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郑伯克段

春秋时期，郑伯胞弟共叔段起不臣之心，逾制建城，广积粮草，大臣先后多次劝诫，望郑伯早日图之，然郑伯以“多行不义必自毙”为由以待时机。当共叔段不臣之心已昭然若揭，引起民愤，“将袭郑”时，郑伯才决心平叛，击溃来犯之敌。
对于该历史事件，《左传》褒扬赞赏郑伯的宽容与仁慈，而《谷梁传》则各打兄弟俩五十大板，本文另辟新角度论述。
事物发展总有方向和结果，把控事物发展方向是为了得到最终的结果。在敌我斗争中，在事物发展伊始先发制人，还是“子姑待之”以厚积薄发？如何判断抉择，都需要智慧。
史家在记录历史事件时，也难免掺杂个人情感。郑伯“放纵”共叔段任意妄为，得从两种情况来看。一方面，表面上郑伯宽厚，包容其行为，或许郑伯在背后已经做了大量的事实调查和论断，他有信心把握事情的发展，不足以对其造成颠覆性的威胁，但郑伯并不说破，而假托仁慈之言，做了群臣与亲情的表率。另外，郑伯赢得了更多道义上的支持，在舆论上占得先机，臣子齐心、战士协力，在百姓支持下，无往而不胜。
作为外在敌对势力，同时共叔段可看作一种矛盾的净化剂，可以转移朝廷内在的君臣、臣臣、君民之间的矛盾，有节制地默认共叔段势力发展，成了郑伯适时解决内在危机的一种手段。社会是人与人的关系相互交错而形成的群体关系网，人与人之间走近，可以是价值观的相近，或是血脉的绑定，或是利益的相关，如此种种，当然选择共同对付外在敌人，也可以促其团结，以消泯其内在矛盾，不知郑伯是否有这番思量。
另一种可能，完全是从儒家的角度出发。大行仁爱于天下，臣民必归顺，然而当一股势力违背仁爱而对自身构成威胁时，可以待其引起公愤时，让其整个社会的力量起而讨之。当然，在仁爱的命题之下，当一股邪恶的势力不断变化壮大，或形成多股势力时，量变必然引起质变。
施仁爱之心，必先观察事情发展的阶段，以及将来发展到何种阶段的可能性。百姓的利益为大，郑伯在施以仁爱时，还需要考虑到方式和方法，倘若一味地施仁爱而不顾影响，必然会影响君主和法律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像病症一样，病可以有，可以养，可以治，但不可无视久拖，扁鹊为蔡桓公诊断之例便可应证。
事情发展中，于何阶段下针除病，需要考虑前前后后的影响，这包括了处理事情上的纵向和横向的两个方面。病，让人为之精神萎靡，身体不振，也让身体机理因病得到更新，免疫力得到增强。古人的智慧，不完全在其外在的一言一语，也在没有文辞的事物如何发展的背后，挖掘和打捞并结晶，让其焕发现实意义的光彩，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