
 林茨认为自己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系统定义了威权政体。他在谈到如何区分极权政体的特征ideologies（即拥有意识形态）和威权政体的特征mentalities（指领导人的心态想法）时说：意识形态的存在十分明显。在纳粹统治时期，你在结婚时会收到来自市议会的礼物：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但如果你到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寻找弗朗哥的著作就没那么容易了。没什么人读他的书，绝大多数书店也不卖。整个系统不再依靠意识形态来运作，这就是威权与极权的区别之一。
 “社会学家经常被人诟病为马后炮或无力解决问题”，林茨说，“的确，当一个西班牙政客问我，’如果平定巴斯克地区的混乱？下个月的选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的回答只能是我没有解决方案，也不会一夜之间出现奇迹解决问题。”接着，他机智地说，“可是当你从医生处获知自己得了绝症而医生无能为力时，你也不会去质疑医生啊。”
 林茨认为自己如果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或许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学者。“因为如今的期刊发表的文章大多篇幅有限，而我喜欢洋洋洒洒地写文章”，他说，“我在方法论上也过时了，够不上如今的标准；加之我的论文的描述性和历史性太强，现在的文章往往假设简单，议论精简。”好吧，让我们庆幸林茨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呱呱坠地，为后代学人树立了学者和教师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