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经幢与佛塔

Joe:摘抄在此，有空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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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经幢与佛塔
                               
                                曹晓波
 
杭州，曾经的“东南佛国”，据《梦粱录》载，时是，城内仅佛塔就有三十四处，四十二座。它们对杭州的文化、对中外的交流、以及诸如地志与传说，都有过甚大的影响。点检它们，是对杭州历史的一种回顾，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感恩。
 
梵天寺经幢
   
第一次去梵天寺，两女两男，的的呱呱的杭州人，进了笤帚湾，却不知怎么走？夏日的午后，狗在屋檐下懒得睁眼，宋城路上见一小店，一打听，外地人，他说一直。这一走，到了凤凰山脚，幸好见一少妇，也是外地人，热心，带我们回走到了一条小路口。
我说得这么详尽，是因为见到梵天寺经幢，我呆若木鸡。杭州还有如此摄人魂魄的古迹？惭愧。仰视两座经幢，九重宝托没有一块是完整的，有的只剩下二分之一；八面幢身上的佛像漫漶残缺。两经幢相距10米，近16米高，底层浮雕“九山八海”，上面依次叠砌华盖、飞云、腰檐、山花、蕉叶、宝珠、方柱、覆莲，幢顶为日月宝珠。日头西斜，藤蔓茂盛，光影班驳，一千余年的经幢神针般傲立，没有一丝倾斜。什么叫支离破碎？什么叫巍然兀立？两者的结合，一切都在空寂之中。
两千二百年前，古印度摩揭陀国的阿育王弘佛东南亚，佛教一时盛传，后来也就有了宁波的阿育王寺。公元916年 (后梁贞明二年)，笃信佛教的吴越王钱鏐派出使者前往宁波阿育王寺，迎来了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为了安放，钱鏐在都城的南面，造了南塔。
宁波的阿育王寺有石塔和灵鳗潭，钱鏐也要求凿井置潭。这一凿，事情就大了，泉水正当汩汩，一条金色的鳗鱼，似阿育王寺的灵鳗，突然现了出来。君臣士民，更是顶礼膜拜。《西湖游览志》说，这就是梵天寺的前身，时称南塔寺。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南塔寺改名梵天寺。
梵天寺的经幢，是965年 (宋乾德三年) 建的。此时吴越国已历三代五王，为了不使“中国之祸，篡弑相寻”，钱弘俶不但避讳宋高祖的名，去了自己的“弘”，称臣宋朝；又大兴佛事，以示自己的“无为”。这一对经幢，就是当时的见证。可惜，幢身底层上表明钱俶意愿的“建幢记”，如今看不清了。
经幢正西，是梵天寺旧址，昔日的大殿，仍在高高的台基上；寺前一片空旷，让人想起了苏东坡笔下那整日似云的香火：“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这是苏东坡第一次主政杭州留下的。另一首《寒食游南塔寺寂照堂》：“城南钟鼓斗清新，端为投荒洗瘴尘” ，也是该寺盛极一时的留痕。据说，2006年的冬天，山东来了十三个和尚，僧袍袈裟，敲了木鱼铜磬，口颂佛经，沿着经幢，恭恭敬敬地走了三圈。寺旁的人家，又饭后茶余说起了梵天寺在早的盛事。
我第二次与友人去梵天寺，夕阳已经西沉。一位老妇正挑了粪担，在经幢的东面伺弄一块菜地。她叫葛美玉，81岁，她说以前的梵天寺，和尚都有一百多，早个五十年全没了，菩萨也敲光了。你们要看菩萨，后面一个棲云寺香火蛮旺的，明朝是地藏王生日，热闹的。她说的“后面”，轻松得似在眼前。又一老妇从山上下来，她说棲云寺啊，上去，一百多两档（台阶）。
我们上行，半道上见三位老妇，一位82岁，从城北的丁桥过来；84岁与60多的，家在城西求是新村。我俩后生，说声“寺里见”，也就先走了一步。没料到这一走，一直走了近千档的石阶，才见到了“棲云古寺”的牌楼。
我们在寺里停留，出来后见三位老妇你搀我扶也快走到牌楼了，一脸的欢喜。“端为投荒洗瘴尘”？不尽然，我看，也有祈福在心里的。
 
龙兴寺经幢
 
凤起路以前是条河，河水清且涟漪，从武林门过来，由此拐向东去。现在的延安路，当年是一条如蛇的小径，有祥符小桥一座。桥往北，方圆九里，是一片龙兴寺园林。当年佛教兴盛，杭州大有经幡相接的气势。余杭的径山上有一个法钦禅师，弘法十分了得，唐代宗赐封他为“国一禅师”。到了禅师八十九岁那一年，杭州刺史请他移居龙兴寺。
这龙兴寺是536年建的，837年（开成二年），有一个和尚波利佛佗前往五台山朝拜，迎回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这在当年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龙兴寺僧人宗亮大兴土木，造了一座经幢，将陀罗尼经全文刻在了上面，供奉寺院。当然，出资和出力的，都是一些好佛的居士。
龙兴寺经幢只有一层，高“五尺六寸”，加上底座和幢顶，全高将近一丈（3米）。额题篆书：“佛顶尊胜陀罗尼微妙救危济难之宝幢”。经幢也是八面，“周广六尺四寸”，每一面十行字，从南往西数第四面是十一行。经文的序，是用行书刻成，正文刻的是正楷。
845年，佛家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厄运，唐武宗以经济上的理由，展开了灭佛运动。全国一时毁了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寺庙，二十六万多名僧尼被迫还俗。龙兴寺虽然幸免，但也是几经战乱，几遭火灾，经幢从此没了踪影。到了钱鏐坐镇吴越，佛事再次兴盛，龙兴寺修复，经幢依然毫无印迹。
苏东坡两次主政杭州的时候，对龙兴寺偏爱有加，有事没事常来寺里，找琴僧惟贤聊天。每次一到僧房，苏东坡“脱巾褫（音chi ，剥去）衣”，裸露两条大腿，躺在榻床上，要随从的虞侯拿了“痒痒挠”给他浑身抓痒（估计苏市长也是有糖尿病的）。有一天，苏东坡一边咯吱咯吱享受抓挠，一边就问起了“龙兴十宝”之一的唐经幢，惟贤和尚说，他也只是听说而已。
说话的如同流水，这一说到了明朝，这一带已成了龙兴、祥符、戒坛三个寺。明末的一天，龙兴巷南侧的民居突然无缘故地放出了火光，也就是现在灯芯巷的东头，四邻震惊，扒房泼水。墙被毁了，火被灭了，墙基中突然现出了闻名已久的唐经幢。幢身、幢基、幢顶居然无一破损，幢上的十八罗汉金光依然。于是，“一时里人喧动，随喜瞻礼者街填户塞”，唐经幢又被重新竖立在原地供人瞻仰。据《龙兴尊胜幢记》说，此经幢发现时，“内有‘舍利子五十四颗，琉璃瓶盛’等字”。所以，清时杭州名士厉鹗有诗说“石幢妙草章，下有舍利纳”（《六月十日游龙兴寺》）。
1959年以前，现在的延安路只是一条连接法院路（现在的庆春西路）的石板小巷，这条巷就叫龙兴巷。巷的中部两侧，杂夹着三个住了居民的寺庙。一个在皇亲巷，当时做了天水街道办事处的会堂；一个在百井坊巷，六年前扩路，旧址没了；一个在现在的灯芯巷东口。当年居住在百井坊巷的八十多岁的那根老人说，皇亲苑的这个庙，就是龙兴寺遗址。从现在灯芯巷口唐经幢的位置估算，当年龙兴古寺的范围真是大得咋舌。
1959 年，延安路拓宽，唐经幢依然在民居之中，在一个水池的中间。有一个“钱塘浮云”的网友在这个墙门住过，他说，说是水池，其实是经幢当年的地基，低于四周的地面。2000年延安路整治，灯芯巷口南侧的民居拆除，成了一个小公园，唐经幢的位置没变，立在了公园的中间，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样子。它原来的地基，是在经幢亭子的石板下面。
深藏民间的唐经幢，虽历经千年，略有裂痕，但碑文清晰可读；幢上的十八罗汉，金装彩塑依然可鉴。比起其他同时期的经幢佛塔，幸运得很。
 
白塔
 
比起梵天寺经幢的宝托从轴心整半的掉落，白塔算是破损得轻的。塔的基座，和梵天寺经幢相似，也有“九山八海”的雕饰。底层，也有看不真切的经文。梵天寺经幢的九重宝托，重重上翘；白塔的九层塔檐，层层下垂。每一层，与雕刻的门，与门内佛与菩萨的浮雕，以及所有的细节，呈现的是木结构的建筑风格。怪不得当年梁思成要说：白塔与其说是一座建筑物，倒不如称其为一件雕塑品、一座模型。
白塔的建造年代并无确切文字，按专家的说法，是在吴越王钱俶时期。这依据，是1049年主政杭州的范仲淹写下的《过余杭白塔寺》：“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远山欲无际，古舟曾未归。”从白塔的形制判断，也应该是吴越后期的建筑。
白塔的另一处文字，却是一个无名氏。南宋时期，上八府的士民，顺了钱塘江来，在白塔的口子上了岸，进的杭州。一条由西往东流入当年宋城墙边的河，从白塔始，经嘉会门，过水城门进城，北出运河。如今，这千年的水流依然，名叫中河。当年，白塔边的埠岸整日人流不息，南来谋生的、赶考的、求官的、进香的摩肩接踵，买卖的、接客的、行医的、耍戏的市声沸鼎。商人看到了生计，卖起了杭州的地经(导游图)；读书人看出了偏安，想起了北地的沦陷。于是，就有了遒劲黑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我手头上有一张晚清的白塔照片复印件，白塔的周边没有现在茂盛的树丛，有香客正诵读塔基上的经文或者诸如“白塔桥边卖地经”的涂鸦。塔西面的白塔寺仍在，粉墙重檐。白塔的地势高于寺园，这位置现在是闸口铁路卫生所。
白塔的建造没有确切文字，于是也众说纷纭。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白塔是元初的杨琏真伽所造，杨挖了南宋的皇坟，将尸骨堆放在此，造了白塔镇压（“裒诸帝后遗骼，建白塔于临安故宫”）。清时名士朱彝尊的《曝书亭记》也这么说，因为造塔的白石用的是“宋高宗的御书石经”，当时的地方官（“杭州路廉访经历 ”）申屠致远曾极力劝阻过杨琏真伽（“力持不可”）。
民国初的《新西湖志》也有此说：杨琏真伽造白塔“以镇王气”，“高二十丈，垩饰如雪，亦名白塔。其形如瓶，俗呼‘一瓶’”。“垩”是白石灰，也就是说，这个类似北京北海的大肚瓶子的白塔，外面涂饰的是白石灰。不过，该书说此塔的位置在“凤凰山隔岭回峰的尽处”。“回峰”就是馒头山，也就是《西湖游览志》与《曝书亭记》所说的南宋皇宫的范围。这座白塔，在“至正末（1368年）为张士诚毁去”。
这么看来，此白塔，非彼白塔。
看民国初期的杭州地图，白塔，依然是在钱塘江进中河的口岸的西面。现在的中河，在早以凤山水门为界，南面称龙山河。1316年（元延祐三年），龙山河疏浚，龙山闸修建，因南宋大内而禁航近150年后的中河，重新通航。从白塔渡口入杭，需翻坝“闸口”。这也是钱塘江进入京杭大运河的唯一通道，可想昔日的人气和紧要。河上的桥，也是风景，从北往南，数到白塔，老杭州人也有一道顺口溜：“梅云西登仙，盐油丰回荐，柴府铁三新，望通黑稽仓，六部炭南梁，朱美洋海化，水小大通江。”
这其中的每一个字，就是一桥名，依次三十三座：梅登高桥、青云桥、西桥、登云桥、仙林寺桥、盐桥、油局桥、丰乐桥、回回新桥、荐桥、柴垛桥、府桥、铁佛寺桥、三圣桥、新宫桥、望仙桥、通江桥、黑桥头、稽接骨桥、仓桥、六部桥、部院仓桥、炭桥、南星桥、梁家桥、朱家桥、美政桥、洋泮桥、海月桥、化仙桥、水澄桥、小桥。那么，“大通江”是什么？从老杭州的地图看，“大通”也是一座桥，这就是白塔桥；“江”即钱塘江。
杭谚：“走过三江六码头，难过杭州小桥头”，老杭州的小桥头有两处，一处就是大通桥到小桥一带。直到清末民初，这一带仍是三教九流、地痞流氓的聚集之地，坑蒙拐骗全都有了。走南闯北的上八府人过此，除却江湖好汉，没有不提心吊胆的。
白塔后来也热闹过，我十九岁，就是在红旗招展的白塔边上的火车，去了黑龙江。某日，我和朋友又去白塔，沿了白塔小土包的铁栅栏绕了无数个圈，问了无数个的人，敲了无数次的铁门。然后，仰望了八面九层的白塔，发了好一阵的呆。我说，白塔不应该是这么冷清的。
 
香积寺石塔
 
去香积寺塔，要是从香积寺路西走，再老的杭州人，也会走迷。还是走卖鱼桥，过江涨桥，北拐大兜路，从香积寺巷东拐。此时，一条老巷，似内容扎实的“城记”，就在你的眼前。当然，你要忽略那些后来的添加。
我在香积寺巷37号，一间后来搭出的灶间的门前，就见到这么一对老夫妇，一个在剥毛豆，一个在煤饼炉上炒茭白。老者姓俞，七十六岁，老妇七十四岁。我与他们先说房子。因为这房子紧挨了以前的香积寺，在灶披间的后面，还能看出清时民居的样子。
其实，我是先去看过香积寺塔的。在以前的香积寺，后来的杭州运输设备厂内，工厂早已经凋零，和曾经的寺一样，只剩下一个名了。看门的董师傅是这厂退养的，他允许我走近被脚手架包围的香积寺塔。塔的第九层和第八层，被塑料编织袋包裹着。董师傅说，前两个月，塔面掉下了碎石，文保部门正在补修。
香积寺塔通身也白，但与白塔相比，只是小家碧玉。每层塔身，都有平座、护栏与寮檐，像极了木制。每一层平座上的石栏，也许是太单薄的缘故，都有整片的缺落。每一层塔身上雕饰的门与门钉、门环，与菩萨、经文一样，模糊不清。寮檐的飞椽，起翘较短，有一种纤细，却没有梵天寺的兀然。
香积寺塔以前是有两座的，东塔与西塔，在寺的山门内，傲然对立。说“傲然”，是因为下三府的香客都要从它们的中间，顶礼膜拜，再过去，进得头殿、二殿。俞老汉说起那时的香火，只用了一句杭州话：“木佬佬猛嘞”。猛到什么程度？和尚都有一百多名。
双塔建于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高十二米，为八面九层仿木结构多层楼阁式石塔。当然，我说的只是西塔，东塔在四十年前被毁。那时候厂里惟一的一辆卡车总要从两塔的中间进出，西塔离路轴心较远，东塔偏近。有一天，东塔的塔基终于“撞”了卡车，于是，整座东塔被人迁怒打碎，推翻进了旁边的池塘。这是1968年，和鼓楼一样，是政治狂热后的所为，毁在缺少文化的人的手里，并不是 “革命”的必须对象。
说起东塔，还有一段故事。有一个工人叫罗金根，1982年的一天，他在干涸的塘里看见实在没人要的塔基，找来铲车，叫了几个帮手，搬到了厂附近的岳母家。当然，也有识货的人，不知其数地去了罗家，也出了高价。幸好罗师傅是个不贪的君子，将塔基一直保留到了2005年，捐献给了正在建造的中国大运河历史博物馆。
在拱宸桥东堍的大运河历史博物馆的中心花园，我见到了香积寺东塔的基石，一米二三的直径，六十多公分的高度，整石浑然，周边刻有双龙戏珠。可惜，这么一个镇馆之宝，也是中国大运河历史博物馆中惟一值钱的真古董，却没有一点文字的说明。
据《西湖游览志》载，香积寺建于978 年(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旧名兴福寺，从运河下来的香客，晚上都会点了灯烛，前往朝拜。俞老伯说，香积寺败在日本佬手里，因为东面常有中国的各色武装，日军在山门前架了八年的铁藜，布了八年的重岗。俞老伯的记忆中，“光复”后寺前放过“哑巴子”（无声）电影。从那开始，这地界一直在混乱之中，飞机都低低地擦过上空，俞老伯好担心塔被飞机撞翻。
解放后双塔下一度作过部队的营房，又改做了劳改所。劳改所对外称“启新”，也是一个机械厂的名字，有一种企盼的意思。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个收养落难少儿的好人王万林，他说他的善心，起源于“启新”。1962年，他被诬偷窃（后来澄清）判刑后关押在此。他的老母凭了一双小脚从城里走来看他，只听人说见到了双塔就寻到了。后来的王万林以一个人的退休工资在二十三年间收养了两百八十七个落难少儿，他说，一想起母亲的心酸，他就不想见孩子步入歧途。
这一段结尾与佛塔无关，却有人心向善的欢喜。
 
后言以及其他
 
要想写尽杭州现有的经幢与佛塔，这一点篇幅远远不够。灵隐寺的双经幢与双佛塔、龙泓口的理公塔、六和塔、保俶塔、三潭（从某种意义说，也属佛塔）都值得一提。据《梦粱录》中“僧塔寺塔”篇载，当年的杭城，不算经幢，仅佛塔就有34座。以它们为题的地名，如同遥远的梦境，如今依稀存在。譬如吴山西麓一个“塔儿头”的地名，有多少人会晓得，一百五十年以前，这里有过净因寺佛塔，塔顶佛灯的明与暗，居然是杭州府的官员判定冤狱的依据。
故事和传说并不重要，只是历史对后世的泽被，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重。马叙伦在《石屋余渖》中说到“李叔同一言阻毁寺”。说的是八十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军南下，杭州寺院僧侣无不惶恐，因为传说寺院将受到灭毁。当时李叔同正在杭州，听说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得意门生宣中华此时正任东路军一方要职，即托人请来。宣中华是中共中央委员，浙江的党部领袖。宣中华后来告诉他人：“我生平未尝受刺激如今日之深者，闻李先生言，不觉背出冷汗。”马叙伦由此结论：那时的寺院没被毁灭，也是因了多种的缘由，“亦非中华一阵冷汗所得收效”，但李叔同的力阻，应该是阻止毁寺的最有效的动作。
说这一段，是想说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文化古迹，是有过多少仁人志士奋力的挽救。愿后人珍爱。
（感谢网友古朱、南飞雁给予本文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