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傅斯年和中国言论界

“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我们实在希望中国言论界能多几个‘傅孟真’，能这样，风气自然可以慢慢的改变过来。”
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55年后，我读了还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纪评论》周刊第七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开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宋子文初上台时，他曾寄予希望，还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以为他和孔祥熙不一样。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傅斯年无法容忍孔宋这些“侵蚀国家的势力”，他不愿看到政府的垮台，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须说出真话。他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进行批判，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
一个学者如此直截了当地抨击政府首脑，在中国是罕见的，一文既出，“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据那天的胡适日记，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耸动视听的标题。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他们批评时政，倡导民主，言论大胆，很快得到社会公认。何廉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发表，“不到半天时间，这一期《世纪评论》在上海市面上就见不到了。这并不是说《世纪评论》的发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从报贩手里全部收买去了。我立刻到《大公报》馆找到经理胡霖，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纪评论》给他看。我告诉他说这一期在市面上谁也买不到了，问他能否在《大公报》上发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将刊载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买一空”，《观察》称之为“颇有‘寓买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后，傅斯年在《世纪评论》第八期发表《宋子文的失败》一文，直言：“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去，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孔、宋）二人虽不睦，但祸国的事，却也‘萧规曹随’。”他列举事实指出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说到工商贷款，他痛心地说：“今天的工贷都成了商贷，而且都成了投机贷。……惟有权门、霸户、豪势、或与这些人有关系的，才能得到贷款。”“孔宋二氏这样一贯的做法，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储安平在2月16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惠交敝刊？” 3月1日，傅斯年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第三篇檄文《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权门资本出发，条分缕析，将当时中国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经济学家，不过是直言无讳，说出了很多经济学家不敢说的真相。这样的文章今天不大读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赘，多抄几段：
他指出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的国家资本被“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关于官僚资本，他一针见血地说：“于是乎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小官僚大官僚资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则由于鼠窃狗偷。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
权门资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国家资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护（因保护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资本。为所欲为，愈受愈大。用着一批又一批的‘机器’（这‘机器’在宋氏门下很多是些美国留学生，自以为了解所谓Sound Business的，极肤浅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战前广东银行经理，已经枪毙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长中。两家的作风并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我说到这里，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
“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由准许私人投股之国营，一下而入于中国银行，又由中国银行而姓了宋，这中间，也许有他的‘合法’手续，凡创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还有人说，孔比他好，这真是全无心肝之论，孔几乎把抗战弄跨，每次盟邦帮助，他总有妙用，并且成了他的续命汤。”
“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在位者要负责任的。……”
“……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这办法自须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压倒多数（如非一致）通过。”
他最后说：“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与编辑无涉，另有在《世纪评论》两文（一卷七期、八期）可与此文参看。”
同一期《观察》的“观察文摘”栏即摘载了他在《世纪评论》首发的另两文。储安平在《编辑后记》中说：“傅孟真先生一连写了三篇抨击孔宋豪门资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国，这不是傅斯年一个人孤立的声音，经济学家马寅初等硬骨头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大声疾呼，抨击豪门资本，陈云阁主持的重庆《世界日报》就发出过同样的声音，2月16日（即《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首发的第二天）刊出社评《罢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发出了罢免政府首脑的呼号——“总之从政治责任讲，宋氏自任行政院以来，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不是无政策便是乱干蛮干，以致措施乖方、贻害无穷。当前的金融风潮既已经威胁到整个国计民生，追究责任，宋氏万难脱逃。从政治纲纪讲，一国的行政院长，在客观事实上如已表现出凭借权势以操纵市场，扰乱金融，垄断工商，吞食国计的违法败纪行径，则除罢免其官职外，自可没收其财产，惩治其罪尤。我们本此正义的认识，敢代表全国最大多数善良人民，吁请政府最高当局，当机立断，迅采立法院与参政会的主张，立即罢免宋子文以谢国人。”
顺便说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庆《世界日报》还发表社评——“清算豪门的时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说出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从而成为感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个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惟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傅斯年说：“他的中国文化，请化学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见踪影的。”《何廉回忆录》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兼最高经济建设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要他将战后五年经济建设纲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过这份纲要后竟然说：‘但这是用中文写的。’他问我有没有英译本，我说没有，他要我为他译一份英文本”。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黄金风潮中被迫辞职下台，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尽管他的下台无损于豪门资本的毫末，他继续做他的“化国为私”的“宋营”事业。
莫道书生空议论，当年3月8日的《观察》通讯《宋子文下台前夕的南京》曾对“傅斯年在参政会和各刊物上抨击孔宋的怒吼”大为赞许。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何廉也说过，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辞职“是有很大关系的”。自早年求学北大时创办《新潮》、领导五四学生运动以来，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无意追逐权位，虽然并不是没有机会入阁，但他始终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他曾写信给亦师亦友的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8]
好一个“永远在野”，这是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他所梦想的不再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再是为“帝者师”，他寻求的不是权力，而是监督和制约权力，做社会的良知。诚如当年那位读者写给《观察》编者的信中所言，一个傅斯年站出来也许没有什么，倘若有无数个傅斯年挺身而出，就会形成一个独立的、有力量的言论界，使权势集团懂得有所忌惮。
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难怪终其一生他只愿担任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议政而不从政。他知道，知识分子一旦离开现代的大学、报馆、出版和研究机构这些新型的职业位置，将会一钱不值，成为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对象。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20世纪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过几千年历史的迷雾，他发现“以暴易暴，没有丝毫长进”，所以坚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学生领袖而学者、而大学校长，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五四一代优秀分子的群体选择。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后来都沐浴过欧风美雨，饱受西方文明的滋润，同时对自己苦难的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他们大部分走的是学术之路，但他们并不是枯守书斋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者，而是有着坚定的道德理想担当，有着知识分子天然的社会责任感。在五四以后的30年间，在大时代起伏不定的波涛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1947年的言论界，傅斯年无疑是个执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张纯明他们的《世纪评论》周刊不改动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报》无所顾忌地发表他的文章，如果没有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一口气刊载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论再大胆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响社会。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发表马寅初《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文汇报》，如重庆《世界日报》等，正是他们共同构成了1947年中国的言论界，他们是那个黑暗岁月中的一道道闪电，他们书写了民族言论史上一个有声有色的章节。时光流逝，我们愈加怀念那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报刊，怀念那个早已消失了的言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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