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第2部分（注释略、更新中）
（一）如何解读？
“enigmatic”既可译为“不可思议”，也可译为“令人费解”。波兰尼之所以“令人费解”，当然是因为《大转型》，因此，要理解波兰尼，关键取决于对《大转型》文本的解读。“令人费解”不是“不能理解”，更不是“不可理喻”，而是因为“遮蔽”（Coverage），所以需要“解蔽”（Uncoverage）。那么，何来“遮蔽”？又当如何“解蔽”? 本文认为，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一书中正式提出的“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对此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与传统的认为知识具有完全客观性的科学观不同，迈克尔•波兰尼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相对的，是具有或然性的，是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活动的，而知识又分两类：一类是那些“通常被说成是知识的东西”，但这些知识只是“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一类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即“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在波兰尼看来，“意会知识”作为一种“个人知识”，是逻辑在先的，对每个主体的认识实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认识人的认识实践，首先要把握这样一种“意会认知”，这又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焦点意知”（Focal Awareness），一个是“支援意知”（Subsidiary Awareness）。
可以用骑自行车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以及“意会认知”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骑车——尤其是刚学骑车——的时候，“眼睛要向前看”，也就是注意力要集中在前方，骑车者对前方路况的观察就称之为“焦点意知”，当然，在眼睛关注前方的同时也要用手以及整个身体控制车把、踏板使“人－车”保持平衡，但这种“意知”只是附带的、隐性的、起辅助作用的，称为“支援意知”。任何一个会骑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刚学车的时候往往很难把注意力从车把移动到前方，其结果必然就是摔倒。为什么呢？难道骑车不就是通过车把、踏板使“人－车”保持平衡吗？波兰尼认为，原因就在于“当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带意知的东西时，它就失去了‘附带的’意义。”（波兰尼，2000/1958）在波兰尼的著作里有大量的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首先，“焦点意知”与“支援意知”是不可能同时被感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什么“意会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进而理解为什么“我们知道的比说出的多”；其次，“焦点意知”与“支援意知”又是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统一于主体行动的，而一旦脱离了这个作为整体的“意会认知结构”，那么“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便都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最后，在这样一个统摄系统之中始终存在一种紧张（Tension），这种紧张不仅是整个意会认知系统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紧张规定了整个系统，例如骑车时“人－车－路”共同构成的动态紧张状态既规定了“眼睛向前看”，又规定了人的身体各部位的“隐性支持机制”。
更重要的是，“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之间是可以通过“直觉引导的想象力”相互转化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创造性行为成为可能。《创造性的想象力》（Creative Imagination，1966）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与以往那种否定想象力和直觉是科学探索的理性方法的观点不同，迈克尔•波兰尼认为，大量创造性的科学发现往往来源于对原本是作为“支援意知”而没有被感知的“线索”暗中加以整合为理解整体的“焦点意知”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自发”的直觉与“蓄意”的想象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个发现都是通过两种活动获得的：一种是蓄意的，另一种是自发的，自发的活动是通过我们有意的努力而引起的。有意的思维推进是想象力的聚焦活动，而自发的活动则做出回应，发现由此获得”，“如此创造力所拥有的荣誉一方面应归功于想象力，它使得直觉去关注某个可行的目标；另一方面应归功于直觉，直觉根据目标进行揭示活动，使我们获得探究活动所需要的发现。直觉告知想象力某些信息，反过来想象力释放了直觉的力量”。（2006/1966：295-296）在波兰尼看来，创造性的科学发现是通过“直觉引导想象力”对原有意会认知结构中的“紧张”的释放，进而实现对意会认知结构的重新“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性紧张”（Creative Tension）得到释放的过程。
迈克尔•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对于解读《大转型》具有双重的意义。
首先，在解读《大转型》时应当关注那些卡尔•波兰尼“知道”却未“言传”的东西。作为一部20世纪“令人费解”却又“无法回避”的经济史专著，可以假设《大转型》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一假设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那么，它的“创造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这一判断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之前的英国上层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老生常谈”。是宣称“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这无疑是波兰尼与《大转型》引起世人尤其是当下的世人关注的“焦点”，但姑且不论这究竟是不是波兰尼的“发现”，难道整本《大转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之上的？令人怀疑。最后，是对“自我保护的社会”的发现与呼吁？这似乎的确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然而，究竟什么是“自我保护的社会”？其合理性来自哪里？来自“嵌入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汪晖的解读又怎会让人产生一种波兰尼被“淹没”的印象？
或许可以这样说，上述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卡尔•波兰尼的“焦点意知”，都是他运用“直觉引导想象力”对“创造性紧张”的释放，那么，真正的问题是，这样一种释放的“支援背景”是什么？引发这样一种释放的“创造性紧张”又是什么？它又来自哪里？
其次，解读《大转型》本身就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迈克尔•波兰尼在《科学与实在》（Science ad Reality，1967）讨论理论预示能力时曾强调“一个理论尚未确定的意义”：“那些意义可能要在很久以后通过科学家的想象才会被揭示出来”（2006/1997：268）。《大转型》的理论预示能力一直是“回到波兰尼”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果没有这种“尚未确定的意义”也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论了。问题是，如何“想象”呢？
或许可以把卡尔•波兰尼“想象”为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他目视前方，关注着他所在的时代。他看到了，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从英国到美国，从“一战”到革命的短暂的风起云涌，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到希特勒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他对时代有着超凡的敏感，或者说“蓄意”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又受到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与知识分子的直觉的引导，于是，种种之前未被觉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线索”被他这种“直觉引导的想象力”加以整合而最终到了“终点站”：作为文本展现给世人的《大转型》。这幅图景里少了什么？
。。。。。。
“enigmatic”既可译为“不可思议”，也可译为“令人费解”。波兰尼之所以“令人费解”，当然是因为《大转型》，因此，要理解波兰尼，关键取决于对《大转型》文本的解读。“令人费解”不是“不能理解”，更不是“不可理喻”，而是因为“遮蔽”（Coverage），所以需要“解蔽”（Uncoverage）。那么，何来“遮蔽”？又当如何“解蔽”? 本文认为，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一书中正式提出的“意会认知”（Tacit Knowing）理论对此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与传统的认为知识具有完全客观性的科学观不同，迈克尔•波兰尼认为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相对的，是具有或然性的，是离不开认识主体的活动的，而知识又分两类：一类是那些“通常被说成是知识的东西”，但这些知识只是“言传知识”（Explicit Knowledge），一类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即“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在波兰尼看来，“意会知识”作为一种“个人知识”，是逻辑在先的，对每个主体的认识实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认识人的认识实践，首先要把握这样一种“意会认知”，这又涉及到两个概念：一个是“焦点意知”（Focal Awareness），一个是“支援意知”（Subsidiary Awareness）。
可以用骑自行车的例子来说明这两个概念以及“意会认知”的重要性。众所周知，骑车——尤其是刚学骑车——的时候，“眼睛要向前看”，也就是注意力要集中在前方，骑车者对前方路况的观察就称之为“焦点意知”，当然，在眼睛关注前方的同时也要用手以及整个身体控制车把、踏板使“人－车”保持平衡，但这种“意知”只是附带的、隐性的、起辅助作用的，称为“支援意知”。任何一个会骑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刚学车的时候往往很难把注意力从车把移动到前方，其结果必然就是摔倒。为什么呢？难道骑车不就是通过车把、踏板使“人－车”保持平衡吗？波兰尼认为，原因就在于“当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直附带意知的东西时，它就失去了‘附带的’意义。”（波兰尼，2000/1958）在波兰尼的著作里有大量的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首先，“焦点意知”与“支援意知”是不可能同时被感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什么“意会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进而理解为什么“我们知道的比说出的多”；其次，“焦点意知”与“支援意知”又是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统一于主体行动的，而一旦脱离了这个作为整体的“意会认知结构”，那么“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便都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最后，在这样一个统摄系统之中始终存在一种紧张（Tension），这种紧张不仅是整个意会认知系统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这种紧张规定了整个系统，例如骑车时“人－车－路”共同构成的动态紧张状态既规定了“眼睛向前看”，又规定了人的身体各部位的“隐性支持机制”。
更重要的是，“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之间是可以通过“直觉引导的想象力”相互转化的，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创造性行为成为可能。《创造性的想象力》（Creative Imagination，1966）探讨的就是这一问题。与以往那种否定想象力和直觉是科学探索的理性方法的观点不同，迈克尔•波兰尼认为，大量创造性的科学发现往往来源于对原本是作为“支援意知”而没有被感知的“线索”暗中加以整合为理解整体的“焦点意知”的过程，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自发”的直觉与“蓄意”的想象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个发现都是通过两种活动获得的：一种是蓄意的，另一种是自发的，自发的活动是通过我们有意的努力而引起的。有意的思维推进是想象力的聚焦活动，而自发的活动则做出回应，发现由此获得”，“如此创造力所拥有的荣誉一方面应归功于想象力，它使得直觉去关注某个可行的目标；另一方面应归功于直觉，直觉根据目标进行揭示活动，使我们获得探究活动所需要的发现。直觉告知想象力某些信息，反过来想象力释放了直觉的力量”。（2006/1966：295-296）在波兰尼看来，创造性的科学发现是通过“直觉引导想象力”对原有意会认知结构中的“紧张”的释放，进而实现对意会认知结构的重新“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援意知”与“焦点意知”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性紧张”（Creative Tension）得到释放的过程。
迈克尔•波兰尼的“意会认知”理论对于解读《大转型》具有双重的意义。
首先，在解读《大转型》时应当关注那些卡尔•波兰尼“知道”却未“言传”的东西。作为一部20世纪“令人费解”却又“无法回避”的经济史专著，可以假设《大转型》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产物——这一假设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那么，它的“创造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这一判断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之前的英国上层社会的一种普遍心态和“老生常谈”。是宣称“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这无疑是波兰尼与《大转型》引起世人尤其是当下的世人关注的“焦点”，但姑且不论这究竟是不是波兰尼的“发现”，难道整本《大转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否定性的判断基础之上的？令人怀疑。最后，是对“自我保护的社会”的发现与呼吁？这似乎的确体现了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然而，究竟什么是“自我保护的社会”？其合理性来自哪里？来自“嵌入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之中的经济过程”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汪晖的解读又怎会让人产生一种波兰尼被“淹没”的印象？
或许可以这样说，上述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卡尔•波兰尼的“焦点意知”，都是他运用“直觉引导想象力”对“创造性紧张”的释放，那么，真正的问题是，这样一种释放的“支援背景”是什么？引发这样一种释放的“创造性紧张”又是什么？它又来自哪里？
其次，解读《大转型》本身就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迈克尔•波兰尼在《科学与实在》（Science ad Reality，1967）讨论理论预示能力时曾强调“一个理论尚未确定的意义”：“那些意义可能要在很久以后通过科学家的想象才会被揭示出来”（2006/1997：268）。《大转型》的理论预示能力一直是“回到波兰尼”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果没有这种“尚未确定的意义”也就不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论了。问题是，如何“想象”呢？
或许可以把卡尔•波兰尼“想象”为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他目视前方，关注着他所在的时代。他看到了，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从英国到美国，从“一战”到革命的短暂的风起云涌，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到希特勒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他对时代有着超凡的敏感，或者说“蓄意”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又受到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与知识分子的直觉的引导，于是，种种之前未被觉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线索”被他这种“直觉引导的想象力”加以整合而最终到了“终点站”：作为文本展现给世人的《大转型》。这幅图景里少了什么？
。。。。。。
还没人赞这篇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