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2
通过两个主要发音人的记音和整理，我们已经很清楚闻喜方言的特点在于文白异读异常复杂，声母、韵母、声调都有文白异读，而且有的声韵调是白读少文读多，有的则是文读白读的多少差不多，还有的是文读少白读多。在记两个主要发音人的音时，徐老师就要求县志办再在闻喜四乡和东乡的横水镇各找一个发音人来，收集县内小方言的差异。我还疑惑，记这么多人要多少时间，我们的字表也不够呀。原来是四乡的发音人我们只记前三面，得出他们的音系与城里的差别，然后只集中调查有文白异读的项目——全浊声母字是否送气、是去声还是阳平（如“地”与“帝”同音，还是与“剃”或“题”同音），唇声母细音字入舌尖音（如“皮”与“题”同音），宕果合流、曾臻深通合流、梗入阴声的情况等等，另外还准备了Z变词表。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什么的，所有这些字词都要在晚上用手工一个一个地摘到白纸上，提前做好准备，这样每个发音人就只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每天晚上还要赶紧整理出他们的音系和主要特点，各写一个小的调查报告，徐老师说这样才能及时发现记音中的问题，第二天好补充提问，否则，发音人一回去就不好核对了。后来徐老师又安排调查了城里的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一个19岁的女孩、一位70多岁的老年人和两个14岁的学生。
一天，好像刚好是个休息日，徐老师说他不吃早饭了。一看，烧得满脸通红。一问，是感冒了。原来，徐老师对付感冒的方法一直是老家农村的土办法：饿肚子。我不同意，拿出带来的感冒水什么的，一定要他吃。他很不情愿地吃了，不几天就好了。我认为是药起了作用，徐老师不以为然，说是看我的面子才吃的，吃不吃药其实关系不大。现在，报纸上也这么说。看来中国传统的方法也有科学的一面呢。
总的来说，闻喜调查十分顺利。我们每天晚饭后散步，边走边聊。记得一次他说“你不是学昆曲吗，唱唱看。”我唱了一段，几乎没什么昆曲味儿。他说他喜欢京剧，然后很认真地说，你给我唱了，我也得回报，给你唱段“空城计”吧。他唱得也不怎么样，比我后来听过的甘世福、裘锡圭先生差很远。但他确实喜欢京剧，看电视经常看戏曲频道。我小时候喜欢打乒乓球，大学之后喜欢看足球；而他是年轻时喜欢打篮球，老了爱看的还是篮球。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时事，最爱看的还是时事评论、历史剧、军事节目。彼此了解多了，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有个发音人曾问，你们是父女吧，长得挺像的。我们大笑开怀，乐不可支。
5月20日坐夜间火车回到太原，温老师将我们安排在条件很好的63军招待所休整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我们把闻喜调查的各项小报告总结为一个全面的近七千字的总报告，还把各项调查资料分别整理、做了目录放在两个资料袋中，满满的，看着很有成就感。这期间还参观了晋祠和山西省博物馆。
5月27日坐汽车来到祁县，主要由县志办段副主任接待。祁县与闻喜各方面都完全不同。城建方面，城里有许多质地很好的老房子，都是青灰的砖，黑瓦或琉璃瓦。更奇特的是，房子几乎都是靠外的那面墙高，临街的墙有现在的两三层楼房那么高，上面还有像长城垛子那样的东西。这样，整个胡同就像被两边高墙夹着的小通道，挺阴森的。徐老师以前在太谷等地调查过方言，他告诉我，这一带以前经商的（著名的晋商）、开钱庄的有钱人多，又特别注重置房产，所以他们的宅院盖得非常讲究。
我们住在县招待所，记得是较新的一列或几列平房，每间房两个床，有些潮湿，但挺干净的。每列房前都有个装了压水装置的井，每屋有个水桶。厕所是公共的。吃饭最初也是在县招待所，但这里的饭又贵又吃不惯。贵到什么地步记不得了，但至少比闻喜贵一倍。不习惯的主要是炒菜都用棉籽油，黑乎乎的，颜色和味道都不好还不说，我在插队时就出过问题的胃也不接受，腹泻不止，全身发软。一周后我们发现县志办有个自己的小伙房，工作人员各自出饭钱，从农村雇了个人做饭。饭极简单，主要是当地的面食，刀削面、拨鱼什么的，放上一点点蔬菜再配上一碟咸菜，好像是一周才三五元钱。我们提出也要搭伙，段副主任不太好意思，觉得这边吃得太差，连肉都没有，招待所的饭菜在他们看来是很难吃到的“大餐”呢。他不知道我们在外50多天了，“大餐” 天天吃，家常便饭却很难吃到。加上我的胃闹腾不止，亟需粗茶淡饭来休养生息。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段主任总算答应了。这下吃得真是顺口多了，几天后我的胃就基本恢复了正常（当然也不应抹杀当地医生开的藿香正气水的功劳）。周末他们停火，我和徐老师就先到自由市场买些豆角，晚上封火前炒好，放到一个大大的搪瓷杯中带回住处。第二天，用“热得快”把水烧开，下方便面，拌上豆角吃，不亦乐乎。我们平时也常到自由市场买黄瓜，补充蔬菜的不足。买回后徐老师总是一起都洗好泡到桶里，随吃随取。记得我在市场还发现过一种没吃过的、样子很特别的甜瓜，力主买了回来。我先尝，味道很不错。极力动员徐老师也吃了一个，我问：“还不错吧？”他苦笑着回答：“一般般。我从来不吃没吃过的东西，这回吃是看你的面子。” ！！ 后来才知道这是真的，徐老师家乡没有西红柿、茄子，他就连西红柿和茄子都不吃。看来我的面子还真是不小。
不像闻喜，祁县的记音工作不太顺利。闻喜县志办在我们去之前就协助过山西师大潘家懿老师调查方言，所以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音人理解得很好。可祁县县志办可能是第一次协助方言调查，所以虽然对接待“北大教授”很热心，但对找发音人却一点也不上心，总是张罗着用小车拉我们去旅游。第二天拉我们去了现在蜚声国内外的乔家大院。当时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没出来，县党校刚刚从大院搬出，作为文物修整后保护起来的工作正在计划中。我们在县领导的带领下，捷足先登了。院里一片狼籍，窗栏、屏风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建筑整体令人惊讶。当我们在三进6个大院313间房屋相连的房顶上一览大院全貌，不由深感晋商文化深厚，不虚此行。
第三天县志办又热心地要拉我们上文水的刘胡兰墓，徐老师坚决拒绝了。他要求马上把发音人找来开始工作。当时正是农村麦收、学生接近期末的时候，发音人不好找。找来一个40多岁的住城边的农民，他因身体不好只能做看场的工作，而当时麦子还没收完、没上场，正好空闲，可以来给我们发音。记了两天，当时在祁县党校工作、写过《祁县方言志》的王艾录老师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发音人说话有明显的文水口音！原来他虽然生在祁县，但祖辈是文水人，每年都回文水去住一段。县志办同志不了解一定要口音非常纯粹的当地人才能做主要发音人，结果我们几天的工作差不多前功尽弃，只能做低一档次的参考材料。
怎么办？我们一方面继续记音，一方面赶紧托段主任再换新的发音人。可他忙活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段老师请我们到他家吃过饭，对我们真的是很好，可就是发音人的问题无法解决，徐老师急得上火，牙都肿了。于是我挺身而出。毕竟我插队多年，对于不依赖组织而由自己来解决问题，比较习惯。我问徐老师，听说你80年调查的那个祁县的中学老师口音很好呀，为什么不找找他？徐老师说那位老师其实是祁县小桑村的人，在祁县四中教书，叫范俊，现在应该是退休回家了，找不到了。我说，别急，看我的。我领徐老师直冲县教育局，找到人事部门，拿出介绍信说明情况。人家很热心地给查了档案，原来范俊老师退休后还住在四中，就在城边上。晚上我们冒着小雨找到了范老师。他还记得徐老师，十分热情。他给我们介绍了时年70多岁的一位退休小学老师，人称“活字典”的闫沛章先生。闫先生是世代祁县人，口音纯粹的问题解决了。但他年事已高，心脏不好，我们就每天去他家记音，只记半天，另外半天做其他不同年龄人群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晚上还到小学校的自习室去调查过。工作就这样又进入了正轨。
主要发音人之外的这些社会语言学调查，与闻喜一样，也是只调查有变异的若干语音项目，是我们自己手工摘字做的调查表。果然如徐老师所说，祁县特点在音值的差异十分细密。老中青不同年龄层，以前经商与不经商的社会阶层，城里与四乡，语音都有差异。而排列这些差异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是个音值渐变的过程。比如，不经商的老年人和半数中青年人的“洗”与“死”同音，外地人常嘲笑祁县人的一个笑话是，祁县人让来客洗脸时说“洗洗（死死），洗洗（死死），你先洗（死）完我再洗（死）”。但经商阶层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后代却是“洗”“死”不同音的，只是年纪越轻“洗”的舌尖色彩就越严重，形成音值渐变的阶。结果祁县调查的收获也很大，第一次完整地收集到汉语一个小方言点上“新语法学派式”音值渐变的证据，第一次收集到语音渐变而激发音位的系统地位调整的证据（U由开口地位转为合口，这一分析还是我发现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在祁县城赵镇，我们收集到了一家两代人卷舌声母向不卷舌声母扩散音变的实例。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起于音系内部原因的扩散式音变对语词的风格色彩不敏感，不仅在音变性质上与权威方言影响造成的文白异读不同，而且在音变方式上也不相同。祁县的调查过程虽不顺利，结果却还圆满，我们也归心似箭了。
在县领导的送别宴会上，一位领导突然提出让我们再多住几天。理由是，他们要用政府的小汽车送我们回太原，而之后的一两天刚好有上级领导要来祁县检查卫生，小汽车腾不出来。我们当然宁愿自己坐长途汽车早几天走，可那位领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徐老师发了火，弄得领导很不高兴。徐老师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的，第二天我们还是自己走了。
6月28日回京后开始论文写作。由于系里安排我和李平提前半年于年底毕业后留校，加上夏天还参加了一个月的《中国音韵学高级讲学班》，只剩四五个月的写作时间，很是紧张。徐老师说，咱俩分分工，一人主要写一个点，你想写哪个点？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闻喜。徐老师有些惊讶，他认为祁县好写得多。可是我对细密的音值区别不太敏感，加上之前就对文白异读很感兴趣，摘录了各地文白异读的许多材料，所以还是选了闻喜。其实，在下面调查的两个多月，我们一直在讨论，对于文白异读的性质，它与新语法学派式和扩散式音变的区别，基本上有了一致的看法。
论文几易其稿。初稿题名《论文白异读》。徐老师除细细的批改外，还提出关键性的两条意见。首先是线索不单一。文章其实有绞在一起的两条线索：一是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与新语法学派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有什么不同，提出一种新的音变方式；二是如何利用文白异读的材料拟测方言音韵的各个层次。我对后一线索写得较多，两条线索彼此交叉。徐老师认为，一篇文章只宜集中论述一个问题，建议着重论述文白异读反映一种国外尚未讨论过的音变方式。其次，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方式，初稿称之为“文白异读式音变”，名称不够响亮。既然文中已明确该音变的性质是“权威方言与当地方言音系两个音系的叠置”，不妨就叫“叠置式音变”。他说，名称和口号一定要简明响亮，比如新语法学派时期，当维尔纳发现格里木定律第3条例外的规律后，就曾提出“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这一定理，但这一定理直到雷纳金后来用更简捷的语言从正面表述为“语音规律无例外”之后，才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学派的口号。
这两条意见都十分重要。第二稿，论文的题目就改为“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了。“叠置式音变”不仅比“文白异读式音变”更响亮，也更加确切，文白异读毕竟只是一种现象，不是本质性的描述，有的文白异读还可以是由其他的历史原因造成。“叠置”这一观点，后来也为研究汉语韵书的学者接受，用来研究同一韵书中叠置南北或古今等不同音系的情况。
第一条意见也很重要。因为，我感兴趣的“析层拟测”，必须建立在把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的性质、音变单位、音变过程、音变结果都论述清楚的基础上，后者是更基础的理论要点。搞清楚了这个关系，我就开始重新组织材料，重新安排论证的线索，文章果然清楚多了。最后徐老师还是觉得我对“叠置”论述得不够理想，就亲自加了这样一个图示：
糠 — khəŋ文 — 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
＼ khə白 ／
科 — khə —＼ 同一系统的不同音类的叠置
我还有疑问，如果没有外方言音系的影响，闻喜当地话的“糠”和“科”已经完全同音、完全合流了，为什么也用“叠置”？徐老师答，文读进来前的确是“合流”，文读进来后“糠”有了有鼻尾的文读，“科”没有，两类字的交替形式不同，就不再是完全相同的一小类，而是分层别居的叠置关系了。我豁然开朗：交替形式不同决定其底层形式不是同一类，这可是生成派的重要观点呢，没想到徐老师用在这里了。
虽然在硕士论文中把有关拟测的那条线索全部删去了，但在硕士论文论证清楚了叠置式音变方式后，就可以开始另一线索的讨论，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了。我之后发表的有关山西入声韵、阳声韵的研究，全国各方言一、二等韵音韵格局的研究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做的。而徐老师也沿着他的兴趣所在，写成《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1988）、《文白异读和历史比较法》（1993），《文白异读与语言史的研究》（1994）等纵论文白异读在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上的重要性的多篇论文。徐老师很高兴我们从不同角度推进同一理论的研究。至于我在另一条线索研究中所用的方法程序，直至2005年才写成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台湾的《语言暨语言学》和丁邦新先生祝寿文集上。这两篇论文把文白异读反映的叠置一个土语方言中的本地土语和外来权威方言两个有姊妹方言关系的字音体系理解为： ，提出析层拟测的关键是把两音系相同的无异读的那个部分一身两用、文白双配；用公式表示则为：“白读+无异读＝白读层音系”、“文读+无异读＝文读层音系”。此是后话。
12月底，我顺利地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论文的前五章以硕士论文的标题《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17辑上。由于那时正处学术书籍出版的低谷，1992年才正式印出，距交稿已有6年之久。最后的第六章经前来答辩的侯精一先生推荐，一年之后就以《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为题单独发表在《中国语文》上。
我写硕士论文的同时，徐老师也利用祁县的材料写成了《说“变异”——山西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及其对音变理论的启示》发表在1986年《语言研究》第1期上，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徐老师署的是他和我两个人的名字，其实是徐老师一人写的。我觉得，自己一个字也没写，怎么能算作者呢？徐老师说，材料是两个人调查的，想法是两人讨论的，当然应该两署人的名字。可我仍然觉得不公平：闻喜的文章也是两个人调查、讨论的，可是只署了我的名字。徐老师说，那是学位论文，只能署一个人的名字。
91年后徐老师的兴趣转到了汉语论（字本位理论）。有次他对我说，等字本位的研究告一段落，还要再回头做汉语方言的层次问题。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字本位研究是个如此巨大、艰难的大工程，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有待解决的更多问题又显露了出来。
读硕士的两年半，徐老师教了我许多。我懂得了研究理论必须立足材料，立足汉语。如果徐老师不是在文革前就多次参加方言调查（那时方言方向在语言学教研室），对汉语的方方面面（包括方言）有深入的了解，就不可能在美国进修时敏锐地发现变异理论的价值。如果没有对闻喜、祁县方言两个多月的细致调查，就不可能发现西方理论处理不了的汉语事实，从而提取新的理论。我懂得了理论的重要性：材料总是繁杂的、个别的，理论总是简明的、普遍的；有了理论的框架和视角，材料才从繁杂、散乱、混沌一团中显示出格局和规则。
徐老师潜心学问，治学认真，反感对场面上的应酬。他对不拿礼物前来请教问题的学生极其热情，对拿了礼物、说赞扬之辞的来客却把不悦之情直接溢于言表。他从来没有组织过学术会议，从来不出祝寿文集，也没有在各种学术团体中担任职务。他仅拿过两次教育部的科研基金，一次1万元，一次1.8万元。他给学界留下的是6部专著、两部论文集和70余篇论文。给我们学生留下的，是正直的风骨，求知的大智慧，是他悉心培育的深情和殷切期待。
也许，只要记忆无法忘却，天人就可以通隔。
一天，好像刚好是个休息日，徐老师说他不吃早饭了。一看，烧得满脸通红。一问，是感冒了。原来，徐老师对付感冒的方法一直是老家农村的土办法：饿肚子。我不同意，拿出带来的感冒水什么的，一定要他吃。他很不情愿地吃了，不几天就好了。我认为是药起了作用，徐老师不以为然，说是看我的面子才吃的，吃不吃药其实关系不大。现在，报纸上也这么说。看来中国传统的方法也有科学的一面呢。
总的来说，闻喜调查十分顺利。我们每天晚饭后散步，边走边聊。记得一次他说“你不是学昆曲吗，唱唱看。”我唱了一段，几乎没什么昆曲味儿。他说他喜欢京剧，然后很认真地说，你给我唱了，我也得回报，给你唱段“空城计”吧。他唱得也不怎么样，比我后来听过的甘世福、裘锡圭先生差很远。但他确实喜欢京剧，看电视经常看戏曲频道。我小时候喜欢打乒乓球，大学之后喜欢看足球；而他是年轻时喜欢打篮球，老了爱看的还是篮球。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时事，最爱看的还是时事评论、历史剧、军事节目。彼此了解多了，关系也越来越融洽了。有个发音人曾问，你们是父女吧，长得挺像的。我们大笑开怀，乐不可支。
5月20日坐夜间火车回到太原，温老师将我们安排在条件很好的63军招待所休整了几天。在这几天中我们把闻喜调查的各项小报告总结为一个全面的近七千字的总报告，还把各项调查资料分别整理、做了目录放在两个资料袋中，满满的，看着很有成就感。这期间还参观了晋祠和山西省博物馆。
5月27日坐汽车来到祁县，主要由县志办段副主任接待。祁县与闻喜各方面都完全不同。城建方面，城里有许多质地很好的老房子，都是青灰的砖，黑瓦或琉璃瓦。更奇特的是，房子几乎都是靠外的那面墙高，临街的墙有现在的两三层楼房那么高，上面还有像长城垛子那样的东西。这样，整个胡同就像被两边高墙夹着的小通道，挺阴森的。徐老师以前在太谷等地调查过方言，他告诉我，这一带以前经商的（著名的晋商）、开钱庄的有钱人多，又特别注重置房产，所以他们的宅院盖得非常讲究。
我们住在县招待所，记得是较新的一列或几列平房，每间房两个床，有些潮湿，但挺干净的。每列房前都有个装了压水装置的井，每屋有个水桶。厕所是公共的。吃饭最初也是在县招待所，但这里的饭又贵又吃不惯。贵到什么地步记不得了，但至少比闻喜贵一倍。不习惯的主要是炒菜都用棉籽油，黑乎乎的，颜色和味道都不好还不说，我在插队时就出过问题的胃也不接受，腹泻不止，全身发软。一周后我们发现县志办有个自己的小伙房，工作人员各自出饭钱，从农村雇了个人做饭。饭极简单，主要是当地的面食，刀削面、拨鱼什么的，放上一点点蔬菜再配上一碟咸菜，好像是一周才三五元钱。我们提出也要搭伙，段副主任不太好意思，觉得这边吃得太差，连肉都没有，招待所的饭菜在他们看来是很难吃到的“大餐”呢。他不知道我们在外50多天了，“大餐” 天天吃，家常便饭却很难吃到。加上我的胃闹腾不止，亟需粗茶淡饭来休养生息。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段主任总算答应了。这下吃得真是顺口多了，几天后我的胃就基本恢复了正常（当然也不应抹杀当地医生开的藿香正气水的功劳）。周末他们停火，我和徐老师就先到自由市场买些豆角，晚上封火前炒好，放到一个大大的搪瓷杯中带回住处。第二天，用“热得快”把水烧开，下方便面，拌上豆角吃，不亦乐乎。我们平时也常到自由市场买黄瓜，补充蔬菜的不足。买回后徐老师总是一起都洗好泡到桶里，随吃随取。记得我在市场还发现过一种没吃过的、样子很特别的甜瓜，力主买了回来。我先尝，味道很不错。极力动员徐老师也吃了一个，我问：“还不错吧？”他苦笑着回答：“一般般。我从来不吃没吃过的东西，这回吃是看你的面子。” ！！ 后来才知道这是真的，徐老师家乡没有西红柿、茄子，他就连西红柿和茄子都不吃。看来我的面子还真是不小。
不像闻喜，祁县的记音工作不太顺利。闻喜县志办在我们去之前就协助过山西师大潘家懿老师调查方言，所以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音人理解得很好。可祁县县志办可能是第一次协助方言调查，所以虽然对接待“北大教授”很热心，但对找发音人却一点也不上心，总是张罗着用小车拉我们去旅游。第二天拉我们去了现在蜚声国内外的乔家大院。当时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没出来，县党校刚刚从大院搬出，作为文物修整后保护起来的工作正在计划中。我们在县领导的带领下，捷足先登了。院里一片狼籍，窗栏、屏风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建筑整体令人惊讶。当我们在三进6个大院313间房屋相连的房顶上一览大院全貌，不由深感晋商文化深厚，不虚此行。
第三天县志办又热心地要拉我们上文水的刘胡兰墓，徐老师坚决拒绝了。他要求马上把发音人找来开始工作。当时正是农村麦收、学生接近期末的时候，发音人不好找。找来一个40多岁的住城边的农民，他因身体不好只能做看场的工作，而当时麦子还没收完、没上场，正好空闲，可以来给我们发音。记了两天，当时在祁县党校工作、写过《祁县方言志》的王艾录老师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发音人说话有明显的文水口音！原来他虽然生在祁县，但祖辈是文水人，每年都回文水去住一段。县志办同志不了解一定要口音非常纯粹的当地人才能做主要发音人，结果我们几天的工作差不多前功尽弃，只能做低一档次的参考材料。
怎么办？我们一方面继续记音，一方面赶紧托段主任再换新的发音人。可他忙活半天，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段老师请我们到他家吃过饭，对我们真的是很好，可就是发音人的问题无法解决，徐老师急得上火，牙都肿了。于是我挺身而出。毕竟我插队多年，对于不依赖组织而由自己来解决问题，比较习惯。我问徐老师，听说你80年调查的那个祁县的中学老师口音很好呀，为什么不找找他？徐老师说那位老师其实是祁县小桑村的人，在祁县四中教书，叫范俊，现在应该是退休回家了，找不到了。我说，别急，看我的。我领徐老师直冲县教育局，找到人事部门，拿出介绍信说明情况。人家很热心地给查了档案，原来范俊老师退休后还住在四中，就在城边上。晚上我们冒着小雨找到了范老师。他还记得徐老师，十分热情。他给我们介绍了时年70多岁的一位退休小学老师，人称“活字典”的闫沛章先生。闫先生是世代祁县人，口音纯粹的问题解决了。但他年事已高，心脏不好，我们就每天去他家记音，只记半天，另外半天做其他不同年龄人群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晚上还到小学校的自习室去调查过。工作就这样又进入了正轨。
主要发音人之外的这些社会语言学调查，与闻喜一样，也是只调查有变异的若干语音项目，是我们自己手工摘字做的调查表。果然如徐老师所说，祁县特点在音值的差异十分细密。老中青不同年龄层，以前经商与不经商的社会阶层，城里与四乡，语音都有差异。而排列这些差异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是个音值渐变的过程。比如，不经商的老年人和半数中青年人的“洗”与“死”同音，外地人常嘲笑祁县人的一个笑话是，祁县人让来客洗脸时说“洗洗（死死），洗洗（死死），你先洗（死）完我再洗（死）”。但经商阶层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后代却是“洗”“死”不同音的，只是年纪越轻“洗”的舌尖色彩就越严重，形成音值渐变的阶。结果祁县调查的收获也很大，第一次完整地收集到汉语一个小方言点上“新语法学派式”音值渐变的证据，第一次收集到语音渐变而激发音位的系统地位调整的证据（U由开口地位转为合口，这一分析还是我发现的呢）。更为重要的是，在祁县城赵镇，我们收集到了一家两代人卷舌声母向不卷舌声母扩散音变的实例。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起于音系内部原因的扩散式音变对语词的风格色彩不敏感，不仅在音变性质上与权威方言影响造成的文白异读不同，而且在音变方式上也不相同。祁县的调查过程虽不顺利，结果却还圆满，我们也归心似箭了。
在县领导的送别宴会上，一位领导突然提出让我们再多住几天。理由是，他们要用政府的小汽车送我们回太原，而之后的一两天刚好有上级领导要来祁县检查卫生，小汽车腾不出来。我们当然宁愿自己坐长途汽车早几天走，可那位领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徐老师发了火，弄得领导很不高兴。徐老师总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的，第二天我们还是自己走了。
6月28日回京后开始论文写作。由于系里安排我和李平提前半年于年底毕业后留校，加上夏天还参加了一个月的《中国音韵学高级讲学班》，只剩四五个月的写作时间，很是紧张。徐老师说，咱俩分分工，一人主要写一个点，你想写哪个点？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闻喜。徐老师有些惊讶，他认为祁县好写得多。可是我对细密的音值区别不太敏感，加上之前就对文白异读很感兴趣，摘录了各地文白异读的许多材料，所以还是选了闻喜。其实，在下面调查的两个多月，我们一直在讨论，对于文白异读的性质，它与新语法学派式和扩散式音变的区别，基本上有了一致的看法。
论文几易其稿。初稿题名《论文白异读》。徐老师除细细的批改外，还提出关键性的两条意见。首先是线索不单一。文章其实有绞在一起的两条线索：一是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与新语法学派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有什么不同，提出一种新的音变方式；二是如何利用文白异读的材料拟测方言音韵的各个层次。我对后一线索写得较多，两条线索彼此交叉。徐老师认为，一篇文章只宜集中论述一个问题，建议着重论述文白异读反映一种国外尚未讨论过的音变方式。其次，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方式，初稿称之为“文白异读式音变”，名称不够响亮。既然文中已明确该音变的性质是“权威方言与当地方言音系两个音系的叠置”，不妨就叫“叠置式音变”。他说，名称和口号一定要简明响亮，比如新语法学派时期，当维尔纳发现格里木定律第3条例外的规律后，就曾提出“没有一个例外是没有规律的”这一定理，但这一定理直到雷纳金后来用更简捷的语言从正面表述为“语音规律无例外”之后，才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学派的口号。
这两条意见都十分重要。第二稿，论文的题目就改为“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了。“叠置式音变”不仅比“文白异读式音变”更响亮，也更加确切，文白异读毕竟只是一种现象，不是本质性的描述，有的文白异读还可以是由其他的历史原因造成。“叠置”这一观点，后来也为研究汉语韵书的学者接受，用来研究同一韵书中叠置南北或古今等不同音系的情况。
第一条意见也很重要。因为，我感兴趣的“析层拟测”，必须建立在把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的性质、音变单位、音变过程、音变结果都论述清楚的基础上，后者是更基础的理论要点。搞清楚了这个关系，我就开始重新组织材料，重新安排论证的线索，文章果然清楚多了。最后徐老师还是觉得我对“叠置”论述得不够理想，就亲自加了这样一个图示：
糠 — khəŋ文 — 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
＼ khə白 ／
科 — khə —＼ 同一系统的不同音类的叠置
我还有疑问，如果没有外方言音系的影响，闻喜当地话的“糠”和“科”已经完全同音、完全合流了，为什么也用“叠置”？徐老师答，文读进来前的确是“合流”，文读进来后“糠”有了有鼻尾的文读，“科”没有，两类字的交替形式不同，就不再是完全相同的一小类，而是分层别居的叠置关系了。我豁然开朗：交替形式不同决定其底层形式不是同一类，这可是生成派的重要观点呢，没想到徐老师用在这里了。
虽然在硕士论文中把有关拟测的那条线索全部删去了，但在硕士论文论证清楚了叠置式音变方式后，就可以开始另一线索的讨论，也是我的兴趣所在了。我之后发表的有关山西入声韵、阳声韵的研究，全国各方言一、二等韵音韵格局的研究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做的。而徐老师也沿着他的兴趣所在，写成《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1988）、《文白异读和历史比较法》（1993），《文白异读与语言史的研究》（1994）等纵论文白异读在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上的重要性的多篇论文。徐老师很高兴我们从不同角度推进同一理论的研究。至于我在另一条线索研究中所用的方法程序，直至2005年才写成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台湾的《语言暨语言学》和丁邦新先生祝寿文集上。这两篇论文把文白异读反映的叠置一个土语方言中的本地土语和外来权威方言两个有姊妹方言关系的字音体系理解为： ，提出析层拟测的关键是把两音系相同的无异读的那个部分一身两用、文白双配；用公式表示则为：“白读+无异读＝白读层音系”、“文读+无异读＝文读层音系”。此是后话。
12月底，我顺利地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论文的前五章以硕士论文的标题《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17辑上。由于那时正处学术书籍出版的低谷，1992年才正式印出，距交稿已有6年之久。最后的第六章经前来答辩的侯精一先生推荐，一年之后就以《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为题单独发表在《中国语文》上。
我写硕士论文的同时，徐老师也利用祁县的材料写成了《说“变异”——山西祁县方言音系的特点及其对音变理论的启示》发表在1986年《语言研究》第1期上，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徐老师署的是他和我两个人的名字，其实是徐老师一人写的。我觉得，自己一个字也没写，怎么能算作者呢？徐老师说，材料是两个人调查的，想法是两人讨论的，当然应该两署人的名字。可我仍然觉得不公平：闻喜的文章也是两个人调查、讨论的，可是只署了我的名字。徐老师说，那是学位论文，只能署一个人的名字。
91年后徐老师的兴趣转到了汉语论（字本位理论）。有次他对我说，等字本位的研究告一段落，还要再回头做汉语方言的层次问题。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字本位研究是个如此巨大、艰难的大工程，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有待解决的更多问题又显露了出来。
读硕士的两年半，徐老师教了我许多。我懂得了研究理论必须立足材料，立足汉语。如果徐老师不是在文革前就多次参加方言调查（那时方言方向在语言学教研室），对汉语的方方面面（包括方言）有深入的了解，就不可能在美国进修时敏锐地发现变异理论的价值。如果没有对闻喜、祁县方言两个多月的细致调查，就不可能发现西方理论处理不了的汉语事实，从而提取新的理论。我懂得了理论的重要性：材料总是繁杂的、个别的，理论总是简明的、普遍的；有了理论的框架和视角，材料才从繁杂、散乱、混沌一团中显示出格局和规则。
徐老师潜心学问，治学认真，反感对场面上的应酬。他对不拿礼物前来请教问题的学生极其热情，对拿了礼物、说赞扬之辞的来客却把不悦之情直接溢于言表。他从来没有组织过学术会议，从来不出祝寿文集，也没有在各种学术团体中担任职务。他仅拿过两次教育部的科研基金，一次1万元，一次1.8万元。他给学界留下的是6部专著、两部论文集和70余篇论文。给我们学生留下的，是正直的风骨，求知的大智慧，是他悉心培育的深情和殷切期待。
也许，只要记忆无法忘却，天人就可以通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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