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同，巧合？抄袭？
——小川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主人公我一出场便像一个孤独的影子行走在路上。他没有明确的行走目标，没有必要的逻辑背景，甚至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他的第一次人生远行，似乎只是父亲为他迈向成人而准备的一种简单的仪式。也是它检视自己价值体系与社会现实之间是否付协调的一次尝试 。然而，随之而来的事实却有力的证明，他在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时，或者说，他在走向成人的第一步时，现实却戏剧性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当他在濒与绝望中终于发现了希望，并顺利地搭上一辆满载苹果的卡车时，他以为自己终于接受了现实以不经意的方式对自己进行的残酷考验。但是当他还没有在想家的温暖中回过神来，现实又给了他有力的一击——他以自己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一次次的为了保护司机的苹果而与哄抢的村民作战，司机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他竭力的为司机减少损失，以至于被村民揍得遍体鳞伤，而司机却放任事态的发展是自己毫发无损。结果，司机跳上了抢苹果的拖拉机，与村民一同消失在沉沉的暮色中，而他却带着满身的血迹，在破损不堪的卡车中饥寒交迫地等待着夜晚的来临。”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2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3页。
“我们已无法看到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所谓的人物性格也变得异常模糊，余华所极力推崇的叙事场景只有两个片段：一是我在暮色里寻找可安身的旅馆时的焦灼和绝望，一是为保护司机的苹果而主动反抗的英雄是的义举，尽管这两个场景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但他们在终极目标上都指向了我的远行的意义——那不只是生存的残酷的狡黠，还包含了个人成长中价值启蒙与现实秩序的尖锐对抗。说穿了，就是对正常的伦理进行的一次有力的颠覆和消解，使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日常的价值启蒙与真正的现实生存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我在这场成人的仪式中成为一个荒诞的生动注解。”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2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4页。
“除了老太太无疾而终外，余华又演绎了两对兄弟相互残杀的死亡过程。但是，就其实质而言，小说仍然是质疑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不可协调性。山岗的四岁儿子皮皮处于一种无知和好奇，将襁褓中大哭不止的堂弟摔死，这种过失的杀人并没有理性的支撑。但是围绕着这一事件，山岗和山峰兄弟俩却迅速地卷入一种非理性的复仇漩涡里——山峰一脚踢死了自己的侄儿皮皮，接着又被山岗折磨致死，山岗最后也因为故意杀人被处以极刑。对此，山峰的妻子还余怒未消，又谎称自己是死者的妻子，主动要求捐赠死者的遗体，是枪毙后的山岗再次被医院作为器官移植的捐献者承受被肢解的命运”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5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4-85页。
“在这些场景的背后，都是非理性的人性意愿在疯狂的扩张。它不仅挣脱了学院亲情，挣脱了社会伦理，也挣脱了法律规范，挣脱了任何理性的基本规约。这种非理性的疯狂扩张，最终使悲剧像坐上了滑轮车一样，不可遏止的第向前飞奔，同时也隐喻了一种人性与命运的双重解难。”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6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5页。
“无论是对命运错位的关注，还是对死亡的热情书写，就余华本人来说，都是一种叙事经验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主要立足于对经验和常识的主观颠覆。”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6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5页。
“余华所强力推崇的是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与死亡的沉醉式的表达。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历年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念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8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6页。
“《在细雨中呼喊》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人性恶的执迷展露转向人性善的深情召唤〉”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91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8页。“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享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感……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93-94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8-90页。“年轻的时候，因为赌博成性和沾花惹草……事实上，福贵对苦难的忍受能力，也正是体现在这种感情的巨大撕裂之中，他是我见到这个世界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116-118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91-93页。“《许三观卖血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承续了《活着》的基本主题——生命的受难本质……以种种不可预测的劫难展示了人物的韧性品质。”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122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93-94页。“但是，这并不是小说的关键，因为从中国的传统的伦理体系上说，父母卖血养家糊口虽然是历史的隐情所迫，但也符合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基本生存理念……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了父与子的生命范畴，甚至蕴含了许三观对自我生存的道德追问和伦理冲撞。”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125-126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94-95页。
这些雷同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此大段大段的雷同，难道只是因为巧合？显然这是不具有说服力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叙述分析同一篇小说的的主题思想，“一千个读者，也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很显然，其中一本书的作者抄袭了另一本书里的内容。既然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本书的情况。《余华评传》洪治纲 著 属于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谢有顺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作者简介：洪治纲 1965年10月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硕士，一级作家。发表当代文学评论及论文百余万字，著有《审美的哗变》、《无边的迁徙》、《永远的质疑》等著作六部。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现供职于浙江省作家协会。《流动的思想》王晓岚 著 属于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7辑） 陈星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作者简介：女，1970年生，山西省吕梁市人。199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于《当代文坛》等国内知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现在供职于吕梁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由此推断，谁是谁非，谁抄袭谁的，也就很显然了。
其实，如今抄袭、造假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中学生作业抄袭、大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研究生研究论文抄袭、教授学术论抄袭、作家作品抄袭、歌手歌曲抄袭……五花八门的抄袭造假事件数不胜数，人们也见就怪不怪了，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理，如今抄袭之风才如此的泛滥。特别是大学里，抄袭更是普遍现象，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真正出自自己之手的是少之又少，网络那么方便，谁还愿意呆在图书馆里一本本的翻资料，花上几周去写一篇不知道有什么用的论文呢。对于这种现象老师也无能为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大学生的悲哀、是教育制度的悲哀。
面对抄袭现象，我们不应该沉默，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指责这种不道德行为，像方舟子那样。另外对于抄袭现象也有必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其实原因很简单，利益两个字。通过抄袭别人的作品可以名利双收，又不要付出多少努力。当然，抄袭会有风险的，被人发现名誉受损、还要赔钱道歉，可是这些与金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谁会和钱过不去呢！抄袭和小偷偷东西有什么两样呢！小偷不会因为可能被抓住就不偷东西了，抄袭也是一样的道理,再说了赚的远比赔的多，像郭敬明那样，不仅名誉没受到损害，相反，比以前赚地更过了，还有那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粉丝捧，很风光的，凭什么不抄呢！
另外，中国对于抄袭并没有什么具体可执行的法律条款，《著作法》也没有什么力度，照样有人钻法律的空子，作家出版社的主任编辑王宝生说：“剽窃这样的事情，目前非常严重，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去完全杜绝，只能依靠作家的良知和道德。”可问题在于剽窃者不在乎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他们抱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来面对公众。于是乎，抄起别人的文章来肆无忌弹，不仅大段大段的抄而且整篇整篇的抄，像代凯军德《武则天谋政强国的九九方略》20万字有11万字是抄袭的，可谓是“剽窃大王”了。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接受的都是诚信教育，偶尔的作弊行为也只是小孩子的游戏，是个别的现象，而然当走到大学还没走进社会的时候，却发现那么多的虚假，感觉挺滑稽的、也可悲的，其实老师应该这样教育我们：当诚信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利益，当成信与利益不冲突的时候，才选择诚信。从小学到大学，应该把李宗吾的《厚黑学》作为必读科目，这样人人都可以剽窃了可以发财了！
冉云飞说：“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正义和公理，一个人也不可以没有伦理底线。你认为抄袭是对的，这是你的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你的这种自由是以伤害被抄袭人为前提的，你必须为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仅把这句话献给剽窃者，以及剽窃者的粉丝们！这是一个叛逆的时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但当你冷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时代还是那个时代——理智、规范、道德！
愿抄袭不再抄袭，愿剽窃者不再剽窃，我们需要原创！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主人公我一出场便像一个孤独的影子行走在路上。他没有明确的行走目标，没有必要的逻辑背景，甚至也没有充足的理由，他的第一次人生远行，似乎只是父亲为他迈向成人而准备的一种简单的仪式。也是它检视自己价值体系与社会现实之间是否付协调的一次尝试 。然而，随之而来的事实却有力的证明，他在迈向社会的第一步时，或者说，他在走向成人的第一步时，现实却戏剧性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当他在濒与绝望中终于发现了希望，并顺利地搭上一辆满载苹果的卡车时，他以为自己终于接受了现实以不经意的方式对自己进行的残酷考验。但是当他还没有在想家的温暖中回过神来，现实又给了他有力的一击——他以自己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一次次的为了保护司机的苹果而与哄抢的村民作战，司机却站在一旁袖手旁观。他竭力的为司机减少损失，以至于被村民揍得遍体鳞伤，而司机却放任事态的发展是自己毫发无损。结果，司机跳上了抢苹果的拖拉机，与村民一同消失在沉沉的暮色中，而他却带着满身的血迹，在破损不堪的卡车中饥寒交迫地等待着夜晚的来临。”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2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3页。
“我们已无法看到故事情节的合理性，所谓的人物性格也变得异常模糊，余华所极力推崇的叙事场景只有两个片段：一是我在暮色里寻找可安身的旅馆时的焦灼和绝望，一是为保护司机的苹果而主动反抗的英雄是的义举，尽管这两个场景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因果联系，但他们在终极目标上都指向了我的远行的意义——那不只是生存的残酷的狡黠，还包含了个人成长中价值启蒙与现实秩序的尖锐对抗。说穿了，就是对正常的伦理进行的一次有力的颠覆和消解，使我们深切的感受到，日常的价值启蒙与真正的现实生存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错位。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我在这场成人的仪式中成为一个荒诞的生动注解。”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2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4页。
“除了老太太无疾而终外，余华又演绎了两对兄弟相互残杀的死亡过程。但是，就其实质而言，小说仍然是质疑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不可协调性。山岗的四岁儿子皮皮处于一种无知和好奇，将襁褓中大哭不止的堂弟摔死，这种过失的杀人并没有理性的支撑。但是围绕着这一事件，山岗和山峰兄弟俩却迅速地卷入一种非理性的复仇漩涡里——山峰一脚踢死了自己的侄儿皮皮，接着又被山岗折磨致死，山岗最后也因为故意杀人被处以极刑。对此，山峰的妻子还余怒未消，又谎称自己是死者的妻子，主动要求捐赠死者的遗体，是枪毙后的山岗再次被医院作为器官移植的捐献者承受被肢解的命运”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5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4-85页。
“在这些场景的背后，都是非理性的人性意愿在疯狂的扩张。它不仅挣脱了学院亲情，挣脱了社会伦理，也挣脱了法律规范，挣脱了任何理性的基本规约。这种非理性的疯狂扩张，最终使悲剧像坐上了滑轮车一样，不可遏止的第向前飞奔，同时也隐喻了一种人性与命运的双重解难。”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6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5页。
“无论是对命运错位的关注，还是对死亡的热情书写，就余华本人来说，都是一种叙事经验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核心主要立足于对经验和常识的主观颠覆。”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6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5页。
“余华所强力推崇的是一种叙事倾向，便是对暴力与死亡的沉醉式的表达。毫无疑问，暴力和死亡一直是被人类的文明历年所极力规避的两个概念，也是受人类的理念秩序所不断钳制的两种生命状态。它们相辅相成，彼此交叠，像一颗定时炸弹，从各种偶然性的角度瓦解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现实秩序。” 这段文字出现在《余华评传》第58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6页。
“《在细雨中呼喊》作为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人性恶的执迷展露转向人性善的深情召唤〉”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91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8页。“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孙光林几乎很少享受到童年的温暖和生存的安全感……对人的基本尊严及其伦理温情的践踏，才是形成孙光林内心苦难的根本缘由。”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93-94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88-90页。“年轻的时候，因为赌博成性和沾花惹草……事实上，福贵对苦难的忍受能力，也正是体现在这种感情的巨大撕裂之中，他是我见到这个世界对生命最尊重的一个人，他拥有了比别人多很多的死去的理由，可是他活着。”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116-118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91-93页。“《许三观卖血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承续了《活着》的基本主题——生命的受难本质……以种种不可预测的劫难展示了人物的韧性品质。”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122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93-94页。“但是，这并不是小说的关键，因为从中国的传统的伦理体系上说，父母卖血养家糊口虽然是历史的隐情所迫，但也符合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基本生存理念……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了父与子的生命范畴，甚至蕴含了许三观对自我生存的道德追问和伦理冲撞。” 出现在《余华评传》第125-126页，出现在《流动的思想》第94-95页。
这些雷同的地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此大段大段的雷同，难道只是因为巧合？显然这是不具有说服力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叙述分析同一篇小说的的主题思想，“一千个读者，也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很显然，其中一本书的作者抄袭了另一本书里的内容。既然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本书的情况。《余华评传》洪治纲 著 属于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谢有顺主编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作者简介：洪治纲 1965年10月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硕士，一级作家。发表当代文学评论及论文百余万字，著有《审美的哗变》、《无边的迁徙》、《永远的质疑》等著作六部。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现供职于浙江省作家协会。《流动的思想》王晓岚 著 属于当代学者人文论丛（第7辑） 陈星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北京第1版。作者简介：女，1970年生，山西省吕梁市人。199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于《当代文坛》等国内知名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现在供职于吕梁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由此推断，谁是谁非，谁抄袭谁的，也就很显然了。
其实，如今抄袭、造假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中学生作业抄袭、大学生毕业论文抄袭、研究生研究论文抄袭、教授学术论抄袭、作家作品抄袭、歌手歌曲抄袭……五花八门的抄袭造假事件数不胜数，人们也见就怪不怪了，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理，如今抄袭之风才如此的泛滥。特别是大学里，抄袭更是普遍现象，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真正出自自己之手的是少之又少，网络那么方便，谁还愿意呆在图书馆里一本本的翻资料，花上几周去写一篇不知道有什么用的论文呢。对于这种现象老师也无能为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大学生的悲哀、是教育制度的悲哀。
面对抄袭现象，我们不应该沉默，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指责这种不道德行为，像方舟子那样。另外对于抄袭现象也有必要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其实原因很简单，利益两个字。通过抄袭别人的作品可以名利双收，又不要付出多少努力。当然，抄袭会有风险的，被人发现名誉受损、还要赔钱道歉，可是这些与金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谁会和钱过不去呢！抄袭和小偷偷东西有什么两样呢！小偷不会因为可能被抓住就不偷东西了，抄袭也是一样的道理,再说了赚的远比赔的多，像郭敬明那样，不仅名誉没受到损害，相反，比以前赚地更过了，还有那么多不知天高地厚的粉丝捧，很风光的，凭什么不抄呢！
另外，中国对于抄袭并没有什么具体可执行的法律条款，《著作法》也没有什么力度，照样有人钻法律的空子，作家出版社的主任编辑王宝生说：“剽窃这样的事情，目前非常严重，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去完全杜绝，只能依靠作家的良知和道德。”可问题在于剽窃者不在乎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他们抱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心态来面对公众。于是乎，抄起别人的文章来肆无忌弹，不仅大段大段的抄而且整篇整篇的抄，像代凯军德《武则天谋政强国的九九方略》20万字有11万字是抄袭的，可谓是“剽窃大王”了。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接受的都是诚信教育，偶尔的作弊行为也只是小孩子的游戏，是个别的现象，而然当走到大学还没走进社会的时候，却发现那么多的虚假，感觉挺滑稽的、也可悲的，其实老师应该这样教育我们：当诚信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利益，当成信与利益不冲突的时候，才选择诚信。从小学到大学，应该把李宗吾的《厚黑学》作为必读科目，这样人人都可以剽窃了可以发财了！
冉云飞说：“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正义和公理，一个人也不可以没有伦理底线。你认为抄袭是对的，这是你的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你的这种自由是以伤害被抄袭人为前提的，你必须为此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仅把这句话献给剽窃者，以及剽窃者的粉丝们！这是一个叛逆的时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但当你冷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时代还是那个时代——理智、规范、道德！
愿抄袭不再抄袭，愿剽窃者不再剽窃，我们需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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