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文的北京银矿
“这是1985年到2005年间属于北京的《清明上河图》。”一位中年男士高声说道。
2013年12月29日,在草场地艺术东区一个小型的摄影交流会上,约有40多人冒着严寒前来,连州国际摄影节年度大奖和年度策展人大奖的获得者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打算在这儿和大家交流他的艺术项目《北京银矿》——他从北五环外的一个废品收购站,购买本来被当做硝酸银垃圾的彩色底片,60万张之巨的底片垃圾,带着他发掘了普通北京人从拥有彩色胶卷到数码时代到来的20年间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的法国人苏文,第一次全程用中文与大家交流了三个多小时。在座的几乎都是摄影圈内人,壁炉内炭火熊熊,大家谈兴很浓,大部分人都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赞赏——《清明上河图》是什么?是可以传世的市民生活全景图卷。
也有人道出了圈内人的一点点遗憾——蜂鸟网的影像频道主编王江说:“我刚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想这个事儿让外国人做可惜了,可后来我想,这个项目真得外国人做,他得有一点距离感才能做出这个来。”
最普通、最无聊的照片是最有意义的
2009年,苏文第一次见到在北五环外一个废品回收站工作的小马之前,几乎全北京所有的废弃底片都会和X光片、光盘等含硝酸银的垃圾一起,倒入一池制银酸。回收垃圾也是分门类的,有人负责处理啤酒瓶盖,有人负责处理塑料,小马专门处理含硝酸银的垃圾,制银酸让图像从底片上褪去,最后凝结成像水泥石块一样的珍贵的银。
苏文被这样一个小小的银矿震惊了,他更为消失的图像感到可惜。经过协商,他以28元一公斤的价格,从小马手中买入这些废弃底片——这比制银划算,毕竟,海量的底片才能产出一点点银,苏文能从小马脸上看到那点隐藏的得意:“他觉得,我真的骗了这个外国人,买垃圾能买这么贵的。”
但这是一个双赢,苏文也觉得他骗过了小马,“这些用米袋装的成千上万张发霉发臭的、布满灰尘、被划损弄皱的底片,引领我走进一个充满了各种含意的视觉世界”,苏文在《北京银矿》的作品阐释中这样写道。
苏文把他买来的胶卷带回自己的工作室,透过一个大灯箱仔细浏览,然后将有意思的底片拿去扫描。
他的确料想过,从这些照片中,发现一些“很奇怪的、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是“我可能不应该看见的东西”,比如,一个裸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照片惊人地普通、无聊,普通和无聊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拥有这样的照片。
在彩色相机在中国开始普及,到数码相机取而代之的20年里,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初尝摄影滋味,他们用相机对准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拍摄家庭聚会、外出旅游、孩子出生、恋人相爱等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瞬间。
这些照片惊人的相似,“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都笔直地站在图像中间,直盯着镜头。在中国,拍照始终是一个仪式,它总是涉及摆姿势和绝对的顺从”。人们喜欢拍摄刚刚出生的孩子在秤上的照片;喜欢和奇形怪状的雕塑合影;喜欢去天安门、颐和园拍很多张照片;喜欢把双胞胎孩子打扮得一模一样,放在绝对对称的背景下拍照;在卢浮宫和名画拍照的时候,总会开一个闪光灯,在名画上留下过度曝光产生的白点……
苏文反复地观看这些照片至少五遍,他觉得这些照片是“朴实并且令人喜爱的”,而另一条线索隐隐浮现,六十万之巨的照片规模,让他发现了这个城市的集体回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里,普通人经历物质生活的飞升,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的家庭开始购入现代电器,人们喜欢和新购买的电视机或者冰箱合影,这些图像的构成往往是——按苏文的话说——“一个冰箱和一个美女”。
他也发现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痕迹,“在最早看照片的那两年,一看到人们家里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就不高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照片,我不想看到任何跟西方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我发现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我突然发现,太巧了,我有无数张包含玛丽莲·梦露海报的照片,这不是跟海报有关系,这跟对西方开放有关系”。
当然还有麦当劳来到中国后,纷纷和笑嘻嘻的麦当劳叔叔合影的普通人;以及国人开始出国旅游后,最先去到东南亚的新马泰,“几乎大家都会和人妖合影”。
“通过这些无名的中国百姓纪念照,我们真实地见证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苏文总结道。
中国好?还是中国坏?
苏文给所有的照片归档、编号,他挑选出一部分照片,开始做展览。展出的照片不多,他会挑选他觉得最有代表性的100多张展出。他把这些照片分类处理,但是按原样保有这些“垃圾”的霉点、划痕、破损,不加任何修饰。
他有一些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比如有一对情侣站在自行车前,双手搭在对方肩上甜蜜对视的照片,当这张照片被以比较大的尺寸打印出来时,苏文看到,在图像的正中央,是自行车品牌的英文单词——Forever(永久牌),他喜欢由此带来的关于爱情长久的寓意。
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外出旅游的三口之家在“八仙过海”的景点合影,照片下方,有一个简陋的干冰机,喷出白色的烟雾,干冰机上标着俩字儿——“仙气”。照片左下角的招牌上清楚地写着:“每片收费一元,仙气收费一元。”看来,这家人当时花了两元照相。
在连州国际摄影节的展厅,苏文把“一个美女与一个冰箱”的照片打印成冰箱大小的尺寸,并且在连州旧货市场买到了老式的浅绿色冰箱,将照片贴在冰箱上;他放大了这张“有仙气”的照片,并且自己也做了一个和照片中一模一样的仙气装置,参观展览的观众纷纷在那儿合影。
这些照片的幽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和中国人交流,还是在国外做展览,人们总是会发出阵阵笑声。
“啊,我也有这样的照片!”中国人会这样说,透过这种重新审视,不少人会联想起自己拍出类似照片时的一点点荒诞。恰恰是这种集体记忆吸引了苏文,他从不试图去了解照片中某一个人的故事——即使他有过机会去找到照片中的人,他甚至不会使用一个人的第二张照片。“我一去找,这就变成小小的私人故事的积累,项目的力量就不存在了。”
外国人的反应也挺有趣,2014年《北京银矿》的第一次展览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不少当地人跟苏文说:“我并没有想到中国人能享受生活,中国人能那么幽默,中国人能那么放松。”照片中的中国人,在聚会上玩闹,戴一个假面具或者画一个大花脸,他们去海边游泳,或者惬意地半躺在花丛前,他们经历生老病死,就像每个国家的人一样。
苏文避免谈及自己对于中国的看法,“我觉得许多人透过摄影看中国的角度特别极端,老让我不太舒服,要么特别地爱,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早上五点练太极拳,书法,黄山;还有一部分人特别讨厌中国,一说中国就说西藏、艾未未、污染”。
在香港展出《北京银矿》时,有人抓住他问:“你做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说中国好,还是中国坏?”苏文回答说:“没有什么中国好中国坏,这就是20年的中国,为什么非得评价?”
“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人也多”
“你愿意描述一下你眼中的北京吗?”
“我不玩儿这种游戏。”
“那你最喜欢北京的什么呢?”
“这个游戏我也不玩。”
苏文并不愿意近乎矫情地评价他如今生活的地方。他说在他小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去一个远离法国的地方,可以是中国,可以是美国,可以是印度……他没有对中国做一个预设,他只是来了再说。
他曾经在13岁到17岁时学过一些中文,“我小时候写法文很乱,我13岁的时候,有一个中文老师,他说写中文就像画画一样。我觉得我写法文这么差,也许可以学中文,一个礼拜学一小时,过了四年,会说‘你好’‘吃饱了’‘再见’”。
1999年,苏文17岁,他有一个机会来北京,在一个中国朋友家待了两周,“离巴黎很远,觉得很好,不断抽烟,不断喝酒”。
2002年,他来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过了四年拿到毕业证,“让我妈放了心”,然后就留在了中国。
毕业后,苏文去连州摄影节给一个策展人担任助理,在这过程中,他又认识了很多摄影界人士,他开始为英国Archive of Modern Conflict (现代冲突档案馆) 汇编影像资料,并持续不懈地收藏着中国影像,这其中既有当代摄影,也有早期出版品和民间影像。
他从旧货市场、熟人网络、网站收集各式各样的照片、摄影书、海报,在他的工作室,各种各样的老照片满满当当又井井有条,他还做了一些非常精美的手工书,他不喜欢市面上售卖的一页印一张照片的图书,“那种书普普通通的”。
他在不断地收集、观看,当他发现北五环外那些废弃的底片时,他意识到这些东西跟以前见过的东西不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到底怎么用它们,我不太清楚,收藏的初衷是为了好玩,今天继续收藏还是为了好玩,这些照片很幽默”。
他不觉得他非要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以及北京的强烈的爱,“我住在北京,我在这结婚,我在这有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感兴趣”。
那么政治观点呢?“在《北京银矿》这个项目是没有的,而且我个人的政治观点不重要,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有政治观点吧,我决定做这个展览,不要对中国的任何政治观点,这样就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点新鲜,对吗?”
如果一定说这些照片中有一些什么选择规则,那苏文认为那是对人的尊重,“我要是想开人的玩笑,我可以用一个坏的角度,去选择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
眼下,他的资料库吸引了许多人,动画导演雷磊和他合作,做了一个名为《照片回收》的动画,在不少国际动画节上展出及拿奖;一个法国城市规划师,则对照片中城市景观的变化感兴趣,请苏文找到照片原拍摄地拍摄一段当下的录像与照片对比……这60万张照片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矿藏,“我自己关注的就那么几个角度,只有我去探索的话就很遗憾”。
苏文会一直待在中国吗?他说不一定。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他和东方摄影师马克·吕布的儿子是好朋友,他总是去小伙伴家里玩儿,看着马克·吕布照片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他想,“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人也多”。如今,他待在中国,想到晚餐和朋友约好去吃羊蝎子,他说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满脑子都是羊蝎子。
彩色底片越来越少了,苏文相信,6个月之内,他就收集不到它们了。他去废品回收站找小马的时候,小马想涨点价,他就说,除了我,谁还会买他们。小马就只好按着原价,28元一公斤卖给他。
他有时候向小马炫耀,我在国外做了展览哦,我新出了一本书你要看吗,小马不感兴趣,总是回答一句:“哦,是吗?”小马把自己收到的黑白照片当宝贝,那些照片大多拍摄于“文革”时期,小马相信这些有历史事件的黑白照片,比苏文收集的那些普通人拍摄的普通生活照更有历史价值、更值钱。
小马不知道,《北京银矿》就是历史。
2013年12月29日,在草场地艺术东区一个小型的摄影交流会上,约有40多人冒着严寒前来,连州国际摄影节年度大奖和年度策展人大奖的获得者托马斯·苏文(Thomas Sauvin)打算在这儿和大家交流他的艺术项目《北京银矿》——他从北五环外的一个废品收购站,购买本来被当做硝酸银垃圾的彩色底片,60万张之巨的底片垃圾,带着他发掘了普通北京人从拥有彩色胶卷到数码时代到来的20年间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生活了十来年的法国人苏文,第一次全程用中文与大家交流了三个多小时。在座的几乎都是摄影圈内人,壁炉内炭火熊熊,大家谈兴很浓,大部分人都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赞赏——《清明上河图》是什么?是可以传世的市民生活全景图卷。
也有人道出了圈内人的一点点遗憾——蜂鸟网的影像频道主编王江说:“我刚知道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想这个事儿让外国人做可惜了,可后来我想,这个项目真得外国人做,他得有一点距离感才能做出这个来。”
最普通、最无聊的照片是最有意义的
2009年,苏文第一次见到在北五环外一个废品回收站工作的小马之前,几乎全北京所有的废弃底片都会和X光片、光盘等含硝酸银的垃圾一起,倒入一池制银酸。回收垃圾也是分门类的,有人负责处理啤酒瓶盖,有人负责处理塑料,小马专门处理含硝酸银的垃圾,制银酸让图像从底片上褪去,最后凝结成像水泥石块一样的珍贵的银。
苏文被这样一个小小的银矿震惊了,他更为消失的图像感到可惜。经过协商,他以28元一公斤的价格,从小马手中买入这些废弃底片——这比制银划算,毕竟,海量的底片才能产出一点点银,苏文能从小马脸上看到那点隐藏的得意:“他觉得,我真的骗了这个外国人,买垃圾能买这么贵的。”
但这是一个双赢,苏文也觉得他骗过了小马,“这些用米袋装的成千上万张发霉发臭的、布满灰尘、被划损弄皱的底片,引领我走进一个充满了各种含意的视觉世界”,苏文在《北京银矿》的作品阐释中这样写道。
苏文把他买来的胶卷带回自己的工作室,透过一个大灯箱仔细浏览,然后将有意思的底片拿去扫描。
他的确料想过,从这些照片中,发现一些“很奇怪的、意想不到的东西”,甚至是“我可能不应该看见的东西”,比如,一个裸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照片惊人地普通、无聊,普通和无聊到任何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拥有这样的照片。
在彩色相机在中国开始普及,到数码相机取而代之的20年里,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初尝摄影滋味,他们用相机对准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拍摄家庭聚会、外出旅游、孩子出生、恋人相爱等他们认为值得记录的瞬间。
这些照片惊人的相似,“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都笔直地站在图像中间,直盯着镜头。在中国,拍照始终是一个仪式,它总是涉及摆姿势和绝对的顺从”。人们喜欢拍摄刚刚出生的孩子在秤上的照片;喜欢和奇形怪状的雕塑合影;喜欢去天安门、颐和园拍很多张照片;喜欢把双胞胎孩子打扮得一模一样,放在绝对对称的背景下拍照;在卢浮宫和名画拍照的时候,总会开一个闪光灯,在名画上留下过度曝光产生的白点……
苏文反复地观看这些照片至少五遍,他觉得这些照片是“朴实并且令人喜爱的”,而另一条线索隐隐浮现,六十万之巨的照片规模,让他发现了这个城市的集体回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里,普通人经历物质生活的飞升,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京的家庭开始购入现代电器,人们喜欢和新购买的电视机或者冰箱合影,这些图像的构成往往是——按苏文的话说——“一个冰箱和一个美女”。
他也发现了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痕迹,“在最早看照片的那两年,一看到人们家里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就不高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照片,我不想看到任何跟西方有关系的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我发现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事情,我突然发现,太巧了,我有无数张包含玛丽莲·梦露海报的照片,这不是跟海报有关系,这跟对西方开放有关系”。
当然还有麦当劳来到中国后,纷纷和笑嘻嘻的麦当劳叔叔合影的普通人;以及国人开始出国旅游后,最先去到东南亚的新马泰,“几乎大家都会和人妖合影”。
“通过这些无名的中国百姓纪念照,我们真实地见证了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苏文总结道。
中国好?还是中国坏?
苏文给所有的照片归档、编号,他挑选出一部分照片,开始做展览。展出的照片不多,他会挑选他觉得最有代表性的100多张展出。他把这些照片分类处理,但是按原样保有这些“垃圾”的霉点、划痕、破损,不加任何修饰。
他有一些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比如有一对情侣站在自行车前,双手搭在对方肩上甜蜜对视的照片,当这张照片被以比较大的尺寸打印出来时,苏文看到,在图像的正中央,是自行车品牌的英文单词——Forever(永久牌),他喜欢由此带来的关于爱情长久的寓意。
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外出旅游的三口之家在“八仙过海”的景点合影,照片下方,有一个简陋的干冰机,喷出白色的烟雾,干冰机上标着俩字儿——“仙气”。照片左下角的招牌上清楚地写着:“每片收费一元,仙气收费一元。”看来,这家人当时花了两元照相。
在连州国际摄影节的展厅,苏文把“一个美女与一个冰箱”的照片打印成冰箱大小的尺寸,并且在连州旧货市场买到了老式的浅绿色冰箱,将照片贴在冰箱上;他放大了这张“有仙气”的照片,并且自己也做了一个和照片中一模一样的仙气装置,参观展览的观众纷纷在那儿合影。
这些照片的幽默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和中国人交流,还是在国外做展览,人们总是会发出阵阵笑声。
“啊,我也有这样的照片!”中国人会这样说,透过这种重新审视,不少人会联想起自己拍出类似照片时的一点点荒诞。恰恰是这种集体记忆吸引了苏文,他从不试图去了解照片中某一个人的故事——即使他有过机会去找到照片中的人,他甚至不会使用一个人的第二张照片。“我一去找,这就变成小小的私人故事的积累,项目的力量就不存在了。”
外国人的反应也挺有趣,2014年《北京银矿》的第一次展览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不少当地人跟苏文说:“我并没有想到中国人能享受生活,中国人能那么幽默,中国人能那么放松。”照片中的中国人,在聚会上玩闹,戴一个假面具或者画一个大花脸,他们去海边游泳,或者惬意地半躺在花丛前,他们经历生老病死,就像每个国家的人一样。
苏文避免谈及自己对于中国的看法,“我觉得许多人透过摄影看中国的角度特别极端,老让我不太舒服,要么特别地爱,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早上五点练太极拳,书法,黄山;还有一部分人特别讨厌中国,一说中国就说西藏、艾未未、污染”。
在香港展出《北京银矿》时,有人抓住他问:“你做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要说中国好,还是中国坏?”苏文回答说:“没有什么中国好中国坏,这就是20年的中国,为什么非得评价?”
“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人也多”
“你愿意描述一下你眼中的北京吗?”
“我不玩儿这种游戏。”
“那你最喜欢北京的什么呢?”
“这个游戏我也不玩。”
苏文并不愿意近乎矫情地评价他如今生活的地方。他说在他小的时候,非常希望能去一个远离法国的地方,可以是中国,可以是美国,可以是印度……他没有对中国做一个预设,他只是来了再说。
他曾经在13岁到17岁时学过一些中文,“我小时候写法文很乱,我13岁的时候,有一个中文老师,他说写中文就像画画一样。我觉得我写法文这么差,也许可以学中文,一个礼拜学一小时,过了四年,会说‘你好’‘吃饱了’‘再见’”。
1999年,苏文17岁,他有一个机会来北京,在一个中国朋友家待了两周,“离巴黎很远,觉得很好,不断抽烟,不断喝酒”。
2002年,他来北京对外贸易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过了四年拿到毕业证,“让我妈放了心”,然后就留在了中国。
毕业后,苏文去连州摄影节给一个策展人担任助理,在这过程中,他又认识了很多摄影界人士,他开始为英国Archive of Modern Conflict (现代冲突档案馆) 汇编影像资料,并持续不懈地收藏着中国影像,这其中既有当代摄影,也有早期出版品和民间影像。
他从旧货市场、熟人网络、网站收集各式各样的照片、摄影书、海报,在他的工作室,各种各样的老照片满满当当又井井有条,他还做了一些非常精美的手工书,他不喜欢市面上售卖的一页印一张照片的图书,“那种书普普通通的”。
他在不断地收集、观看,当他发现北五环外那些废弃的底片时,他意识到这些东西跟以前见过的东西不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到底怎么用它们,我不太清楚,收藏的初衷是为了好玩,今天继续收藏还是为了好玩,这些照片很幽默”。
他不觉得他非要表达自己对于中国以及北京的强烈的爱,“我住在北京,我在这结婚,我在这有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感兴趣”。
那么政治观点呢?“在《北京银矿》这个项目是没有的,而且我个人的政治观点不重要,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有政治观点吧,我决定做这个展览,不要对中国的任何政治观点,这样就跟别人不一样,有一点新鲜,对吗?”
如果一定说这些照片中有一些什么选择规则,那苏文认为那是对人的尊重,“我要是想开人的玩笑,我可以用一个坏的角度,去选择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
眼下,他的资料库吸引了许多人,动画导演雷磊和他合作,做了一个名为《照片回收》的动画,在不少国际动画节上展出及拿奖;一个法国城市规划师,则对照片中城市景观的变化感兴趣,请苏文找到照片原拍摄地拍摄一段当下的录像与照片对比……这60万张照片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矿藏,“我自己关注的就那么几个角度,只有我去探索的话就很遗憾”。
苏文会一直待在中国吗?他说不一定。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他和东方摄影师马克·吕布的儿子是好朋友,他总是去小伙伴家里玩儿,看着马克·吕布照片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他想,“这个地方真的挺大的,人也多”。如今,他待在中国,想到晚餐和朋友约好去吃羊蝎子,他说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满脑子都是羊蝎子。
彩色底片越来越少了,苏文相信,6个月之内,他就收集不到它们了。他去废品回收站找小马的时候,小马想涨点价,他就说,除了我,谁还会买他们。小马就只好按着原价,28元一公斤卖给他。
他有时候向小马炫耀,我在国外做了展览哦,我新出了一本书你要看吗,小马不感兴趣,总是回答一句:“哦,是吗?”小马把自己收到的黑白照片当宝贝,那些照片大多拍摄于“文革”时期,小马相信这些有历史事件的黑白照片,比苏文收集的那些普通人拍摄的普通生活照更有历史价值、更值钱。
小马不知道,《北京银矿》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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