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轶可的符号意义

从李宇春到曾轶可，四年时间，一场大大的社会学实验，终凸现成果。
我了解到李宇春的时候，应该是07，08年的事了，即使那时我在信息上落伍了，但是了解到李宇春的魅力后，也同样叹为天人，李宇春的玉米们为之疯狂的理由，终于了然在目。
09年，看到曾轶可，再回到李宇春，才发现李宇春其实已经过时。四年的时间，大众观念更新之快，让看官瞠目结舌。
李宇春只是代表了大众某种共同的符号，正正所谓青年领袖，人们对她的喜爱和各种追捧的方式，不过是民主意识发展的起步阶段。我寻找我的喜好，我坚持我的喜好。以此个人喜好和其他人共结盟友。
而曾轶可的横空出世，把民主意识突然一下子拔高到后后现代去了。
曾轶可的意义不再是属于李宇春时代－平民偶像的时代，而是象征着平民时代的悄然来临。
平民时代的意义在于虚拟和现实界限的模糊化，虚拟和现实之间零成本的转换。
李宇春时代，人们把现实的虚拟寄托在一个中心上。现实是只有一个冠军，只有一个全民偶像，于是大众创建了这个虚拟的符号，借以实现这个符号来证明自己的现实存在性。
李宇春时代是“想唱就唱，想要就要”之民主理念的广泛宣传时期。这个符号的提炼，标识着大众参与意识的崛起。
到了曾轶可时代，人们已经不屑于传统意义上偶像charisma的形式，“她都能唱，我岂不是也能唱”， “她唱成那样，我能唱得更好”。曾轶可虽然现在还不是冠军，但是在多数人心里，她和冠军没有区别：爱她的人，她早已超越冠军；恨她的人，她是眼中钉；装作不屑她的人，或翻唱或恶搞她的作品。这次的造星运动并没有失败，但是真正有意义的不再是民众的造星意识，而是民众对自我的挖掘意识。
如果说李宇春时代，是人们一哄而上，发现了一条实现虚拟的共同路径，那么曾轶可时代，则是提醒人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发现实现虚拟的个人途径。
“想唱就唱，想要就要”的理念终于步入了大众的成熟阶段。
曾经有句话叫做，“你说别人不好，你倒是自己去做啊” 被视为最白痴的逻辑。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咸鱼翻身，白痴也有春天。如果你不喜欢，最好的方法似乎就是你去创造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出来。把幻想变为现实的虚拟，这只能是放在这样的社会才能不是妄想天开。
你不喜欢曾轶可，而超过她的门槛一点也不高，你可以其貌不扬，你也可以五音不全，你可以只会拨最简单的和弦，你也可以用日记来弹唱，你完全可以超过她，你也可以在舞台上闪耀。你说她不好，但是怎么不见你此刻在舞台上呢？
Why?
and why not?
这个时候再叫民主意识，我都认为有点过时了，但是我依然选择民主这个词，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常规上的政治术语。
民主，意味着参与，所有人都能参与。
如何才能所有人都能参与？
这个舞台必须足够大，必须能容纳所有人，必须不能只有一个冠军，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冠军，甚至每个人都是一个冠军，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拥有她的小舞台。
当然，所谓这个舞台只是一个符号意义的舞台，它意味着符号的创造和传播。每个人的参与，意味着人们参与到各自符号的创造性活动上，因此这个舞台，早已是虚实难辨。
而要能做到让全部人参与，还必须首先建立在一种合而不同的意识形态上。
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即使提供了一个绚丽的无穷远的大舞台，也没有人敢于在上面创建自己的小舞台。
因此你首先要合才能不同，如果人们能理解为什么曾轶可能走到这一步的话，那么也一定会被激发出寻求自己平凡的与众不同的意识，寻求自己符号的创造，于是人们争相传播她。如果不能理解的，固步自封的，那么还需要更多的刺激，需要更多的“争议可”，于是，无论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曾轶可符号的广泛传播无法阻拦。
关于民主的理念，对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有着毫不陌生的文化基础。
而对于广大的低教育阶层来说，民主理念只是被粗暴的简化成了民粹主义（populism)。
不是受了高教育的人需要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民主，而是那些极易成为民粹主义的低教育和低素质人的社会危害行为，才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意识进程的最大障碍。
曾轶可自己说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教导民粹主义们一个基本的道理：对于恨我的人就不要恨我了，去听别人的歌吧，不要管我了。
这才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