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来自两个完全不同文化圈的国家第一次发生正面冲突，两个国家各按其理念处理同一件事务。清政府以华夷秩序中获得的天下主的身份行事，英国则以文明之国、海上霸主的身份贯穿其侵略行为，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关于目标、动机、处理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等。以我们当下的历史观来审视这一加连串的事物，会觉得这是一场悲烈的滑稽戏。
但滑稽仅是表面现象，仅是我们今天站在西方化的历史观及社会发展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错觉。如果拨去云雾，回溯到当时具体的文化语境，我们会发现诸多可笑的事情又何其合符一般的处事原则，是何其的自然。“历史”呈现出的仅仅是一系列的点状事务，将点状事物连接起来，方成历史，但以何种线而串联之呢？不同的线串联出的历史碎片是否又有其判断的差异呢？答案是肯定的，关于这个观点，哲人阐述已详，故不赘述。
鸦片战争与中国古代的其它战争颇有不同。首先，它发生在中国天下概念之外的英国与中国之间；其次，英国与中国的文化认同、价值取向大有差异，英国是以全球化、工业化为背景来华的，带着资本主义扩张与殖民主义掠夺的目的与中国交流；其三，中国与英国了解对方的程度相差巨大。
这些异同决定了双方对同样的事务也将产生不同的认识，它们各自丫在一个特殊的自我身份认同之上进行思考、行动。中国与英国是两个无论从追求的目标、处理问题的逻辑、对事物认识的程度都完全不同的两个主体，两国之间的交流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
这些信息不对等的原因是多样的，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传统不同；其二，历史经验不同；其三，对所处环境认识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决定双方的价值观的异同，历史经验不同决定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对环境认识的不同决定行为的动机不同。
古代中国是东亚世界最为繁荣强大的国家，在文化层面追求以“和”、“自然”、“治”为核心的价值，关建立起了一个以大一统观念为基础的“天下秩序”。
《大学》八目将“平天下”放在比“治国”更高的位置，也道明了中国文化超越国家意义的理想。纵观中国历史，朝代更迭，但中国帝王“天下主”的身份却从未丢失，也当然地得到“天下”诸国的承认。这种秩序存在的核心有两个方面：第一，身份认同，第二，秩序制度。身份认同的背后包含了一系列的文化话语、国家实力及国家责任划分。秩序制度是处理问题的方法范式，在以礼为基础的等级身份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天下体系中，藩属国向国国称臣，尊中国皇帝为大皇帝，以当下的历史观来看，这是一种封建落后的秩序，但是却在自汉至清，漫长的两千年历史之中被东亚诸国广泛接受。这其中的缘由，一方面归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优势，另一方面源于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问题。
属国来朝，贡以文物，天朝则回之以“礼品”，礼品之数比“贡品”之价值大得多，并且朝贡期间，使团可以与中国人贸易，如此一来，藩属国获利不少。中国此举正合于长者以其慈恩统摄后辈的儒家思想，这些行为让中国得到了地缘上的安全与崇高的国家声誉，确立了作为宗主的国家身份。
自西方来华的英国人有两重身份背景：第一、作为欧洲成员国的英国；第二、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英国。作为欧洲的英国正处在威斯特代伐利亚国际秩序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主权与身份的平等，通过大国会谈签订条约的形式来处理国际问题，成员国对“国际秩序”的遵从源于“国际道德”与“利益制衡”，没有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存在，国家之上只有秩序没有权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凭借均势而维持稳定，这给大国以其强权控制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欧洲近代以来的动荡、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也由此而起。
全球化背景下的英国是带有资本主义积累、殖民的欲望、工业革命的实力等一系列内容让英国有了掠夺的野心与实力，造成了其强大的攻击欲望与攻击实力。
当这两个秩序的国家相遇时，强势而带有攻击性的国家必然击败另一方，这不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故事，实乃是强力掠夺的结果。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后，中国也无法避免地纳入到西方秩序之中，并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至于今日更是以西方价值观念、历史逻辑而建构自我历史。
                                   12月2日