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ING】沈从文的后半生
最近阅读张新颖的新书《沈从文的后半生》，深感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之不易，也感动于沈从文为人之耿直与浪漫，痛感于一代文人在政治压力下一点点地将自己的本性磨灭掩藏。一边读，一边疼，可是这样的疼痛却又再刺激着我继续往下追寻，一路独来，宛如黑夜里一个人郁郁独行，小心地翼翼地伸着脚，寻路而前。
还没看完，没耐住分享的欲望，先节选第一节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内心的感受。
读的最开心的其实就是这第一部分，看沈从文给张兆和写的信，看他和儿子的对话，一个天真浪漫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心生感动。可惜，再往下，就很难再看到了。
沈从文的后半生
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年
张新颖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一章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
一、恢复“年青”，“重新安排”
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大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和夫人姚可崑带着两个女儿，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中间来住过几天的，还有朱光潜。不巧的是，张兆和弟媳生病，张兆和又匆匆返回城里去照料。也因此，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五封信，前四封是一连四天写的。“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青年青，每天为你写个信。”（18；500）
这一年沈从文四十六岁。自抗战以来的十余年，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长时间身心焦虑疲惫，少有舒心安定的时刻。可是，在圆明园东北偏僻之处的这个园中之园，他似乎放松了下来，心情也显见地明朗。他好像有一种重新恢复“年青”的强烈冲动。给妻子的信，又出现了十多年前“情书时期”的抒情，还多了一点幽默，更增添了一种历经生活磨砺之后的韧实。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霁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儿“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子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起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18；497，499，500）
三十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孩子起夜睡醒，父子俩又说起话来，“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的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18；503，504，505）
“年青”，这个词又重复出现了，这次说的是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他充满了温热的感情和平静的自信。还有什么词比“年青”，更能表达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青”，将来还“很年青”——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将来，好像也同样清晰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好好来写。
到八月七日，他写好一篇《霁清轩杂记》，漫谈这里的建筑，景致，流水中的鱼，颐和园的两个老住户，几种鸟虫的叫声……一九四七年他曾经在此消夏，一年后重临旧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从容起来，散漫地说起园子的种种，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歇身之处，却自成丘壑，自有分量，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远远地隔开了。
这里的生活显得宁静而富有诗意——事实上，身在其中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这么感觉的。傅汉思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一九四八、七、十四……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颐和园度一个绝妙的假期！沈家同充和，作为北大教授杨振声的客人，住进谐趣园后面幽静美丽的霁清轩。……几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十八世纪的小小亭子里。生活过得非常宁静而富有诗意。充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充和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鲜鱼……”[1]
[1]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71-172页。
还没看完，没耐住分享的欲望，先节选第一节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内心的感受。
读的最开心的其实就是这第一部分，看沈从文给张兆和写的信，看他和儿子的对话，一个天真浪漫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心生感动。可惜，再往下，就很难再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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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后半生
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年
张新颖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一章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和从崩溃中的恢复
一、恢复“年青”，“重新安排”
一九四八年暑假，杨振声邀请北大文学院的几位朋友，到颐和园霁清轩消夏。冯至和夫人姚可崑带着两个女儿，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和两个儿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与傅汉思（Hans H. Frankel)——一个年轻的德裔美籍人，在北大教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都来了。中间来住过几天的，还有朱光潜。不巧的是，张兆和弟媳生病，张兆和又匆匆返回城里去照料。也因此，喜欢写信的沈从文，又有了以文字和妻子交谈的机会。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五封信，前四封是一连四天写的。“我想试试看在这种分别中来年青年青，每天为你写个信。”（18；500）
这一年沈从文四十六岁。自抗战以来的十余年，与之前的各个时期明显不同，沈从文更加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精神上的极大困惑和纠结不去的苦恼，长时间身心焦虑疲惫，少有舒心安定的时刻。可是，在圆明园东北偏僻之处的这个园中之园，他似乎放松了下来，心情也显见地明朗。他好像有一种重新恢复“年青”的强烈冲动。给妻子的信，又出现了十多年前“情书时期”的抒情，还多了一点幽默，更增添了一种历经生活磨砺之后的韧实。
七月二十九日晚，他先“抱怨”了几句霁清轩生活的“风雅”，感到有点儿“倦”，转笔却道：“写这个信时，完全是像情书那么高兴中充满了慈爱而琐琐碎碎的来写的！你可不明白，我一定要单独时，才会把你一切加以消化，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力量！至于在一处，你的命令可把我头脑弄昏了，近来命令稍多，真的圣母可是沉默的！”“离你一远，你似乎就更近在我身边来了。因为慢慢的靠近来的，是一种混同在印象记忆里品格上的粹美，倒不是别的。这才是生命中最高的欢悦！简直是神性。却混和到一切人的行动与记忆上。我想什么人传说的‘圣母’，一点都不差。……让我们把‘圣母’的青春活力好好保护下去，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子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青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他回忆起两个人走过的日子，赞叹“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奇迹，而你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满意生命中拥有那么多温柔动人的画像！”他特别说到最近，“我近来更幸福的是从你脸上看到了真正开心的笑，对我完全理解的一致。这是一种新的开始，让我们把生命好好追究一下，来重新安排，一定要把这爱和人格扩大到工作上去，我要写一个《主妇》来纪念这种更新的起始！”（18；497，499，500）
三十日夜间，“我和虎虎坐在桌上大红烛下，他一面看《湘行散记》，一面喝柠檬水，间或哈哈一笑，为的是‘水獭皮帽子’好笑！那想到家里也还有那么一个小读者！”
我一面和虎虎讨论《湘行散记》，一面在烛光摇摇下写这个信……下面是我们对话，相当精彩：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
孩子起夜睡醒，父子俩又说起话来，“听我说到‘为妈妈写的信就成《湘行散记》底本’时，就插口说：‘想不到我画的也成书的封面！’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18；503，504，505）
“年青”，这个词又重复出现了，这次说的是作品。对自己的文学，他充满了温热的感情和平静的自信。还有什么词比“年青”，更能表达作品自身的生命活力呢？十几年前的作品，现在“很年青”，将来还“很年青”——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将来，好像也同样清晰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好好来写。
到八月七日，他写好一篇《霁清轩杂记》，漫谈这里的建筑，景致，流水中的鱼，颐和园的两个老住户，几种鸟虫的叫声……一九四七年他曾经在此消夏，一年后重临旧地，熟悉感油然而生，心情好像也从容起来，散漫地说起园子的种种，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歇身之处，却自成丘壑，自有分量，仿佛与外面的世界远远地隔开了。
这里的生活显得宁静而富有诗意——事实上，身在其中的那个年轻的美国人正是这么感觉的。傅汉思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一九四八、七、十四……我在北平近郊著名的颐和园度一个绝妙的假期！沈家同充和，作为北大教授杨振声的客人，住进谐趣园后面幽静美丽的霁清轩。……几家人分住那些房舍，各得其所。我就把我的睡囊安放在半山坡一座十八世纪的小小亭子里。生活过得非常宁静而富有诗意。充和、我同沈家一起吃饭，我也跟着充和叫沈太太三姐。我们几乎每天能吃到从附近湖里打来的鲜鱼……”[1]
[1]傅汉思：《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沈从文印象》，孙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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