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红楼梦——五、灾变
或许是命运认为杨与戴在红楼梦翻译中还缺些什么，故意让杨与戴在达到生命终极归宿的过程变得如此惊心动魄。第二年时代狂醉了，愤怒地撕毁一切。杨宪益和戴乃迭过去的率性之举纷纷成为罪状，典型罪状有二，杨宪益在翻译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时，将其中的毛主席语录全部删除。而戴乃迭更是“胆大妄为”，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译稿上，留下了“愚蠢”等评语。批斗的矛头很快普及到了杨宪益这样的“专家”和“坏分子”身上。
刑罚有三，其一“高处不胜寒”，“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杨宪益）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然后进行批判。
其二“喷气式”，“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浩劫过后，杨宪益还有几分得意的称自己因为骨骼惊奇，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其三“扫厕所”，“（杨宪益）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而戴乃迭被“冷冻处理”，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有时也有人进行“热情帮助”，当着这位英国妇女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但最可怕的是皇后娘娘亲自盯上了《红楼梦》英译工作，皇后娘娘告诉外文局，译文前六十回要根据八十回本改正，于是外文局立即根据“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校订的八十回本改译，又让另外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吴世昌进行校订，红楼梦的翻译进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更改中。
“老鼠”最怕的不是被“猫”吃掉，最煎熬的是无休止的被“猫”玩弄，无休止的批判和“冷冻处理”，使得杨宪益对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1968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敌特间谍分子，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随后皇后娘娘宣布外籍专家“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四十年代便被派遣到中国”后，夫妻两人终于“解脱”了。为戴乃迭量身定做的罪名一公布，牢狱成了两人的必然归宿。
1968年5月，正当夫妻两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时，两人双双逮捕，夫妻两带着一身酒气被分别关押。
杨宪益被关押的方式属于“杂居”，同一监室中有着小偷小摸、抢劫犯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事后有文章把杨的牢狱之灾涂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据说杨以自身的文化魅力感化了监狱狱友，还为他们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感动得狱友痛哭流涕。但湖面表面的平静下是团团的急流，物质的艰苦自不必说，最可怕的是无休止的提审，和随时可能面临的枪决，“开头的时候半夜里提审过两三次。后来一般都在下午的时候多。在林*彪出事以前比较严厉，好像是动不动就快提走了，给枪毙了。”
自得其乐成为杨宪益度过牢狱之灾的方式。除了坐在一旁听年轻的狱友讲各自“混社会”的故事。熄灯之后入睡前的那段时间，是他感到最难熬的。这时，他便默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或者他所熟悉的其他英国文学的片断。他遇到过一位好学的年轻人请教英语，便偷偷教他唱英国歌曲，歌曲的内容总是他的一生所好——杯中之物。
但真正支撑杨宪益的精神支柱还是在初次提审时，半步桥看守所的所长微笑的对他说：“戴乃迭很好，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你的女儿，你的罪行与她们无关。所以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然而杨宪益没想到的是戴乃迭所谓在“安全的地方”，乃是单独关押。这种单独关押给戴乃迭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使得她整天自言自语，乃至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如此。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高度自律使戴乃迭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时，杨家的好友郁风（郁达夫的侄女，黄苗子的夫人）总能隔着一条走廊听见戴乃迭对狱卒说一声谢谢。而且戴乃迭打发日子的方式也和杨宪益一般也以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
几乎是入狱四周年时，1972年的一日，光头的杨宪益被拍下了标准的“犯人照”，当他以为就要“喝送行酒”时，不想被宣布释放了。在他推开久别的家门时，时间似乎还停留在被捕之前，“房间被封了四年，一切都是原样,……我一进屋，几只受惊的耗子从衣柜和书橱里窜了出来。很久以来，牠们就把棉衣和地毯咬成小碎片，做成了舒服的窝。我突然回来使牠们很愤怒。……壁炉架上，那瓶在我被捕之夜喝剩三分之一的白酒依然伫立着。旁边，那个顶部种着仙人掌的死人头盖骨也还在，仙人掌已经死了。我记得，在我进监狱之前，……仙人掌已经长到一英尺高了，因为长期缺水而死。它一定是为了寻找阳光和水苦苦挣扎了很久。它依然挺立着，当我用手触摸它时，它立刻化为了灰烬。”
就像电影中的一幕，主人公历经沧桑归家后，周边的器物似乎毫无变化，但当主人公轻轻触碰某件熟悉的器物时，时间坍塌了，周边熟悉的一切瞬间被黑暗吞噬了。几周后，戴乃迭也回到了杨宪益的身边，生活似乎恢复到了原样，但终究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一切都回不去了。“你的孩子，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一有意或是无意的谎言被无情的揭穿了，在夫妻两双双锒铛入狱的四年里，他们的长子杨烨精神分裂了，两个女儿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无情的打击落在了杨宪益和戴乃迭身上。戴乃迭事后坦诚如果她在狱中得知子女是如此下场，肯定会精神崩溃。而杨宪益的变化更大，熟悉杨宪益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位一向喜欢仗义执言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对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人云亦云，杨宪益的肉身出了牢笼，但却对自己的精神实现了自我监禁。
然而杨宪益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对杨精神世界的把握有独到之处，他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 个中境界，宪益有焉。”经历了从富贵之家到清寒学者的贫富关，旦夕且死的生死劫，使得杨和戴如同《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一般，只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彻底抛弃外部的世界，真正参透人生的奥秘。他们不再与外部世界作无谓的斗争，而是全身心再次投入到翻译《红楼梦》的工作中去。1972年，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再次翻译《红楼梦》时，他们不再仅仅是《红楼梦》的翻译者，也不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者，“用生命写成的书必须用生命去体验”“一切文化与思想的根本在于对生命的真正体验”，他们和曹雪芹一样成为《红楼梦》的共同创作者，《红楼梦》成为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生命的组成部分。
“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夫妇两人能够重新翻译《红楼梦》，几乎就是命运的格外开恩。随着匪夷所思的接班人去外蒙古旅游空难事件后，神州的政治空气缓和了不少，北京外文局重新接纳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刚回外文局，两人就收到了一份大礼，一位叫熊振儒的同事将一百回的初稿完璧归赵。四年前，杨宪益和戴乃迭被突然逮捕时，戴乃迭的书桌上铺满了工作稿纸。幸亏熊振儒把稿纸一章一章从第一回到一百回都给分的好好的，翻好了的，改好的，没改的分别用报纸包好放在柜子里，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保存着。当杨宪益、戴乃迭恢复工作后，熊振儒拿出了保存完好的《红楼梦》全部翻译初稿和前半部翻译二稿，“啊！还在这儿啊？！”戴乃迭高兴的不得了。
就像杨与戴的三个孩子一样，《红楼梦》的翻译初稿重新回到了“父母”身边，对待曾经走失的“孩子”，父母总要花费加倍的心血予以补偿。两人出狱后初稿基本翻译完毕，戴乃迭承担了更多的重担，她在二稿花费的时间往往比杨宪益多三倍，不仅要看杨宪益的初稿，还要对照中文原书，有疑问处则和杨宪益商量切磋，反复推敲。戴乃迭是一个“工作狂” ，她一贯以英国人的严谨和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对待她的每一份工作，四年的监狱并没有磨损她的工作意志，相反，她对工作更加拼命了。她用工作来医疗监狱带来的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
“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呕心沥血始得《红楼梦》，1974年，在经历过13年的蹉跎岁月后，杨与戴终于翻译完了一百二十回足本的红楼梦，然而足本的英文红楼梦无法出版，几乎成了不为人知的杰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两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感叹成了夫妇两真实的写照。
刑罚有三，其一“高处不胜寒”，“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架着一张。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杨宪益）爬到最高处的那张桌子上，”然后进行批判。
其二“喷气式”，“他们让我们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列，接着又让我们把胳膊往后伸，高高地举过我们低垂的头颅。”浩劫过后，杨宪益还有几分得意的称自己因为骨骼惊奇，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态。”
其三“扫厕所”，“（杨宪益）把便盆上残存的陈年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就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人们夸奖。《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了全外文局最清洁的厕所。”
而戴乃迭被“冷冻处理”，所有的同事都不再与这个金色头发的外国人说话，她走到哪里都碰到敌意的眼神，有时也有人进行“热情帮助”，当着这位英国妇女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但最可怕的是皇后娘娘亲自盯上了《红楼梦》英译工作，皇后娘娘告诉外文局，译文前六十回要根据八十回本改正，于是外文局立即根据“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校订的八十回本改译，又让另外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吴世昌进行校订，红楼梦的翻译进入到了无休无止的更改中。
“老鼠”最怕的不是被“猫”吃掉，最煎熬的是无休止的被“猫”玩弄，无休止的批判和“冷冻处理”，使得杨宪益对开始出现轻微的神经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并产生迫害妄想。1968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坚决打击敌特间谍分子，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随后皇后娘娘宣布外籍专家“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四十年代便被派遣到中国”后，夫妻两人终于“解脱”了。为戴乃迭量身定做的罪名一公布，牢狱成了两人的必然归宿。
1968年5月，正当夫妻两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时，两人双双逮捕，夫妻两带着一身酒气被分别关押。
杨宪益被关押的方式属于“杂居”，同一监室中有着小偷小摸、抢劫犯等形形色色的刑事犯。事后有文章把杨的牢狱之灾涂上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据说杨以自身的文化魅力感化了监狱狱友，还为他们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感动得狱友痛哭流涕。但湖面表面的平静下是团团的急流，物质的艰苦自不必说，最可怕的是无休止的提审，和随时可能面临的枪决，“开头的时候半夜里提审过两三次。后来一般都在下午的时候多。在林*彪出事以前比较严厉，好像是动不动就快提走了，给枪毙了。”
自得其乐成为杨宪益度过牢狱之灾的方式。除了坐在一旁听年轻的狱友讲各自“混社会”的故事。熄灯之后入睡前的那段时间，是他感到最难熬的。这时，他便默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台词，或者他所熟悉的其他英国文学的片断。他遇到过一位好学的年轻人请教英语，便偷偷教他唱英国歌曲，歌曲的内容总是他的一生所好——杯中之物。
但真正支撑杨宪益的精神支柱还是在初次提审时，半步桥看守所的所长微笑的对他说：“戴乃迭很好，她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你的女儿，你的罪行与她们无关。所以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然而杨宪益没想到的是戴乃迭所谓在“安全的地方”，乃是单独关押。这种单独关押给戴乃迭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使得她整天自言自语，乃至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如此。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高度自律使戴乃迭依然保持着文明和风度，她用牙刷把监狱的墙刷得干干净净。每天送牢饭时，杨家的好友郁风（郁达夫的侄女，黄苗子的夫人）总能隔着一条走廊听见戴乃迭对狱卒说一声谢谢。而且戴乃迭打发日子的方式也和杨宪益一般也以背诵中英文诗歌打发日子，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还写了很多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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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入狱四周年时，1972年的一日，光头的杨宪益被拍下了标准的“犯人照”，当他以为就要“喝送行酒”时，不想被宣布释放了。在他推开久别的家门时，时间似乎还停留在被捕之前，“房间被封了四年，一切都是原样,……我一进屋，几只受惊的耗子从衣柜和书橱里窜了出来。很久以来，牠们就把棉衣和地毯咬成小碎片，做成了舒服的窝。我突然回来使牠们很愤怒。……壁炉架上，那瓶在我被捕之夜喝剩三分之一的白酒依然伫立着。旁边，那个顶部种着仙人掌的死人头盖骨也还在，仙人掌已经死了。我记得，在我进监狱之前，……仙人掌已经长到一英尺高了，因为长期缺水而死。它一定是为了寻找阳光和水苦苦挣扎了很久。它依然挺立着，当我用手触摸它时，它立刻化为了灰烬。”
就像电影中的一幕，主人公历经沧桑归家后，周边的器物似乎毫无变化，但当主人公轻轻触碰某件熟悉的器物时，时间坍塌了，周边熟悉的一切瞬间被黑暗吞噬了。几周后，戴乃迭也回到了杨宪益的身边，生活似乎恢复到了原样，但终究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一切都回不去了。“你的孩子，他们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一有意或是无意的谎言被无情的揭穿了，在夫妻两双双锒铛入狱的四年里，他们的长子杨烨精神分裂了，两个女儿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衣食无着，流落在农村，无情的打击落在了杨宪益和戴乃迭身上。戴乃迭事后坦诚如果她在狱中得知子女是如此下场，肯定会精神崩溃。而杨宪益的变化更大，熟悉杨宪益的人惊奇地发现这位一向喜欢仗义执言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对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人云亦云，杨宪益的肉身出了牢笼，但却对自己的精神实现了自我监禁。
然而杨宪益的挚友黄苗子先生对杨精神世界的把握有独到之处，他说：“昔金圣叹有言：‘杀头，快事也，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妙哉！' 个中境界，宪益有焉。”经历了从富贵之家到清寒学者的贫富关，旦夕且死的生死劫，使得杨和戴如同《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一般，只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彻底抛弃外部的世界，真正参透人生的奥秘。他们不再与外部世界作无谓的斗争，而是全身心再次投入到翻译《红楼梦》的工作中去。1972年，当杨宪益和戴乃迭再次翻译《红楼梦》时，他们不再仅仅是《红楼梦》的翻译者，也不再仅仅是文化的传播者，“用生命写成的书必须用生命去体验”“一切文化与思想的根本在于对生命的真正体验”，他们和曹雪芹一样成为《红楼梦》的共同创作者，《红楼梦》成为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生命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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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苗子 |
“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夫妇两人能够重新翻译《红楼梦》，几乎就是命运的格外开恩。随着匪夷所思的接班人去外蒙古旅游空难事件后，神州的政治空气缓和了不少，北京外文局重新接纳了杨宪益和戴乃迭。刚回外文局，两人就收到了一份大礼，一位叫熊振儒的同事将一百回的初稿完璧归赵。四年前，杨宪益和戴乃迭被突然逮捕时，戴乃迭的书桌上铺满了工作稿纸。幸亏熊振儒把稿纸一章一章从第一回到一百回都给分的好好的，翻好了的，改好的，没改的分别用报纸包好放在柜子里，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保存着。当杨宪益、戴乃迭恢复工作后，熊振儒拿出了保存完好的《红楼梦》全部翻译初稿和前半部翻译二稿，“啊！还在这儿啊？！”戴乃迭高兴的不得了。
就像杨与戴的三个孩子一样，《红楼梦》的翻译初稿重新回到了“父母”身边，对待曾经走失的“孩子”，父母总要花费加倍的心血予以补偿。两人出狱后初稿基本翻译完毕，戴乃迭承担了更多的重担，她在二稿花费的时间往往比杨宪益多三倍，不仅要看杨宪益的初稿，还要对照中文原书，有疑问处则和杨宪益商量切磋，反复推敲。戴乃迭是一个“工作狂” ，她一贯以英国人的严谨和基督徒的献身精神对待她的每一份工作，四年的监狱并没有磨损她的工作意志，相反，她对工作更加拼命了。她用工作来医疗监狱带来的伤痛，用工作来忘却家中的不幸。
“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呕心沥血始得《红楼梦》，1974年，在经历过13年的蹉跎岁月后，杨与戴终于翻译完了一百二十回足本的红楼梦，然而足本的英文红楼梦无法出版，几乎成了不为人知的杰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两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感叹成了夫妇两真实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