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流行曲，被回忆搅乱的时代
《我的黑胶时代》放到20多分钟时，我按下暂停键，上开心网发了真心话“你在电台点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多大时？（没点过的回家吃饭）”。
虽然看完157分的全片后回开心网一看，依然没一个响应，但这片子至少把早与回忆绝缘的我榨出那么一点点记忆的脑汁。那大概是4年级时，我寄信到昆明人民广播电台，为五里多小学四（4）班的胡老师和全班同学点了一首叶倩文的《千千阕歌》。那是我对港台流行歌，特别是粤语流行曲为数不多的记忆。
而我的朋友杜刚，作为一个生长在广州的北京人（可怜的他到了北京，甚至找不到后海），显然对珠江尽头的那个资本主义世界、那个远亲们可以从那带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繁华天地更有难以磨灭的记忆，特别是深深浸透入其耳膜、心灵的那些曾经的靡靡之音——粤语流行曲。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企图以小高清去疏离这段伴随成长的记忆。
“回忆总是倾向搅乱所要回忆的事情，其结果是，你根本不能确信任何东西。”这是杜刚在片头的一段抒情，也奠定了他入题（以影像重入回忆）、挖掘（采访和摄制）以及呈现（选择素材和剪辑）的基调。
我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杜刚的回忆搅乱了过往的什么事情，是尘封唱片前那双手的故事？是一箱子卡带外一个人的成长？还是一段AM中波后一代人的蜕变？回忆总会美化本来苦涩的过往，或许是导演洞悉了这一点，才悲观地选择回忆的结果——不能确信任何东西。
当然，这只是我对导演的揣测，我甚至自我代入地怀疑，一个人三四十的年纪，是懒得也没心思去怀旧的。于是，这部《我的黑胶时代》（以片中主角梁永斌的电台节目同名）对于我，是一部有那么点小情绪但又不强烈的纪录片。
这种小情绪和《二十四城记》一样，还是那个叫生命感的东西。想要从影像里澎湃出生命感，需要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被某个事物或某个事件某个年代雕琢改变的个体，它不需要多么惊心动魄，一段如今平静的日常生活背后，或许都埋藏着另一段面目全非的梦想。像是彭浩翔《破事儿》中邓丽欣扮演的年轻单亲妈妈，操劳着家务，听到电台传来偶像陈百祥逝世的噩耗，突然嚎啕大哭，那歌声中掩埋着她少女时最纯真的春梦。《我的黑胶时代》里也有这样的两个女人，做公关经理的那个漫步于荔湾西关的破落街巷，寻觅着小时候的痕迹；做银行职员的那个坐在某中学操场，翻着被父亲撕了粉碎又重新粘上的歌本。他们都把张国荣视为心灵最深处的伴侣，做公关经理的那个甚至在哥哥死后的一年中患上中度抑郁症，并坚持每年4月1日到香港祭奠leslie。
在纪录片中，她们的回忆始终要比作为剧情片的角色来的平静，其真实故事的生命感也不如《二十四城记》中明星们扮演的讲述者。看来，文学修辞的确拔高了我们对现实的审美感受力。这还已经算两个挺放松挺无视摄像机的被摄对象了，我的老同事一刀也在纪录片中讲述了自己如何用“铁汉柔情”翻录卡带泡到太太的历史，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严肃了，没能“演”好一个有故事的被记录对象。
成长、追星、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如此平静而无聊，粤语流行曲只给他们带来了从热爱到兴趣的生活调剂品。而真正被其改变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异类”，比如数十年坚持男扮女装的“广州梅艳芳”，如果没有那首《坏女孩》，梁嘉也就是个卖电器的小伙，或许会在陶街也有一家发烧店铺，成为梁永斌、一刀他们时常光顾的老板之一。但他选择在夜店、夜总会做“梅艳芳”，哪怕早已上了年纪，哪怕台下就一桌玩着筛盅的酒客，哪怕观众早就从羞辱他的偏见者变成见怪不怪的冷漠者，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取悦着他心底的“歌迷”。不必如他般极端的梁永斌、游威至少做上了和所热爱音乐相关的工作，广州电台的DJ和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音乐大奖”的秘书长。
邓丽君、陈百祥、梅艳芳、张国荣、达明一派的一段段旋律，以及那一个个唱片封套，带出《我的黑胶时代》松散而抒情的结构。我不好说是否结构更严谨些、选料更精细些会有更强的抒情效果，但感觉作者对广州的同步怀旧企图会对“黑胶时代”造成一定失焦。如果回忆注定搅乱过往，让一切东西不能再确信，那么这种失焦或许又有一些有点扯的切题。
2003年4月1日，梁永斌在广州电台的节目《我的黑胶时代》开播，同样在那一天，张国荣跳楼自杀。这让那个影响杜刚和更多广州人的岁月，的确有资格被称作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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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的黑胶时代》（2009）
片长：157分钟
导演：杜刚
虽然看完157分的全片后回开心网一看，依然没一个响应，但这片子至少把早与回忆绝缘的我榨出那么一点点记忆的脑汁。那大概是4年级时，我寄信到昆明人民广播电台，为五里多小学四（4）班的胡老师和全班同学点了一首叶倩文的《千千阕歌》。那是我对港台流行歌，特别是粤语流行曲为数不多的记忆。
而我的朋友杜刚，作为一个生长在广州的北京人（可怜的他到了北京，甚至找不到后海），显然对珠江尽头的那个资本主义世界、那个远亲们可以从那带来各种稀奇古怪的繁华天地更有难以磨灭的记忆，特别是深深浸透入其耳膜、心灵的那些曾经的靡靡之音——粤语流行曲。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企图以小高清去疏离这段伴随成长的记忆。
“回忆总是倾向搅乱所要回忆的事情，其结果是，你根本不能确信任何东西。”这是杜刚在片头的一段抒情，也奠定了他入题（以影像重入回忆）、挖掘（采访和摄制）以及呈现（选择素材和剪辑）的基调。
我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杜刚的回忆搅乱了过往的什么事情，是尘封唱片前那双手的故事？是一箱子卡带外一个人的成长？还是一段AM中波后一代人的蜕变？回忆总会美化本来苦涩的过往，或许是导演洞悉了这一点，才悲观地选择回忆的结果——不能确信任何东西。
当然，这只是我对导演的揣测，我甚至自我代入地怀疑，一个人三四十的年纪，是懒得也没心思去怀旧的。于是，这部《我的黑胶时代》（以片中主角梁永斌的电台节目同名）对于我，是一部有那么点小情绪但又不强烈的纪录片。
这种小情绪和《二十四城记》一样，还是那个叫生命感的东西。想要从影像里澎湃出生命感，需要具体的有血有肉的被某个事物或某个事件某个年代雕琢改变的个体，它不需要多么惊心动魄，一段如今平静的日常生活背后，或许都埋藏着另一段面目全非的梦想。像是彭浩翔《破事儿》中邓丽欣扮演的年轻单亲妈妈，操劳着家务，听到电台传来偶像陈百祥逝世的噩耗，突然嚎啕大哭，那歌声中掩埋着她少女时最纯真的春梦。《我的黑胶时代》里也有这样的两个女人，做公关经理的那个漫步于荔湾西关的破落街巷，寻觅着小时候的痕迹；做银行职员的那个坐在某中学操场，翻着被父亲撕了粉碎又重新粘上的歌本。他们都把张国荣视为心灵最深处的伴侣，做公关经理的那个甚至在哥哥死后的一年中患上中度抑郁症，并坚持每年4月1日到香港祭奠leslie。
在纪录片中，她们的回忆始终要比作为剧情片的角色来的平静，其真实故事的生命感也不如《二十四城记》中明星们扮演的讲述者。看来，文学修辞的确拔高了我们对现实的审美感受力。这还已经算两个挺放松挺无视摄像机的被摄对象了，我的老同事一刀也在纪录片中讲述了自己如何用“铁汉柔情”翻录卡带泡到太太的历史，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严肃了，没能“演”好一个有故事的被记录对象。
成长、追星、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如此平静而无聊，粤语流行曲只给他们带来了从热爱到兴趣的生活调剂品。而真正被其改变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异类”，比如数十年坚持男扮女装的“广州梅艳芳”，如果没有那首《坏女孩》，梁嘉也就是个卖电器的小伙，或许会在陶街也有一家发烧店铺，成为梁永斌、一刀他们时常光顾的老板之一。但他选择在夜店、夜总会做“梅艳芳”，哪怕早已上了年纪，哪怕台下就一桌玩着筛盅的酒客，哪怕观众早就从羞辱他的偏见者变成见怪不怪的冷漠者，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取悦着他心底的“歌迷”。不必如他般极端的梁永斌、游威至少做上了和所热爱音乐相关的工作，广州电台的DJ和南方都市报“华语传媒音乐大奖”的秘书长。
邓丽君、陈百祥、梅艳芳、张国荣、达明一派的一段段旋律，以及那一个个唱片封套，带出《我的黑胶时代》松散而抒情的结构。我不好说是否结构更严谨些、选料更精细些会有更强的抒情效果，但感觉作者对广州的同步怀旧企图会对“黑胶时代”造成一定失焦。如果回忆注定搅乱过往，让一切东西不能再确信，那么这种失焦或许又有一些有点扯的切题。
2003年4月1日，梁永斌在广州电台的节目《我的黑胶时代》开播，同样在那一天，张国荣跳楼自杀。这让那个影响杜刚和更多广州人的岁月，的确有资格被称作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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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我的黑胶时代》（2009）
片长：157分钟
导演：杜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