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自由撰稿人
本文摘自《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自由撰稿人》，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4月版，定价：26.00元
自由撰稿人的历史
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的历代文人，比如，朝廷里的史官，专门以记录和整理皇帝的生活起居为职业，他们当然不是自由撰稿人。即使司马迁受了宫刑，但由于他始终作为皇家史官专事写作，所以，司马迁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另外，皇帝作家或诗人，比如曹操、乾隆等；身居高位且写作与职位有直接关系的作家或诗人，比如，柳宗元、王安石、纪晓岚等，也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至于像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代伟大诗人，都应属于自由撰稿人之列。他们的创作多是在被革职、被流放之后，当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和体会到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心声后，对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提出疑问，乃至批判，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自由撰稿人。
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大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们，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独立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虽有严酷的限制，查封报刊也是常有的事，但毕竟从制度上和法理上没有否定私人的出版权利。
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以至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领导成员后，被问及每月从组织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差需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失。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红卫兵运动期间，曾经自发地办了很多小报，其内容虽然多属幼稚的革命狂热，但也不无精彩的文章，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而这张小报不过是几个青年学生自己办起来的。
青年人随便办报的好景并不长，大约一年后便被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冲动还在，他们在上山下乡等运动中被分散到农村、国营农场（包括边境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工厂等非文化部门，于是在做工种田之余，又拿起笔来。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便把这种自发的写作当成了主业。于是，产生了一批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地下学术。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这样描述：“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特别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
“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1970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1965年自愿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触及了当时的现实，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
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极宝贵的一页。
当然，这些作者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为当时不管持什么思想，都不可能通过撰稿本身直接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整个“文革”期间，取消了稿费。投稿甚至需要加盖公章，否则编辑部无法为不相识的作者承担政治责任。
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生了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撰稿人。这批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规定的角色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普遍强化起来。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道路。中国自由撰稿人从此开始崛起。
而计算机和网络，开辟了自由撰稿人全新的时代。
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
从长期禁锢、压抑下解放出来的人们，表达欲望肯定是十分强烈的。“文革”后最早的一批自由撰稿人，就这样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烙印，并从开始就带着文化圈里“野生动物”的性格特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社会多元化、文化多样化渐成气候。各种自由职业应运而生，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强大而顽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之下，自由撰稿人仍然承受着许多压力。与这种文化背景的抗争、与“体制内……同行”的竞争，是自由撰稿人必须经受的考验和历练。
以下是某网站采访自由撰稿人伊夫时的对谈——
问：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你觉得这个“自由”主要表现在哪一方面？
答：脱离了单位固然是自由，但那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
问：我发现您有时把自己称为“独立撰稿人”，你是不是在强调自己写作意志的自由？
答：独立与自由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其实，在刚开始做自由撰稿人时，我也徘徊、犹豫和寻觅过。总幻想再找一个国营单位，有着固定的铁饭碗。但如果是“铁饭碗”，势必不是我喜欢的工作；而我喜欢的铁饭碗工作，我却又没有资格（学历）取得。为了“铁饭碗”而继续回到浪费光阴的旧日，还是索性放弃“铁饭碗”只求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知道这是命运的又一关头，如果选择失误，意味着我的后半生将在蹉跎、失意和懊恼中煎熬。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自由的身份，这是我心灵呼唤自由的结果。
问：您后来还是加盟了北京一家报纸，但因为一场官司，以不愉快地退出为结局。通过这次经历，您觉得做在编的记者和做“自由”的记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答：简单地说，就是自由。首先是写作的自由。在报社我得服从命令采写被安排的对象。而做“自由撰稿人”则写我感兴趣的人物或事件。
还有时间支配上的自由。比如在报社的时候，我已经使用电脑打字和传真机发送了。如果写完稿件，根本不用再跑到报社交稿，只消轻轻一按传真机绿色的按钮。这样除了开每周例会，处理信件、稿件和商讨选题外，我来报社的概率就很低了。另外，因为我的高产与活跃，与外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频频应邀开会、赴宴、“坐坐”……自然在所难免，当然还要经常到外地。
虽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所有差旅费用没有找报社报销一分钱，但仍不能得到同事和领导的理解。总有一两个人对我继续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章恨之入骨，他们把时间、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每月义务替我统计稿酬收入和频频地向总编告状上。
一年后，换来新总编。新领导不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更喜欢下班后陪他下棋或请他喝酒的下属。后来因为我的一篇批评报道惹了官司，他吓破了胆，急忙去向对方赔礼，并且居然让我一起去！这种态度深深刺伤了我。勉强维系了两年，我与报社从此也不欢而散，再次恢复了自由身。
问：如果现在有一家你比较欣赏的媒体邀你加盟，你还会去吗，为什么？
答：不去。可以供稿，不必加盟，不必结婚可以同居。
因为由那次“在编记者”的经历我总结出一点：自由撰稿人就像新闻圈里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不适宜圈养，难以忍受别人的掣肘。
我喜欢把自己比喻成野生动物，既然渴望自由奔跑，就要放弃人工饲养的一切待遇。想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里生存，仅有不断觅食的勤勉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顽强的攻击、自卫能力。否则，就只能战战兢兢地处于动物世界的边缘，即便如此也难逃脱被无情吞噬的命运。
自由撰稿人还要忍受寂寞，这也和“野生动物”相似。某写手感慨：
写手是要耐得住寂寞的。我有一次为了赶稿子，三天之间只睡了七个小时，就这么日夜不分地呆在自己7平方米的房间中拼命。
写字本身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太浮躁，总是想着窗外的歌舞升平，心还能静下来吗？我们这样的写手，会被经常退稿。退稿然后再投，在寂寞中，依然保持自己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就算机会来敲你的门，你也会错过的。
当代自由撰稿人
李昌平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型自由撰稿人？当然是。李昌平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于2002年1月出版。当时，该书封面上一行红字“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令人瞩目，另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则撼动人心，而书中揭露的农民的惨况，更是令人震惊。
李昌平前后17年当了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最后于2000年在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的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给朱基总理写信，痛陈地方干部的可恶、农民的悲苦。这个感慨“努力了”、“失败了”的乡党委书记，后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揭发了地方政府压榨农民的情况。《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行文的大胆，在中国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是前所未见。
方舟子是近年来最活跃的“著名自由撰稿人”。这样说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场合，方个人以及媒体都使用这个“头衔”，他的身上很充分地反映出自由撰稿人的精神、特点、独立性和影响力。
方舟子，本名方是民，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现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网站开发和写作。目前担任《环球》、《科学世界》的专栏作者，定期为《环球时报》、《南方周末》撰稿。
我们看看他所撰文章的部分题目，就足见其“战斗性”：中国人是智商最高的人种？人体需要“排毒”吗？清华大学开除造假教授之后，“耳朵认字”又来了；转基因食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干细胞美容骗局还在骗；注射隆胸有什么学术依据？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李敖这种水平也能骂鲁迅吗？中国学术腐败花样百出……
类似的知识分子型自由撰稿人，还可以排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何祚庥、司马南、陈丹青，以及台湾的李宗吾、柏杨、李敖等等。他们作为自由撰稿人、自由作家、自由研究者，都有良好的自然科学教育背景，都坚定强调文章著述的科学性，都是以明确的“唱反调”姿态出现。他们其实同样需要胆量、勇气、学养和远见卓识。他们是自由撰稿人中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
稿费知多少
《合肥晚报》上曾发表过一篇短文《作家稿费揭秘》，如此说：
早先记者约王朔写稿，王朔的口气很牛：“你们报社给我多少钱？我写一个字5元钱，2000字就1万元。”当时记者吃了一惊，心想按这个标准，王朔也不要去“玩”影视剧了，光靠“码字儿”也发了大财。不信。后来，果然，最近王朔“息影”了，重操旧业，出书“卖字儿”，新作一本接一本。
写作者出一本书能赚多少钱？答案是：低的几千元，一般的几万元，高的达几十万元，甚至近百万元。能靠写书赚大钱的，一般是三类人：一类是金庸、王朔、余秋雨、易中天等知名作者；二类是赵忠祥、徐静蕾、白岩松等知名人士；三类是各类畅销书如《明朝那些事》、《鬼吹灯》等的作者（这类书的获利者往往是一个群体或数人）。而对于出版社来说，只要能拿到他们的作品，开机印刷，“就像印钞票一样”。
目前，出版社给作家稿费有两种支付方式：一是付稿酬，自前些年稿费调整以来，稿酬一般是千字40至150元。当然，一些报纸杂志为了约名作家的稿子，有时千字开到200至300元，稿酬最高的杂志可能是《知音》，千字能开到l000元；另一种方式是付版税，标准是8％至l0％，当然也要看作者，版税拿到20％甚至更多的也并不少见。所谓版税，就是作者拿的钱是按照上述比例，从总码洋中提取。
版税及书价一旦确定，作家拿多少钱就取决于印数，而印数取决于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本身的价值。贾平凹《怀念狼》的起印数是15万，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是20万，余秋雨作品的起印数也相当高。以《美人赠我蒙汗药》为例，王朔的版税拿l2％乘以起印数和书价16.8元，他一本书能赚40万元之多。
当然，作者拿的钱当中，还应该扣掉个人收入调节税。
曾有传言，说赵忠祥靠《岁月随想》和《岁月情缘》两本书赚了200万元。当记者向他核实时，赵忠祥回答：“《岁月随想》赚的钱不到l00万元，还要上税；《岁月情缘》的钱也不是一下子就拿的，依版税是卖掉多少，出版社给结算多少。”这意思是说，差不多？
还记得曾看过一篇文章，题目直截了当——“稿酬大战又起硝烟，千字纪实稿最高5万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下纪实类名杂志高稿酬情况：
近年来，随着报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稿费越涨越高，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自去年起也从原来的千字20元至40元增至千字40元至l00元。为了夺得好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读者，一些有实力的大报大刊不惜重金求稿。近日，广东省《家庭》杂志在其今年六月推出的“头条”征文大赛中宣布，自今年下半年起，凡在其杂志上发表的头条纪实稿件，可获稿费l.5万元，同时，还可以参加头条大赛佳作奖评选和每年一度的《家庭》佳作奖评选，一等奖的奖金分别为1.5万元和2万元。如果一篇稿件有幸能发为头条并同时获得两项大奖的话，那么这篇几千字纪实稿件的稿费可高达5万元！
如此高的稿酬，在令同行咋舌的同时，也难免引起一些不景气报刊的叹息，这些报刊连支付国家的最低稿酬标准都有困难，要跟上攀升到如此之高的稿酬标准，显然力不从心。其实，以《家庭》、《知音》为代表的生活纪实类杂志的高稿酬制度由来已久，且一直实行，至今未变。他们就是用这种策略吸引了大量“好稿”（包括各种“内幕”、“猛料”、“惊险刺激”的内容），从而吸引读者，使发行量大大提升。发行量上去了，广告、利润也就随之攀升，付给“好稿”高稿酬就不在话下了。其实这也算是“良性循环”。
自由撰稿人的不自由
有一位自由撰稿人兄弟深有感触地说，所谓自由撰稿人，其实是“不自由撰稿人”——
明明一个十分完善而能够把握中心命脉的选题计划，可只要老编一开口，你就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东西大刀阔斧地宰得面目全非。而且，此过程中不得有半点杂音，否则你的东西就只有胎死腹中的厄运了。
我所遇见最为惨烈的事件，莫过于当一本书稿完成以后，通知你说选题计划有变，需重新写；等眼睛都看痛了，手打字都酸痛了以后，好不容易作如释重负状，兴致勃勃地交稿，得到的消息是此选题计划本社已经取消。完，所有的功夫全白费。
做“不自由撰稿人”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忙和累。
“自由撰稿人”中的自由，大家都知道不过是写什么和什么时候写的自由。至于说谁给你发、发多大的豆腐块、给你多少报酬，那你可完全没有自由。
说实话，走自由撰稿人的道路是需要勇气的。
一位编辑说：我在文艺副刊干了l0年，我的很多作者都是放弃了固定的工作岗位而走上自由撰稿人道路的。他们最初可以说经年累月，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辛辛苦苦写出的文字最后连敝帚自珍的信心都没有了。况且那几年电脑还没有这么普及，誊抄是很费工夫的。（公羊王均）
（摘自《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自由撰稿人》，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4月版，定价：26.00元）
自由撰稿人的历史
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的历代文人，比如，朝廷里的史官，专门以记录和整理皇帝的生活起居为职业，他们当然不是自由撰稿人。即使司马迁受了宫刑，但由于他始终作为皇家史官专事写作，所以，司马迁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另外，皇帝作家或诗人，比如曹操、乾隆等；身居高位且写作与职位有直接关系的作家或诗人，比如，柳宗元、王安石、纪晓岚等，也不能算作自由撰稿人。至于像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代伟大诗人，都应属于自由撰稿人之列。他们的创作多是在被革职、被流放之后，当他们更深切地了解和体会到最底层劳苦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心声后，对现存的不合理的制度提出疑问，乃至批判，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自由撰稿人。
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大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们，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自由撰稿人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独立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虽有严酷的限制，查封报刊也是常有的事，但毕竟从制度上和法理上没有否定私人的出版权利。
民间报刊存在的合法性，不但使得一般的自由撰稿人拥有了生存与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些职业革命家，也可以靠自由撰稿维持日常生活。夏衍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差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以至他担任上海市军管会领导成员后，被问及每月从组织上领多少小米，竟无法回答。
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务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差需单位批……总而言之，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命脉掌握在单位领导的手里，人首先是单位的一员，然后才是他自身。只有主动放弃工资的巴金、主动放弃单位的傅雷等极个别的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单位人”的例外，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失。
自由撰稿人重新出现的萌芽要追溯到“文革”。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红卫兵运动期间，曾经自发地办了很多小报，其内容虽然多属幼稚的革命狂热，但也不无精彩的文章，比如遇罗克的《出身论》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而这张小报不过是几个青年学生自己办起来的。
青年人随便办报的好景并不长，大约一年后便被禁止，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自由表达思想的冲动还在，他们在上山下乡等运动中被分散到农村、国营农场（包括边境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工厂等非文化部门，于是在做工种田之余，又拿起笔来。其中一些人，只要能够维持起码的温饱，便把这种自发的写作当成了主业。于是，产生了一批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下文学、地下学术。
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这样描述：“前红卫兵把他们的组织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带到农村。在陕西、山西的一些知青点，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版油印的知青刊物，相互交流和联系。知青之间进行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更大量的是通信交流，特别是在每年冬天返回北京之时。
“在众多的家庭聚会中，他们讨论交流各自的思想成果。大约在1970年冬季，在北京知青的‘政治沙龙’中刮起了所谓‘张木生旋风’。张木生是1965年自愿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他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大胆触及了当时的现实，明确表示反对‘学大寨’，鼓吹‘三自一包’，后来被打成反革命。这可能是这一代人中研究农村问题的最初努力和开端。在冬天的‘沙龙’中传播过和引起重视的思想成果，现大多难以确知，据说，包括赵京兴的《历史哲学》，以及徐浩渊进行的社会调查等”。
多少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些作品竟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极宝贵的一页。
当然，这些作者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自由撰稿人的萌芽。因为当时不管持什么思想，都不可能通过撰稿本身直接获得经济收入以维持生活。整个“文革”期间，取消了稿费。投稿甚至需要加盖公章，否则编辑部无法为不相识的作者承担政治责任。
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出现的自发刊物的作者之中，就产生了一批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撰稿人。这批人虽然数量不是很大，在当时也没有条件以自由撰稿为生，但自由撰稿人独立的精神品质，就是在他们身上开始再生的。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参与体制内的改革。因而那些在社会上威望较高、影响力较强的知识分子，往往寄希望于对政府的改革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其存在方式一般仍是在单位规定的角色内活动。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作家协会的作家、研究机关的学者、大学的教授等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普遍强化起来。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我的价值由我自己决定，我的存在靠我自己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文化人摆脱了单位的束缚，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道路。中国自由撰稿人从此开始崛起。
而计算机和网络，开辟了自由撰稿人全新的时代。
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
从长期禁锢、压抑下解放出来的人们，表达欲望肯定是十分强烈的。“文革”后最早的一批自由撰稿人，就这样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烙印，并从开始就带着文化圈里“野生动物”的性格特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社会多元化、文化多样化渐成气候。各种自由职业应运而生，自由撰稿人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强大而顽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之下，自由撰稿人仍然承受着许多压力。与这种文化背景的抗争、与“体制内……同行”的竞争，是自由撰稿人必须经受的考验和历练。
以下是某网站采访自由撰稿人伊夫时的对谈——
问：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你觉得这个“自由”主要表现在哪一方面？
答：脱离了单位固然是自由，但那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写作的自由。
问：我发现您有时把自己称为“独立撰稿人”，你是不是在强调自己写作意志的自由？
答：独立与自由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其实，在刚开始做自由撰稿人时，我也徘徊、犹豫和寻觅过。总幻想再找一个国营单位，有着固定的铁饭碗。但如果是“铁饭碗”，势必不是我喜欢的工作；而我喜欢的铁饭碗工作，我却又没有资格（学历）取得。为了“铁饭碗”而继续回到浪费光阴的旧日，还是索性放弃“铁饭碗”只求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我知道这是命运的又一关头，如果选择失误，意味着我的后半生将在蹉跎、失意和懊恼中煎熬。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自由的身份，这是我心灵呼唤自由的结果。
问：您后来还是加盟了北京一家报纸，但因为一场官司，以不愉快地退出为结局。通过这次经历，您觉得做在编的记者和做“自由”的记者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答：简单地说，就是自由。首先是写作的自由。在报社我得服从命令采写被安排的对象。而做“自由撰稿人”则写我感兴趣的人物或事件。
还有时间支配上的自由。比如在报社的时候，我已经使用电脑打字和传真机发送了。如果写完稿件，根本不用再跑到报社交稿，只消轻轻一按传真机绿色的按钮。这样除了开每周例会，处理信件、稿件和商讨选题外，我来报社的概率就很低了。另外，因为我的高产与活跃，与外界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频频应邀开会、赴宴、“坐坐”……自然在所难免，当然还要经常到外地。
虽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所有差旅费用没有找报社报销一分钱，但仍不能得到同事和领导的理解。总有一两个人对我继续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文章恨之入骨，他们把时间、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每月义务替我统计稿酬收入和频频地向总编告状上。
一年后，换来新总编。新领导不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更喜欢下班后陪他下棋或请他喝酒的下属。后来因为我的一篇批评报道惹了官司，他吓破了胆，急忙去向对方赔礼，并且居然让我一起去！这种态度深深刺伤了我。勉强维系了两年，我与报社从此也不欢而散，再次恢复了自由身。
问：如果现在有一家你比较欣赏的媒体邀你加盟，你还会去吗，为什么？
答：不去。可以供稿，不必加盟，不必结婚可以同居。
因为由那次“在编记者”的经历我总结出一点：自由撰稿人就像新闻圈里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不适宜圈养，难以忍受别人的掣肘。
我喜欢把自己比喻成野生动物，既然渴望自由奔跑，就要放弃人工饲养的一切待遇。想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里生存，仅有不断觅食的勤勉远远不够，还必须具有顽强的攻击、自卫能力。否则，就只能战战兢兢地处于动物世界的边缘，即便如此也难逃脱被无情吞噬的命运。
自由撰稿人还要忍受寂寞，这也和“野生动物”相似。某写手感慨：
写手是要耐得住寂寞的。我有一次为了赶稿子，三天之间只睡了七个小时，就这么日夜不分地呆在自己7平方米的房间中拼命。
写字本身是一件非常枯燥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太浮躁，总是想着窗外的歌舞升平，心还能静下来吗？我们这样的写手，会被经常退稿。退稿然后再投，在寂寞中，依然保持自己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就算机会来敲你的门，你也会错过的。
当代自由撰稿人
李昌平算不算是知识分子型自由撰稿人？当然是。李昌平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于2002年1月出版。当时，该书封面上一行红字“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令人瞩目，另一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则撼动人心，而书中揭露的农民的惨况，更是令人震惊。
李昌平前后17年当了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最后于2000年在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的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给朱基总理写信，痛陈地方干部的可恶、农民的悲苦。这个感慨“努力了”、“失败了”的乡党委书记，后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揭发了地方政府压榨农民的情况。《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行文的大胆，在中国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是前所未见。
方舟子是近年来最活跃的“著名自由撰稿人”。这样说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场合，方个人以及媒体都使用这个“头衔”，他的身上很充分地反映出自由撰稿人的精神、特点、独立性和影响力。
方舟子，本名方是民，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现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自由职业者，主要从事网站开发和写作。目前担任《环球》、《科学世界》的专栏作者，定期为《环球时报》、《南方周末》撰稿。
我们看看他所撰文章的部分题目，就足见其“战斗性”：中国人是智商最高的人种？人体需要“排毒”吗？清华大学开除造假教授之后，“耳朵认字”又来了；转基因食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干细胞美容骗局还在骗；注射隆胸有什么学术依据？风水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李敖这种水平也能骂鲁迅吗？中国学术腐败花样百出……
类似的知识分子型自由撰稿人，还可以排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何祚庥、司马南、陈丹青，以及台湾的李宗吾、柏杨、李敖等等。他们作为自由撰稿人、自由作家、自由研究者，都有良好的自然科学教育背景，都坚定强调文章著述的科学性，都是以明确的“唱反调”姿态出现。他们其实同样需要胆量、勇气、学养和远见卓识。他们是自由撰稿人中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
稿费知多少
《合肥晚报》上曾发表过一篇短文《作家稿费揭秘》，如此说：
早先记者约王朔写稿，王朔的口气很牛：“你们报社给我多少钱？我写一个字5元钱，2000字就1万元。”当时记者吃了一惊，心想按这个标准，王朔也不要去“玩”影视剧了，光靠“码字儿”也发了大财。不信。后来，果然，最近王朔“息影”了，重操旧业，出书“卖字儿”，新作一本接一本。
写作者出一本书能赚多少钱？答案是：低的几千元，一般的几万元，高的达几十万元，甚至近百万元。能靠写书赚大钱的，一般是三类人：一类是金庸、王朔、余秋雨、易中天等知名作者；二类是赵忠祥、徐静蕾、白岩松等知名人士；三类是各类畅销书如《明朝那些事》、《鬼吹灯》等的作者（这类书的获利者往往是一个群体或数人）。而对于出版社来说，只要能拿到他们的作品，开机印刷，“就像印钞票一样”。
目前，出版社给作家稿费有两种支付方式：一是付稿酬，自前些年稿费调整以来，稿酬一般是千字40至150元。当然，一些报纸杂志为了约名作家的稿子，有时千字开到200至300元，稿酬最高的杂志可能是《知音》，千字能开到l000元；另一种方式是付版税，标准是8％至l0％，当然也要看作者，版税拿到20％甚至更多的也并不少见。所谓版税，就是作者拿的钱是按照上述比例，从总码洋中提取。
版税及书价一旦确定，作家拿多少钱就取决于印数，而印数取决于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本身的价值。贾平凹《怀念狼》的起印数是15万，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是20万，余秋雨作品的起印数也相当高。以《美人赠我蒙汗药》为例，王朔的版税拿l2％乘以起印数和书价16.8元，他一本书能赚40万元之多。
当然，作者拿的钱当中，还应该扣掉个人收入调节税。
曾有传言，说赵忠祥靠《岁月随想》和《岁月情缘》两本书赚了200万元。当记者向他核实时，赵忠祥回答：“《岁月随想》赚的钱不到l00万元，还要上税；《岁月情缘》的钱也不是一下子就拿的，依版税是卖掉多少，出版社给结算多少。”这意思是说，差不多？
还记得曾看过一篇文章，题目直截了当——“稿酬大战又起硝烟，千字纪实稿最高5万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下纪实类名杂志高稿酬情况：
近年来，随着报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稿费越涨越高，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自去年起也从原来的千字20元至40元增至千字40元至l00元。为了夺得好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读者，一些有实力的大报大刊不惜重金求稿。近日，广东省《家庭》杂志在其今年六月推出的“头条”征文大赛中宣布，自今年下半年起，凡在其杂志上发表的头条纪实稿件，可获稿费l.5万元，同时，还可以参加头条大赛佳作奖评选和每年一度的《家庭》佳作奖评选，一等奖的奖金分别为1.5万元和2万元。如果一篇稿件有幸能发为头条并同时获得两项大奖的话，那么这篇几千字纪实稿件的稿费可高达5万元！
如此高的稿酬，在令同行咋舌的同时，也难免引起一些不景气报刊的叹息，这些报刊连支付国家的最低稿酬标准都有困难，要跟上攀升到如此之高的稿酬标准，显然力不从心。其实，以《家庭》、《知音》为代表的生活纪实类杂志的高稿酬制度由来已久，且一直实行，至今未变。他们就是用这种策略吸引了大量“好稿”（包括各种“内幕”、“猛料”、“惊险刺激”的内容），从而吸引读者，使发行量大大提升。发行量上去了，广告、利润也就随之攀升，付给“好稿”高稿酬就不在话下了。其实这也算是“良性循环”。
自由撰稿人的不自由
有一位自由撰稿人兄弟深有感触地说，所谓自由撰稿人，其实是“不自由撰稿人”——
明明一个十分完善而能够把握中心命脉的选题计划，可只要老编一开口，你就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东西大刀阔斧地宰得面目全非。而且，此过程中不得有半点杂音，否则你的东西就只有胎死腹中的厄运了。
我所遇见最为惨烈的事件，莫过于当一本书稿完成以后，通知你说选题计划有变，需重新写；等眼睛都看痛了，手打字都酸痛了以后，好不容易作如释重负状，兴致勃勃地交稿，得到的消息是此选题计划本社已经取消。完，所有的功夫全白费。
做“不自由撰稿人”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最大的感受是：忙和累。
“自由撰稿人”中的自由，大家都知道不过是写什么和什么时候写的自由。至于说谁给你发、发多大的豆腐块、给你多少报酬，那你可完全没有自由。
说实话，走自由撰稿人的道路是需要勇气的。
一位编辑说：我在文艺副刊干了l0年，我的很多作者都是放弃了固定的工作岗位而走上自由撰稿人道路的。他们最初可以说经年累月，连一分钱都拿不到。辛辛苦苦写出的文字最后连敝帚自珍的信心都没有了。况且那几年电脑还没有这么普及，誊抄是很费工夫的。（公羊王均）
（摘自《文化圈里的“野生动物”：自由撰稿人》，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4月版，定价：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